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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家與作家對話：中國文學英譯過程中譯者的“追問”價值

——以《推拿》譯介為例

黃安琪、許詩焱

摘要：在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語境下，中國文學對外譯介已經成為大陸向世界展現國家形象、傳播中國文化、彰顯民族精神的重要管道。翻譯是中國文學“走出去”漫長之路上的重要一環，譯者固然在“走出去”過程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與夫人林麗君(Sylvia Li-chun Lin)在2013、2014年合作英譯中國當代長篇小說《推拿》的過程中，使用電子郵件與原作者畢飛宇開展了密切交流。譯者總共向作者提出131個問題，包括其作為“第一讀者”在閱讀原作和翻譯文本期間遇到的困難；作者在回信中一一解答，有效化解譯者在詞句了解、前後邏輯、創作意圖等方面的困惑和沖突。通過分析葛浩文在翻譯《推拿》時與作家的來往電子郵件①，可發現譯者對于原作的“追問”充分折射出兩國語言文化的差異，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作者建構外部回報視角，具有比較文學研究和文學翻譯研究價值。考察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動态行為不僅能為翻譯檔案的儲存與交流提供新的思路，也為中國文學外譯開拓新的研究範式，進而助力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與海外傳播之路。

關鍵詞：中國文學英譯；譯者“追問”；譯者與作者；翻譯過程；翻譯檔案

0. 引言

文學是傳播民族文化、展現國家形象的主要載體之一，中國文學“走出去”是大陸在國際舞台上“展示真實全面中國形象”的重要戰略。目前，各方對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關注不斷升溫，目光聚焦于對中國文學譯介的理論路徑、個案研究、文本政策、媒介管道、接受效果等。那麼在文學外譯的動态過程中和譯本生成的背後，譯者究竟付出了哪些努力？譯者對于原作的“追問”有着怎樣的價值和意義呢？

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林麗君在合作翻譯長篇小說《推拿》的過程中，通過電子郵件的方式與作家畢飛宇頻繁交流。來往郵件涉及譯者對于小說中遣詞造句、邏輯結構、風格腔調等方面的追問和求證，以及作者對于這些問題的耐心解答。其中，不乏譯者對于作品詞句意義了解出現偏差的地方，這與譯者本身的翻譯水準無關，而是由于兩國間的社會文化語境導緻譯者在閱讀和翻譯過程中産生了困惑，甚至誤解。

1. 折射中西語言文化的差異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思想不斷變遷，文學作品中常常使用極具民族色彩、展現地域文化、展現社會變革的詞語來增強作品語言的腔調和韻味。葛浩文在翻譯《推拿》的過程中敏銳地發現了這些充滿文化異質的詞語，并積極向作者詢問求解：

例(1)

他開始走。一口氣。

(畢飛宇 2011:8)

譯者問：“在祖國的南海邊‘畫’了三個圈”是什麼意思？

作者答：當年，改革開放的時候，鄧小平決定開放深圳、珠海等地。後來有人寫了一首歌，叫《春天的故事》。歌詞說：“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這首歌中國人都會唱。這裡把王大夫比喻成鄧小平，是一個俏皮的說法，王大夫也開放了，掙錢了，是以，王“畫了三個圈”。

譯文：

He started walking and didn’t stop until he’d drawn three circles around the nation's Southern sea.

(Goldblatt & Lin 2014:8)

例(2)

最為有趣的還是自行車的婚禮了。兩個輪子稀裡糊塗的，不是男方糊塗就是女人糊塗，娶了，或者嫁了。雖說新娘和新郎是平等的，骨子裡卻不平等，永遠是一個在前面，一個在後面,。

(畢飛宇2011:178)

譯者問：自行車的輪子如何一個在外面，一個在裡面？

作者答：這一句的主語不是“輪子”，是“新郎和新娘”，也就是“家”。中國人有一個說法，男人負責“家的外面”，女人負責家的裡面，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譯文：The most interesting wedding is that of a bicycle. Two wheels, one just like the other, thrown together. A man is thrown together with a woman, and vice versa. The bride and groom are equal, but only in appearance. One is always in front of the other, or one on the outside and the other inside.

