層峰直上三千丈，霧裡美人雲裡山。懸崖勒馬往前看，出峽蛟龍幾時還？這首詩是皖南事變前，葉挺率新四軍由泾縣茂林北撤，途中經過安徽黃山時，與錢俊瑞共同題詠的。全詩寫出了新四軍面臨生死存亡之際不畏艱險，猶如蛟龍不可戰勝的革命氣勢。此詩既是葉挺将軍臨陣的誓言，又是對敵鬥争的進軍号。在葉挺将軍的指揮下，戰士們英勇奮戰七晝夜，表現出了為抗日、為中華民族、為祖國解放事業不惜獻身的崇高氣節和頑強精神。
浩瀚太湖，包孕吳越，孕育了衆多曆史名人。在無錫這塊風景秀麗的土地上，不僅産生出創造物質财富的工商巨子，也産生出大量創造知識财富的科學人才。上世紀無錫鴻聲裡錢氏一門出了六位院士，一時間群星璀璨，而作為中國世界經濟學創始者的錢俊瑞，無疑是這其中最閃亮的一顆。
錢俊瑞的經濟學研究之路是從參加蔡元培、陳翰笙組織的農村經濟調查團開始的。在調查團中錢俊瑞同組員們一邊進行實地考察，一邊學習馬列主義經濟理論。錢俊瑞通過對農村的社會性質和階級狀況的分析，得出必須實行土地革命的結論。
建國以後，錢俊瑞把研究重心放在了馬克思主義世界經濟學的建立工作上，把世界經濟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規劃，他主持召開了兩次世界經濟學科規劃會議，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國世界經濟學科發展規劃草案》。1980年，由錢俊瑞出面發起成立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并籌建了世界經濟資料中心。錢俊瑞呼籲各方組織力量認真研究世界經濟，他指出當代世界經濟領域内出現了大量新現象和新問題，它要求大陸的世界經濟研究工作者進行有計劃、有系統地周密調查和深入研究，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他指出世界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後，形成了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通過貨币流通和國際金融，貿易已經國際化，産生了世界經濟，他主張讓世界經濟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建立馬克思主義世界經濟學。錢俊瑞對世界經濟學的理論依據、研究對象、基本範疇和規律進行了初步研究探索。錢俊瑞認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國際範圍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有機結合的生産方式的總體，而重點是研究國際生産關系。他強調上層建築研究的重要性，突出當代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的密切關系。對于世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錢俊瑞認為應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
錢俊瑞在提出世界經濟學作為獨立學科的架構構想的同時，又多方努力，組織50多名教授建成寫作班子，編寫《世界經濟概論》，在國内沒有專門著述可供參考的情況下，進行大膽建立，後來該書被列為高等學校教材。
1908年9月28日，錢俊瑞出生于江蘇無錫縣東鄉洪聲裡鎮三房巷村（今無錫市新吳區鴻山街道）。他是堅強的革命者，曾任新四軍政治部宣教部長，親曆皖南事變并留下珍貴的文字記錄；他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經濟學家，在多個領域著書立說作出重要貢獻。
在葉挺軍長身邊親曆皖南事變
錢俊瑞的父親早年當過長工和佃農，他省吃儉用拿積攢的錢置了兩畝地，一邊自種、一邊再租地耕種，生活略有好轉。生下長子錢俊瑞後，供他上了私塾、洪聲國小和江蘇省第三師範附屬國小（高小）。
錢俊瑞雖然上學讀書，但依舊過的是農家孩子的耕讀生活，平日上學之餘要跟着母親幹些農活。有一件事在他的一生中烙下了深深的記憶：有一次，他跟着父親去地主家交租，綽号“鐵算盤”“小锉刀”的地主錢樹元嫌租米“太糙”，一腳把米踢翻，還打了他父親兩記耳光。忍無可忍之下，他父親還了手，随即帶着他逃跑。但第二天，警察就把他父親抓去坐牢。“這件事在我心靈裡播下了對舊社會仇恨的種子”，錢俊瑞後來對他的孩子說。
