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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力丹、闫豔 | 《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基本概念“Kommunikation”“Verkehr”的翻譯與馬克思的傳播觀

本文轉自 | 政治傳播研究

摘要

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大量使用了Kommunikation(傳播)、Verkehr(交往)等概念進行論證。很多情況下這兩個詞既包括物質層面的交通運輸,也包括精神層面的消息傳遞、電報往來、人際傳播和關系建構等等。本文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曆史考證版第二版(MEGA²)為依據,将其中這兩個詞以及相關的Transport(運輸)一詞的原詞、派生詞、複合詞共計1213處,對照約1200萬字的現有《資本論》及其手稿的中譯文,制作各種比照表格和寫出分析文字約50萬字。确認相當多的Kommunikation、Verkehr被譯為“交通”“交通運輸”,而當代漢語“交通”主要指火車、輪船等運輸工具,無形中造成馬克思豐富的傳播觀被遮蔽。本文對這種情況從五個角度切入做了全面梳理,努力回歸馬克思論證的原意。

作者簡介

陳力丹(四川大學講席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

闫豔(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生)

文章來源:

《國際新聞界》2024年第04期

1845-1846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立唯物史觀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态》中使用了一個核心概念Verkehr(交往)以及一系列由其派生和複合的概念;與此同時,他們還使用了與Verkehr相關聯的概念Kommnikation(通訊、傳播)。僅從《德意志意識形态》就可看到,它們的内涵十分豐富,顯示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宏大的傳播學視野。本文第一作者上世紀80-90年代就指出,Verkehr既指物質意義上的商業貿易、交通運輸,也指精神意義上的資訊傳通。随後關于《德意志意識形态》中“交往”的研究,在中國出現了一批論文和著作。 問題在于,對《德意志意識形态》中“交往”的研究基本停留在該論著本身,多數是從哲學和政治經濟學角度切入和展開研究的,沒有從傳播學的角度加以進一步研究,很少有人注意到馬克思1857年以後直到他逝世時《資本論》及其巨量手稿裡對這些概念的使用,以及恩格斯整理馬克思《資本論》手稿時繼續使用Verkehr以及相關聯的概念Kommnikation的情況。沒有從傳播學角度對“交往”加以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資本論》及其手稿的中譯文将它們大多譯為“交通”“交通運輸”而不是“交往”或“通訊和運輸”,還有一些Kommnikation沒有被譯出;而多數研究者不懂德文,很少查對原著文字。因而,有必要下功夫系統考察《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原著文字和中譯文是否内涵對應,回歸馬克思的原意,從具體的曆史背景出發深刻了解和研究馬克思的傳播觀。

《資本論》及其手稿中Kommunikation、Verkehr以及相關的Transport(運輸)的出現頻率

本文研究的依據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曆史考證版第二版(MEGA²)。該版的編輯原則是:凡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文獻,均用他們寫作時使用的語言文字刊出,反映文獻的全貌。因而,它是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最權威版本。

《資本論》第1卷由馬克思或恩格斯修訂的還有法文版和英文版,Kommunikation和Transport在這兩個版本中均為communication和transport。關于Verkehr,馬克思1846年用法文緻信俄國政論家帕維爾·安年科夫,特别提到“我在這裡使用‘commerce’一詞是就它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詞那樣。”而Verkehr的對應英文,根據大量馬克思或恩格斯的英文論著,它的對應詞是intercourse。例如馬克思1853年談到“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普遍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普遍交往”和“這種交往的工具”的對應原文即“universal intercourse”和“the means of that intercourse”。

我們将Kommunikation(含英文或法文communication、英-德混合拼法的Communikation和含有該詞的複合詞)、Verkehr(含對應法文commerce、對應英文intercourse)這兩個詞,以及含有這兩個關鍵詞的詞,與這兩個詞緊密相連的Transport(運輸,法文和英文同)及其複合詞,從MEGA²中全部查找出來。原詞和複合詞的外文詞(主要是德文,還有法文和英文)共計167個,出現1376處。因為存在一詞多義,排除與“交往”“交通”“運輸”“傳播”等語義無關的使用163處,總計有1213處的使用涉及馬克思傳播觀的表達,其中部分(454處)目前沒有中譯文,由筆者根據原德文、法文或英文譯出中文加以比對。為此我們制作了縱向3欄的一個大表格,分列原著外文、中譯文、簡單分析,共計153頁、35萬字。

以從MEGA²查出的這1213處原著文字為基礎,核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資本論》及其手稿的中譯文,我們發現較多的影響準确、全面了解馬克思原意的翻譯問題。與此同時,還将第2版《資本論》及其手稿的中譯文與《全集》中文第1版的中譯文進行比對,查核第2版對譯文的改進情況,結果顯示,有少量改進,但總體變化不大。為此我們制作了2個2萬字的對照表格。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沒有收入《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和法文版,還有一些《資本論》手稿未收入。中文第2版依據MEGA²第Ⅱ部分的内容,編為17卷,收入《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和法文版,目前已出版151/3卷(30-39、40卷上冊、42-46卷),還有12/3卷(40卷中冊和下冊、41卷)待出版。考慮到《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和法文版的獨立價值,我們将這兩個版本中的這三個關鍵詞和其複合詞的原文和中譯文,與通行的德文第4版中譯文做了逐一比對,制作了3個表格,共計25頁、6萬字。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已決定不收入《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修訂的德文第2版和恩格斯修訂的德文第3版,以及恩格斯修訂的英文版。為全面考察《資本論》各個版本的改動或補充中可能存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傳播觀的進一步論述,我們逐一核對了這三個版本中所有涉及Kommunikation(英文communication)、Verkehr(英文intercourse)、Transport(英文同)三個關鍵詞及複合詞的使用。

經過較長時間的查對和統計,與通訊、運輸、交往、交換、交易等有關的以上3個詞的原詞、派生詞和複合詞,在總體中各詞所占比如下:Transport52%(626處,原詞253處),該詞大多譯為“運輸”,是準确的,核心内涵即當代中文的“交通”,側重于物質從一地到另一地的空間位移的轉移過程。Verkehr33%(402處,原詞119處),相當多的該詞被譯為“交往”。Kommunikation(含不同拼法),占比15%(185處,原詞38處),它所覆寫的意義域和Verkehr相似,側重消息的傳遞、電報往來、人與人的精神交往,以及人的關系建構。這幾個關鍵詞中,連詞Kommunikation-und Transport或Transport-und Kommunikation及以這兩個連詞為基礎的複合詞,出現頻率較高,共169處,也是譯文扭曲原意的重點,以後詳細論證。

《資本論》及其手稿中使用的Verkehr、Kommunikation這兩個展現馬克思傳播觀的關鍵詞,其核心内涵以及延伸内涵,可以通過柏林-勃蘭登堡科學研究院(BBAW)編纂的德語數字詞典(DWDS)來考察。這個大型資料庫截至2018年5月包括130億個可用文本詞,品質與标準英語語料庫(BNC)相當。我們主要采用其中曆史語料庫(HistorischeKorpora)的資料,這個庫幾乎涉及所有學術領域的著作,包括馬克思的著作。

