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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与作家对话：中国文学英译过程中译者的“追问”价值

——以《推拿》译介为例

黄安琪、许诗焱

摘要：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语境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已经成为大陆向世界展现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文化、彰显民族精神的重要渠道。翻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漫长之路上的重要一环，译者固然在“走出去”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与夫人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在2013、2014年合作英译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推拿》的过程中，使用电子邮件与原作者毕飞宇开展了密切交流。译者总共向作者提出131个问题，包括其作为“第一读者”在阅读原作和翻译文本期间遇到的困难；作者在回信中一一解答，有效化解译者在词句理解、前后逻辑、创作意图等方面的困惑和矛盾。通过分析葛浩文在翻译《推拿》时与作家的来往电子邮件①，可发现译者对于原作的“追问”充分折射出两国语言文化的差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作者构建外部反馈视角，具有比较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研究价值。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动态行为不仅能为翻译档案的保存与交流提供新的思路，也为中国文学外译开拓新的研究范式，从而助力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海外传播之路。

关键词：中国文学英译；译者“追问”；译者与作者；翻译过程；翻译档案

0. 引言

文学是传播民族文化、展现国家形象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文学“走出去”是大陆在国际舞台上“展示真实全面中国形象”的重要战略。目前，各方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关注不断升温，目光聚焦于对中国文学译介的理论路径、个案研究、文本策略、媒介渠道、接受效果等。那么在文学外译的动态过程中和译本生成的背后，译者究竟付出了哪些努力？译者对于原作的“追问”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林丽君在合作翻译长篇小说《推拿》的过程中，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作家毕飞宇频繁交流。来往邮件涉及译者对于小说中遣词造句、逻辑结构、风格腔调等方面的追问和求证，以及作者对于这些问题的耐心解答。其中，不乏译者对于作品词句意义理解出现偏差的地方，这与译者本身的翻译水平无关，而是由于两国间的社会文化语境导致译者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产生了困惑，甚至误解。

1. 折射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思想不断变迁，文学作品中常常使用极具民族色彩、展现地域文化、体现社会变革的词语来增强作品语言的腔调和韵味。葛浩文在翻译《推拿》的过程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些充满文化异质的词语，并积极向作者询问求解：

例(1)

他开始走。一口气。

(毕飞宇 2011:8)

译者问：“在祖国的南海边‘画’了三个圈”是什么意思？

作者答：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决定开放深圳、珠海等地。后来有人写了一首歌，叫《春天的故事》。歌词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首歌中国人都会唱。这里把王大夫比喻成邓小平，是一个俏皮的说法，王大夫也开放了，挣钱了，所以，王“画了三个圈”。

译文：

He started walking and didn’t stop until he’d drawn three circles around the nation's Southern sea.

(Goldblatt & Lin 2014:8)

例(2)

最为有趣的还是自行车的婚礼了。两个轮子稀里糊涂的，不是男方糊涂就是女人糊涂，娶了，或者嫁了。虽说新娘和新郎是平等的，骨子里却不平等，永远是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

(毕飞宇2011:178)

译者问：自行车的轮子如何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

作者答：这一句的主语不是“轮子”，是“新郎和新娘”，也就是“家”。中国人有一个说法，男人负责“家的外面”，女人负责家的里面，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译文：The most interesting wedding is that of a bicycle. Two wheels, one just like the other, thrown together. A man is thrown together with a woman, and vice versa. The bride and groom are equal, but only in appearance. One is always in front of the other, or one on the outside and the other inside.