1922年，他考上了江蘇省第三師範學校，逐漸接受進步思想的影響。1926年，在國共合作、北伐戰争風起雲湧、國民革命大好形勢下加入了國民黨。但他的“赤色”思想很快為國民黨所不容，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發生後，他就被清除出國民黨。
錢俊瑞于1928年考入無錫群眾教育學院。次年，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農村組負責人陳翰笙來無錫開展農村經濟調查，對農村有深刻了解的錢俊瑞聽說後，立即前去報名。于是，他加入了陳翰笙在無錫農村經濟調查的隊伍，前後走了22個村子。
自此，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錢俊瑞學習了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産主義ABC》、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1931年後，他又開始學習《資本論》。1932年，年僅24歲的錢俊瑞就在當時的刊物《新創造》上發表了關于農村經濟問題的處女作《一九三一年大水災中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産》，成為學術新人。其後，又連續寫了幾篇論文《中國農村經濟現階段性質之研究》《中國地租的本質》等。1934年，他參加了陳翰笙、吳覺農主辦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之後又參與組織了“中國經濟情報社”，所觀察的領域由鄉村而擴充到整個中國經濟。是年9月，在胡愈之主持下，他還與金仲華、張仲實等一起創辦了《世界知識》雜志，并相繼接任主編。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農村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農村經濟，得到了當時的院長蔡元培、總幹事楊杏佛的掩護和預設。但這麼做很快觸怒了國民黨當局，當局勒令社會科學研究所遷往南京，并将錢俊瑞等有“左派”思想的研究人員排擠出研究所。
後經陳翰笙介紹，錢俊瑞進入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開始與鄒韬奮、胡愈之、金仲華、艾思奇等共事。其時，左翼文化運動在上海風起雲湧。左聯、社聯、影聯、劇聯、美聯都彙聚到“左翼文化總同盟”的旗幟下。1935年9月，他經周揚和胡喬木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産黨。當時，周揚是中共文委書記，夏衍、胡喬木、錢俊瑞等人為文委委員。
為争取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對中國人民抗日戰争的支援，錢俊瑞在組織的安排下，開始走上國際舞台。1936年8月底，陶行知代表全國救國聯合會，錢俊瑞代表文化界救國會，參加了9月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的世界和平代表大會。此後，他又受國際反法西斯委員會副主席宋慶齡的委托，參加了在巴黎召開的國際反法西斯委員會擴大會議，并出席了全歐華僑救國大會。
1939年初，根據黨的安排，錢俊瑞來到重慶繼續從事抗日救亡和人民外交工作。其時，逃到越南河内的大漢奸汪精衛在發表“豔電”投靠日本後，又于1939年5月前往日本，與日本帝國主義公開勾結，引起國人極大憤怒。在周恩來的訓示下，錢俊瑞寫了《汪精衛賣國的理論與實踐》，徹底揭露汪精衛的賣國行徑。
錢俊瑞在抗戰中的傑出表現，引起了重慶方面的震怒。但他在海外有一定知名度，英語又好，南洋華僑團體遂電邀他赴南洋演講。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獲悉後，決定派他為駐南洋代表，但就在錢俊瑞辦妥所有證件，在重慶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時，卻發生了意外，國民黨特務對他說：“你的外交部護照，已經被社會部吊銷。”
錢俊瑞被蔣介石“軟扣”在重慶。這時，恰逢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奉周恩來之命，從皖南到重慶接軍長葉挺回軍部。葉挺獲悉錢俊瑞的情況後，邀請他和作曲家任光一起到新四軍工作。經中共南方局同意，錢俊瑞、任光随葉挺、饒漱石、袁國平一行，悄悄離開了重慶，于7月底抵達皖南新四軍軍部，錢俊瑞任戰地文化服務處處長。
在周恩來訓示下撰寫讨伐汪逆檄文