我們考察了1465-1900年間這兩個詞的使用情況,使用頻率1900年之前逐年增長。Verkehr1465-1600年出現33次,1600-1700年53次,1700-1800年383次,1800-1900年68229次;Kommunikation1465-1600年出現20次,1600-1700年146次,1700-1800年344次;1800-1900年3475次。可見,1800-1900年是這兩個詞迅猛發展的時期,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對這兩個詞的使用就處于這個階段,顯現了他和恩格斯傳播觀用詞的前瞻性。其中Verkehr在後世的使用呈現很強的生命力,1900-1987年(材料截止這年)出現79784次,成為德語世界表達資訊社會情形的核心概念;Kommunikation有所下降,為308次。

中文語境下“交通”内涵的變化

“交通”在中國古代的行文中,内涵很豐富。“‘交’意味着天地交疊、萬物交接、男女交合,還有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而‘通’則意味着通達、溝通、交流”,‘交’‘通’連用是指溝通、接通、交流的意思。”《周易》謂“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19世紀末的中國學者若将Kommunikation或Verkehr譯為“交通”是與當時的語言了解環境對應的,“那時的‘交通’還不是一個不可分的合成詞,而是‘交’(互動、交流)與‘通’(互相聯接)兩個詞的并列。這是一個比較古老的用法,它甚至比‘傳播’更接近communication的本意。”但從民國初年起,“交通”一詞逐漸特指水、陸運輸,随着運用古代“交通”内涵的老一代人逐漸去世,原來内涵豐富的“交通”變得越來越狹窄。

我們查閱了中國新聞學的創立者徐寶璜1919年發表、後來成書的《新聞學》和邵飄萍1923年成書的《實際應用新聞學》。《新聞學》出現28處“交通”,均指客貨運輸。該書伊始便是這樣一句話:“自世界交通日便,各國發生密切關系以來,他國之要事,亦為吾人所注意,故亦為新聞。”徐寶璜還特意就民國七年(1918年)6月24日同一天同一新聞的兩種寫法做了褒貶評價,褒為《交通部第一次運輸會議開幕為謀運輸事務之統一》,貶為《交通運輸會議開幕》。這裡透露的曆史資訊有:第一,那時中華民國政府負責水陸運輸的部門叫“交通部”,這裡“交通”的内涵與中國古代“交通”的内涵相比,已經大大縮小;第二,當時已經将“交通”與“運輸”并提,合一使用,基本上屬于同義反複。徐寶璜褒獎前者道:“交通部乃國中著名機關之一,運輸會議為新穎之名目,而運輸之事,又與多數商人發生關系,亦研究鐵路運輸學者所注意,又在此新聞中無更足以引人注意之事,故‘交通部第一次運輸會議’十字為新聞之精采也。”這裡,他無意中對當時關于“交通”“運輸”的内涵做了解釋。“運輸”一詞的使用顯然剛開始(“新穎之名目”),“運輸之事,又與多數商人發生關系”,當時他們關注的是具有發展潛力的鐵路運輸。

邵飄萍的《實際應用新聞學》裡出現8次“交通”。其中3次指職務“交通總長”,2次指交通部,1次為“遮斷交通家屋和船舶”(防止傳染病的措施),1次為這樣一句話:“依地理、交通、或人物、經濟之便利而配置設定”。這裡的“交通便利”,顯然是指道路運輸意義上的“便利”。這本書的序言是請當時政界和社會界名人王正廷寫的,他伊始便是這樣一句話:“人類喜交通,尚合群,交換新知識,原為人生之本能性,亦即社會生活之所必要,欲充發此本能性及滿足其必要,于是而報紙尚焉。”王正廷是中華民國孫中山首屆内閣成員,随後亦是各屆内閣成員,1922年為中國第一位國際奧委會委員。他1882年出生,橫跨清朝-民國,因而筆下的“交通”延續了中國古文的豐富内涵。邵飄萍則是新派人物,他習慣于在新的語境裡使用當代意義的新詞内涵來表達。

民國初年的“交通”内涵雖然縮小,但在了解上,新聞學者們是把當時的電報、電話和通訊社的電訊包含在“交通”内的。徐寶璜在《新聞學》裡寫道:“美國交通便利,通信事業發達;國内電線,密如蛛網,國外無線電,又亘世界……”。其中的“電線”和“無線電”指的就是電報和電話、通訊社的電訊。邵飄萍在1924年的《新聞學總論》裡,也将電報、電話納入“交通”的範疇。但“交通”一詞的一般社會使用中,主要是指水、陸的客貨運輸。

1949年以後,“交通”一詞的所指進一步縮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後來改稱國務院)不同時期或同時有交通部(2008年改名“交通運輸部”,對應英文是MinistryofTransport)、鐵道部、郵電部、民航總局的劃分。現在叫“交通運輸部”,下轄主要的三個局是:公路管理局、航務(指水路)管理局、地方鐵路管理局。與此對應的是社會上對“交通”一詞的使用。我們抽查了1951年《人民日報》含有“交通”的兩篇稿件,一篇是6月3日的文章《有計劃地發展手工業生産》,有一處“交通”:“在機器工業不發達和交通不夠便利的情況下”;一篇是9月22日的文章《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有兩處“交通”:“增加一條橫貫的交通要道”“淮河自古就是水路交通的要道”。還抽查了1960年《人民日報》含有“交通”的兩篇文章,一篇是7月4日的文章《河南職工快造多造提水工具》,有三處“交通”:“工業交通和商業戰線”“交通部門運輸抗旱物資”和“以交通保煤炭的大超産運動”;一篇是10月23日的文章《建設美好幸福的農村人民公社》,有一處“交通”:“社辦工業和交通運輸業”。顯然,所有這些“交通”都是狹義地特指水、陸運輸,已經看不到其中包括專職資訊傳播的内容。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的《現代漢語詞典》2016年第7版,“交通”一詞的解釋如下:

交通:名詞,原是各種運輸和郵電事業的統稱,現僅指運輸事業。<書>動詞,往來通達:阡陌交通。

顯然,21世紀的當下,中國漢字“交通”的内涵時過境遷,原來由“交通”一詞表達的“萬物交接、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通達、溝通、交流”等内涵,特别是資訊的流通,更多地采用“通訊”“交流”“溝通”“傳播”來指代了。這種情形下,用“交通”“交通運輸”來對應《資本論》及其手稿裡的Kommunikation或Verkehr等詞或其複合詞,本來含有宏大視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傳播觀似乎就隻涉及運輸工具的使用,遮蔽了他們關于傳播的深邃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這兩個概念時,很多地方談的不僅是交通運輸業或工具,而是包括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社會關系建構的交往體系。

