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闫艳 |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基本概念“Kommunikation”“Verkehr”的翻译与马克思的传播观

本文转自 | 政治传播研究

摘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大量使用了Kommunikation（传播）、Verkehr（交往）等概念进行论证。很多情况下这两个词既包括物质层面的交通运输，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消息传递、电报往来、人际传播和关系建构等等。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²）为依据，将其中这两个词以及相关的Transport（运输）一词的原词、派生词、复合词共计1213处，对照约1200万字的现有《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中译文，制作各种比照表格和写出分析文字约50万字。确认相当多的Kommunikation、Verkehr被译为“交通”“交通运输”，而当代汉语“交通”主要指火车、轮船等运输工具，无形中造成马克思丰富的传播观被遮蔽。本文对这种情况从五个角度切入做了全面梳理，努力回归马克思论证的原意。

作者简介

陈力丹（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闫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

《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04期

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了一个核心概念Verkehr（交往）以及一系列由其派生和复合的概念；与此同时，他们还使用了与Verkehr相关联的概念Kommnikation（通讯、传播）。仅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就可看到，它们的内涵十分丰富，显示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宏大的传播学视野。本文第一作者上世纪80-90年代就指出，Verkehr既指物质意义上的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也指精神意义上的信息传通。随后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的研究，在中国出现了一批论文和著作。 问题在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的研究基本停留在该论著本身，多数是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切入和展开研究的，没有从传播学的角度加以进一步研究，很少有人注意到马克思1857年以后直到他逝世时《资本论》及其巨量手稿里对这些概念的使用，以及恩格斯整理马克思《资本论》手稿时继续使用Verkehr以及相关联的概念Kommnikation的情况。没有从传播学角度对“交往”加以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中译文将它们大多译为“交通”“交通运输”而不是“交往”或“通讯和运输”，还有一些Kommnikation没有被译出；而多数研究者不懂德文，很少查对原著文字。因而，有必要下功夫系统考察《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原著文字和中译文是否内涵对应，回归马克思的原意，从具体的历史背景出发深刻理解和研究马克思的传播观。

一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Kommunikation、Verkehr以及相关的Transport（运输）的出现频率

本文研究的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²）。该版的编辑原则是：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文献，均用他们写作时使用的语言文字刊出，反映文献的全貌。因而，它是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最权威版本。

《资本论》第1卷由马克思或恩格斯修订的还有法文版和英文版，Kommunikation和Transport在这两个版本中均为communication和transport。关于Verkehr，马克思1846年用法文致信俄国政论家帕维尔·安年科夫，特别提到“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而Verkehr的对应英文，根据大量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英文论著，它的对应词是intercourse。例如马克思1853年谈到“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普遍交往”和“这种交往的工具”的对应原文即“universal intercourse”和“the means of that intercourse”。

我们将Kommunikation（含英文或法文communication、英-德混合拼法的Communikation和含有该词的复合词）、Verkehr（含对应法文commerce、对应英文intercourse）这两个词，以及含有这两个关键词的词，与这两个词紧密相连的Transport（运输，法文和英文同）及其复合词，从MEGA²中全部查找出来。原词和复合词的外文词（主要是德文，还有法文和英文）共计167个，出现1376处。因为存在一词多义，排除与“交往”“交通”“运输”“传播”等语义无关的使用163处，总计有1213处的使用涉及马克思传播观的表达，其中部分（454处）目前没有中译文，由笔者根据原德文、法文或英文译出中文加以比对。为此我们制作了纵向3栏的一个大表格，分列原著外文、中译文、简单分析，共计153页、35万字。

以从MEGA²查出的这1213处原著文字为基础，核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中译文，我们发现较多的影响准确、全面理解马克思原意的翻译问题。与此同时，还将第2版《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中译文与《全集》中文第1版的中译文进行比对，查核第2版对译文的改进情况，结果显示，有少量改进，但总体变化不大。为此我们制作了2个2万字的对照表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没有收入《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和法文版，还有一些《资本论》手稿未收入。中文第2版依据MEGA²第Ⅱ部分的内容，编为17卷，收入《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和法文版，目前已出版151/3卷（30-39、40卷上册、42-46卷），还有12/3卷（40卷中册和下册、41卷）待出版。考虑到《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和法文版的独立价值，我们将这两个版本中的这三个关键词和其复合词的原文和中译文，与通行的德文第4版中译文做了逐一比对，制作了3个表格，共计25页、6万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已决定不收入《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修订的德文第2版和恩格斯修订的德文第3版，以及恩格斯修订的英文版。为全面考察《资本论》各个版本的改动或补充中可能存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传播观的进一步论述，我们逐一核对了这三个版本中所有涉及Kommunikation（英文communication）、Verkehr（英文intercourse）、Transport（英文同）三个关键词及复合词的使用。

经过较长时间的查对和统计，与通讯、运输、交往、交换、交易等有关的以上3个词的原词、派生词和复合词，在总体中各词所占比如下：Transport52%（626处，原词253处），该词大多译为“运输”，是准确的，核心内涵即当代中文的“交通”，侧重于物质从一地到另一地的空间位移的转移过程。Verkehr33%（402处，原词119处），相当多的该词被译为“交往”。Kommunikation（含不同拼法），占比15%（185处，原词38处），它所覆盖的意义域和Verkehr相似，侧重消息的传递、电报往来、人与人的精神交往，以及人的关系建构。这几个关键词中，连词Kommunikation-und Transport或Transport-und Kommunikation及以这两个连词为基础的复合词，出现频率较高，共169处，也是译文扭曲原意的重点，以后详细论证。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使用的Verkehr、Kommunikation这两个体现马克思传播观的关键词，其核心内涵以及延伸内涵，可以通过柏林-勃兰登堡科学研究院（BBAW）编纂的德语数字词典（DWDS）来考察。这个大型数据库截至2018年5月包括130亿个可用文本词，质量与标准英语语料库（BNC）相当。我们主要采用其中历史语料库（HistorischeKorpora）的资料，这个库几乎涉及所有学术领域的著作，包括马克思的著作。

