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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7月21日，美國總統拜登宣布退出2024總統競選，并支援副總統卡瑪拉·哈裡斯接替他成為民主黨提名人。由于哈裡斯在外交事務方面的經驗相對有限，若其當選美國總統，預計會在外交問題上更多地延續現任總統喬·拜登的政策立場，即強化傳統盟友關系、推動多邊主義。而另一方面，共和黨候選人、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立場仍顯示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傾向。
6月18日，美國《外交事務》雜志網站曾發表了本·羅茲（Ben Rhodes）的文章，讨論了美國外交戰略轉向的可能路徑。文章分析了特朗普回歸的潛在威脅，以及美國對外政策的劇烈波動。
主要觀點認為，“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已經不複存在，華盛頓需要重新評估現有的國際秩序，反思其冷戰後的外交政策，擺脫美國中心主義的束縛，建立應對不斷變化的全球現實的政策。美國外交戰略的潛在轉向将對中美關系産生重大影響。
*本文作者：本·羅茲（Ben Rhodes）是播客 Pod Save the World 的聯合主持人，也是《堕落之後：在我們創造的世界中成為美國人》（After the Fall: Being American in the World We’ve Made）一書的作者。2009年至2017年，他擔任美國奧巴馬政府負責戰略溝通和演講寫作的副國家安全顧問。
以下是原文譯文節選：
“美國回來了。”在擔任總統初期，喬·拜登重複這句話，作為其外交政策的起點。這句話提供了一個鮮明的口号，作為擺脫唐納德·特朗普混亂上司的智語。它還表明美國可以恢複其作為良好上司者的自我認知，可以使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再次變得偉大。然而，盡管恢複正常狀态是理所應當的，但拜登政府的恢複心态有時并不适應我們這個混亂時代的潮流。更新美國上司力的概念——更契合一個已經擺脫美國主導地位和美國政治特殊性的世界的上司力——對于最大限度地減少巨大風險和尋求新機遇是必要的。
誠然，随着特朗普的總統任期在新冠疫情和1月6日動亂的雙重災難中結束，拜登最初的承諾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劑安慰。然而，兩大挑戰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拜登政府的控制範圍，給超級大國複興的信号蒙上了陰影。
特朗普此前深陷“封口費”泥潭，盡管被判有罪，但其團隊宣布在判決後的短短24小時内就籌集了大筆競選資金。首先是特朗普回歸的潛在威脅。盟友們緊張地看着這位前總統繼續控制共和黨，而華盛頓卻陷入了功能失調的泥潭。“專制反對者”，尤其是俄羅斯總統普京，押注于華盛頓缺乏持久力。鑒于美國對外政策的劇烈波動，建立類似于伊朗核問題協定、巴黎氣候變化協定或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的新多邊協定是不可能的。再者，舊有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已經不複存在。當然，法律、組織和峰會仍然存在。但聯合國安理會和世界貿易組織等核心機構卻因其成員之間的分歧而陷入困境。俄羅斯緻力于破壞美國強化的規範。中國緻力于建立自己的替代秩序。在貿易和産業政策方面，就連華盛頓也在背離冷戰後全球化的核心原則。巴西、印度、土耳其和海灣國家等區域力量根據問題選擇要加入的合作夥伴。即使是拜登時代多邊行動的最高水準——支援烏克蘭對抗俄羅斯——仍然主要是西方的倡議。随着舊秩序的瓦解，這些重疊的集團正在争奪取代它的力量。
盧拉政府認為中美之間的系統性競争不應被視為零和遊戲，巴西将根據具體的共同利益與不同國家進行交往。 圖源：新華社迄今為止，華盛頓未能徹底反思其冷戰後的外交政策何以損害了美國的上司力。“反恐戰争”助長了“獨裁者”的膽量，錯配了資源，加劇了全球移民危機，并導緻了從南亞到北非的一系列不穩定局勢。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的自由市場方案以一場金融危機告終，為指責脫離現實的精英的民粹主義者打開了大門。過度使用制裁導緻變通辦法增多，并導緻全球對華盛頓将美元主導地位武器化感到厭倦。過去二十年裡，美國關于民主的說教越來越被忽視。
事實上，在哈馬斯 10 月 7 日襲擊以色列和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之後，美國關于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言論在世界各地都被視為虛僞的兩面派，因為華盛頓向以色列政府提供了武器，用于轟炸巴勒斯坦平民而不受懲罰。這場戰争給政府帶來了政策挑戰，畢竟美國政府批評俄羅斯在加沙采取同樣不分青紅皂白的政策。這對民主黨來說是一個政治挑戰，其核心選區不明白總統為何支援無視美國建議的極右政府。對于一個由普世價值觀驅動外交政策核心的國家來說，這也是一場道德危機。簡而言之：加沙應該讓華盛頓擺脫幹涉其太多行動的固有行為模式。