《資本論》及其手稿中使用Kommunikation、Verkehr概念時的完整所指

前面查核考證Transport一詞,絕大多數中譯文譯為“運輸”是準确的,故就此不提。《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使用的Kommunikation、Verkehr這兩個概念,目前中譯文有一部分沒有完整、準确表達出作者的原意。下面通過若幹例證的具體分析,來說明馬克思對這幾個概念的完整所指。

例證1.《資本論》第2卷有一段話,目前最新的中譯文如下:

有一些獨立的産業部門,那裡的生産過程的産品不是新的物質的産品,不是商品。在這些産業部門中,經濟上重要的,隻有交通工業,它或者是真正的貨客運輸業,或者隻是消息、書信、電報等等的傳遞。

文中與“交通工業”對應的德文原詞是Kommunikationsindustrie,而馬克思對物質(含人員)從一地到另一地的空間移動,所使用的概念是以Transport(運輸)為限定詞的複合詞Transportindustrie(運輸業)。也就是說,他在概括物質運輸和資訊溝通這兩類性質接近但并不相同的情形時,使用的是以Kommunikation為限定詞的複合詞,即Kommunikation的内涵包括這兩方面,比現在中文語境中的“交通”要廣泛得多。面對馬克思如此清晰的意蘊表達,把Kommunikationsindustrie譯為“交通工業”明顯不妥,因為現在中國語境裡的“交通”僅指客貨運輸,遮蔽了馬克思通過這個概念想要表達的“消息、書信、電報等等的傳遞”的内涵。Kommunikationsindustrie的限定詞Kommunikation,在這裡應該譯為較為廣義的“交往”,與另一個名詞Industrie複合,構成“交往工業”。

例證2.再看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裡另一段關于如何通過各種資訊的溝通減輕交往異化的論證,其最新中譯文是:

生産和消費的普遍聯系和全面依賴随着消費者和生産者的互相獨立和漠不關心而一同增長;因為這種沖突導緻危機等等,是以随着這種異化的發展,在它本身的基礎上,人們試圖消除它;行情表、匯率、商業經營者間的通信和電報聯系等等(交通工具當然同時發展),通過這些東西,每一單個人可以獲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動情況,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動與之相适應。

文中與“交通工具”對應的原文是英語化的名詞“Communicationsmittel”。在這裡,馬克思将“行情表、匯率、商業經營者間的通信和電報聯系”等一系列資訊溝通的手段用“Communicationsmittel”加以概括,譯為“交通工具”是不準确的。讀者看到中文“交通工具”,無論如何聯想不到馬克思所說的行情表、匯率,以及商業經營者間的通信和電報聯系。與中譯文括号裡的話“交通工具當然同時發展”對應的原文是“die Communicationsmittel wachsen natürlich gleichzeitig”,根據前後文,翻譯為“通訊手段當然同時發展”,馬克思的意思就更清楚了。這裡的Communication應翻譯為“通訊”。

例證3.我們再看馬克思對以Verkehr為限定詞的複合詞的使用。《資本論》第3卷裡馬克思談到鐵路、電報、郵政,其最新中譯文是:

一便士郵政制、鐵路、電報,總之,各種改進了的交通工具,也有助于流通手段的節約;是以,現在英國雖然銀行券的流通量幾乎一樣,卻可以經營5倍甚至6倍的營業。

文中與“交通工具”對應的德文原詞是Verkehrsmittel,翻譯為“交通工具”明顯不妥,因為中國讀者很難從“交通工具”的語境中想到電報和郵政,而馬克思這裡論證的主要是改進了的通訊技術,如何使同樣多的資訊量的使用,帶來數倍效益的社會傳播效應,應該譯為廣義上的“交往手段”。

例證4.再看恩格斯補充的《資本論》第3卷第30章的注釋(8),他論證世界市場形成時使用了Verkehr作限定詞的複合詞Verkehrsmittel,最新中譯文如下:

由于交通工具的驚人發展,——遠洋輪船、鐵路、電報、蘇伊士運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場。

中譯文将Verkehrsmittel譯為“交通工具”,而恩格斯的行文所指的是“遠洋輪船、鐵路、電報、蘇伊士運河”,明顯不能完全對應。現在中國的語境中,電報、運河不會被視為“交通工具”。這裡也應該譯為廣義的“交往手段”。

例證5.恩格斯1894年7月在《論原始基督教的曆史》一文中談到國際勞工協會(第一國際)如何依靠各種現代交往手段達到行動統一時的一段話,最新譯文如下:

……依靠了現代的交通工具,依靠了鐵路、電報、巨大的工業城市、報刊和有組織的人民集會才達到的。

文中“交通工具”的對應原文是Verkehrsmitteln(複數三格),後面提供的是關于這個概念的五方面所指:“鐵路、電報、巨大的工業城市、報刊和有組織的人民集會”。除了鐵路,其他四方面無論如何不可以歸結為中國語境裡的“交通工具”。這裡應該翻譯為廣義的“交往手段”。

例證6.各種形式上的運輸手段用于不同目的時,并非隻是生産的一部分,也會是人際交往的載體或中介,下面這段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裡的論證,清晰地表達了他對各種運輸手段的辯證認識:

房屋可以用于生産,也可以用于消費,一切交通工具也是如此:船舶和車輛既可以用于旅遊,也可以用作運輸工具;道路可以用作本來意義的生産的交通手段,也可以用來散步,等等。

這段譯文50個漢字裡,先後出現“交通工具”“運輸工具”“交通手段”,而原詞均不相同。與“交通工具”對應的原詞是Vehikel,指相對狹義的運載工具,特别是老式的舊車輛(那時的“車”指馬車、人力車,沒有汽車)。與“運輸工具”對應的原詞是Transportmittel,與“交通手段”對應的原詞是Communicationsmittel。中譯文裡的三個詞,大體了解方面沒有錯,但這樣不做甄别的翻譯,會影響對馬克思關于運輸手段兩種使用價值論證的了解。現在我們逐字逐句(包括标點)按照德文原文的文法結構重新翻譯一遍:

原文:

Ein Haus kann zur Production dienen,wie zur Consumtion;ebenso alle Vehikel,ein Schiff und ein Wagen zur Lustfahrt,wie zum Transportmittel; eine Strasse als Communicationsmittel,für die eigentliche Production,wie für Spazierengehn etc.

