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健民冤案反思

趙健民1912年出生于山東冠縣，1932年夏考入山東省立第一鄉村師範學校，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産黨。1934年5月後，趙健民曆任濟南市委書記，山東省工委組織部部長、代理工委書記，省委組織部部長。

1936年9月27日，趙健民到濟南檢查工作時，因叛徒房春榮出賣被捕，先後關押在韓複榘省政府特務隊、三路軍軍法處拘留所、高等法院看守所。盡管受了7次大審，有叛徒當堂作證和嚴刑拷打，但趙健民仍沒有供出任何情況。最後，山東省政府主席韓複榘親自審訊。

據趙健民生前回憶，當時在他前面已有好幾人被韓複榘定罪，有的被殺，有的重判。韓複榘坐立中堂，看了趙健民兩次，問：“你是個學生不好好學習，為什麼參加共産黨呢？”趙健民答道：“參加共産黨是為了抗日，主席明白，日本人占領了東北、熱河并不滿足，它還要進一步占領全中國，中國人打内戰隻有加速自己的滅亡，共産黨主張全國團結一緻抗日，主張救中國救人民，我們學生同情它的主張，是以參加它。”

“你為什麼到萊蕪去呢？是不是那裡有山，又要鬧什麼暴動？鬧暴動我可不答應!”韓複榘又問。

趙健民說：“我們是對老百姓做些抗日救國的宣傳活動，主要是喚起群眾，準備抗日，對國内的各軍各界是主張團結起來，一起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

韓複榘一聽，緊繃的臉一下松開了，吐出一句：“嘿，你對我做起宣傳來了。”屋裡的緊張空氣緩和多了。對于如何處置趙健民，韓複榘最後說：“我看把他送法院，送法院!”

趙健民回到獄中，許多人都很吃驚，有的說：“這個穿藍大褂的（趙健民穿的是陰丹士林大褂，藍色）命真大!别人被韓複榘一立愣眼就完了，韓對他立愣了三四次，還不要緊哩，命真大!”趙健民被送山東高等法院後，被判刑5年。

“七七事變”後，在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形勢下，1937年10月，趙健民被提前釋放出獄，投入抗戰運動。一年多後，由于魯西北抗日戰鬥極為艱苦，八路軍範築先縱隊第三團在冠縣城南與日軍進行遭遇戰後，整編為築先縱隊第三營，并由趙健民擔任營長。

1939年秋，趙健民率部在冠縣陳貫莊伏擊日軍，斃傷敵人110餘人。關于這次戰役，趙健民在文集中有過詳細的記述。他稱，當時他帶領的第三營駐紮在冠縣城東30裡的陳貫莊，他們發現日軍的一個團共4000多人，從賈鎮南下經陳貫莊向桑阿鎮前進，日軍裝備有重機槍連隊、山炮隊以及40餘輛汽車的辎重隊。

當日軍步兵、炮兵過去，汽車隊進入第三營的射程之内時，第三營第一連戰士便以密集的排槍向敵人汽車隊射擊。同時，敵人的辎重掩護隊下車時，也遭到第三營猛烈的攻擊。敵軍一軍官進行往來指揮時，被第三營的通訊員、特等射手擊中，當場斃命。此後，東面及東北方向的敵人便不敢向村寨逼近。

戰至黃昏後，敵人因在各處進攻都遭受重大傷亡，大都卧在地上不敢前進。即便是敵軍的指揮官一再吵罵着要求前進，都無濟于事。當趙健民巡查陣地時，在南門見到第三連排長劉長義向趙健民作保證：營長放心，南門這一面，我保證讓小鬼子來一個死一個，人在陣地在。

當戰鬥達到預期目的後，趙健民便立即派第一連排長帶一個班出北門偵察。偵察員回來說，西北方向沒有敵人，第三營便勝利撤出了陳貫莊。第二天早晨，築先縱隊司令員張維翰到部隊慰問，告訴趙健民 “你們打了大勝仗”。

在解放戰争時期，趙健民轉戰南北，率部參加了豫東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和解放大西南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2月，趙健民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部長兼西南鐵路工程局局長，上司修建了新中國第一條鐵路——成渝鐵路，和康藏公路。1952年後，他曆任鐵道部副部長，山東省委第三書記，山東省人民委員會省長，山東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等職。

1958年反右時，趙健民受到錯誤批判，1962年底獲得甄别，于1963年出任雲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省政府黨組副書記。“文革”爆發後，位于西南邊陲的雲南跟全國大部分地區一樣受到重創。時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的閻紅彥受到沖擊。1967年1月4日，閻紅彥夫婦來到了距離市區十餘公裡的小麥峪暫時避難。1月6日，造反派抄了他的家，當天上午，趙健民正在書記處辦公樓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忽然得知造反派要來揪閻紅彥，趙健民立即宣布，讓大家都走，他自己一個人留在這裡。省委書記、常委們按照趙健民的意見，很快離開了會議室，隻剩下趙健民。他從窗子裡看到造反派爬牆而入，立即叫人把門打開，挺身而出，迎了上去。造反派氣急敗壞，抓不到閻紅彥，就将趙健民推上卡車，帶到了昆明軍區大院。