如果拜登确實赢得第二個任期（美國總統拜登7月21日宣布退出總統競選），他應該利用它來建立應對不斷變化的全球現實的政策體系，同時擺脫政治訴求、極端主義和以西方為中心的觀點，這些觀點導緻他的政府犯了一些與前任上司相同的錯誤。賭注很高。未來幾年，無論誰擔任總統，都必須避免全球戰争，應對不斷更新的氣候危機，并應對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興起。迎接這一階段需要放棄美國至上的心态，并認識到未來幾年世界将持續動蕩。最重要的是，它需要建立一座通往未來的橋梁，而不是過去。
根據半島新聞台最新消息，相關民調顯示，哈裡斯在全國和關鍵戰場州的支援率都縮小了與特朗普的差距。
特朗普的威脅
要正确描述特朗普連任的危險，有必要認真對待特朗普的論點，盡管這些論點常常采取不嚴肅的形式。特朗普所說的大部分内容引起了廣泛的共鳴。美國人厭倦了戰争；事實上，如果沒有伊拉克戰争，他就不可能接管共和黨，伊拉克戰争使共和黨當權派名譽掃地。美國人也不再信任他們的精英。盡管特朗普關于“深層政府”的言論很快就變成了毫無根據的陰謀論，但它引起了選民的共鳴，他們想知道為什麼這麼多承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取得勝利的政客從未被追究責任。盡管特朗普切斷對烏克蘭援助的意願令許多人感到厭惡，但其中蘊藏着強大的民粹主義色彩。美國将花費數百億美元幫助一個其既定目标（收複烏克蘭全部領土）似乎無法實作的國家多久？特朗普還利用了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對全球化的抵制。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民主國家”的大量公衆對日益擴大的不平等、去工業化以及失控感和缺乏意義的不滿情緒不斷升溫。難怪冷戰後的全球化模式——自由貿易協定、美中關系以及國際經濟合作工具本身——已經成為特朗普攻擊的目标。
多起政治騷亂事件以及民調已經顯示，美國的相當比例公衆顯示出反精英主義的趨勢，這反映了更廣泛的民粹主義情緒。當特朗普對競争對手采取更具懲罰性的做法（例如與中國的貿易戰）并沒有引發一些人預測的全面災難時，他打破禁忌的做法似乎被合理化。結果表明，美國确實有杠杆。盡管特朗普對華采取更強硬的立場顯示了美國的影響力，但這種做法是斷斷續續的，并且缺乏與盟友之間的協調。結果，北京能夠将自己打造成世界大部分地區更可靠的合作夥伴，而貿易争端和脫鈎造成的供應鍊中斷在全球經濟中造成了新的低效率，并推高了成本。
療愈時期
在任何政府中，國家安全政策都是長期承諾、舊的政治利益、新的總統舉措以及對突發危機的臨時應對共同作用的結果。在世界的洶湧潮流中，拜登政府似乎常常展現出這種動态的沖突，一隻腳踩在過去，懷念美國的霸主地位，一隻腳踩在未來，适應新興世界的現狀。
通過其支援性政策，政府對不斷變化的現實做出了良好的反應。拜登通過他的立法議程将國内和外交政策聯系起來。《CHIPS 法案》對科學和創新進行了大量投資，包括國内半導體制造。該法案與加強中國高科技行業出口和投資管制同時發揮作用，這支撐了美國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新技術開發方面的領先地位。盡管這個故事比關稅貿易戰更複雜，但拜登的政策實際上更加連貫：重振美國的創新和先進制造業，将關鍵供應鍊與中國脫鈎，并在開發新的和潛在的變革性技術方面保持美國公司的領先地位。
告别霸主地位
在其更加積極的議程中，拜登政府正在為美國重新定位，以适應不斷變化的世界，重點關注其自身民主和經濟的複原力，同時重新開機歐洲和亞洲的聯盟。為了将這種複興擴充到更具全球性和持久的領域，美國應該放棄對上司者地位的追求，同時采取能夠引起世界上更多政府和人民共鳴的議程。
與冷戰時期的情況一樣，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成就就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華盛頓必須認識到，當今全球沖突的三大斷層線——俄羅斯-烏克蘭、伊朗-以色列和中國大陸-台灣——所跨越的領土都恰好超出了美國條約義務的範圍。換句話說，這些并不是美國人民準備直接開戰的地區。由于公衆支援很少，也沒有法律義務這樣做，華盛頓不應依靠虛張聲勢或軍事集結來解決這些問題；相反，它必須堅持不懈地将重點放在外交上，并通過向前線合作夥伴保證還有其他途徑來實作安全作為支撐。本文編譯：朱雁翎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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