我们考察了1465-1900年间这两个词的使用情况，使用频率1900年之前逐年增长。Verkehr1465-1600年出现33次，1600-1700年53次，1700-1800年383次，1800-1900年68229次；Kommunikation1465-1600年出现20次，1600-1700年146次，1700-1800年344次；1800-1900年3475次。可见，1800-1900年是这两个词迅猛发展的时期，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对这两个词的使用就处于这个阶段，显现了他和恩格斯传播观用词的前瞻性。其中Verkehr在后世的使用呈现很强的生命力，1900-1987年（材料截止这年）出现79784次，成为德语世界表达信息社会情形的核心概念；Kommunikation有所下降，为308次。

二

中文语境下“交通”内涵的变化

“交通”在中国古代的行文中，内涵很丰富。“‘交’意味着天地交叠、万物交接、男女交合，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通’则意味着通达、沟通、交流”，‘交’‘通’连用是指沟通、接通、交流的意思。”《周易》谓“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19世纪末的中国学者若将Kommunikation或Verkehr译为“交通”是与当时的语言理解环境对应的，“那时的‘交通’还不是一个不可分的合成词，而是‘交’（交互、交流）与‘通’（相互联接）两个词的并列。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用法，它甚至比‘传播’更接近communication的本意。”但从民国初年起，“交通”一词逐渐特指水、陆运输，随着运用古代“交通”内涵的老一代人逐渐去世，原来内涵丰富的“交通”变得越来越狭窄。

我们查阅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徐宝璜1919年发表、后来成书的《新闻学》和邵飘萍1923年成书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学》出现28处“交通”，均指客货运输。该书伊始便是这样一句话：“自世界交通日便，各国发生密切关系以来，他国之要事，亦为吾人所注意，故亦为新闻。”徐宝璜还特意就民国七年（1918年）6月24日同一天同一新闻的两种写法做了褒贬评价，褒为《交通部第一次运输会议开幕为谋运输事务之统一》，贬为《交通运输会议开幕》。这里透露的历史信息有：第一，那时中华民国政府负责水陆运输的部门叫“交通部”，这里“交通”的内涵与中国古代“交通”的内涵相比，已经大大缩小；第二，当时已经将“交通”与“运输”并提，合一使用，基本上属于同义反复。徐宝璜褒奖前者道：“交通部乃国中著名机关之一，运输会议为新颖之名目，而运输之事，又与多数商人发生关系，亦研究铁路运输学者所注意，又在此新闻中无更足以引人注意之事，故‘交通部第一次运输会议’十字为新闻之精采也。”这里，他无意中对当时关于“交通”“运输”的内涵做了解释。“运输”一词的使用显然刚开始（“新颖之名目”），“运输之事，又与多数商人发生关系”，当时他们关注的是具有发展潜力的铁路运输。

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里出现8次“交通”。其中3次指职务“交通总长”，2次指交通部，1次为“遮断交通家屋和船舶”（防止传染病的措施），1次为这样一句话：“依地理、交通、或人物、经济之便利而分配”。这里的“交通便利”，显然是指道路运输意义上的“便利”。这本书的序言是请当时政界和社会界名人王正廷写的，他伊始便是这样一句话：“人类喜交通，尚合群，交换新知识，原为人生之本能性，亦即社会生活之所必要，欲充发此本能性及满足其必要，于是而报纸尚焉。”王正廷是中华民国孙中山首届内阁成员，随后亦是各届内阁成员，1922年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他1882年出生，横跨清朝-民国，因而笔下的“交通”延续了中国古文的丰富内涵。邵飘萍则是新派人物，他习惯于在新的语境里使用当代意义的新词内涵来表达。

民国初年的“交通”内涵虽然缩小，但在理解上，新闻学者们是把当时的电报、电话和通讯社的电讯包含在“交通”内的。徐宝璜在《新闻学》里写道：“美国交通便利，通信事业发达；国内电线，密如蛛网，国外无线电，又亘世界……”。其中的“电线”和“无线电”指的就是电报和电话、通讯社的电讯。邵飘萍在1924年的《新闻学总论》里，也将电报、电话纳入“交通”的范畴。但“交通”一词的一般社会使用中，主要是指水、陆的客货运输。

1949年以后，“交通”一词的所指进一步缩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后来改称国务院）不同时期或同时有交通部（2008年改名“交通运输部”，对应英文是MinistryofTransport）、铁道部、邮电部、民航总局的划分。现在叫“交通运输部”，下辖主要的三个局是：公路管理局、航务（指水路）管理局、地方铁路管理局。与此对应的是社会上对“交通”一词的使用。我们抽查了1951年《人民日报》含有“交通”的两篇稿件，一篇是6月3日的文章《有计划地发展手工业生产》，有一处“交通”：“在机器工业不发达和交通不够便利的情况下”；一篇是9月22日的文章《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有两处“交通”：“增加一条横贯的交通要道”“淮河自古就是水路交通的要道”。还抽查了1960年《人民日报》含有“交通”的两篇文章，一篇是7月4日的文章《河南职工快造多造提水工具》，有三处“交通”：“工业交通和商业战线”“交通部门运输抗旱物资”和“以交通保煤炭的大超产运动”；一篇是10月23日的文章《建设美好幸福的农村人民公社》，有一处“交通”：“社办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显然，所有这些“交通”都是狭义地特指水、陆运输，已经看不到其中包括专职信息传播的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2016年第7版，“交通”一词的解释如下：