重譯文:“一座房子就像用于消費一樣,也可以用于生産;所有載具也是如此,一條船和一輛車就像用作運輸手段一樣,也可以用于出遊;一條道路作為交往手段,就像用于散步一樣,也可以用于實際的生産,等等。”

馬克思關于交往手段用于生産還是用于出遊、散步,文法結構上是替換着論證的,他把兩種使用并列看待,沒有主次之分。重譯文和原譯文,總體意思沒有根本差異,但三個涉及運輸的中文詞,根據上下文做了甄别選擇,Vehikel譯為“載具”,代指那時一般生活中接觸的最普通的小型船舶和無機械動力的車輛;Transportmittel轉而對生産而言時,使用比較嚴格的經濟學詞彙“運輸手段”;道路(走馬車或人力車的)本身不是運輸體,而是運輸體的載體,同時亦可以是消閑者的路徑,故Communicationsmittel譯為廣義的“交往手段”較為穩妥。例舉這段話的目的在于說明,即使單純的“交通工具”,馬克思也想到了它們有用于生産和用于消遣的不同使用價值,後者是一種人的交往方式或傳播形态。換句話說,馬克思使用Communicationsmittel概念時,始終承認其中人的交往因素。

例證7.關于運輸中的人的因素(生産中的協作),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有專章論證,在《資本論》手稿中更有從古至19世紀的曆史考察,多次使用Verkehr的概念描述千百隻眼睛和手腳的共同協作。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裡他有這樣一段話(這段話在同一手稿裡兩次重複出現),最新譯文如下:

由于礦井、棉紡織廠等等使用機器增加,就有必要在機器制造業本身實行大生産。至于這種生産方式大規模需要的交通工具的增加就不用說了,隻是由于機器制造業本身中采用機器——特别是大功率的原動機等等——,才使輪船,蒸汽機車和鐵路成為可能……(修建鐵路的時候——我們指的是建築鐵路線——,隻是一方面表現出資本積聚的形式,另一方面表現出勞工的協作。機器本身的采用在這裡是很不重要的。)

文中與“交通工具”對應的原文是“Mitteln des Verkehrs”(二格詞組的複數三格,與Verkehrsmittel含義相同),馬克思用它泛指包括運輸手段在内的各種新型機械,注意到它們對大規模生産的巨大推動作用,同時談到修建鐵路線時勞工的協作(一種有組織的人的交往),他甚至更看重“勞工的協作”,認為“機器本身的采用在這裡是很不重要的”。根據上下文,“Mitteln des Verkehrs”不該譯為“交通工具”,而應在廣義上了解為“交往手段”,包括有組織的勞工協作。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Kommunikation和Verkehr常常交替使用,内涵大緻相同。從上面例證3、4、5、7,已經可以得到充分證明。

根據以上6、7例證,馬克思概括性使用Kommunikation、Verkehr或其複合詞時,即使行文中沒有明确指出這個概念包含各種資訊傳通手段或人際關系結構,也應該意識到他關于這個概念的完整所指,包含各種運輸手段和各種資訊傳通手段或方式,即使具體行文中例舉的全部是具體的運輸手段。

《資本論》及其手稿中Kommunikation-、Verkehr-等複合詞字尾為mittel的,或由Kommunikation、Verkehr二格限定的名詞Mittel,絕大多數譯為“工具”。例如前面例證第2、3、4、5中的譯文“交通工具”對應原詞的字尾mittel,第7個例證“交通工具”對應名詞中的Mittel,均譯為“工具”。隻有例證6原詞Communicationsmittel的字尾mittel譯為“手段”。

Mittel在一般情況下改譯為“手段”比較适當,這是考慮到馬克思使用Kommunikation、Verkehr等詞時,多數情況下不僅指一般意義的運輸、運輸工具、運輸業,同時包含資訊溝通方面的内涵,還考慮到運輸對于生産與消閑的不同使用價值。Mittel譯為“工具”還是“手段”,可以參看1861-1863經濟學手稿裡一段最新譯文。馬克思以基本肯定的口氣摘錄了德國經濟學家威廉·舒爾茨1843年的著作《生産運動》(他早在1844年經濟學和哲學手稿裡,曾兩次大量引用這部著作),其中一段話如下:

後來,開始隻是創造了一些簡單的交通工具和手段,如運東西的馱畜,或人們還用船槳這種手工工具來操縱和推動的小船。還可以指出為了共同的交往目的而進行的活動的進一步分工……

這段話裡的“交通工具和手段”對應的原著文字是“Werkzeuge und Mittel des Verkehrs”,其中“工具和手段”翻譯準确。Werkzeug、Mittel,都有“工具”的意思,彙合在一起時,提醒我們注意它們的細微差别。Werkzeug的首要含義是具體的工具,諸如刀具、鍛具。而Mittel的首要内涵是方法、辦法、對策、手段,具象情形下才宜譯為“工具”。根據前後文,這句話應翻譯為“交往工具和手段”。這句話裡的“交往目的”對應的原著文字是“Zwecken des Verkehrs”,翻譯準确。

實際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已經注意到這個翻譯的問題。該版的《資本論》第1卷第4版(第44卷)和第3卷(第46卷),在“Mittel”這個詞的譯法上,分别有3處和2處将“交通運輸工具”改為“交通運輸手段”,使得内涵得以放寬。

根據上面這段話的翻譯經驗,考慮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性使用Kommunikationsmittel、Verkehrsmittel時的完整所指,這兩個複合詞應該翻譯為相對廣義的“交往手段”而不是具象的“交往工具”。在一定的論證情形下,例如例證2裡的Kommunikationsmittel,翻譯為明确的“通訊手段”。

《資本論》及其手稿裡Kommunikation、Verkehr對應中譯文的主要問題

(一)“Kommunikations-und Transport-”統一譯為“交通運輸-”

中文版《資本論》及其手稿中,“Kommunikations-und Transport-”或“Transport-und Kommunikations-”連詞出現頻率很高,有多種不同組合的字尾,共有169處。目前這樣的連詞,無論Kommunikation和Transport哪個在前、在後,統一翻譯為“交通運輸-”,均沒有譯出馬克思使用這對連詞的完整内涵。

這裡列舉一段沒有人引證過的馬克思1863-1867年經濟學手稿裡的話:

很清楚,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在這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實際的距離,經過這段距離所必需的時間,取決于這些工具。事情僅僅歸結為這一點,而不是地理上的距離本身。

這是馬克思論述資本回流時間和流通時間時的完整自然段,其中“交通運輸工具”的對應德文是“Transport und Communicationsmittel”,具體論證貨币或有價證券的流轉,因而這個連詞指的是發送行情資訊的電報、傳遞各種票據和個人間信件的郵政、押送金錢的特殊交通工具等交往手段,應譯為“運輸和通訊手段”;後面的“工具”也相應改譯為“手段”。

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論證影響商品流通速度的因素時寫道:“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這種發展有二重意義:它既決定彼此交換者即互相接觸者的範圍,又決定原料到達生産者手裡和産品到達消費者手裡的速度……”

其中“交通運輸工具”的原詞是“Communications-und Transportmittel”。這裡後者(速度)可以由運輸工具決定,而前者(交換者的接觸),主要是通過人際接觸或資訊傳通手段實作的,因而,“交通運輸工具”沒有譯出連詞前者Communicationsmittel的内涵,應該譯為“通訊和運輸手段”,由此上下文才銜接得當,邏輯自洽。