錢俊瑞說，新四軍的北移完全是迫于重慶的指令。時任參謀總長何應欽和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聯名“皓電”緻電十八集團軍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和葉挺軍長，除了斥責八路軍、新四軍不守戰區範圍、自由行動、不遵編制數量、不服從重慶指令之外，還指令八路軍、新四軍之各部隊，限于電到一個月全部開到冀察及魯北、晉北境内。
為顧全大局，新四軍江南部隊不得不全數北移。就在新四軍轉移前夕，在新四軍駐地周圍的國民黨頑固派特務到處造謠，說新四軍此行是開到東北去，甚至說到蘇聯去的，以動搖皖南籍新四軍官兵的軍心。對此，新四軍進行了堅決的鬥争，說明是重慶方面嚴令新四軍離開皖南，新四軍為了顧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局，将進軍敵後，東進抗敵。
“别離，一個偉大的别離，一個幾十萬群眾和一萬軍隊的别離，一個要割斷血肉紐帶的别離！”錢俊瑞這麼評述當時新四軍不得不撤出皖南根據地。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直屬部隊約9000餘人向茂林一帶進發。
因天雨滞留茂林的兩天裡，錢俊瑞與葉挺同住一室。葉挺與各處通報後獲悉，四周圍堵的國民黨軍7個師，約7萬餘人，對新四軍形成包圍圈。當天，新四軍軍部還獲得可靠情報，國民黨軍隊已“奉命将新四軍一網打盡，生擒葉、項”。
1月7日拂曉，新四軍軍部近萬人向泾縣茂林以東山區進發。事前探知，這是國民黨軍包圍圈之間隙，或能通過。但沒走多久前方就傳來與國民黨軍交火的槍聲。
軍部首長最初都騎馬上山，後來路轉險陡，遂徒步爬山，騾馬跟着走，都累得氣喘籲籲。路過一處斷崖，葉挺忽然大發風雅，對錢俊瑞說：“俊瑞，我有兩句詩，你接下去和成一首，好不好？”然後念道：“霧裡美人雲裡山，臨崖立馬君試看。”
錢俊瑞深知葉挺對夫人之愛和惦念，轉換口氣和道：“層峰直上三千丈，出押蛟龍插翅飛。”他想表達心情是，新四軍要做從層層重圍中“插翅飛”的蛟龍。
錢俊瑞親眼目睹了葉挺帶領參謀人員上山指揮戰鬥的場景。國民黨軍的陣地就在對面的山坡上，離此不足千米。他後來寫道：“葉軍長拿着那個望遠鏡，挂着他那副相機（這是他永遠帶着的），撐着那根手杖，獨自站在那裡，對面山上彈‘虎！’‘虎！’‘切！’‘切！’地飛過來。他兀自不動站在那裡，用望遠鏡望着對面國民黨軍的陣地。他指揮着左右山頭上新四軍的隊伍向對方射擊。”
突圍戰至12日，國民黨軍的包圍圈越來越緊。葉挺指令部隊分頭撤退。這時，部下報告：“任光先生犧牲了！”
赫赫有名的《漁光曲》的作者任光先生，腰部被擊中，他的夫人陪在他身邊，但頑軍的火力太密，周圍的同志無法救援。“怎麼辦？”錢俊瑞問葉挺。“……”已經無兵可禦敵、甚至沒有一副擔架可以調遣的葉軍長隻得搖搖頭。錢俊瑞要帶着衛士過去，也被周圍的同志拉住，撤到了山溝裡。
錢俊瑞為任光之犧牲悲痛萬分！後來，他在當地群衆的掩護下終于脫險後，在《皖南慘變記》一書中寫道：“任光先生的肉體一定被自己的同胞踐踏了。他一定犧牲了。這新一代的大音樂家一定死了！我們未來的馬耶科夫斯基一定死了！我們人民的和戰士的歌手一定是死了！”
為建立中國的世界經濟學嘔心瀝血
從“皖南事變”中脫險後，錢俊瑞輾轉來到新四軍蘇北根據地，任華中局文委書記、《江淮日報》主編，後又任新四軍政治部宣教部長。
1946年3月，在山東臨沂新四軍軍部的錢俊瑞，又接到黨中央的指令，赴北平參加軍調處，并任新華社北平分社社長。因緣巧合，錢俊瑞在北平成了引導王光美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人物之一。當時，在北平輔仁大學讀書的王光美經她的嫂嫂、中共地下黨員王新介紹，認識了學校工委負責人崔月犁。已是輔仁大學助教的王光美原打算去美國留學，崔月犁建議她到剛成立的北平軍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擔任翻譯，這改變了王光美的人生。如何将王光美送去軍調處執行部呢？按照地下黨的安排，王光美找到新華社北平分社社長錢俊瑞接頭，然後拿着錢俊瑞的信，到位于北平翠明莊軍調部找中共代表團秘書長李克農報到。軍調失敗後，錢俊瑞與王光美等人一起回到延安。在延安，錢俊瑞擔任黨中央秘書。
1949年初，新中國籌建之時，劉少奇向毛澤東推薦錢俊瑞擔任教育部副部長，協助部長馬叙倫的工作。毛澤東對錢俊瑞也很賞識，在延安時毛澤東曾兩次找他深談，了解農村經濟的調查研究方法，是以欣然同意。1954年10月，錢俊瑞又擔任了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兼國務院文教辦公室副主任。1956年，在黨的“八大”上，錢俊瑞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誰料想，這些經曆，竟然在“文革”中為錢俊瑞帶來牢獄之災。江青污蔑錢俊瑞為“劉少奇的黑幹将”，他被關押在秦城監獄近8年。在獄中，錢俊瑞3次被打得昏死過去，脊椎骨留下嚴重創傷。在押期間，他曾與彭德懷關在一個囚室。但被規定兩人不得交談。直到1975年，鄧小平恢複主持工作，錢俊瑞才獲釋。
