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宇，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
全球化格局急速變化，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加快演變，中國啟動全球化再布局，以加快建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國企業“出海”成為新的熱潮，從“出口”走向“出海”，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持續擴大，新能源、電動汽車、光伏等行業的中國本土企業加速走向國際化。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在融入全球化程序中實作“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并堅定擴大對外開放，中國本土企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開啟國際化程序。據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統計，1981—2021年中國（含港澳台）出口在世界的占比從3.2%上升至15.36%，同期日本、德國出口在世界的占比分别從6.48%、7.56%下降至3.19%、6.62%，美國出口的世界占比也從高峰期的18.28%下降至13.04%（見圖1）。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資料顯示，2023年中國（含港澳台地區）的全球商品出口份額達到18.45%。2018年後“逆全球化”愈演愈烈，同期中國經濟的轉型和産業更新，釋放再全球化紅利，中國企業“出海”即主動破局，既有助于提高産能使用率，也能夠幫助企業提高海外營收占比，積極開拓國際市場。
資料來源：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Wind
圖1 全球主要國家出口世界占比變化情況
中國企業“出海”，一方面折射了中國與世界日益緊密的聯系，特别是世界對中國的依賴性上升，其背後是中國經濟的體量規模優勢，以及與日俱增的國際影響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企業走向跨國經營和國際化層面“質”的提升，其中的“質”既指産品和服務本身的競争力，也指跨國投資與跨國經營的能力。中國企業“出海”具有深刻的宏觀邏輯，既是再全球化演變以及中國全球化再布局的重要展現，也是基于國内部分行業存在産能使用率下降等現實問題，通過“出海”拓展國際市場。總的來看，新一輪中國企業“出海”是其順應再全球化的潮流，充分挖潛國際市場，通過主動參與國際循環，全方位融入全球産業鍊、供應鍊、資金鍊。但是，由于少數發達國家主導的“脫鈎斷鍊”風險增加，貿易保護措施隻增不減，未來中國企業“出海”仍需要緊跟國家全球化再布局的戰略，把握宏觀政治經濟的脈象，鍛造更強的供應鍊韌性，拓展多元的國際化市場和全球風險管理能力，提高對外直接投資回報水準。
再全球化發展程序及趨勢
“全球南方”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國際市場日趨多元化。2008年以來全球化已悄然發生變革，歐、美、日發達經濟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遭遇重創，凸顯其經濟繁榮背後的巨大風險和不确定性，轉而不得不尋求加強同大中型新興經濟體的合作，以管控國際治理“碎片化”風險。盡管目前包括國際貿易網絡、金融市場和貨币體系仍由發達經濟體所主導，但以中國、印度、東盟、中亞以及拉美等主要大中型經濟體為代表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将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建構更加平等的經貿合作關系，以對沖和平衡少數發達經濟體所推行的“脫鈎斷鍊”風險。預計“全球南方”的崛起将驅動再全球化加速演變。