交通：名词，原是各种运输和邮电事业的统称，现仅指运输事业。<书>动词，往来通达：阡陌交通。

显然，21世纪的当下，中国汉字“交通”的内涵时过境迁，原来由“交通”一词表达的“万物交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通达、沟通、交流”等内涵，特别是信息的流通，更多地采用“通讯”“交流”“沟通”“传播”来指代了。这种情形下，用“交通”“交通运输”来对应《资本论》及其手稿里的Kommunikation或Verkehr等词或其复合词，本来含有宏大视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传播观似乎就只涉及运输工具的使用，遮蔽了他们关于传播的深邃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很多地方谈的不仅是交通运输业或工具，而是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社会关系建构的交往体系。

三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使用Kommunikation、Verkehr概念时的完整所指

前面查核考证Transport一词，绝大多数中译文译为“运输”是准确的，故就此不提。《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使用的Kommunikation、Verkehr这两个概念，目前中译文有一部分没有完整、准确表达出作者的原意。下面通过若干例证的具体分析，来说明马克思对这几个概念的完整所指。

例证1.《资本论》第2卷有一段话，目前最新的中译文如下：

有一些独立的产业部门，那里的生产过程的产品不是新的物质的产品，不是商品。在这些产业部门中，经济上重要的，只有交通工业，它或者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

文中与“交通工业”对应的德文原词是Kommunikationsindustrie，而马克思对物质（含人员）从一地到另一地的空间移动，所使用的概念是以Transport（运输）为限定词的复合词Transportindustrie（运输业）。也就是说，他在概括物质运输和信息沟通这两类性质接近但并不相同的情形时，使用的是以Kommunikation为限定词的复合词，即Kommunikation的内涵包括这两方面，比现在中文语境中的“交通”要广泛得多。面对马克思如此清晰的意蕴表达，把Kommunikationsindustrie译为“交通工业”明显不妥，因为现在中国语境里的“交通”仅指客货运输，遮蔽了马克思通过这个概念想要表达的“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的内涵。Kommunikationsindustrie的限定词Kommunikation，在这里应该译为较为广义的“交往”，与另一个名词Industrie复合，构成“交往工业”。

例证2.再看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另一段关于如何通过各种信息的沟通减轻交往异化的论证，其最新中译文是：

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因为这种矛盾导致危机等等，所以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行情表、汇率、商业经营者间的通信和电报联系等等（交通工具当然同时发展），通过这些东西，每一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

文中与“交通工具”对应的原文是英语化的名词“Communicationsmittel”。在这里，马克思将“行情表、汇率、商业经营者间的通信和电报联系”等一系列信息沟通的手段用“Communicationsmittel”加以概括，译为“交通工具”是不准确的。读者看到中文“交通工具”，无论如何联想不到马克思所说的行情表、汇率，以及商业经营者间的通信和电报联系。与中译文括号里的话“交通工具当然同时发展”对应的原文是“die Communicationsmittel wachsen natürlich gleichzeitig”，根据前后文，翻译为“通讯手段当然同时发展”，马克思的意思就更清楚了。这里的Communication应翻译为“通讯”。

例证3.我们再看马克思对以Verkehr为限定词的复合词的使用。《资本论》第3卷里马克思谈到铁路、电报、邮政，其最新中译文是：

一便士邮政制、铁路、电报，总之，各种改进了的交通工具，也有助于流通手段的节约；因此，现在英国虽然银行券的流通量几乎一样，却可以经营5倍甚至6倍的营业。

文中与“交通工具”对应的德文原词是Verkehrsmittel，翻译为“交通工具”明显不妥，因为中国读者很难从“交通工具”的语境中想到电报和邮政，而马克思这里论证的主要是改进了的通讯技术，如何使同样多的信息量的使用，带来数倍效益的社会传播效应，应该译为广义上的“交往手段”。

例证4.再看恩格斯补充的《资本论》第3卷第30章的注释（8），他论证世界市场形成时使用了Verkehr作限定词的复合词Verkehrsmittel，最新中译文如下：

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

中译文将Verkehrsmittel译为“交通工具”，而恩格斯的行文所指的是“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明显不能完全对应。现在中国的语境中，电报、运河不会被视为“交通工具”。这里也应该译为广义的“交往手段”。

例证5.恩格斯1894年7月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谈到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如何依靠各种现代交往手段达到行动统一时的一段话，最新译文如下：

……依靠了现代的交通工具，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才达到的。

文中“交通工具”的对应原文是Verkehrsmitteln（复数三格），后面提供的是关于这个概念的五方面所指：“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除了铁路，其他四方面无论如何不可以归结为中国语境里的“交通工具”。这里应该翻译为广义的“交往手段”。

例证6.各种形式上的运输手段用于不同目的时，并非只是生产的一部分，也会是人际交往的载体或中介，下面这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的论证，清晰地表达了他对各种运输手段的辩证认识：

房屋可以用于生产，也可以用于消费，一切交通工具也是如此：船舶和车辆既可以用于旅游，也可以用作运输工具；道路可以用作本来意义的生产的交通手段，也可以用来散步，等等。

这段译文50个汉字里，先后出现“交通工具”“运输工具”“交通手段”，而原词均不相同。与“交通工具”对应的原词是Vehikel，指相对狭义的运载工具，特别是老式的旧车辆（那时的“车”指马车、人力车，没有汽车）。与“运输工具”对应的原词是Transportmittel，与“交通手段”对应的原词是Communicationsmittel。中译文里的三个词，大体理解方面没有错，但这样不做甄别的翻译，会影响对马克思关于运输手段两种使用价值论证的理解。现在我们逐字逐句（包括标点）按照德文原文的语法结构重新翻译一遍：

原文：

Ein Haus kann zur Production dienen,wie zur Consumtion;ebenso alle Vehikel,ein Schiff und ein Wagen zur Lustfahrt,wie zum Transportmittel; eine Strasse als Communicationsmittel,für die eigentliche Production,wie für Spazierengehn etc.