1978年，他受命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在他的主持下，制訂了《1978年至1985年全國世界經濟學科發展規劃草案》。他發起成立了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并擔任首任會長。又參加了《世界經濟導報》的建立工作，并任社長。1980年後，他還兼任國家計委顧問、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對外貿易研究中心主任等職。
錢俊瑞不僅為建立中國的世界經濟學嘔心瀝血，而且為破解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初創階段遇到的諸多難題殚精竭慮。他赴歐洲和美國考察、講學回國後，寫成了著名的《關于對外開放戰略的若幹理論問題》《中國經濟的調整和改革》《關于美國經濟的幾個問題》《按照科研規律搞好世界經濟研究》等文章，為解放思想、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
錢俊瑞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父親當過長工、貧農，他少年時入私塾，由于家境困難，一邊讀書，一邊由母親帶着幹些農活。1927年，錢俊瑞從江蘇省第三師範學校畢業，而後參加革命工作，加入中國共産黨。
1941年1月3日，錢俊瑞在任新四軍政治部宣教部長期間，與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等人騎馬登雲嶺，當時新四軍已經被國民黨7個師重重包圍，形勢非常危急，但全軍指戰員各個摩拳擦掌，決定勝利突圍。在登上山頂後，葉挺詩興大發，用手杖指着峻嶺，脫口念出兩句詩：“霧裡旌旗雲裡山，憑崖勒馬君試看。”随即他轉頭，讓錢俊瑞補上兩句，寫成一首七絕。
錢俊瑞幼年飽讀古典經書，當即說出兩句：“層峰直上三千丈，出峽蛟龍瞬息還。”當時，這首詩在新四軍中傳開，極大地提高了軍隊士氣。
新四軍軍部于1月4日晚開始北移，1月5日，全軍抵達泾縣茂林地區，葉挺與項英、周子昆讨論軍事行動時，因錢俊瑞和葉挺同住一室，經常旁聽，葉挺戲之曰：“再過一些時候，你也可以帶兵了。”7日，部隊按原計劃行動，軍部随二縱隊過丕嶺，路過一處斷崖，停下休息，将行，葉挺忽然大發風雅，站定在山野旁邊叫到：“俊瑞，我有兩句詩，你接下雲和成一首，好不好？”錢俊瑞對這峰回路轉、雲霧迷漫、澗水峥嵘的勝景，自然也是心曠神怡，欣然應道：“好，不知我接得上否？”葉挺不管他接上接不上，吟道：“霧裡美人雲裡山，臨崖立馬君試看。”錢俊瑞想了一下，便轉換口氣念道：“層峰直上三千丈，出押蛟龍插翅飛。”
但這隻是錢俊瑞的良好願望而已。行吟之聲未絕，前方的血戰即已開始。好在初戰的新四軍銳氣正盛，一路擊退攔路之敵，直到百戶坑出口處，才被國民黨軍第四十師一二〇團阻于星潭村外。當時一縱和三縱均遇阻擊，不能按原計劃會攻星潭。葉挺于當天下午，帶着幾個衛士，親赴火線視察，得知坑口一部分仍為友軍占住，坑口前面就是星潭村，友軍第四十師在該村築有碉堡，其中兩個輔助碉堡新四軍已經占領，其主要的一座仍在友軍手中，現友軍封鎖坑口，火網猛而密，是以完全不能前進。因葉挺無權臨機處置，不能按自己的意圖投入增援部隊，不得不傳回百戶坑向中軍帳内的項英報告，聽候訓示。項英并沒有什麼主張，在主持召集的軍事會議上，以種種借口否決了葉挺等人的方案，曆時六、七小時不決，葉挺遂發了火。至此，項英才接受周子昆原路退回，再出高嶺的方案。葉挺隻好據此下令，并在移動中，屢屢傳命，絕對不準點燈，不準掉隊。
8日，在高嶺遇頑軍第七九師阻攔，葉挺又率衛士上前線視察。實際上，葉挺獨自行動是沒有意義的，果然，項英遇到阻擋後，即請葉挺回來開會商量辦法，葉挺對項英的上司已經失去了信心，對部隊的前途也産生了懷疑，但他無能為力，深感有勁無處使，有氣也無處出。會上，饒漱石起而批評項英，葉挺對饒漱石的批評表示同意，并流下了傷心的淚水。當晚，他和錢俊瑞住在一個閣樓小房裡，他告訴錢俊瑞說，已緻電重慶及延安，說明目前處境之困窘。他認為這局面恐非一再忍讓所可解決，如此下去，全軍人馬恐怕都要拖累而死。他還追述了自己大革命失敗後在潮汕一帶退兵的情形，言畢，不禁長歎。葉挺在新四軍中是沒什麼知己的，他的許多心裡話不能和其他上司人說，和他們也合不到一塊，錢俊瑞是在1940年夏和葉挺一道從重慶來皖南的，彼此還算談的攏，是以在這次北移途中，葉挺一直将錢俊瑞帶在身邊，無事可做時，和錢俊瑞一談心曲。