馬克思多次談到交往手段的發展帶來資本主義市場的變化,例如他說的“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會縮短市場距離”,這裡用來“縮短市場距離”的“交通運輸工具”(Transport-und Communikationsmittel)不僅包括火車、輪船,還包括電報,正如他談到“交通[Communication,應譯為“交往”]的迅捷”時所說,“電報和鐵路可以随時使棉花從利物浦運到曼徹斯特。”每當Kommunikation和Transport這兩個詞連用時,其實都是在表述“通訊和運輸-”,而中譯文隻簡單将其譯為“交通運輸-”,無形中隻凸顯物質層面的運輸,忽略了資訊傳遞和人際交流層面的内涵。中國讀者很難透過“交通運輸”這個中文詞發現原文的雙層意蘊。

像《資本論》這樣涉及面多而廣、以論證為主而非叙述性的科學論著,概念内涵的精準表達非常重要,規定某一類型的詞句(尚有前後順序的差異)在任何情形下統一譯為同一個中文詞,會造成扭曲或遮蔽作者思想的結果。

(二)相同情形下的一詞多譯

若與上面談及的相反,背景完全相同條件下的相同詞句,譯文卻完全不一樣,會造成這樣的情形:中文讀者一般認為,中譯文對應的應該是不同的外文詞,而實際情況卻不是。這種情形同樣不能準确地表達馬克思的思想。

1857-1858經濟學手稿有兩處十多行文字幾乎完全相同,但關鍵詞“Verkehr”的翻譯卻不同。這句話開頭的原文是“Das Austauschen des Ueberflusses ist Austausch-und Tauschwerth-setzender Verkehr.”後面還有數行文字也相同。唯一差別是上面這句話倒數第二個詞“Tauschwerthsetzender”,第一次出現的有“-”,第二次出現的沒有,寫法不同,翻譯應該是一樣的。現在第一次出現的譯為:“剩餘物的交換是設定交換和交換價值的交易。”第二次的譯為“剩餘産品的交換是設定交換和交換價值的交往。”主要不同處是其中的“Verkehr”第一次被譯為“交易”,第二次譯為“交往”。而後面的大段行文(中間論證較長,省略)是:“如果從事交換的中介人(倫巴第人、諾曼人等等)一再地出現,進而繼續不斷的貿易發展起來,……這就是所謂對外貿易的傳播文明的作用。”馬克思論證的是交往發展起來以後的結果:剩餘産品的交換已經不僅是交易,從事交換的中介人越來越多地加入進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密集起來,交換擴大,文明得以傳播。很明顯,這裡的“Verkehr”譯為“交往”更符合整體語境和馬克思想要傳達的思想,翻譯成“交易”會造成詞義的窄化了解。

《資本論》第3卷還有一處添加性質的一詞兩譯。馬克思論證封建生産方式過渡到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路徑時,談到商人如何組織勞工為自己勞動,恩格斯為此做了一條注(編号52),最新譯文如下:“萊茵地區的縧帶編織業,絲辮編織業和絲織業的情況也是這樣。克雷費爾德附近甚至還專門鋪設一條鐵路來溝通這些農村手工織工和城市“工廠主”之間的交易。”

這句話裡的名詞“Verkehr”是表示目的的介詞“für”(相當于英文for)引導的目的狀語中的關鍵詞,原話是“für den Verkehr dieser ländlichen Handweber mit den städtischen,Fabrikanten‘”,可以翻譯為:“為了友善農村手工織工和城市‘工廠主’之間的交往”。中譯文裡的“溝通”和“交易”隻能對應“Verkehr”這一個詞。若不核對原文,讀者會認為恩格斯既談到鐵路的溝通作用,又談到織工和工廠主之間的交易,其實不然。

同樣情形下的一詞多譯,每個例子都是特殊情形,難以一一叙說。比如動詞verkehren和名詞Verkehr在同樣的上下文背景中,這個地方譯為“同印度和中國做生意”(mit Indien und China verkehren),那個地方譯為“英國人同印度和中國的交往”(im Verkehr der Engländer mit Indien und China),後者翻譯準确,前者宜譯為“同印度和中國打交道”。再如Verkehr處于介詞詞組“imtäglichen Verkehr”中時,同樣是讨論貨币的交換與流通,一個地方譯為“在日常交往中,銅(後來是鐵)仍然是主要的金屬。”;另一個地方譯為“在生産者和消費者之間直接進行的資産階級生活的日常交易中……”,這裡後者宜改為“交往”。還有含Verkehr的詞組“dem internationalen Verkehr”,同樣是讨論貨币在國際交往中的作用,一個地方譯為“國際交易”,另兩個地方譯為“國際交往”。這裡前者譯為“國際交往”比較妥當。由于很多中國讀者不懂德文,是通過中譯文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譯者要考慮到他們的接受心理,盡可能找到最恰當的中文詞來表述馬克思的原意,把準确、完整的譯文呈現給他們。

(三)同一主題論證中的多詞一譯

馬克思表達自己思想時的用詞是十分謹慎的,很多内涵相近的詞,使用中的區分精到入微。因而,翻譯中的多詞一譯,雖然并非不可以,但要謹慎,盡可能避免這樣的情形。例如在MEGA²提供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同一段落(《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把這段劃分為兩個自然段)同一印刷頁内以交換和分工為主題的論證中,馬克思有這樣一段話:“曆史地自行産生的需要即由生産本身産生的需要,社會需要即從社會生産和交換中産生的需要越是表現為必要的,現實财富的發展程度便越高。”)

這裡的“交換”一詞對應的是這一德文段落中偶然使用的英文詞“intercourse”;前述已說明,該詞即德文“Verkehr”。随後他論證普遍交換如何造成世界市場,中譯文兩次使用了“交換”概念,對應的是“Austausch”(交換)和它的指代詞。中國讀者連着看到3個中文詞“交換”,會認為對應的是同一個外文詞,其實不然。第一個“交換”應該改為“交往”。馬克思論證“交換”時涉及到讨論“社會需要”,而這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它産生于社會生産(物質方面),同時也來源于社會交往(精神方面)。後兩個“交換”翻譯準确,世界市場的基礎是商品的普遍交換。同一個中文詞,原詞不同,又湊在一起,翻譯更要精準,以免誤導讀者。

馬克思1859年在他首部政治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關于貨币計量機關的學說”一節裡,提及普魯士紙币的價值衡量,現在的最新譯文是:

例如,普魯士的紙塔勒,法律上雖然規定不兌現,但是,當它在日常流通中低于銀塔勒,因而實際上不能兌現時,就立刻貶值。

這一節裡随處可看到中文詞“流通”,對應的德文絕大部分是名詞或複合詞的基礎詞“Cirkulation”(流通),或與名詞對應的動詞“cirkulieren”。諸如貝克萊主教“混淆了作為價值尺度的金銀和作為流通手段的金銀”,“阿西涅法郎是作為銀币的價值符号來流通的”等。唯有上面那段話裡的“流通”不是“Cirkulation”。馬克思談到普魯士紙币“日常流通”時,原文是介詞詞組“im gewöhnlichen Verkehr”。其中形容詞“gewöhnlich”表示“一般的,平凡的,日常的”,名詞“Verkehr”應譯為“交往”。他使用諸多“Cirkulation”概念的過程中,忽然改換使用“Verkehr”是有考慮的。普魯士低級别紙币塔勒,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買賣的中介,譯為“日常流通”反映不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也反映不出馬克思在本節裡強調的貨币背後是人的勞動實體的思想。