重译文：“一座房子就像用于消费一样，也可以用于生产；所有载具也是如此，一条船和一辆车就像用作运输手段一样，也可以用于出游；一条道路作为交往手段，就像用于散步一样，也可以用于实际的生产，等等。”

马克思关于交往手段用于生产还是用于出游、散步，语法结构上是替换着论证的，他把两种使用并列看待，没有主次之分。重译文和原译文，总体意思没有根本差异，但三个涉及运输的中文词，根据上下文做了甄别选择，Vehikel译为“载具”，代指那时一般生活中接触的最普通的小型船舶和无机械动力的车辆；Transportmittel转而对生产而言时，使用比较严格的经济学词汇“运输手段”；道路（走马车或人力车的）本身不是运输体，而是运输体的载体，同时亦可以是消闲者的路径，故Communicationsmittel译为广义的“交往手段”较为稳妥。例举这段话的目的在于说明，即使单纯的“交通工具”，马克思也想到了它们有用于生产和用于消遣的不同使用价值，后者是一种人的交往方式或传播形态。换句话说，马克思使用Communicationsmittel概念时，始终承认其中人的交往因素。

例证7.关于运输中的人的因素（生产中的协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有专章论证，在《资本论》手稿中更有从古至19世纪的历史考察，多次使用Verkehr的概念描述千百只眼睛和手脚的共同协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里他有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在同一手稿里两次重复出现），最新译文如下：

由于矿井、棉纺织厂等等使用机器增加，就有必要在机器制造业本身实行大生产。至于这种生产方式大规模需要的交通工具的增加就不用说了，只是由于机器制造业本身中采用机器——特别是大功率的原动机等等——，才使轮船，蒸汽机车和铁路成为可能……（修建铁路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建筑铁路线——，只是一方面表现出资本积聚的形式，另一方面表现出工人的协作。机器本身的采用在这里是很不重要的。）

文中与“交通工具”对应的原文是“Mitteln des Verkehrs”（二格词组的复数三格，与Verkehrsmittel含义相同），马克思用它泛指包括运输手段在内的各种新型机械，注意到它们对大规模生产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谈到修建铁路线时工人的协作（一种有组织的人的交往），他甚至更看重“工人的协作”，认为“机器本身的采用在这里是很不重要的”。根据上下文，“Mitteln des Verkehrs”不该译为“交通工具”，而应在广义上理解为“交往手段”，包括有组织的工人协作。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Kommunikation和Verkehr常常交替使用，内涵大致相同。从上面例证3、4、5、7，已经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根据以上6、7例证，马克思概括性使用Kommunikation、Verkehr或其复合词时，即使行文中没有明确指出这个概念包含各种信息传通手段或人际关系结构，也应该意识到他关于这个概念的完整所指，包含各种运输手段和各种信息传通手段或方式，即使具体行文中例举的全部是具体的运输手段。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Kommunikation-、Verkehr-等复合词后缀为mittel的，或由Kommunikation、Verkehr二格限定的名词Mittel，绝大多数译为“工具”。例如前面例证第2、3、4、5中的译文“交通工具”对应原词的后缀mittel，第7个例证“交通工具”对应名词中的Mittel，均译为“工具”。只有例证6原词Communicationsmittel的后缀mittel译为“手段”。

Mittel在一般情况下改译为“手段”比较适当，这是考虑到马克思使用Kommunikation、Verkehr等词时，多数情况下不仅指一般意义的运输、运输工具、运输业，同时包含信息沟通方面的内涵，还考虑到运输对于生产与消闲的不同使用价值。Mittel译为“工具”还是“手段”，可以参看1861-1863经济学手稿里一段最新译文。马克思以基本肯定的口气摘录了德国经济学家威廉·舒尔茨1843年的著作《生产运动》（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里，曾两次大量引用这部著作），其中一段话如下：

后来，开始只是创造了一些简单的交通工具和手段，如运东西的驮畜，或人们还用船桨这种手工工具来操纵和推动的小船。还可以指出为了共同的交往目的而进行的活动的进一步分工……

这段话里的“交通工具和手段”对应的原著文字是“Werkzeuge und Mittel des Verkehrs”，其中“工具和手段”翻译准确。Werkzeug、Mittel，都有“工具”的意思，汇合在一起时，提醒我们注意它们的细微差别。Werkzeug的首要含义是具体的工具，诸如刀具、锻具。而Mittel的首要内涵是方法、办法、对策、手段，具象情形下才宜译为“工具”。根据前后文，这句话应翻译为“交往工具和手段”。这句话里的“交往目的”对应的原著文字是“Zwecken des Verkehrs”，翻译准确。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已经注意到这个翻译的问题。该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44卷）和第3卷（第46卷），在“Mittel”这个词的译法上，分别有3处和2处将“交通运输工具”改为“交通运输手段”，使得内涵得以放宽。

根据上面这段话的翻译经验，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性使用Kommunikationsmittel、Verkehrsmittel时的完整所指，这两个复合词应该翻译为相对广义的“交往手段”而不是具象的“交往工具”。在一定的论证情形下，例如例证2里的Kommunikationsmittel，翻译为明确的“通讯手段”。

四

《资本论》及其手稿里Kommunikation、Verkehr对应中译文的主要问题

（一）“Kommunikations-und Transport-”统一译为“交通运输-”

中文版《资本论》及其手稿中，“Kommunikations-und Transport-”或“Transport-und Kommunikations-”连词出现频率很高，有多种不同组合的后缀，共有169处。目前这样的连词，无论Kommunikation和Transport哪个在前、在后，统一翻译为“交通运输-”，均没有译出马克思使用这对连词的完整内涵。

这里列举一段没有人引证过的马克思1863-1867年经济学手稿里的话：

很清楚，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在这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实际的距离，经过这段距离所必需的时间，取决于这些工具。事情仅仅归结为这一点，而不是地理上的距离本身。