9日黎明，軍部機關抵達高坦，葉挺在高坦汪家祠堂休息。因為項英等人的不辭而别，擔子一下壓到葉挺身上。一個平時不掌握軍隊的人，在軍隊陷入困境的時候，在建制幾乎被打亂，各部間的聯絡極端困難的時候，接手這個亂攤子，是需要勇氣的，更是需要覺悟的。在高坦附近，他指揮部隊奪取祠堂左右兩個山坡後，繼續向縱深前進，剛好，這時，第三縱隊司令張正坤來了，葉挺即令他帶人向右翼迂回，繞過頑軍背後，設法沖出一條路。部署完了，政治部的同志又引着一個剛剛率半排人投誠過來的頑軍一四四師排長來晉見，葉挺慰問了他一番，接着問他的姓名，在哪一部隊，他一一回答了。
“你為什麼要投誠？”葉挺微笑着問，手裡搖着那支随身不離的手杖。
“我們不願打新四軍。”
“你們為什麼不願打我們新四軍呢？”
“因為新四軍抗日的。我們同你們共同打過日本兵。”
“新四軍不是‘匪軍’嗎？你怎麼相信他會抗日的？”葉挺笑着說。大家都笑了。葉挺是個挺幽默的人，比如，他曾對看守汪家祠堂60多歲的老頭子說：“你們汪家出了大好老了，出了汪精衛這個皇帝了，你們這些姓汪的還會苦嗎？”弄的那老頭兒窘得連連搖手道：“不，不，官人，他是廣東汪，我們是安徽汪呀。我們沒有交關的，官人！”
那個頑軍排長也是連連搖手：“不，不，那是我們長官教我們說的。我們知道新四軍頂平等、頂文明，你們打敵人打得的。這次長官命我們出動，說是打敵人，誰知是打你們！”
這時祠堂後面槍炮聲又緊起來了，葉挺囑咐政治部好好照料那幾位友軍戰士，即帶了參謀、衛士上山督戰去了。爬到将近山頂，葉挺拿着望遠鏡、挂着照相機、撐着手杖，獨自立在那裡觀察敵方陣地，一任對方子彈“虎、虎，切、切”地從身邊飛過。他的這一視死如歸的英雄形象在以後的幾天裡曾反複出現多次，和拿破侖失敗前夕的戰場指揮形象有些近似，可能都含有希望敵方子彈擊中自己的意思。經9日一天的激戰，新四軍攻占東流山，當夜，葉挺以三團作前衛，教導隊斷後，掩護軍部翻東流山向大坑突圍，但在進入大坑的一側山頭時，遭到頑一〇八師的伏擊，部隊全部被沖散，葉挺也被沖倒，滾下山來，跑回石井坑，除手邊幾個幹部外，武裝戰士已不足20人。
進入石井坑後，葉挺找一房子臨時住下，稍作休息，其時周圍全無戰士，連警衛房子的人都找不到，後來見路上陸續來了些零星隊伍，即傳令叫他們站崗，誰知他們一站在那裡，就倒地睡覺。幸好，夜間敵不明情況，未立即進攻。天明後，葉挺進入一草棚内，從草棚頂上的破漏處用望遠鏡觀察對面山上，未發現敵人，但剛剛傳回住處，對面山上槍聲即緊了，後面山上也出現了敵人，四圍敵軍迫進，而自己手中全無武裝，奈何，奈何！葉挺便叫大家準備便裝，設法分頭走脫，自己則走到視窗，看看情況，望見兩個自己的戰士橫躺着鼾睡，不禁悲從中來，滄然淚下，他取出手帕，揩了眼淚，回到桌旁，手草一電稿，交秘書處拍到延安：
請延安酌定轉委員長蔣、司令長官顧鈞鑒：
此次事變，挺應負全責，百死不足以蔽其辜，惟職軍全體将士在重圍中，轉戰五日，所為者惟遵命北渡。但所處境孤危，彈盡援絕。如蒙均座開一門戶予挺效命與疆場之機會，則國家之福。浩雖引尾，漢亦所等也。臨電惶恐，死罪死罪。
職葉挺敬叩于泾縣重圍中
這份所謂的請罪電并不損害葉挺的形象，他是以自己的生命和軍人的榮譽作代價，去換取衆多新四軍将士的生存，表現了一個殉道者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崇高精神。在發這一電報時，葉挺還發一電，亦托延安設法轉澳門緻其夫人，略稱此際被圍，生命大緻不保，唯如此犧牲，殊出意料。末後囑其夫人善事教養子女，令其繼承父志雲雲。他一面起稿，一面啜泣。屋内同志，也都啜泣。葉挺還叫錢俊瑞緻電香港，托付後事。
随着大隊人馬源源彙集石井坑，葉挺才稍振信心，安排部隊在四周山頭固守，力圖堅持一星期，指望延安方面交涉取得成效。但葉挺過高地估計了新四軍的戰鬥力，在大山中的徒勞往返和久沖不出，已經耗盡了新四軍的精力。各部進入石井坑時，将士已疲勞過度，根本無力向敵主動突擊，葉挺對這點有清醒的認識，完全清楚大部隊的突圍已經絕望，他抱着義無返顧的決心，準備采取決死陣地戰的方式，造成一個新的黃花崗。12日上午，敵總攻擊開始，不久，新四軍各陣地先後告急，将預備隊大部投入後，才稍稍穩定。将晚，新四軍主陣地東流山告急，其他各陣地也是險情不斷，總預備那點兵力投入進去已是杯水車薪，無濟于事。葉挺設在一個小山坡的指揮所也直接暴露在敵人的炮口下，葉挺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他像鋼人一樣站在指揮所的山坡上，子彈“切、切”地叫着肆無忌憚的從他耳朵邊、頭頂上飛過去……這時，幾個進階幹部向他建議：局勢已經不可挽回，能保持一份力量還得保住。