(Goldblatt & Lin 2014:180)

上述兩個案例采用的隐喻修辭分别以中國的社會曆史背景、傳統家庭觀念作為喻底。隐喻是一種典型的修辭認知 ，一種“詩性的、反邏輯的、審美化的認知方式”(馮全功 2013：26)。在文學作品中，修辭認知更具審美價值和解讀空間，但由于目标讀者文化背景的差異，原作修辭的審美價值和文學效果可能有所喪失。正如作家蘇童(2013:11)所說，“文化差異不可避免地會展現在文本與文本的轉化之間，這無法避免”。中國讀者讀到“畫上三個圈”，自然而然能聯想到20世紀末中國改革開放、深圳成為經濟特區的故事，領悟作者描寫手法的巧妙。但是譯者缺乏相應的文化背景知識，他便向作者求解，以彌補他閱讀此句話時認知背景上的空白，求得與原著讀者讀原文時接近的資訊、相似的感受。同樣地，由于中西文化觀念差異，譯者對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國傳統家庭觀不甚了解，在閱讀時搞混了句子的邏輯主語，作者的解答及時糾正了譯者的誤讀。雖然在最終呈現的譯本中，譯者動态的思考和翻譯過程接近于“無痕”，譯者身份接近于“隐身”，但也不能忽視其在彌合中西語言文化差異上的良苦用心。

譯者對于作者的“追問”還涉及對漢語口語表達的習慣用法，以及對南京地方語彙的了解問題。由于這些詞語用法較為特殊，且在英語中沒有完全對應的表達，譯者在詢問作者詞語确切含義之後，在翻譯時需要做出一定的取舍。

例(3)

王大夫曾親耳聽見小孔私底下說過，她對金嫣的“印象”并不好——“這個女人”的身上有股子。

(畢飛宇2011:218)

譯者問：“不那麼好的‘味道’”——不是這味道吧，那是什麼？

作者答：這個不那麼好的“味道”是中國口語的獨特說法，對女性，中國人不愛說“氣質”，而說“味道”。這裡的“味道”就是“氣質”的意思。

譯文：

Wand Daifu had heard privately from Xiao Kong that Jin Yan gave her a negative impression—there was something not quite right about that woman.

(Goldblatt & Lin 2014:218)

例(4)

南京人從來都不說“掙錢”，因為掙錢很艱苦，南京人就把掙錢說成了。但是，小姐一般又不這麼說。她們更加形象、更加生動地把自己的工作叫作“”。

(畢飛宇 2011:259)

譯者問：“苦錢”是辛苦的掙錢嗎？“沖錢”是指錢很強硬不容易對付(如口氣很沖的沖)？

作者答：南京方言。“苦錢”就是辛苦地掙錢。“沖錢”指妓女掙錢，妓女賣淫時她們的身體要被男人“沖”，是以她們把掙錢叫“沖錢”。

譯文：

People in Nanjing never say “make money”, for to them this profession requires tough, bitter effort; hence, earning bitter money. But not working girls, who have a more graphic, more vivid description for their kind of work: “screw money”.

(Goldblatt & Lin 2014:257)

由上述作者的種種“追問”可以看出中西語言文化的差異。作者在使用多義詞或者方言時添加雙引号表示強調，提醒讀者“味道”“苦錢”“沖錢”在句中傳遞的并非正常或字面意義。然而，譯者母語并非漢語，他僅能意識到這裡的用法非同尋常，卻仍然不清楚詞句隐含的真實含義。此時，譯者同作者的直接溝通便顯得更加必要和高效。譯者在得到作者的耐心解答後采取相應的措施填補語言文化的溝壑，比如在譯文中使用相同語域的口語化釋義表達“be not right about”“screw money”等，力求在文本轉換之間“保持恰到好處的張力”(許鈞、謝天振 2018：9)。

中西方的語言與文化差異不可避免地造成譯者在翻譯與傳播過程中的誤解與誤判，這是因為“譯者在閱讀作品之前，其文化認同的一部分特征，例如民族情結，就已經具備且難以改變”(周曉梅 2016:66)。無論這種身份認同的程度是輕還是重，它都能夠“影響個人的社會認知、情感取向、行為傾向以及其在特定适應情況下所做出的道德選擇”(Ting-Toomey 2017)。文化認同的另一部分則展現在“翻譯的過程中，遇到文化沖突時通過協商的方式進行建構”(周曉梅 2016:66)。譯者與作者的交流溝通便是重塑其文化認同的“協商方式”。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追問”富有價值，一方面有助于消除譯者的了解誤區，提升譯作的語言品質；更重要的是跳脫文字本身，折射語言文化的差異，彰顯譯出國語言文化的特質，豐富譯入國讀者的審美感受。正如吳赟(2013:98)所言，“譯者的語言文學素養、文化意識及翻譯能力，與作家、出版社之間的互動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譯者的翻譯政策，影響譯本面貌是否能夠展現作家的文學氣質，是否能在譯入語國家建立真實完整的文學形象”。