《資本論》第3卷裡,馬克思有這樣一段話:“隻要這種貶值不表示生産以及鐵路和運河運輸的實際停滞,不表示已開始經營的企業的停閉,不表示資本在毫無價值的企業上的白白浪費,一個國家就決不會因為名義貨币資本這種肥皂泡的破裂而減少分文。”

《資本論》及其手稿中譯文裡的“運輸”對應的原詞絕大部分是“Transport”,這句話裡的“運輸”對應的卻是“Verkehr”。在此前後,馬克思談到股票代表股東預付的貨币額,決不排除股票隻是一種欺詐。受到欺詐的自然是人,抽象化為股票。是以,雖然“貶值不表示生産以及鐵路和運河運輸的實際停滞”是在叙述鐵路和運河的運作狀況,但它不是單指鐵路和運河自身的“運輸”功能,“Verkehr”明顯有着廣泛的含義,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欺詐也是一種交往關系。由此可以了解為什麼别的地方“運輸”對應的都是“Transport”,唯獨這裡是“Verkehr”。這句話改為“隻要這種貶值不表示生産以及鐵路和運河往來的實際停滞……”,就将Transport和Verkehr的細微差異區分開來了。“往來”既可以指鐵路和運河你來我往的日常運作,也可代表鐵路和運河運作背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翻譯《資本論》及其手稿時不謹慎的多詞一譯,會抹去它們之間的細微差别,影響讀者對馬克思全面、準确的了解。而對讀者來說,具體研究時需要對這種譯文現象多一分警覺,必須查證原文,仔細體會馬克思每個用詞的含義。

由于澄清翻譯問題而清晰顯現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幾個重要傳播觀點

2023年,一位傳播學專業的應屆博士畢業生到一所985大學應聘面試,講述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19世紀交往革命的思想對當今中國新聞傳播業發展的啟示,主考教授的評價是:馬克思沒有這方面的論述。這一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重要内容,本學科的教授不知道,除了自身的學習不夠外,可能與目前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著中看不到“交往革命”或“通訊和運輸革命”的明确表述有關。這裡就這方面的問題,介紹幾個《資本論》及其手稿裡由于翻譯不當而被遮蔽了的他們傳播觀的重要觀點。

(一)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交往革命重大意義的思想

早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關注着英國發生的交往革命,特别是電報的發明和推廣使用。1853年7月,馬克思談到電報鞏固了“使印度達到比從前在大莫卧兒人統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擴大的政治統一”。同年9月他談到“整個印度半島的電報網”。1855年1月,馬克思兩次論證“電報已把整個歐洲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商業交易所”。

1867年僅在《資本論》第1卷裡,馬克思兩次提到交往革命,但現在的譯文沒有完整地表達其論證内涵,沒有引起本學科研究者的注意。下面是其中一段論證的最新譯文:

工農業生産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會生産過程的一般條件即交通運輸手段的革命成為必要。正像以具有家庭副業的小農業和城市手工業為“樞紐”(我借用傅立葉的用語)的社會所擁有的交通運輸手段,完全不再能滿足擁有擴大的社會分工、集中的勞動資料和勞工以及殖民地市場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生産需要,因而事實上已經發生了變革一樣,工場手工業時期遺留下來的交通運輸手段,很快又轉化為具有狂熱的生産速度和巨大的生産規模、經常把大量資本和勞工由一個生産領域投入另一個生産領域并具有建立立的世界市場聯系的大工業所不能忍受的桎梏。

上面“革命”的定語“交通運輸手段”,馬克思連續三次确認的原詞是“Kommunikations-und Transportmittel”。此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均譯為“交通運輸工具”,新譯文改為“手段”,“手段”比“工具”的含義廣泛,翻譯要準确一些。但und(和)連接配接的連詞含有兩個并列的基礎詞Kommunikation、Transport,翻譯為“交通運輸手段”還是有問題,因為“交通運輸”在當代中國語境裡基本是同義反複,相當于漏譯了Kommunikation。“交通運輸”隻表達了物質層面從一地到另一地的移動過程,沒有譯出原文所包含的資訊傳遞的過程,中國讀者看到“交通運輸”一詞,頭腦裡會反應出輪船、鐵路,不會将“電報”和其他資訊傳遞的手段納入其中。這裡應該譯為“通訊和運輸手段”。這些手段的重大意義在于:它們是社會生産過程中“具有建立立的世界市場聯系的大工業”的“一般條件”。

MEGA²第Ⅱ部分(《資本論》及其手稿部分)的編輯特别指出,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即馬克思逝世前不久),馬克思在信件中談到,如果不分析新的現象——金融經濟以及運輸和通訊工業(Transport-und Kommunikationsindustrie)正在成為與制造業并駕齊驅的強大和有利可圖的部門,他就無法完成《資本論》的其他部分,這不是借口而是洞察。而這兩個領域,正是當今時代服務資訊業(金融業和資訊産業)的核心領域。馬克思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預測之精準,令我們當代人汗顔。我們找到了編輯所指的這封信,現在僅有1972年版本的譯文:“鐵路……不僅是因為它終于(同遠洋輪船和電報一起)成了和現代生産資料相适應的交通聯絡工具……”。與“交通聯絡工具”對應的德文詞是“Kommunikationsmittel”,當時能夠把這個詞了解為“交通聯絡”,譯者是有水準的。現在看,譯為“交往手段”較為準确。考證版編輯還指出,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1879-1880年為他的“阿道夫-瓦格納《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旁注”編撰的關于通訊和運輸手段(Kommunikations-und Transportmittel)影響經濟的一長串關鍵詞表。這個材料進一步表明,馬克思對世界性交往革命是準備深化研究的。這些筆記作為馬克思的論著收入MEGA²第Ⅳ部分,可惜涉及這段時間的筆記還沒有出版。

馬克思逝世後的1893年,恩格斯編輯出版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補寫了其中的第4章,進一步論證了交往革命,關于這一革命的最新譯文是:

縮短流通時間的主要方法是改進交通。近50年來,交通方面已經發生了革命,隻有18世紀下半葉的工業革命才能與這一革命相比。在陸地上,碎石路已經被鐵路排擠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緩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經被快捷的定期的輪船航線排擠到次要地位,并且整個地球布滿了電報網。蘇伊士運河才真正開辟了通往東亞和澳洲的輪船交通。