这是马克思论述资本回流时间和流通时间时的完整自然段，其中“交通运输工具”的对应德文是“Transport und Communicationsmittel”，具体论证货币或有价证券的流转，因而这个连词指的是发送行情信息的电报、传递各种票据和个人间信件的邮政、押送金钱的特殊交通工具等交往手段，应译为“运输和通讯手段”；后面的“工具”也相应改译为“手段”。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证影响商品流通速度的因素时写道：“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这种发展有二重意义：它既决定彼此交换者即相互接触者的范围，又决定原料到达生产者手里和产品到达消费者手里的速度……”

其中“交通运输工具”的原词是“Communications-und Transportmittel”。这里后者（速度）可以由运输工具决定，而前者（交换者的接触），主要是通过人际接触或信息传通手段实现的，因而，“交通运输工具”没有译出连词前者Communicationsmittel的内涵，应该译为“通讯和运输手段”，由此上下文才衔接得当，逻辑自洽。

马克思多次谈到交往手段的发展带来资本主义市场的变化，例如他说的“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会缩短市场距离”，这里用来“缩短市场距离”的“交通运输工具”（Transport-und Communikationsmittel）不仅包括火车、轮船，还包括电报，正如他谈到“交通[Communication，应译为“交往”]的迅捷”时所说，“电报和铁路可以随时使棉花从利物浦运到曼彻斯特。”每当Kommunikation和Transport这两个词连用时，其实都是在表述“通讯和运输-”，而中译文只简单将其译为“交通运输-”，无形中只凸显物质层面的运输，忽略了信息传递和人际交流层面的内涵。中国读者很难透过“交通运输”这个中文词发现原文的双层意蕴。

像《资本论》这样涉及面多而广、以论证为主而非叙述性的科学论著，概念内涵的精准表达非常重要，规定某一类型的词句（尚有前后顺序的差异）在任何情形下统一译为同一个中文词，会造成扭曲或遮蔽作者思想的结果。

（二）相同情形下的一词多译

若与上面谈及的相反，背景完全相同条件下的相同词句，译文却完全不一样，会造成这样的情形：中文读者一般认为，中译文对应的应该是不同的外文词，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种情形同样不能准确地表达马克思的思想。

1857-1858经济学手稿有两处十多行文字几乎完全相同，但关键词“Verkehr”的翻译却不同。这句话开头的原文是“Das Austauschen des Ueberflusses ist Austausch-und Tauschwerth-setzender Verkehr.”后面还有数行文字也相同。唯一区别是上面这句话倒数第二个词“Tauschwerthsetzender”，第一次出现的有“-”，第二次出现的没有，写法不同，翻译应该是一样的。现在第一次出现的译为：“剩余物的交换是设定交换和交换价值的交易。”第二次的译为“剩余产品的交换是设定交换和交换价值的交往。”主要不同处是其中的“Verkehr”第一次被译为“交易”，第二次译为“交往”。而后面的大段行文（中间论证较长，省略）是：“如果从事交换的中介人（伦巴第人、诺曼人等等）一再地出现，从而继续不断的贸易发展起来，……这就是所谓对外贸易的传播文明的作用。”马克思论证的是交往发展起来以后的结果：剩余产品的交换已经不仅是交易，从事交换的中介人越来越多地加入进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密集起来，交换扩大，文明得以传播。很明显，这里的“Verkehr”译为“交往”更符合整体语境和马克思想要传达的思想，翻译成“交易”会造成词义的窄化理解。

《资本论》第3卷还有一处添加性质的一词两译。马克思论证封建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路径时，谈到商人如何组织工人为自己劳动，恩格斯为此做了一条注（编号52），最新译文如下：“莱茵地区的绦带编织业，丝辫编织业和丝织业的情况也是这样。克雷费尔德附近甚至还专门铺设一条铁路来沟通这些农村手工织工和城市“工厂主”之间的交易。”

这句话里的名词“Verkehr”是表示目的的介词“für”（相当于英文for）引导的目的状语中的关键词，原话是“für den Verkehr dieser ländlichen Handweber mit den städtischen,Fabrikanten‘”，可以翻译为：“为了方便农村手工织工和城市‘工厂主’之间的交往”。中译文里的“沟通”和“交易”只能对应“Verkehr”这一个词。若不核对原文，读者会认为恩格斯既谈到铁路的沟通作用，又谈到织工和工厂主之间的交易，其实不然。

同样情形下的一词多译，每个例子都是特殊情形，难以一一叙说。比如动词verkehren和名词Verkehr在同样的上下文背景中，这个地方译为“同印度和中国做生意”（mit Indien und China verkehren），那个地方译为“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交往”（im Verkehr der Engländer mit Indien und China），后者翻译准确，前者宜译为“同印度和中国打交道”。再如Verkehr处于介词词组“imtäglichen Verkehr”中时，同样是讨论货币的交换与流通，一个地方译为“在日常交往中，铜（后来是铁）仍然是主要的金属。”；另一个地方译为“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日常交易中……”，这里后者宜改为“交往”。还有含Verkehr的词组“dem internationalen Verkehr”，同样是讨论货币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一个地方译为“国际交易”，另两个地方译为“国际交往”。这里前者译为“国际交往”比较妥当。由于很多中国读者不懂德文，是通过中译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译者要考虑到他们的接受心理，尽可能找到最恰当的中文词来表述马克思的原意，把准确、完整的译文呈现给他们。

（三）同一主题论证中的多词一译

马克思表达自己思想时的用词是十分谨慎的，很多内涵相近的词，使用中的区分精到入微。因而，翻译中的多词一译，虽然并非不可以，但要谨慎，尽可能避免这样的情形。例如在MEGA²提供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同一段落（《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把这段划分为两个自然段）同一印刷页内以交换和分工为主题的论证中，马克思有这样一段话：“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表现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