2. 幫助作家重新審視作品

林麗君(葛浩文、林麗君、姜智芹 2019:39)在訪談中曾言：“不管是文壇新秀還是文壇宿将，作家在寫作時都有自己的内在邏輯和語言表達習慣，但是對讀者不一定一目了然。一般的讀者可以略過不清楚的詞語或段落，但是譯者沒有這樣的奢望，因為在翻譯時需要考慮原文的每一個字或詞，否則不清楚的地方可能就會翻得不完善。”譯者對于作者的“追問”——對于作品的回報和提問，實則為小說作家提供了一個外部回報的視角，有助于作家更加立體地審視自身作品。像畢飛宇、莫言、閻連科等一批中國當代小說家不懂外語，更多地關注自身寫作習慣，但是借助譯者對自己作品的長期回報，他們與譯者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對話關系，創作視角更加開闊。

葛浩文在翻譯《推拿》第四稿完成後，着手第五稿譯文之前再次向作者請教，其中一個問題雖然之前已經請教過，但是他仍然沒有了解，于是繼續追問：

例(5)

儀式不是認知的方式，而是認知的程度。

(畢飛宇2011:296)

譯者問：“這句話麻煩再解釋一下，好嗎？”

作者答：“我想了下，如果英語有麻煩，這句話幹脆就不要。如果不要，一點也不影響閱讀的邏輯。”

作者的回答不僅展現出他對于譯者的尊重和信任，也反映了他視角逐漸開放，嘗試從讀者、翻譯家等外部視角來審視作品的邏輯。畢飛宇(2012)在談及自己作品外譯時指出，“我隻對可以掌控的事情負責，寫，這個我可以掌控；翻，我永遠也掌控不好”。是以他選擇把更多的“主動權”交給能夠“掌控好”的翻譯家，給予譯者足夠的認可與信任。葛浩文與林麗君在翻譯《推拿》時還幫助他發現了排版、結構、内容邏輯上的錯誤，畢飛宇看到後回複：“面對你們提的問題，我是很開心的，一方面，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間的差別，另一方面感受到你們的認真。這種認真是你們對翻譯的态度。在我看來，是對我最大的友善。”②

無獨有偶，其他作家在談及自己與譯者的關系時，也表示與譯者建立良好聯系可以為優秀譯作鋪平道路。蘇童與譯者杜邁可相交甚厚，他曾在訪談中指出，“翻譯過程是原作者與譯者共同展示的過程，除了作者的那片天地，譯者也不可避免地在譯本中洩露母語的天機”(蘇童 2013：2)。是以，譯者與作者的溝通對于雙方而言，都是一個福音。

譯者對于作品的不懈追問，對翻譯品質的極緻追求有助于作者從他處視角認識自我、審視自身作品，這對于一個作家的創作發展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對作家之後的創作思維和心态産生或多或少的影響。翻譯家和作家通常來自不同的國家，兩者的溝通和交流實際代表着不同文明的對話與碰撞。外譯的中國文學作品在異域文化的棱鏡射下，或許會呈現出被本土忽略的内涵，它向我們提供更多閱讀了解文學作品的視角，讓我們借助他者之鏡更好地認知自己(曹丹紅、許鈞 2016：57)，這或許是譯者與作家建立聯系産生的另一價值。郭國良(2015：150)認為譯者和作家好似“遙隔千裡的筆友，盡管難以克服時空的距離相約相見，但是借助文字的往來，産生思想的碰撞，心靈和精神卻是可以同步的”。由此看來，優秀的翻譯家和作家合作能夠互相促進、共同成長。

當然，無論是來自譯者的問題回報，抑或西方讀者的閱讀評價，都隻能成為中國作家寫作的一個外部參考視角。我們歡迎差異，了解差異，利用差異豐富自身；同時也應懷有對本民族文化的眷戀和自豪之感，相信優秀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與傳播能“為其他民族反思自身存在提供一種重要參照”(曹丹紅、許鈞 2016：59)。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道路上難免遭遇分歧，中國文學的譯介與海外接受也并非一朝一夕，理智的中國作家不會為了迎合外部市場、遷就西方讀者的閱讀喜好，而放棄自身獨特的文學價值、喪失文化自信。

3. 開拓文學外譯研究的新範式

譯者的“追問”是翻譯過程中的動态行為，然而現下學者在研究中國文學外譯的翻譯活動時，多偏重将譯本與原文本對比，在翻譯結果中考察和評價譯者的翻譯觀、翻譯政策及翻譯風格，忽視了翻譯過程的動态考察。這種基于靜态翻譯結果的研究模式對于翻譯初學者認識翻譯行為、了解翻譯手段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但是視野過于局限，其研究成果對中國文學“走出去”難以起到實質推動作用。