上面“革命”對應的主語是“Kommunikationen”,翻譯為“交通方面”實在不應該,後面列舉的具體情形中明明白白寫着“整個地球布滿了電報網”,怎麼可以概括為現在中國語境裡的“交通”?應該譯為“交往方面”,“交往”的内涵是廣義的。在這裡,恩格斯明确将這一革命與18世紀“工業革命”并列,可見恩格斯貫徹他和馬克思觀點的持續堅定性。

(二)馬克思确認形成“内河輪船、鐵路、遠洋輪船和電報的體系”

《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四版(恩格斯修訂,在中國通行的版本)裡,馬克思有一段很重要的關于19世紀通訊和運輸業形勢的論證,現在的最新譯文是:“撇開已經完全發生變革的帆船制造業不說,交通運輸業是逐漸地靠内河輪船、鐵路、遠洋輪船和電報的體系而适應了大工業的生産方式。”

與中譯文“交通運輸業”對應的是“Kommunikations-und Transportwesen”,應該翻譯為“通訊和運輸業”,漏譯了Kommunikation的内涵。馬克思說的是“内河輪船、鐵路、遠洋輪船和電報的體系”(ein System von Flußdampfschiffen,Eisenbahnen,oceanischen Dampfschiffen und Telegraphen),這是一個集物質移動與資訊交流為一體的社會體系,在這段話前約200字(中文字),馬克思還談到“現代印刷機”,換句話說,他實際上也将印刷出版業歸屬于這一體系。他使用“通訊和運輸業”這個連詞,廣義指涉當時所有人類交往的形式和手段,視野廣闊、思路深邃。現在的中譯文把他的指涉縮小到“交通運輸業”,中國讀者将難以知悉以唯物史觀為背景的馬克思傳播思想的特征。關于通訊和運輸業的這一體系,馬克思在同書同章,還進一步論證了它發生革命變革後的作用:“一旦與大工業相适應的一般生産條件形成起來,這種生産方式就獲得一種彈性,一種突然地跳躍式地擴充的能力”。20世紀下半葉世界資訊産業開始對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産生巨大影響,實際上是馬克思19世紀所說的通訊和運輸業對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突然地跳躍式地擴充的能力”的當代版。

除了《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四版,我們還查對了馬克思修訂的《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一版、第二版和法文版,以及恩格斯修訂的德文第三版和英文版,以上第一和第二點論證的行文完全沒有變化,屬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堅持的基本觀點。

(三)馬克思論證通訊和運輸手段的本質:用時間消滅空間

近年來馬克思關于“用時間消滅空間”的論述被引證的情形多起來,但他的具體論述被整體引證的很少,因為研究他這方面的論述就會發現,馬克思講的是“交通運輸”,似乎與我們現在所說的資訊傳播與共享有一定距離。這與現在的中譯文“交通運輸工具”不無關聯。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裡有多處論證“用時間消滅空間”,下面是其中一段比較重要的:

生産越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因而越是以交換為基礎,交換的物質條件——交通運輸工具——對生産來說就越是重要。資本按其本性來說,力求超越一切空間界限。是以,創造交換的物質條件——交通運輸工具——對資本來說是極其必要的:用時間去消滅空間。既然直接産品隻有随着運輸費用的減少才能在遠方市場大規模實作價值,另一方面,既然交通工具和運輸本身隻有在使必要勞動得到補償而有餘的大規模交易的情況下,才能夠成為價值增殖的領域,成為資本所推動的勞動的領域,那麼生産廉價的交通運輸工具就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産的條件,因而這種交通運輸工具就由資本創立出來。

這段論證中馬克思4次連續使用Communication+Transport的連詞,原德文有細微差異。第1個和第2個連詞相同,即“Communications-und Transportmittel”,應将原譯文“交通運輸工具”改譯為“通訊和運輸手段”;第3個沒有連接配接符号“-”,即“Communikationsmittel und Transport”,對應的中譯文是“交通工具和運輸”,應譯為“通訊手段和運輸”;第4個(中譯文第5個原文為代詞,指代第4個)譯為“交通運輸工具”,原詞是“Transport-und Communikationsmittel”,應譯為“運輸和通訊手段”。馬克思在這裡論述了通訊和運輸手段在資本主義大生産中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生産越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通訊和運輸手段越重要。

資本的本性是賺取盡可能多的利潤,如果超越空間可以賺取得更多,它會這樣做。是以,這段話裡馬克思所說“資本按其本性來說,力求超越一切空間界限”是在這個意義上,這裡是一種簡化表述。根據前後文,他的意思是指作為資本掌控的通訊和運輸手段(尤其是電報,因為當時的輪船和鐵路超越空間是有限的),就其服務的性質來說是用“用時間去消滅空間”。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寫的一系列新聞報道中,相當多的内容是揭露法國皇帝和英國大報紙如何利用快速傳遞的電報資訊與不同地域接收的時間差做交易所的投機買賣,他稱之為“新聞敲詐”。這樣了解下來,馬克思所概括的“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實際上賦予的是現代化生産的必要物質條件——通訊和運輸手段(特别指通訊手段,當代已經轉化為巨大的金融産業和資訊産業),這是他對其本質特征的概括。在另一處,馬克思直接概括為一個涵蓋面更廣的概念:“Verkehr”(交往)。他寫道:“資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

(四)馬克思論交往手段的發展引發時空觀念變化

從現在的眼光看19世紀的交往手段,顯得很落後,但在電子媒介初現端倪的時刻,馬克思就已經深刻意識到它帶來的時空觀念變化。他這方面的論述分布于《資本論》各卷及其手稿中,但長久以來沒有被作為傳播觀的認識得到本學科的關注。例如《資本論》第1卷裡馬克思談到對“稠密人口”的認識:

人口較少但交通工具發達的國家,比人口較多但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國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從這個意義上說,例如,美國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

造成這種觀念變化的肇因是“交通工具”(Kommunikationsmittel,兩處),當代人看到“交通工具”,即使知道曆史背景,由于這個詞的内涵限制,隻能想到鐵路和輪船,那時還沒有汽車,運輸商品到某地可能比不通鐵路或航運的地方快些,但把一片地區的人口變得稠密(觀念上的),沒有快速的資訊傳遞手段是不可能的。因而,這裡應該譯為具有廣泛内涵的“交往手段”,否則無法了解馬克思所說的“美國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這一時空認識的變化。

《資本論》第2卷第十四章“流通時間”中,馬克思有成章節的論述,但現在的中譯文均把原文中“通訊”或“通訊手段”的内涵無意中遮蔽了,例如下面的論述:

交通運輸工具[Kommunikations und Transportmittel]的改良,會絕對縮短商品的移動期間;……由于交通運輸工具[Transport-und Kommunikationsmittel]的發展,這種相對差别會以一種與自然距離不一緻的方式發生變化。例如,一條從生産地點通往内地一個人口聚集的主要中心的鐵路,可以使内地的一個不通鐵路的較近地點,比這個自然距離較遠的地點,絕對地或相對地變遠。同樣,這種情況還會使生産地點到較大的銷售市場的相對距離發生變化,由此可以說明,随着交通運輸工具[Transport-und Kommunikationsmittel]的變化,舊的生産中心衰落了,新的生産中心興起了。