这里的“交换”一词对应的是这一德文段落中偶然使用的英文词“intercourse”；前述已说明，该词即德文“Verkehr”。随后他论证普遍交换如何造成世界市场，中译文两次使用了“交换”概念，对应的是“Austausch”（交换）和它的指代词。中国读者连着看到3个中文词“交换”，会认为对应的是同一个外文词，其实不然。第一个“交换”应该改为“交往”。马克思论证“交换”时涉及到讨论“社会需要”，而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它产生于社会生产（物质方面），同时也来源于社会交往（精神方面）。后两个“交换”翻译准确，世界市场的基础是商品的普遍交换。同一个中文词，原词不同，又凑在一起，翻译更要精准，以免误导读者。

马克思1859年在他首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一节里，提及普鲁士纸币的价值衡量，现在的最新译文是：

例如，普鲁士的纸塔勒，法律上虽然规定不兑现，但是，当它在日常流通中低于银塔勒，因而实际上不能兑现时，就立刻贬值。

这一节里随处可看到中文词“流通”，对应的德文绝大部分是名词或复合词的基础词“Cirkulation”（流通），或与名词对应的动词“cirkulieren”。诸如贝克莱主教“混淆了作为价值尺度的金银和作为流通手段的金银”，“阿西涅法郎是作为银币的价值符号来流通的”等。唯有上面那段话里的“流通”不是“Cirkulation”。马克思谈到普鲁士纸币“日常流通”时，原文是介词词组“im gewöhnlichen Verkehr”。其中形容词“gewöhnlich”表示“一般的，平凡的，日常的”，名词“Verkehr”应译为“交往”。他使用诸多“Cirkulation”概念的过程中，忽然改换使用“Verkehr”是有考虑的。普鲁士低级别纸币塔勒，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买卖的中介，译为“日常流通”反映不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也反映不出马克思在本节里强调的货币背后是人的劳动实体的思想。

《资本论》第3卷里，马克思有这样一段话：“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译文里的“运输”对应的原词绝大部分是“Transport”，这句话里的“运输”对应的却是“Verkehr”。在此前后，马克思谈到股票代表股东预付的货币额，决不排除股票只是一种欺诈。受到欺诈的自然是人，抽象化为股票。所以，虽然“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是在叙述铁路和运河的运作状况，但它不是单指铁路和运河自身的“运输”功能，“Verkehr”明显有着广泛的含义，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欺诈也是一种交往关系。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别的地方“运输”对应的都是“Transport”，唯独这里是“Verkehr”。这句话改为“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往来的实际停滞……”，就将Transport和Verkehr的细微差异区分开来了。“往来”既可以指铁路和运河你来我往的日常运行，也可代表铁路和运河运行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翻译《资本论》及其手稿时不谨慎的多词一译，会抹去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影响读者对马克思全面、准确的理解。而对读者来说，具体研究时需要对这种译文现象多一分警觉，必须查证原文，仔细体会马克思每个用词的含义。

五

由于澄清翻译问题而清晰显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个重要传播观点

2023年，一位传播学专业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到一所985大学应聘面试，讲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19世纪交往革命的思想对当今中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启示，主考教授的评价是：马克思没有这方面的论述。这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本学科的教授不知道，除了自身的学习不够外，可能与目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看不到“交往革命”或“通讯和运输革命”的明确表述有关。这里就这方面的问题，介绍几个《资本论》及其手稿里由于翻译不当而被遮蔽了的他们传播观的重要观点。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交往革命重大意义的思想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着英国发生的交往革命，特别是电报的发明和推广使用。1853年7月，马克思谈到电报巩固了“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同年9月他谈到“整个印度半岛的电报网”。1855年1月，马克思两次论证“电报已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交易所”。

1867年仅在《资本论》第1卷里，马克思两次提到交往革命，但现在的译文没有完整地表达其论证内涵，没有引起本学科研究者的注意。下面是其中一段论证的最新译文：

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正像以具有家庭副业的小农业和城市手工业为“枢纽”（我借用傅立叶的用语）的社会所拥有的交通运输手段，完全不再能满足拥有扩大的社会分工、集中的劳动资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场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需要，因而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革一样，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手段，很快又转化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

上面“革命”的定语“交通运输手段”，马克思连续三次确认的原词是“Kommunikations-und Transportmittel”。此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均译为“交通运输工具”，新译文改为“手段”，“手段”比“工具”的含义广泛，翻译要准确一些。但und（和）连接的连词含有两个并列的基础词Kommunikation、Transport，翻译为“交通运输手段”还是有问题，因为“交通运输”在当代中国语境里基本是同义反复，相当于漏译了Kommunikation。“交通运输”只表达了物质层面从一地到另一地的移动过程，没有译出原文所包含的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国读者看到“交通运输”一词，头脑里会反应出轮船、铁路，不会将“电报”和其他信息传递的手段纳入其中。这里应该译为“通讯和运输手段”。这些手段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们是社会生产过程中“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的“一般条件”。

MEGA²第Ⅱ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的编辑特别指出，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即马克思逝世前不久），马克思在信件中谈到，如果不分析新的现象——金融经济以及运输和通讯工业（Transport-und Kommunikationsindustrie）正在成为与制造业并驾齐驱的强大和有利可图的部门，他就无法完成《资本论》的其他部分，这不是借口而是洞察。而这两个领域，正是当今时代服务信息业（金融业和信息产业）的核心领域。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预测之精准，令我们当代人汗颜。我们找到了编辑所指的这封信，现在仅有1972年版本的译文：“铁路……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与“交通联络工具”对应的德文词是“Kommunikationsmittel”，当时能够把这个词理解为“交通联络”，译者是有水平的。现在看，译为“交往手段”较为准确。考证版编辑还指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1879-1880年为他的“阿道夫-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旁注”编撰的关于通讯和运输手段（Kommunikations-und Transportmittel）影响经济的一长串关键词表。这个材料进一步表明，马克思对世界性交往革命是准备深化研究的。这些笔记作为马克思的论著收入MEGA²第Ⅳ部分，可惜涉及这段时间的笔记还没有出版。

