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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内部现代化和外部全球化的相互促进。然而，面对当下外部环境随时发生重大变化的现状，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达成下一阶段现代化的目标，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并非“现代乌托邦”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鲜明特征：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这五个构成了一个“五位一体”的全方位、立体式的现代化定义，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最高标准。其中，除了第一个特征具有“中国特色”外，其余四个特征可以说是普遍性价值观，是各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共同追求的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虽源自政策层面的定义，但它绝非对现代“乌托邦”的重构。相反，这些价值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这五个特征是对中国实践和实践所追求目标的政策表述。
然而，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目标还须付出巨大的努力。首先，从全球视角看，如果将西方及其他发达经济体视为已实现现代化的代表，那么这些国家的总人口大约在10亿，而中国的人口则已超过14亿。这一规模差异决定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
其次，就中国式现代化其他四个特征的表述而言，中国并不满足于迄今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所体现出来的特征。特别是在人口规模巨大的背景下，人们就足以体会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难度，而要避免发达国家各方面并不协调的现代化，实现全面协调的现代化则更加困难。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环境急剧变化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现实的环境中来实现，而今天的中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
从内部发展水平来看，必须坚持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大转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是还须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
虽然“现代化”是一个复合概念，涉及方方面面，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社会（人）层面，但从近代以来的经验看，现代化主要是由科技进步所引发的其他方面的变化。科技变化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而科技变化本身也需要内在和外在的动力。也就是说，科技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
科技进步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经济指标而言，中国和发达国家依然有很大的距离。虽然一些社会群体和一些地区已经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总体来看，我们国家还处于中等收入经济水平。
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不到300美元发展到今天的约13000美元（截至2023年），但与发达经济体的50000~60000美元还有很大的差距。就中等收入群体来说，虽然中国这一群体数量已经达到了4亿，绝对规模很大，但只占总人口的30%左右，而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比例一般为60%～70%，至少是50%以上。
就外部环境来看，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内部的现代化和外部的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两者互相依赖、互相强化。但是，今天这种情况不再存在。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美国把中国界定为唯一一个有能力和意志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竞争的国家，这也反映在其对华政策上伙同其盟友对中国的高科技实行“卡脖子”和“系统脱钩”。
虽然在欧盟考虑到其企业的利益而使用“去风险”的概念之后，美国也使用了“去风险”这一概念，但对美国来说，无论是“脱钩”还是“去风险”，其最终目标都是统一的，即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维持其绝对霸权地位。
同时，美国也在塑造中国的周边环境，对中国构成越来越大的地缘政治压力。比较而言，中国失去了此前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外部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该如何实现？
中国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条件下，如何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下一阶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
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由很多要素共同促成，但是从世界经济史的经验来看，无论是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还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后发国家和地区，抑或长期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技术升级和基于技术升级之上的产业升级是其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与核心。
尤其对于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而言，技术的升级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若无法在技术层面实现突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便无从谈起。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于“国家成功与失败”的探讨屡见不鲜，其中不少研究聚焦于制度因素。然而，这些研究，尤其是西方的相关研究，往往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倾向于用简化的制度框架来解释发展的复杂现象。
实际上，科技进步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制度要素和科技的变化的确有关联，即制度要素既可以推进科技的发展，也可以对科技进步构成阻力。但实际上，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而科技更是经济的核心。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的巨大变迁都是一波又一波的工业革命启动和造就的。也就是说，从科技变革的角度更能透视一个社会进步的动力机制。
近年来，笔者的研究团队深入探讨了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并致力于将其提升为发达经济体的战略研究。通过对欧美、亚洲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发达经济体，以及拉美与亚洲部分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比较分析，我们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新概念。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它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要想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或者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从经验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从低水平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往往可以借助从发达经济体扩散而来的技术来实现。然而，除了部分较小的经济体，大型经济体很难通过单纯的技术扩散来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跨越。
换言之，经济体在发展早期可以依赖技术扩散，通过学习复制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技术来加速发展。但要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一方面需要依靠培养“0~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还需要具备现有技术领域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的能力，即在“1~0”的技术刻度内，不断向最高水平进步。
就中国的技术水平而言，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从价值链等多个角度观察，大体上正处于中等水平。具体情况，中国面临以下挑战：第一，缺失原创性技术，即缺少“0~1”的技术创造；第二，发展以应用技术为主，即使就应用技术而言，中国在“1~10”的刻度内也处于“4~7”的位置，缺少“8~10”的技术水平，这意味着在很多领域还没有达到世界顶尖水平，众多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依然很高；第三，中国在某些应用技术领域赶上甚至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但这些领域还处于零散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或者说，中国技术的整体水平还远未达到全方位、系统性的强大。
作者：郑永年，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