(Goldblatt & Lin 2014:180)

上述两个案例采用的隐喻修辞分别以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传统家庭观念作为喻底。隐喻是一种典型的修辞认知 ，一种“诗性的、反逻辑的、审美化的认知方式”(冯全功 2013：26)。在文学作品中，修辞认知更具审美价值和解读空间，但由于目标读者文化背景的差异，原作修辞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效果可能有所丧失。正如作家苏童(2013:11)所说，“文化差异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在文本与文本的转化之间，这无法避免”。中国读者读到“画上三个圈”，自然而然能联想到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深圳成为经济特区的故事，领悟作者描写手法的巧妙。但是译者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他便向作者求解，以弥补他阅读此句话时认知背景上的空白，求得与原著读者读原文时接近的信息、相似的感受。同样地，由于中西文化观念差异，译者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传统家庭观不甚了解，在阅读时搞混了句子的逻辑主语，作者的解答及时纠正了译者的误读。虽然在最终呈现的译本中，译者动态的思考和翻译过程接近于“无痕”，译者身份接近于“隐身”，但也不能忽视其在弥合中西语言文化差异上的良苦用心。

译者对于作者的“追问”还涉及对汉语口语表达的习惯用法，以及对南京地方语汇的理解问题。由于这些词语用法较为特殊，且在英语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表达，译者在询问作者词语确切含义之后，在翻译时需要做出一定的取舍。

例(3)

王大夫曾亲耳听见小孔私底下说过，她对金嫣的“印象”并不好——“这个女人”的身上有股子。

(毕飞宇2011:218)

译者问：“不那么好的‘味道’”——不是这味道吧，那是什么？

作者答：这个不那么好的“味道”是中国口语的独特说法，对女性，中国人不爱说“气质”，而说“味道”。这里的“味道”就是“气质”的意思。

译文：

Wand Daifu had heard privately from Xiao Kong that Jin Yan gave her a negative impression—there was something not quite right about that woman.

(Goldblatt & Lin 2014:218)

例(4)

南京人从来都不说“挣钱”，因为挣钱很艰苦，南京人就把挣钱说成了。但是，小姐一般又不这么说。她们更加形象、更加生动地把自己的工作叫作“”。

(毕飞宇 2011:259)

译者问：“苦钱”是辛苦的挣钱吗？“冲钱”是指钱很强硬不容易对付(如口气很冲的冲)？

作者答：南京方言。“苦钱”就是辛苦地挣钱。“冲钱”指妓女挣钱，妓女卖淫时她们的身体要被男人“冲”，所以她们把挣钱叫“冲钱”。

译文：

People in Nanjing never say “make money”, for to them this profession requires tough, bitter effort; hence, earning bitter money. But not working girls, who have a more graphic, more vivid description for their kind of work: “screw money”.

(Goldblatt & Lin 2014:257)

由上述作者的种种“追问”可以看出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作者在使用多义词或者方言时添加双引号表示强调，提醒读者“味道”“苦钱”“冲钱”在句中传递的并非常规或字面意义。然而，译者母语并非汉语，他仅能意识到这里的用法非同寻常，却仍然不清楚词句隐含的真实含义。此时，译者同作者的直接沟通便显得更加必要和高效。译者在得到作者的耐心解答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填补语言文化的沟壑，比如在译文中使用相同语域的口语化释义表达“be not right about”“screw money”等，力求在文本转换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张力”(许钧、谢天振 2018：9)。

中西方的语言与文化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译者在翻译与传播过程中的误解与误判，这是因为“译者在阅读作品之前，其文化认同的一部分特征，例如民族情结，就已经具备且难以改变”(周晓梅 2016:66)。无论这种身份认同的程度是轻还是重，它都能够“影响个人的社会认知、情感取向、行为倾向以及其在特定适应情况下所做出的道德选择”(Ting-Toomey 2017)。文化认同的另一部分则体现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文化冲突时通过协商的方式进行构建”(周晓梅 2016:66)。译者与作者的交流沟通便是重塑其文化认同的“协商方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追问”富有价值，一方面有助于消除译者的理解误区，提升译作的语言质量；更重要的是跳脱文字本身，折射语言文化的差异，彰显译出国语言文化的特质，丰富译入国读者的审美感受。正如吴赟(2013:98)所言，“译者的语言文学素养、文化意识及翻译能力，与作家、出版社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影响译本面貌是否能够体现作家的文学气质，是否能在译入语国家建立真实完整的文学形象”。