马克思逝世后的1893年，恩格斯编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补写了其中的第4章，进一步论证了交往革命，关于这一革命的最新译文是：

缩短流通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改进交通。近50年来，交通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只有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陆地上，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快捷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网。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

上面“革命”对应的主语是“Kommunikationen”，翻译为“交通方面”实在不应该，后面列举的具体情形中明明白白写着“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网”，怎么可以概括为现在中国语境里的“交通”？应该译为“交往方面”，“交往”的内涵是广义的。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将这一革命与18世纪“工业革命”并列，可见恩格斯贯彻他和马克思观点的持续坚定性。

（二）马克思确认形成“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

《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四版（恩格斯修订，在中国通行的版本）里，马克思有一段很重要的关于19世纪通讯和运输业形势的论证，现在的最新译文是：“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

与中译文“交通运输业”对应的是“Kommunikations-und Transportwesen”，应该翻译为“通讯和运输业”，漏译了Kommunikation的内涵。马克思说的是“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ein System von Flußdampfschiffen,Eisenbahnen,oceanischen Dampfschiffen und Telegraphen），这是一个集物质移动与信息交流为一体的社会体系，在这段话前约200字（中文字），马克思还谈到“现代印刷机”，换句话说，他实际上也将印刷出版业归属于这一体系。他使用“通讯和运输业”这个连词，广义指涉当时所有人类交往的形式和手段，视野广阔、思路深邃。现在的中译文把他的指涉缩小到“交通运输业”，中国读者将难以知悉以唯物史观为背景的马克思传播思想的特征。关于通讯和运输业的这一体系，马克思在同书同章，还进一步论证了它发生革命变革后的作用：“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20世纪下半叶世界信息产业开始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实际上是马克思19世纪所说的通讯和运输业对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的当代版。

除了《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四版，我们还查对了马克思修订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一版、第二版和法文版，以及恩格斯修订的德文第三版和英文版，以上第一和第二点论证的行文完全没有变化，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持的基本观点。

（三）马克思论证通讯和运输手段的本质：用时间消灭空间

近年来马克思关于“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论述被引证的情形多起来，但他的具体论述被整体引证的很少，因为研究他这方面的论述就会发现，马克思讲的是“交通运输”，似乎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信息传播与共享有一定距离。这与现在的中译文“交通运输工具”不无关联。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有多处论证“用时间消灭空间”，下面是其中一段比较重要的：

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既然直接产品只有随着运输费用的减少才能在远方市场大规模实现价值，另一方面，既然交通工具和运输本身只有在使必要劳动得到补偿而有余的大规模交易的情况下，才能够成为价值增殖的领域，成为资本所推动的劳动的领域，那么生产廉价的交通运输工具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因而这种交通运输工具就由资本创立出来。

这段论证中马克思4次连续使用Communication+Transport的连词，原德文有细微差异。第1个和第2个连词相同，即“Communications-und Transportmittel”，应将原译文“交通运输工具”改译为“通讯和运输手段”；第3个没有连接符号“-”，即“Communikationsmittel und Transport”，对应的中译文是“交通工具和运输”，应译为“通讯手段和运输”；第4个（中译文第5个原文为代词，指代第4个）译为“交通运输工具”，原词是“Transport-und Communikationsmittel”，应译为“运输和通讯手段”。马克思在这里论述了通讯和运输手段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通讯和运输手段越重要。

资本的本性是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如果超越空间可以赚取得更多，它会这样做。所以，这段话里马克思所说“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里是一种简化表述。根据前后文，他的意思是指作为资本掌控的通讯和运输手段（尤其是电报，因为当时的轮船和铁路超越空间是有限的），就其服务的性质来说是用“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写的一系列新闻报道中，相当多的内容是揭露法国皇帝和英国大报纸如何利用快速传递的电报信息与不同地域接收的时间差做交易所的投机买卖，他称之为“新闻敲诈”。这样理解下来，马克思所概括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实际上赋予的是现代化生产的必要物质条件——通讯和运输手段（特别指通讯手段，当代已经转化为巨大的金融产业和信息产业），这是他对其本质特征的概括。在另一处，马克思直接概括为一个涵盖面更广的概念：“Verkehr”（交往）。他写道：“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

（四）马克思论交往手段的发展引发时空观念变化

从现在的眼光看19世纪的交往手段，显得很落后，但在电子媒介初现端倪的时刻，马克思就已经深刻意识到它带来的时空观念变化。他这方面的论述分布于《资本论》各卷及其手稿中，但长久以来没有被作为传播观的认识得到本学科的关注。例如《资本论》第1卷里马克思谈到对“稠密人口”的认识：

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

造成这种观念变化的肇因是“交通工具”（Kommunikationsmittel，两处），当代人看到“交通工具”，即使知道历史背景，由于这个词的内涵限制，只能想到铁路和轮船，那时还没有汽车，运输商品到某地可能比不通铁路或航运的地方快些，但把一片地区的人口变得稠密（观念上的），没有快速的信息传递手段是不可能的。因而，这里应该译为具有广泛内涵的“交往手段”，否则无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这一时空认识的变化。