造反派逼着趙健民帶他們去找閻紅彥，被趙健民拒絕，造反派群起而攻之。造反派頭頭還利用趙健民的話煽動群衆，把早已準備好的高帽子，強行戴到了趙健民頭上。趙健民伸手便把高帽子扯下來，撕掉了。他瞪着造反派，兩眼冒火，大聲抗議：“我是共産黨員，省委書記，本屆中央候補委員！你們這樣做是對共産黨的侮辱！”

趙健民在汽車上奮力反抗，撕毀了6頂紙糊的高帽子。造反派幾個人一齊動手，反扭趙健民的胳膊，卡住他的脖子，不讓他說話，硬按在汽車頂的行李架上，沿昆明市主要街道，遊行示衆達3個多小時。

回到軍區大院的趙健民，已是氣息奄奄，夜裡，省委衛生所的醫護人員把他搶出來，送到昆明軍區總醫院。經檢查發現，趙健民的脖子已骨折。但趙健民的努力并沒有保住閻紅彥，這位身經百戰、曾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軍銜的老革命，終于在兩天後服安眠藥自殺。

一年後，趙健民自己也未能避免被鬥的命運。據趙健民後來回憶，1968年1月21日淩晨，當時在北京彙報工作的他接到臨時通知，趕往京西飯店第二會議室，參加中央召開的解決雲南問題的會議。會議由趙健民的山東同鄉康生主持，謝富治講話。康生在會上首先指責了趙健民工作上的問題，然後很快将話題轉入趙健民1936年被捕一事。康生要趙健民坦白在監獄裡如何自首，并聲稱趙健民是混入黨内的“叛徒”。最後，謝富治大喝一聲：“我宣布對趙健民實行監護審查，執行!”一旁兩個早有準備的人，将趙健民押走。從此開始了趙健民“文革”期間長達7年零8個月的鐵窗生涯。

1978年9月，趙健民獲得平反。1978年4月後，他出任三機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顧問組組長。1981年7月，趙健民主動向中央送出報告，要求退居二線。同年12月，他任第三機械工業部顧問組組長。趙健民是中共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在黨的十二大、十三大上當選中顧委委員。

趙健民在生活上一直都堅持“艱苦樸素”，趙健民的侄子趙鐵峰說，他去過趙健民在北京的家，一個不大的院子深居古城，狹窄的住處不禁讓他心頭一酸。然而，趙健民十分樂觀，每每家人要給他添點什麼他總是說用不着，還總是念叨：“其實我什麼都沒有，這些還都是國家給我的，我已經很知足了。”

“他愛吃饅頭、餅，喝稀飯，有時還沒咱在村裡吃得好。”曾吃住在趙健民家裡的趙鐵峰回憶，趙健民吃饅頭時總是用一隻手接着，落在手掌裡的“饅頭渣”再塞進嘴裡吃了。種了一輩子莊稼的趙鐵峰感到意外，“咱農民也不會這樣吧。”

趙鐵峰總結趙健民一生生活時，用了四個字“艱苦奮鬥”。他說，趙健民艱苦奮鬥的作風讓人既敬佩又心疼。

趙健民冤案，是文革期間康生一手制造的一起特大冤案，使身為雲南省委書記的趙健民被非法關押達8年之久。《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不是就案說案，做翻案文章，而是放在雲南文革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可以說是一部雲南文革簡史，一個從多重角度解讀文革的典型個案。提供了一個研究文革冤案特征的典型個案。

文革期間的冤假錯案大緻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曆史問題。即清查“叛徒”、“特務”、“内奸”、“曆史反革命”等各類埋藏的“階級敵人”的問題。典型案件如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内蒙古的“新内人黨案”等。二是政見分歧。即“反對毛主席”，企圖“篡黨奪權”的問題。如所謂“彭羅陸楊案”、“劉少奇案”等；三是文革沖突。即對文革運動的政治态度問題，與“無産階級司令部”意見不合的問題。典型案件如“打倒陶鑄案”、“楊、餘、傅事件”等。

從道理上講，這三類案件的問題起因和政治性質是不同的。第一類問題雖是翻曆史舊賬，但性質最嚴重，屬于敵我沖突的範圍；第二類問題雖然上綱上線很高，但終究還是黨内路線鬥争的性質；第三類問題是由文革運動本身造成的沖突沖突，雖然聲勢浩大，行為激烈，但問題性質還是屬于“群衆自己教育自己”的思想認識範圍。是以，真正能在政治上緻人于一敗塗地的還是搞曆史問題。是以，把現實問題搞到曆史上去，從現實的政治需要來做曆史文章是曆史上黨内解決分歧的常用之法。可以說，所有文革的重大政治案件的案情，無一不是曆史上有“污點”，政治上“反動”，文革中有“罪行”。“趙健民冤案”就是這樣制造出來的一個案例。給趙建民羅織的“六條罪名”，全然是編造出來的。