2. 帮助作家重新审视作品

林丽君(葛浩文、林丽君、姜智芹 2019:39)在访谈中曾言：“不管是文坛新秀还是文坛宿将，作家在写作时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和语言表达习惯，但是对读者不一定一目了然。一般的读者可以略过不清楚的词语或段落，但是译者没有这样的奢望，因为在翻译时需要考虑原文的每一个字或词，否则不清楚的地方可能就会翻得不完善。”译者对于作者的“追问”——对于作品的反馈和提问，实则为小说作家提供了一个外部反馈的视角，有助于作家更加立体地审视自身作品。像毕飞宇、莫言、阎连科等一批中国当代小说家不懂外语，更多地关注自身写作习惯，但是借助译者对自己作品的长期反馈，他们与译者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对话关系，创作视角更加开阔。

葛浩文在翻译《推拿》第四稿完成后，着手第五稿译文之前再次向作者请教，其中一个问题虽然之前已经请教过，但是他仍然没有理解，于是继续追问：

例(5)

仪式不是认知的方式，而是认知的程度。

(毕飞宇2011:296)

译者问：“这句话麻烦再解释一下，好吗？”

作者答：“我想了下，如果英语有麻烦，这句话干脆就不要。如果不要，一点也不影响阅读的逻辑。”

作者的回答不仅体现出他对于译者的尊重和信任，也反映了他视角逐渐开放，尝试从读者、翻译家等外部视角来审视作品的逻辑。毕飞宇(2012)在谈及自己作品外译时指出，“我只对可以掌控的事情负责，写，这个我可以掌控；翻，我永远也掌控不好”。所以他选择把更多的“主动权”交给能够“掌控好”的翻译家，给予译者足够的认可与信任。葛浩文与林丽君在翻译《推拿》时还帮助他发现了排版、结构、内容逻辑上的错误，毕飞宇看到后回复：“面对你们提的问题，我是很开心的，一方面，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感受到你们的认真。这种认真是你们对翻译的态度。在我看来，是对我最大的友善。”②

无独有偶，其他作家在谈及自己与译者的关系时，也表示与译者建立良好联系可以为优秀译作铺平道路。苏童与译者杜迈可相交甚厚，他曾在访谈中指出，“翻译过程是原作者与译者共同展示的过程，除了作者的那片天地，译者也不可避免地在译本中泄露母语的天机”(苏童 2013：2)。因此，译者与作者的沟通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个福音。

译者对于作品的不懈追问，对翻译质量的极致追求有助于作者从他处视角认识自我、审视自身作品，这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对作家之后的创作思维和心态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翻译家和作家通常来自不同的国家，两者的沟通和交流实际代表着不同文明的对话与碰撞。外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异域文化的棱镜射下，或许会呈现出被本土忽略的内涵，它向我们提供更多阅读理解文学作品的视角，让我们借助他者之镜更好地认知自己(曹丹红、许钧 2016：57)，这或许是译者与作家建立联系产生的另一价值。郭国良(2015：150)认为译者和作家好似“遥隔千里的笔友，尽管难以克服时空的距离相约相见，但是借助文字的往来，产生思想的碰撞，心灵和精神却是可以同步的”。由此看来，优秀的翻译家和作家合作能够互相促进、共同成长。

当然，无论是来自译者的问题反馈，抑或西方读者的阅读评价，都只能成为中国作家写作的一个外部参考视角。我们欢迎差异，理解差异，利用差异丰富自身；同时也应怀有对本民族文化的眷恋和自豪之感，相信优秀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能“为其他民族反思自身存在提供一种重要参照”(曹丹红、许钧 2016：59)。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道路上难免遭遇分歧，中国文学的译介与海外接受也并非一朝一夕，理智的中国作家不会为了迎合外部市场、迁就西方读者的阅读喜好，而放弃自身独特的文学价值、丧失文化自信。