《资本论》第2卷第十四章“流通时间”中，马克思有成章节的论述，但现在的中译文均把原文中“通讯”或“通讯手段”的内涵无意中遮蔽了，例如下面的论述：

交通运输工具[Kommunikations und Transportmittel]的改良，会绝对缩短商品的移动期间；……由于交通运输工具[Transport-und Kommunikationsmittel]的发展，这种相对差别会以一种与自然距离不一致的方式发生变化。例如，一条从生产地点通往内地一个人口聚集的主要中心的铁路，可以使内地的一个不通铁路的较近地点，比这个自然距离较远的地点，绝对地或相对地变远。同样，这种情况还会使生产地点到较大的销售市场的相对距离发生变化，由此可以说明，随着交通运输工具[Transport-und Kommunikationsmittel]的变化，旧的生产中心衰落了，新的生产中心兴起了。

这是该章的一段最新译文，这一章六成的篇幅在论证交往手段的发展如何引发时空观认识的变化，马克思前后使用了6次“Kommunikation+Transport”的连词（第一次Kommunikation在前，其他5次Transport在前），分析时空观变化的宏观原因，现在均译为“交通运输工具”，而这章谈到“大量人口和资本在一定的地点加速集中”、“各地工商业代表和铁路公司的争吵”、“航运的加速和电报的设置”等，都不是仅靠铁路和轮船，而要依赖通讯手段的发展，因而这6处连词应译为“通讯和运输手段”或“运输和通讯手段”，才可以全面解释上面引文中马克思所谈到的“以一种与自然距离不一致的方式发生变化”或后面接着提到的“远距离运输比近距离运输相对地说要便宜得多”等时空观认识的变化。

在1863-1867年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还多处论及由于“交往手段”的发展，引发时空观认识的变化而重新认识级差地租、利润率、资本价值等问题，下面仅各取一处论证：

没有市场价格的上涨，位置也能通过交通工具的改良，使较好土地进入竞争，例如，我们在美国西部各州，就曾到处看到并且现在仍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流通时间的变化即它的缩短和延长（以及与之相关的交通工具）对利润率的影响……

我们将进一步考察由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在这里，作为物质要素出现的是交通工具的发展）所产生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减少或不变资本支出上的节约。

以上译文里的“交通工具”原词均为“Kommunikationsmittel”，均应译为“交往手段”。所有由于交往手段的进步带来的收获，马克思概括为“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马克思如此看重时间，在于他知道“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他的落脚点包括“精神的生产”。

（五）马克思论亚细亚社会“交往手段”的特点

《资本论》及其手稿里有较多的关于古代社会（包括东方亚细亚社会）交往特征的论述。1857年8月他起草的第一个“资本论”写作大纲，最后一部分的标题里就将古代交往手段的影响列入其中，原文是：

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由于文中的“Communicationsmittel”被译为“交通工具”而不是“交往手段”，从未引起新闻学界的注意。马克思对历史上人类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同等重视，他关于古代亚细亚社会和中国精神交往的特征，已有不少论述，只是被淹没在政治经济学的专业词句中，需要打捞。例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他的这段话：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的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

这里的“交通工具”对应的是“Communicationsmittel”，应该译为“交往手段”，这样研究者才可能把那个时代各种可能的精神交往事项纳入其中。这里讲述的是包括埃及金字塔和中国长城在内的巨大建筑兴建中的交往。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引证英国最后一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理查·琼斯著作里描述古代亚细亚社会的劳动协作。琼斯的叙事中提到“几乎全部非农业人口的手臂”，而马克思由此进一步写道：

具有许多眼睛、许多手臂等等的巨大的怪人代替了只具有一双眼睛等等的个人。由此出现了罗马军队的巨大工程，亚洲和埃及的许多宏伟的公共建筑。凡是由国家支配全国收入的地方，国家就具有推动广大群众的力量。

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群体精神交往情形，其所以能够出现，在于他分析的亚细亚社会的权力特征：“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凡是由国家支配全国收入的地方，国家就具有推动广大群众的力量”。《资本论》第1卷里，马克思再次引用了琼斯的这段话，说明亚细亚社会这种交往情形背后的权力特征：“正是由于劳动者赖以生活的那些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手里，才使这一类事业成为可能。”

由于有这种对亚细亚交往手段特点的认识，马克思回到眼下国际事件时，才可以得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交往特征的科学结论：“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

六

结语

《资本论》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著作，但马克思的论证博大精深，几乎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各个方面和领域，他的传播观也深深地印刻在其中。从1845-1846年他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他们通过使用Verkehr、Kommunikation等核心概念，表达了视野极为广阔的传播观，在后来浩瀚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他们进一步发展了早年论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观。

他们是德国人，主要使用德文（部分用英文、法文）写作，中国读者阅读的是中译文。这两个经常互换使用的概念由于经常被译为“交通”“交通运输”，从而遮蔽了其中的传播思想。恩格斯曾特别撰文谈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把它视为“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我们这方面的编译要贯彻这个精神。我们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2版里《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译文逐一作了对比分析，发现《全集》第2版收入的《资本论》第1-3卷（第44-46卷）共有5处将第1版（第23-25卷）中的“工具”改为“手段”。《全集》2版的《资本论》第3卷（第46卷），增补了没有译出的3处“交往”，将1版里的一处“流通”、一处“通商”和一处“交换”改译为“交往”。《全集》2版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30、31卷）中的“Verkehr”，根据前后文做了13处改动。这些细微的改动，将“Verkehr”的内涵从限定在物质层面滑向物质和精神融合的层面，体现了其中包含的人际交流和信息沟通的成分。但是，目前《全集》第2版《资本论》及其手稿在Kommunikation、Verkehr两个概念的翻译方面，总体上仍然没有完整地体现马克思的思想。

编译《资本论》及其手稿是一项持续多年，至今尚没有完成的工作，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是两代、成百人合作的项目。各卷的编译人员不同，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程度不同，统领工作需要多一些各卷之间的学术探讨，加以协调和权衡，也要多听取社会各方面，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意见或建议。我们共同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事业推向更为准确、科学的高度。

声明

本文来源于《国际新闻界》，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以纸质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