他靜默了約摸有兩分鐘，鎮定地轉過身體向四周山上看了看，回過頭來簡短地說：“我同意你們意見。”接着用手指着周子昆說：“你照這個意圖立即定出方案來！”12日午夜，新四軍各部按照幹部分散穿越封鎖線、戰鬥部隊設法沖出去的部署開始行動。正在這時，有人報告說任光負傷了。1941年1月21日，葉挺在獄中寫的《囚語》中，在新四軍中惟獨談及任光。其語曰：“至友任光，為中國音樂名家，《漁光曲》、《王老五》等均其傑作。随我至軍中後，新作甚多，别有風格，對群衆心理及大衆化問題深切明朗，軍中均以‘王老五’呼之，此次率其新愛随餘行軍，備受危苦。十日晨在高坦鄉，正值激戰中，教導隊奉我令加入前線作戰。我作簡短演說後，群情激動。任君指揮唱其新歌《東進曲》，與四周機關槍聲及手榴彈聲容形成最偉大的戰鬥交響曲，及是夜，全軍轉移至拾錦坑（即石井坑——引者注），沿途遭機關槍掃射。任君夫婦在餘後被截去，落荒逃到一民家。翌日（十一日）晨，餘知之，使人覓之歸。觀其糧款困憊之狀，深恸民族天才随餘受難，慚感無已。及十二日，終日重圍苦戰中，情況萬分緊張，餘忙迫無暇關照其夫婦。入夜，四面燎火漫燒，曳光彈如蠶箭四面飛來，側後方陣線已為擊破，餘等已不得不移動。見餘側數尺伏卧人堆中，勿[忽]有二人輾轉地上，在激戰聲中不能聞其哀号。有人高呼：‘王老五’受傷了！餘近視之，知其重在腹部。時螢箭蝗飛，餘心痛如割，無語注足以慰之，無法足以助之。及後聞戰士言，‘王老五’老婆亦受傷了。任君夫婦當作同命鴛鴦矣，悲乎！願後世有音樂家為我作一哀歌以吊之。”
石井坑突圍行動開始後，軍部向石井坑東北方向的大康王一帶前進，其餘分兩路：一從鳳村向東青樹方向；二向茂林方向。軍部出石井坑，翻越一座大山後，又遭敵軍包圍，部隊被沖散。為挽救幸存的部分新四軍将士，葉挺和饒漱石商量後，決定前往五十二師談判，但在下山途中，即被頑軍扣押。從此，葉挺開始了他生命曆程中最後5年多的囚徒生活。經中共中央長期交涉，葉挺于1946年3月獲釋。出獄第二天，葉挺便緻電中央請求再次入黨，兩天後得到準許。1946年4月8日去延安時，因飛機失事遇難。
新四軍為新中國準備了一批經濟建設人才
新四軍在建軍之初就重視吸收知識分子和優秀人才，其中包括一些研究中國經濟并有相當理論建樹的專家。他們參加新四軍後，對于穩定和發展根據地的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貢獻。新中國成立後，他們将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搞經濟工作的經驗與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實踐結合起來，為新中國制定經濟政策提供理論指導和依據，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新四軍中的經濟研究人才
薛暮橋，早年研究政治經濟學，曾擔任《中國農村》主編。全民族抗戰爆發後，薛暮橋參加了新四軍，在曆險皖南事變之後，輾轉來到山東抗日根據地主持經濟工作。當時在國民黨政府發行法币、日僞政府發行僞币的壓力下，根據地發行的抗币處于劣勢，物價急劇震蕩。 薛暮橋認為：穩定物價的唯一辦法是驅逐法币，使抗币占領市場。這一舉措實施後不久，抗币和法币的比價便由原來的1 ∶ 2變成了 1 ∶ 6，囤積法币的地主們紛紛抛出法币，抗币占據了市場，物價大幅回落。
駱耕漠，早年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全民族抗戰爆發後，任中共浙江省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1941年初，駱耕漠來到新四軍軍部，被任命為新四軍軍部财經部副部長兼江淮銀行行長。上任之後，駱耕漠加強稅收工作，征收公糧，發行抗币，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後到新四軍三師負責鹽阜區的财經工作，首先進行土地登記，辦理驗契手續，其次在财經處增設生産建設局，種植蔬菜，組織棉紡織生産，保證了軍隊财政的需要。1945年5月，任蘇浙軍區供給部長，後又擔任華中軍區供給部長。1947年任華東局供給部副部長，并創辦了華東供給學校，為黨培養了一大批财經從業人員。1948年春，受陳毅之命，組建華野第一支财經接管幹部大隊。
顧準，被譽為“奇特的少年天才” ，通過自學會計學，掌握了現代會計知識。上世紀30年代，他有多部會計學著作問世，是上海知名的會計學家。其著作《銀行會計》，成為國内第一本銀行會計教材，被各大學采用。1940年後，曾任蘇北鹽阜區财經處副處長、淮海區财經處副處長。