3. 开拓文学外译研究的新范式

译者的“追问”是翻译过程中的动态行为，然而现下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学外译的翻译活动时，多偏重将译本与原文本对比，在翻译结果中考察和评价译者的翻译观、翻译策略及翻译风格，忽视了翻译过程的动态考察。这种基于静态翻译结果的研究模式对于翻译初学者认识翻译行为、了解翻译手段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视野过于局限，其研究成果对中国文学“走出去”难以起到实质推动作用。

译者总是现身的，也是隐身的，译者的“现”与“隐”不只单纯存在于文本之中。在看到铺天盖地研究自己译文的文章后，葛浩文表示：“乐意看到更宏观的剖析，希望批评者能从语调、语域、清晰度、魅力等更宽的视角来判断译作成功与否”(葛浩文、史国强 2014：41)。如果仅从简单的文本对比来考察和评价译本，那么诸如上述案例中所彰显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达到种种权衡所作的努力——对原作文字隐含意义与逻辑的斟酌、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吸纳与呈现、对文本读者接受度的揣度与调整——就不能被完整地展现，这对于译者和原作者来说都是不公的。

有学者提出：“在对翻译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深入翻译过程，包括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者的交流与互动，探究在翻译过程中影响译文文本生成的诸多因素”(许诗焱、许多 2018：444)。针对翻译过程的切实考察将为中国文学外译研究开创新的范式，刘云虹(2019：110)认为，“学者通过对一手资料的挖掘，真正深入到翻译过程中，进而充分认识译者在文学译介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揭示翻译场域内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涉及的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推拿》时与作家毕飞宇的互通信件便是帮助我们研究译者与作者活动关系从而对翻译动态过程进行全面考察的珍贵档案。除此之外，译者、编辑、出版商、学者等之间的交流信息也应被妥善保存，因为“有时从译文本身的分析出发，未必能真正反映译者的翻译观或翻译策略，很多话语删改或结构的调整是出自外部的压力”(冯全功 2017：71)。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离不开对动态翻译过程的考察，更离不开对翻译档案的整理与研究。2015年，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在俄克拉荷马大学正式落成，该馆最初收藏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顾彬(Wolfgang Kubin)和叶威廉(Wai-lim Yip)三位翻译家的翻译资料，包括书信、手稿、合同等珍贵一手资料(许诗焱 2016：95)，目前馆藏不断丰富，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等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留存的文献材料也被收集入馆。笔者希望日后档案馆能收录更多翻译家、汉学家、作家、编辑、出版商之间的沟通资料，也期待更多学者有意识地利用这些极具价值的翻译档案，将目光投向于翻译过程的多元化考察，在历史资料中深入分析影响译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4. 结语

结合上述译者葛浩文、林丽君与作家毕飞宇互通邮件中的交流内容，我们不但可以看出译者对原作和读者始终秉持尊重、负责的态度，也发现译者在阅读、理解、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不断“追问”折射出译出国与译入国语言文化的差异，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升译作的忠实性和可读性；同时这种“追问”以一种新颖、开放的外部视角帮助作家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开拓创作视野。通过对译者与作家在翻译过程中的交往互动开展研究，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关注：(1)针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文学外译研究，各方学者需深入翻译过程的动态考察，考察对象不应仅停留在译作与原作的文本对比，还应考察译本生成期间影响译者思想演变、权衡取舍、做出选择的种种因素；(2)关于译者和译作成功与否的考量，翻译评论家和文学评论家应综合多方因素，从更加宏观、开放、长远的视角开展多元评价；(3)中外文学翻译档案具有重要的保存与交流价值。如何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对珍贵翻译资料进行归纳整合、如何利用翻译档案行之有效有效地开展学术研究，从而为文学外译带来更多的研究素材和研究空间，是翻译学界有待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附注

① 葛浩文、林丽君与毕飞宇的往来电子邮件由翻译家本人提供，其邮件打印版本收藏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许诗焱教授作为该馆第一位访学者对此项档案材料进行归纳整理，给予本文研究素材支持。

② 引自葛浩文、林丽君与毕飞宇在翻译《推拿》时的来往邮件。

（参考文献 略）

（本文首次发表在《当代外语研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