據世界銀行統計，1980—2021年，中國、印度的GDP在世界的比重分别從2.66%、1.62%上升至18.34%、3.24%，同期印度尼西亞、墨西哥的GDP世界占比分别上升至1.22%、1.35%，同期美國GDP世界占比從高峰期的33.43%下降至24%，日本、德國的GDP世界占比也在持續下降。“全球南方”的崛起意味着全球化格局發生變化，以中國、東盟等為主要成員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以及中國所倡議的共建“一帶一路”和擴員後的“金磚+”（金磚國家組織），發揮着日益重要的國際影響力，有力地推動再全球化程序。中國企業“出海”順應再全球化的主流，可以搶抓再全球化的發展紅利。外部環境的變化對中國企業而言是新一輪國際化的重要機遇期，以“新三樣”（電動載人汽車、锂電池、太陽能電池）為代表的出口規模持續增長即中國企業“出海”的成功示範。
雖有“逆全球化”沖擊，但難擋中國“雙循環”戰略布局。2018年後中國面臨日益複雜的國際經濟貿易局勢，中美“貿易摩擦”疊加地緣政治風險，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全球化紅利逐漸被破壞，再全球化成為多數新興經濟體的共識，捍衛自由貿易和多元市場的訴求推動“全球南方”話語權的提升，中國提出建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即在于打破少數發達國家奉行的貿易保護主義。客觀而言，短期内“脫鈎斷鍊”以及各類貿易保護政策給全球化帶來負面沖擊，但鑒于中國擁有的全球市場影響力，具備深厚的制造業基礎和難以替代的制造業産業鍊競争優勢，美國的極限施壓并未改變中國日益擴大的貿易順差，2023年中美雙邊貿易額仍達到6644.5億美元，證明“逆全球化”不可取。
資料顯示，2017—2023年，中國的貿易順差增至8221億美元，增幅達96%。所謂的“脫鈎斷鍊”難以實作且嚴重破壞國際貿易網絡，削弱貿易增長的潛力，也不符合大多數經濟體的利益。研究顯示，中國在2023至2024财年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為1184億美元，小幅超過美國的1183億美元。過去十年來，中國加快推進全球化布局，不但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增加，而且帶動中國企業從“出口”迅速發展到“出海”，在海外投資設廠的數量也同步增加。根據中國商務部的資料，2013—202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從1078.44億美元增加到1788.2億美元，增幅達65.8%（見圖2）。2019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釋出的《中國與世界》報告指出，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上升，這表明中國作為消費市場、供應方和資本提供方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長期看，“逆全球化”不是國際主流，難擋中國“雙循環”戰略布局，再全球化和區域化将釋放新的貿易增長潛力，對“全球南方”崛起将是利好。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Wind
圖2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
中國企業“出海”迎來機遇期
再全球化紅利将持續釋放，中國全球化再布局将迎來新機遇。2023年9月，WTO釋出的《2023世界貿易報告》提出，再全球化有利于全球應對國家和經濟安全、減貧和環境可持續等挑戰，并呼籲推動再全球化程序。為平衡“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潮流，在全球跨國投資呈現不穩定的變局下，中國雙向投資取得積極成果，進一步展現了韌勁。2022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下降12%，但進入中國的FDI增加了5%。中國堅定“走出去”步伐，持續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布局東南亞、中亞、中東、非洲和拉美等非歐美地區。2021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2.79萬億美元，連續五年排名全球前三。2021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241.5億美元，創曆史新高，占中國全年對外投資流量總額的13.5%；2021年末FDI存量為2138.4億美元，占存量總額的7.7%。中國跨境投融資、國際人才往來等政策便利度的不斷提升，将為中國企業“出海”創造更多有利條件，中資銀行的海外布局也将有助于更好地服務中國企業“出海”。