這是該章的一段最新譯文,這一章六成的篇幅在論證交往手段的發展如何引發時空觀認識的變化,馬克思前後使用了6次“Kommunikation+Transport”的連詞(第一次Kommunikation在前,其他5次Transport在前),分析時空觀變化的宏觀原因,現在均譯為“交通運輸工具”,而這章談到“大量人口和資本在一定的地點加速集中”、“各地工商業代表和鐵路公司的争吵”、“航運的加速和電報的設定”等,都不是僅靠鐵路和輪船,而要依賴通訊手段的發展,因而這6處連詞應譯為“通訊和運輸手段”或“運輸和通訊手段”,才可以全面解釋上面引文中馬克思所談到的“以一種與自然距離不一緻的方式發生變化”或後面接着提到的“遠距離運輸比近距離運輸相對地說要便宜得多”等時空觀認識的變化。

在1863-1867年經濟學手稿裡,馬克思還多處論及由于“交往手段”的發展,引發時空觀認識的變化而重新認識級差地租、利潤率、資本價值等問題,下面僅各取一處論證:

沒有市場價格的上漲,位置也能通過交通工具的改良,使較好土地進入競争,例如,我們在美國西部各州,就曾到處看到并且現在仍可以看到這種情況。

流通時間的變化即它的縮短和延長(以及與之相關的交通工具)對利潤率的影響……

我們将進一步考察由于流通時間的縮短(在這裡,作為物質要素出現的是交通工具的發展)所産生的不變資本的價值減少或不變資本支出上的節約。

以上譯文裡的“交通工具”原詞均為“Kommunikationsmittel”,均應譯為“交往手段”。所有由于交往手段的進步帶來的收獲,馬克思概括為“節約”,歸根到底是時間的節約,馬克思如此看重時間,在于他知道“社會為生産小麥、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時間越少,它所赢得的從事其他生産,物質的或精神的生産的時間就越多。”他的落腳點包括“精神的生産”。

(五)馬克思論亞細亞社會“交往手段”的特點

《資本論》及其手稿裡有較多的關于古代社會(包括東方亞細亞社會)交往特征的論述。1857年8月他起草的第一個“資本論”寫作大綱,最後一部分的标題裡就将古代交往手段的影響列入其中,原文是:

交通工具的影響。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曆史是結果。

由于文中的“Communicationsmittel”被譯為“交通工具”而不是“交往手段”,從未引起新聞學界的注意。馬克思對曆史上人類的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同等重視,他關于古代亞細亞社會和中國精神交往的特征,已有不少論述,隻是被淹沒在政治經濟學的專業詞句中,需要打撈。例如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裡他的這段話: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通過勞動而實際占有的共同的條件,如在亞細亞各民族中起過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管道,還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現為更高的統一體,即淩駕于各小公社之上的專制政府的事業。

這裡的“交通工具”對應的是“Communicationsmittel”,應該譯為“交往手段”,這樣研究者才可能把那個時代各種可能的精神交往事項納入其中。這裡講述的是包括埃及金字塔和中國長城在内的巨大建築興建中的交往。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裡,馬克思引證英國最後一位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理查·瓊斯著作裡描述古代亞細亞社會的勞動協作。瓊斯的叙事中提到“幾乎全部非農業人口的手臂”,而馬克思由此進一步寫道:

具有許多眼睛、許多手臂等等的巨大的怪人代替了隻具有一雙眼睛等等的個人。由此出現了羅馬軍隊的巨大工程,亞洲和埃及的許多宏偉的公共建築。凡是由國家支配全國收入的地方,國家就具有推動廣大群衆的力量。

這是一種極為特殊的群體精神交往情形,其是以能夠出現,在于他分析的亞細亞社會的權力特征:“表現為更高的統一體,即淩駕于各小公社之上的專制政府的事業”,“凡是由國家支配全國收入的地方,國家就具有推動廣大群衆的力量”。《資本論》第1卷裡,馬克思再次引用了瓊斯的這段話,說明亞細亞社會這種交往情形背後的權力特征:“正是由于勞動者賴以生活的那些收入都集中在一個人或少數人的手裡,才使這一類事業成為可能。”

由于有這種對亞細亞交往手段特點的認識,馬克思回到眼下國際事件時,才可以得出關于中國古代社會交往特征的科學結論:“正如皇帝通常被尊為全中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認為對他們各自的管區維持着這種父權關系。可是,那些靠縱容私販鴉片發了大财的官吏的A錢行為,卻逐漸破壞着這一家長制權威——這個廣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間的唯一的精神聯系。”

結語

《資本論》主要是政治經濟學著作,但馬克思的論證博大精深,幾乎涉及到人類社會生活和生産的各個方面和領域,他的傳播觀也深深地印刻在其中。從1845-1846年他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态》開始,他們通過使用Verkehr、Kommunikation等核心概念,表達了視野極為廣闊的傳播觀,在後來浩瀚的《資本論》及其手稿中,他們進一步發展了早年論證的曆史唯物主義的傳播觀。

他們是德國人,主要使用德文(部分用英文、法文)寫作,中國讀者閱讀的是中譯文。這兩個經常互換使用的概念由于經常被譯為“交通”“交通運輸”,進而遮蔽了其中的傳播思想。恩格斯曾特别撰文談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把它視為“真正老老實實的科學工作”。我們這方面的編譯要貫徹這個精神。我們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2版裡《資本論》及其手稿的譯文逐一作了對比分析,發現《全集》第2版收入的《資本論》第1-3卷(第44-46卷)共有5處将第1版(第23-25卷)中的“工具”改為“手段”。《全集》2版的《資本論》第3卷(第46卷),增補了沒有譯出的3處“交往”,将1版裡的一處“流通”、一處“通商”和一處“交換”改譯為“交往”。《全集》2版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第30、31卷)中的“Verkehr”,根據前後文做了13處改動。這些細微的改動,将“Verkehr”的内涵從限定在物質層面滑向物質和精神融合的層面,展現了其中包含的人際交流和資訊溝通的成分。但是,目前《全集》第2版《資本論》及其手稿在Kommunikation、Verkehr兩個概念的翻譯方面,總體上仍然沒有完整地展現馬克思的思想。

編譯《資本論》及其手稿是一項持續多年,至今尚沒有完成的工作,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而是兩代、成百人合作的項目。各卷的編譯人員不同,對馬克思思想的了解程度不同,統領工作需要多一些各卷之間的學術探讨,加以協調和權衡,也要多聽取社會各方面,特别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界的意見或建議。我們共同把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事業推向更為準确、科學的高度。

聲明

本文來源于《國際新聞界》,注釋從略,學術引用請以紙質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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