譯者總是現身的，也是隐身的，譯者的“現”與“隐”不隻單純存在于文本之中。在看到鋪天蓋地研究自己譯文的文章後，葛浩文表示：“樂意看到更宏觀的剖析，希望批評者能從語調、語域、清晰度、魅力等更寬的視角來判斷譯作成功與否”(葛浩文、史國強 2014：41)。如果僅從簡單的文本對比來考察和評價譯本，那麼諸如上述案例中所彰顯的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為達到種種權衡所作的努力——對原作文字隐含意義與邏輯的斟酌、對中國語言文化的吸納與呈現、對文本讀者接受度的揣度與調整——就不能被完整地展現，這對于譯者和原作者來說都是不公的。

有學者提出：“在對翻譯進行評價時，有必要深入翻譯過程，包括翻譯過程中譯者與作者的交流與互動，探究在翻譯過程中影響譯文文本生成的諸多因素”(許詩焱、許多 2018：444)。針對翻譯過程的切實考察将為中國文學外譯研究開創新的範式，劉雲虹(2019：110)認為，“學者通過對一手資料的挖掘，真正深入到翻譯過程中，進而充分認識譯者在文學譯介過程中的能動作用，揭示翻譯場域内各個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

本文涉及的譯者葛浩文在翻譯《推拿》時與作家畢飛宇的互通信件便是幫助我們研究譯者與作者活動關系進而對翻譯動态過程進行全面考察的珍貴檔案。除此之外，譯者、編輯、出版商、學者等之間的交流資訊也應被妥善儲存，因為“有時從譯文本身的分析出發，未必能真正反映譯者的翻譯觀或翻譯政策，很多話語删改或結構的調整是出自外部的壓力”(馮全功 2017：71)。中國文學外譯研究離不開對動态翻譯過程的考察，更離不開對翻譯檔案的整理與研究。2015年，中國文學翻譯檔案館在俄克拉荷馬大學正式落成，該館最初收藏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顧彬(Wolfgang Kubin)和葉威廉(Wai-lim Yip)三位翻譯家的翻譯資料，包括書信、手稿、合同等珍貴一手資料(許詩焱 2016：95)，目前館藏不斷豐富，阿瑟·韋利(Arthur Waley)等翻譯家在翻譯過程中留存的文獻材料也被收集入館。筆者希望日後檔案館能收錄更多翻譯家、漢學家、作家、編輯、出版商之間的溝通資料，也期待更多學者有意識地利用這些極具價值的翻譯檔案，将目光投向于翻譯過程的多元化考察，在曆史資料中深入分析影響譯本生成的内外因素，為中國文學對外譯介提供新的研究視角。

4. 結語

結合上述譯者葛浩文、林麗君與作家畢飛宇互通郵件中的交流内容，我們不但可以看出譯者對原作和讀者始終秉持尊重、負責的态度，也發現譯者在閱讀、了解、翻譯文學作品的過程中不斷“追問”折射出譯出國與譯入國語言文化的差異，促進不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提升譯作的忠實性和可讀性；同時這種“追問”以一種新穎、開放的外部視角幫助作家重新審視自己的作品，開拓創作視野。通過對譯者與作家在翻譯過程中的交往互動開展研究，筆者認為以下幾點值得關注：(1)針對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文學外譯研究，各方學者需深入翻譯過程的動态考察，考察對象不應僅停留在譯作與原作的文本對比，還應考察譯本生成期間影響譯者思想演變、權衡取舍、做出選擇的種種因素；(2)關于譯者和譯作成功與否的考量，翻譯評論家和文學評論家應綜合多方因素，從更加宏觀、開放、長遠的視角開展多元評價；(3)中外文學翻譯檔案具有重要的儲存與交流價值。如何利用現代化科學技術對珍貴翻譯資料進行歸納整合、如何利用翻譯檔案行之有效有效地開展學術研究，進而為文學外譯帶來更多的研究素材和研究空間，是翻譯學界有待進一步探索的課題。

附注

① 葛浩文、林麗君與畢飛宇的往來電子郵件由翻譯家本人提供，其郵件列印版本收藏于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中國文學翻譯檔案館。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許詩焱教授作為該館第一位訪學者對此項檔案材料進行歸納整理，給予本文研究素材支援。

② 引自葛浩文、林麗君與畢飛宇在翻譯《推拿》時的來往郵件。

（參考文獻 略）

（本文首次發表在《當代外語研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