從區域戰略布局來看，中國倡導共建“一帶一路”不但帶動沿線參與方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當地人民生活水準，而且也促進中國企業在東南亞、中東、中亞、拉美以及非洲等地擴大投資，幫助當地建立包括新能源、電動汽車等在内的新興産業鍊。商務部資料顯示，截至2022年末，中國制造業企業對亞洲地區的直接投資存量為1361.3億美元，高于歐洲、拉美等地區，其中有30.4%流向東盟，達到413.7億美元（見圖3）。近年來，中國持續深化“中國—東盟自貿區”合作，相繼在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布局電動汽車、光伏産業鍊，深度融入當地新興産業規劃。2023年中國新能源汽車出口增長強勁，占汽車出口總量的比重提升至25%。加上國家政策支援等外部利好因素，中國汽車出口“量質齊升”，汽車出口單價從1.3萬美元提升至近2萬美元。預計中國将擴大同中東、中亞、拉美和非洲等新興市場的合作，這些區域具備增長潛力，孕育着新的投資機會，将為中國企業“出海”帶來新的機遇。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Wind
圖3 中國對東盟、歐盟和美國的制造業直接投資存量
中國企業核心競争優勢不斷上升，将不斷提升國際循環品質。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許多産業鍊主要承接歐、美、日發達國家的工業技術（包括成套裝置），外資外企提供了先進的技術、資金、人才及國際管理經驗。中國本土企業起初主要通過合資模式建廠，2001年中國“入世”後出口規模大增，同時開始謀劃“出海”，但主要以貨物出口為主，其中大部分為紡織品、服裝、玩具、家具等制成品。近年來，中國的中間品出口占比不斷提升。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2023年中國出口的中間品占出口總值的比重達47.3%，其中機電類中間品占出口總值的比重達26.8%。2023年博鳌亞洲論壇釋出的報告資料顯示，中國在交易量最大的22種中間品中有20種處于領先地位，足見其全球化再布局的優勢。除了制造業領域，中資企業在數字經濟和新型消費領域引領新模式、新業态和新發展趨勢，包括跨境電商、海外倉等業務也在海外擴大布局，獲得成長機會，而且帶動當地就業和稅收增長。
從具體市場來看，中國對日本、墨西哥出口汽車零配件類中間品，對美國、德國出口锂電池類中間品，對越南、印度尼西亞出口平闆顯示模組類中間品，均有兩位數的增長。從國内層面來看，中國企業的“出海”潮流，一部分原因在于拓展企業營收增長空間，解決部分行業客觀存在的産能使用率下降等現實問題，同時為避免遭受歐美發達國家推行貿易保護政策的沖擊，轉而拓展非歐美市場。研究測算，中國企業直接在外國投資設廠，開展本地化經營，海外營收占比加快提升。調研顯示，中國上市企業的海外營收主要來源于機械裝置、電子、基礎化工、醫藥生物、電力裝置、汽車等行業的貢獻，其中有264家上市公司2023年的海外業務收入在總營收中的占比超過70%，主要集中在電子、機械裝置、醫藥生物和輕工制造等行業。另一組資料顯示，2022年A股1300多家（有連續海外營收）上市公司的海外營收規模比2013年增長3.5倍，同期海外營收占上市公司總營收的比重上升至18.2%。總的來看，中國企業“出海”成果顯著，中資企業本身的跨國經營能力持續增強，産品和服務競争力也在同步提升，預計未來将随着再全球化的紅利釋放而進一步發展壯大。
中國企業“出海”的政策選擇
謹防“脫鈎斷鍊”風險，進一步增強跨國經營能力。WTO指出，目前貿易碎片化早期迹象已經顯現，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開始影響貿易流動，進而導緻貿易關系碎片化。計算發現，兩個假設的地緣政治集團之間的貨物貿易增長比集團内部的貿易增長慢4%至6%。但是，“全球南方”的崛起之勢難以阻擋，同時發達國家所推行的貿易保護也不大可能“松綁”，反而在加強。近期美國宣布針對中國電動汽車的關稅将從目前的25%提升至100%，新措施将影響價值180億美元自中國進口的商品，包括鋼鐵和鋁材、半導體、電池、關鍵礦物、太陽能電池和港口起重機等，歐盟則計劃對華電動汽車啟動反補貼調查。迄今為止，美國等推動“脫鈎斷鍊”政策“不遺餘力”。研究顯示，自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以來，中美貿易直接依賴度有所下降，美國對中國進口依賴度已降至2005年的水準。