由于劉少奇的所謂問題是作為“修正主義的路線”提出的，在各地各機關都有“代理人”，是以，趙健民個人的文革遭遇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級上司幹部的共同遭遇。書中所述的“趙健民冤案”，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劉少奇和各地“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代理人”的雲南版。曆史上，趙健民在革命戰争時期被捕期間與敵人英勇鬥争的情況，中組部和中監委在1957年已作出了審查結論。文革初期，紅衛兵調查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也能提供證明。再者說，康生曾擔任過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對趙健民的曆史情況是清楚的。但他之是以不顧事實，一口咬定趙健民是“叛徒”，完全是出于文革運動的政治需要。是以，趙健民被關押起來後，對其長期置之不理，不予提審，不讓申述。或許這也說明，本人的事情是沒有什麼可說的，就是要他當文革的犧牲品。

透過“趙健民冤案”》看多數省市上司幹部的文革境遇，本案提供了一個反映、觀察各省市上司幹部文革境遇的視角。如果說，劉少奇的文革境遇，代表了全國被打倒的“走資派”的共性特點的話。那麼，地方上司幹部的“走資派”境遇，則反映了文革運動在各地發展的個性特征。文革之初，各省市的主要上司幹部，大都不是文革既定的打倒對象，文革之初的目的，或許隻是要他們解決政治上跟誰走的問題。然而，随着文革的發展，這些地方大員多處在風口浪尖上。對上，他們既要緊跟中央的文革部署，又要出面處理地方的混亂局勢，應付這場他們“很不了解”的文化大革命；對下，他們既要檢讨過去的錯誤，成為群衆造反運動直接沖擊的對象，又要表态對運動的支援。這樣，他們猶如是風箱之中的老鼠，在兩頭擠壓的夾闆中，左右為難。在他們身上，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幹部階層在群衆運動中受到的沖擊的情況。是以，就政治運動史的研究角度而言，這些省市上司幹部的文革境遇或許是最有資訊量的。

在文革運動的沖擊下，很多地方的主要上司幹部，無論路線親疏，無論觀點左右，都被認定為“劉少奇修正主義的代理人”。1967年8月，在中央和地方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的省部級上司幹部的“走資派”，有55名。其中，省、市、自治區的上司幹部有37人。在造反奪權運動中，這些省市一級的“走資派”，處境最為難堪。雲南的趙健民冤案，隻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一例，代表了這批幹部的文革境遇。書中講述了雲南“炮派”和“八派”派性武鬥的情況。被康生一夥污蔑是“叛徒”、“炮派黑背景”的趙健民，自然也是“罪不可赦”，飽受牢獄摧殘。由此可見，人為虛構的階級鬥争一旦被普遍接受，就會形成一種實實在在的社會破壞力量。

“趙健民冤案”啟示我們，解決黨内分歧不能用亂鬥的方法，隻能用黨内民主的方式

解決黨内分歧，不能用亂鬥的方法，隻能用民主的方式。這是文革的劫難給全黨的重大曆史教訓。實際上，在文革進行中，許多幹部已經意識到了黨内民主的重要性。從書中可見:1967年3月1日，趙健民曾向他的老首長康生面陳對“文化大革命”的意見，提議中央召開類似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或召開“九大”，以發揚民主的方式，解決“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他還要求以黨代會的小民主，取代群衆運動的“大民主”。趙健民這種做法本是按照黨章規定，在黨内程式中解決問題的正确做法。趙健民沒有想到，當時黨内高層的一批老同志，剛剛因反對文革，被批判為“二月逆流”。趙健民的意見正與他們暗合。康生當時沒有明确表态，但事後密告給毛澤東，說趙健民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文化大革命”。一年後，康生竟說趙健民提議開黨代會，是要讓劉少奇、彭、羅、陸、楊用合法手段，奪得中央上司機關的權。這導緻了趙健民的八年牢獄之災。文革使廣大幹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許多人被搞得家破人亡，但正是這場廣大幹部普遍遭到迫害的大劫難，讓全黨懂得了黨内民主的真正價值的寶貴。

發動文革，原有進行一場全國反修防修演習的“練兵”之意。（《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但被文革動員起來的群衆，卻形成了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群衆自己打的不可開交。這是毛澤東始料不及的。這個過程是怎樣形成的？一種虛構的階級鬥争觀念，怎麼能夠成為一種現實的社會破壞力量？這是文革研究的一個根本問題。在“趙健民冤案”的形成過程中，可以看到這個問題的一些端倪。

在談到文革的危害時，人們自然地要與林彪、江青、張春橋、姚文遠、王洪文、康生等人的罪行聯系起來。僅以康生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康生夫婦在文革中點名誣陷的共819人（包括康生親自審定的報告中點名誣陷的239人）。康生是做過中共山東分局書記的，在山東工作多年，主持過審幹工作，與趙健民早就相識，對趙健民曆史上被捕的曆史也是知道的。是以，打倒趙健民的原因是複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