孫冶方，1930年在上海從事勞工運動和左翼文化運動，積極參加組織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并編輯《中國農村》雜志，發表了許多具有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中國農村經濟論文，1941年到蘇北抗日根據地工作，先後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宣傳部教育科長、華中局黨校教育科長、中共津浦路西地委宣傳部長、蘇皖邊區貨物管理局局長。
何封，全民族抗戰爆發後，參加了沈鈞儒等上司的“救國會”，向青年學生講授革命理論，宣傳抗日與民主，并為上海地下黨的《團結》等雜志報刊撰寫文章。1944年先後在淮北根據地江淮大學、抗大四分校、抗大五分校任教授;1945年任蘇北公學副校長、華中建設大學教授;1946年起先後擔任山東大學政治系副主任、經濟學教授，華東大學經濟學教授，為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和培養幹部做出了貢獻。
錢俊瑞，1929年撰寫了《中國農村經濟現階段性質之研究》《中國地租的本質》等多篇論文。錢俊瑞主張把世界經濟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行研究。1936年，錢俊瑞出版了《怎樣研究中國經濟》一書。1940年，錢俊瑞進入華中抗日根據地，先後擔任了華中局文化委員會書記、新四軍政治部宣教部長。抗戰勝利後，奉調至北平軍調處執行部工作，并任新華社北平分社社長兼總編輯，後回延安，先後任中共中央秘書，《解放日報》社論委員會主任，華北大學教務長。
新四軍的經濟學家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貢獻
上海解放後，經濟困難重重、危機四伏。特别是銀元非法交易猖獗，新發行的人民币站不住腳，各種企業開工不足，市民連口糧與日用品也無法保證供應。國民黨廣播電台預言，共産黨在上海待不過半年。面對新的形勢和困難，華東局與華東局财委出台宏觀經濟調控措施，駱耕漠作為華東局财委委員，把财政接管與日後建設相結合，制定出切實有效的方案，打擊經濟犯罪，有效地制止了惡性通貨膨脹，使大上海經濟穩定下來。這是新中國财經領域第一個具有重大意義勝利。從1954年起，駱耕漠任國家計委成本物價局局長、副主任。從1990年起，駱耕漠承擔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科研項目《大陸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商品經濟特點理論剖析》和《對大陸十年來經濟體制改革的考察和典型調查報告》。著有《從資本主義到共産主義的三個過渡問題》《社會主義商品貨币問題的争論與分析》《關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幾個理論問題》等。
解放上海前夕，顧準任青州總隊（接管上海财經工作的一支幹部隊伍）隊長。1949年5月，随軍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長兼稅務局長、上海市财經委員會副主任和華東軍政委員會财政部副部長，為新中國成立後上海的财稅工作做出了貢獻。1956 年入經濟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後，開始研究商品貨币和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問題，最早提出并論證了計劃體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滅商品貨币關系和價值規律，并寫成《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産和價值規律》一書，是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1957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在随後的反“右派”運動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94年9月，《顧準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顧準日記》出版，在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顧準旋風”。