截至2024年2月，相比貿易摩擦起點（2018年6月），美國自中國進口減少了約20%，而自世界其他地方進口則增加了約40%。鑒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調整短期内不大可能逆轉，地緣政治競争仍将持續較長時間，随着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設廠的數量和規模加快上升，中國企業“出海”需要準确判斷國際局勢，既要堅定推動國際化經營，加速走向國際市場，也要全面融入東道國的經濟産業政策及其吸引投資的政策制度，适應當地的金融環境，降低不必要的預期投資損失。同時，政府部門、行業組織和金融機構需要提供更多政策引導，在跨境資料流通、跨境投融資服務、外彙風險管控以及投資便利度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有計劃地扶持中國企業“出海”，不斷發掘新市場、搶抓新機遇，助力中資企業在海外做大做強。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Wind
圖4 1998—2022年中國對主要區域出口規模
緊跟國家全球化戰略布局，提升企業國際競争力。面對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等新的挑戰，中國的全球化布局加快，積極拓展國際多元市場，包括加大對亞洲、非洲和拉美國家的出口，提高出口商品的競争優勢以及提升貿易鍊價值鍊地位。從資料來看，2012—2022年中國出口亞洲、非洲的規模分别增至1.68萬億美元、2518億美元，增幅分别達到66.9%、86.1%（見圖4）。盡管美國試圖減少對中國部分商品的進口依賴，嘗試從墨西哥、東南亞等其他市場尋求替代，但總體上仍難以實作“脫鈎斷鍊”。美國對中國實施“脫鈎斷鍊”不但威脅全球産業鍊穩定和安全，而且擡高美國商品進口成本，助推高通脹“易上難下”。同期，中國發揮全球産業鍊穩定器的重要作用，擴大對非美市場的進出口。統計顯示，2017—2023年，中國的出口在美國進口中所占份額下滑7.7個百分點，但在非美國家進口中所占份額卻提升2.3個百分點，支撐中國全球出口份額提升1.3個百分點。反映在中國企業跨國經營層面，調查顯示，2023年有65%的被調研企業海外業務收入占比超過20%，有28%的被調研企業海外業務收入占比超過50%。展望未來，中國企業“出海”是大勢所趨，但如何在“國際化2.0”時代取勝仍需要作出戰略和政策選擇。一方面，中資企業需要緊跟國家全球化戰略布局，熟悉和掌握東道國的産業、金融和投資政策，避免盲目跟風，綜合評估制定跨國經營和投資政策，有序推動企業“出海”，發掘新市場、利用新模式，紮根本土化經營；另一方面，應着眼于更新改進産品和服務，提升國際競争力，在人才引進、管理優化等方面遵守東道國法律法規，尊重當地社會文化，提升中資企業在當地的口碑和形象。
提升中資銀行國際化水準，積極服務中國企業“出海”。從中資銀行海外布局來看，中國銀行的境外分支機構數量達到531家，覆寫62個國家和地區，境外機構總資産占集團口徑的25%以上；中國工商銀行境外機構的數量達到416家，覆寫49個國家，境外機構的總資産占集團口徑的10%左右。據調查，多數海外中資企業認為東道國提供的金融服務不健全、不完備，在向東道國銀行、金融機構申請貸款的實際執行過程中存在較多制度性阻礙，嚴重妨礙了中資企業的正常生産經營活動。中資銀行除了提供基礎的結算等賬戶服務，還需要進一步延伸到跨國投融資服務、人民币貿易和信貸、股權投資以及跨機構聯合投資等服務；不但需要完善科技投融資模式，還需要加大跨境金融服務的創新力度，進一步推動國際化。具體來看，中資銀行服務中國企業“出海”亟須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優化海外機構布局，探索建立區域總部或區域中心管理模式，提高海外機構經營能力、盈利能力和營運效率，加強科技、人才等配套機制建設，滿足全球中資企業金融服務需求。二是鑒于發達國家科技進出口管制以及各類制裁措施頻出，有必要加強海外分支機構公司治理，加大風險合規審查、法律、廉政以及反洗錢等專業化建設，有效規避合規風險和次級制裁風險，為中資企業提供法律合規、匯率對沖等專業咨詢服務。三是深化同中資企業的合作，加強與海外商會、當地公共部門、本地金融機構的合作交流，提升中資銀行在當地的品牌知名度和國際競争力，積極拓展國際業務合作機會，助力中資企業“走出去”和“引進來”，同時加強本地化經營，促進境内外機構資源協同、業務關聯，提高中資銀行的國際營收占比。
來源：《銀行家》雜志 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