孫冶方1949年5月任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工業處處長，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1955年任國務院統計局副局長，1956年11月寫出《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他認為，正确處理國家集中上司和企業獨立經營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問題;計劃應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按資金價值量的簡單再生産和擴大再生産作為劃分企業小權和國家大權的标準;要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正确地運用經濟杠杆，提高利潤名額在經濟管理中的地位等等。1958年，孫冶方在許多地方看到用小高爐煉鐵，根本不計成本，甚至煉出一堆廢鐵。在農村調查中，他看到因刮“共産風”、吃“大鍋飯”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向中央主管經濟工作的上司寫了十多份報告，數十萬字，坦言“大躍進”把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看得太簡單了，犯了唯意志論的毛病。他在“文革”中慘遭迫害，被關入秦城監獄7年。他身陷囹圄，繼續研究經濟。在獄中沒有紙筆，他就打腹稿。50萬字的《社會主義經濟論》，他以驚人的毅力，先後默寫了85遍之多。1975年4月10日，孫冶方出獄後繼續寫出《要理直氣壯地抓社會主義利潤》《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幹理論問題》《社會主義經濟論大綱》等。
錢俊瑞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被關押8年之久。他一生潛心世界經濟的研究，這對于中國經濟與世界接軌，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以及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著有《世界經濟與世界經濟學》《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當代世界經濟發展規律探索》。1978年，他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上司制訂了 《1978—1985年全國世界經濟學科發展規劃草案》，籌建了世界經濟資料中心，發起成立了中國世界經濟學會，被選為會長。撰寫發表了多篇有關世界經濟的論文，主編了《世界經濟概論》《世界經濟年鑒》，出版了《論對外開放》《論改革》等專著。
1966年薛暮橋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醞釀撰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初稿。1979年8月，這部曆時11年的經濟學著作經過7次修改後最後完稿，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對全體幹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啟蒙的教材。1991年春，薛暮橋針對可能使改革發生逆轉的思想傾向，寫就《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幹理論問題》，從商品、貨币、市場計劃、勞動工資、财政稅收、銀行金融、所有制、企業制度等10個方面進行分析，把多年的改革主張進行了一次綜合論述，把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薛暮橋作為新中國第一代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和進階經濟官員，親身參與中國兩個經濟體制建設。他是新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設計者之一，但也最早開始主動對這種僵化體制進行痛苦而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