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頓森林體系八十載：從“包容”到“自利”
雖然嚴格意義上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尼克松沖擊”後就已經停止了，但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建立的國際機構仍在繼續運作并在更大範圍内發揮作用，美元在國際貨币體系的重要地位依然如故，這些情況都說明，布雷頓森林體系并沒有崩潰，其對國際關系和世界秩序的影響是深遠和巨大的。然而，轉型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不能對美國政府的行為形成制約，失去了包容性國際合作機制的意涵，更多朝着“自利”的方向轉變。随着開發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其要求對國際貨币體系進行改革的呼聲越發強烈。
特别感謝吉林大學“匡亞明學者”卓越教授李曉策劃并參與撰寫了本期的封面話題。以下是第一篇：《布雷頓森林體系對戰後世界秩序的塑造和影響》。
——編者手記
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是國際貨币體系發展史上裡程碑式的重大事件。作為二戰後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布雷頓森林體系對世界經濟政治的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然而，自1971年“尼克松沖擊”以來，建立在“牙買加協定”基礎之上的美元體系使得美國在擁有美元霸權的同時，放棄了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應有的責任和義務，進而導緻全球多邊主義不再具有包容性，加劇了全球經濟和金融發展的不穩定。
羅斯福總統等美國上司人認為，建設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多邊體制，對于消除貿易保護主義、鏟除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經濟土壤、維護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義。圖為被二戰摧毀的德國。
基于建設二戰後包容性多邊主義構想
1944年7月1日至22日，由44個國家代表參加的聯合國貨币與金融會議（United Nation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nference）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度假勝地布雷頓森林的芒特·華盛頓酒店召開。在這次會議上，與會各國（主要是美國與英國）經過激烈的讨價還價，達成了以美國“懷特計劃”為藍本的《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協定》。根據該協定，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于1945年正式成立。之後，人們将據此建立的國際貨币體系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個方面：
首先，實施美元與黃金挂鈎、其他貨币與美元挂鈎的“雙挂鈎”制度。根據《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協定》，美元以35美元兌換1盎司的黃金官價成為全球主要國際貨币和儲備資産，其他國家貨币根據各自含金量（黃金平價）與美元挂鈎。作為國際流動性調整的重要舉措，“雙挂鈎”制度彌補了傳統金本位制度下貴金屬不足與國際貿易、世界經濟規模擴張之間的沖突。由于美國承諾按照黃金官價允許成員國以美元兌換黃金，使得美元處于同黃金等同的地位，是以本質上講，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以美元作為基本儲備貨币的金彙兌本位制（銀行券在國内不能兌換黃金和金币，隻能兌換外彙的金本位制）。
其次，實行固定匯率制度，即成員國貨币按照黃金平價确定與美元的比價。通過釘住美元，各成員國之間的匯率彼此固定，一般隻能在平價上下1%的幅度内波動；為確定匯率穩定，各國有義務在外彙市場上進行幹預，僅在一國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不平衡時，經IMF準許方能調整匯率水準。
最後，IMF架構下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是基于經常項目收支交易的貨币可兌換性，且IMF可以監控貨币體系的運作，向暫時陷入逆差困境的國家提供中期貸款；成員國不得限制經常項目的支付，也不得實行歧視性貨币政策措施，必須逐漸減少并取消外彙管制；一旦成員國發生“根本性的不平衡”，該體系允許該成員國在征得IMF同意後改變其匯率安排（平價水準）。
該體系的前兩部分展現了18世紀特别是19世紀以來，人們對金本位制度有利于促進投資和貿易并增進人類福祉的基本信念，同時吸取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規則缺位條件下，國際金融動蕩導緻大蕭條和造成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沉痛教訓；第三部分所規定的經過協商後可進行的匯率調整，即“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則吸取了傳統金本位制導緻的各國為維持外部均衡不得不犧牲内部均衡、進而造成諸多社會經濟和政治沖突的教訓，允許各國在一定條件下通過匯率調整來保護本國經濟和弱勢群體的利益。
同後來建構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一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是即将登上世界霸主寶座的美國，針對20世紀20～40年代世界秩序以及金本位制度對國際關系造成的一系列負面影響進行反思的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勝國強制戰敗國簽署《凡爾賽條約》的曆史教訓，以及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貨币關系的混亂及其所産生的政治經濟後果，使得美國上司人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邏輯：貨币混亂和競争性貶值催生了以鄰為壑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而經濟民族主義又滋生了獨裁專制政權，獨裁專制政權導緻了世界戰争的爆發，破壞了世界和平。羅斯福總統對建構二戰後包容性多邊主義世界秩序的構想，正是建立在對這些曆史教訓深刻反思的基礎之上。當時的美國上司人清楚地認識到國際貨币問題本身具有的政治含義，即建設全球多邊金融和貿易體制、消除貿易保護主義、給予戰敗國和其他後發展國家以經濟增長的機會，對于鏟除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經濟土壤、維護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義。布雷頓森林體系鼓勵各國在最小程度危及國内社會經濟穩定，或者在資源配置效率較小受損的情況下開展自由貿易；如果有國家出現嚴重的國際收支逆差，IMF可以為其提供融資，并在有必要進行匯率調整時實施監督。這意味着各國不必利用限制進口或豎起貿易壁壘的方式糾正國際收支失衡。在這種包容性國際合作機制的主導下，凱恩斯國家幹預政策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不會影響匯率穩定，并導緻出現1930年代那種競争性民族主義經濟政策及其後果。
2024年4月16日，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2024年春季年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圖為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大樓。
内在沖突使其運作一直動蕩不安
布雷頓森林體系對戰後世界秩序的影響主要展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美國接替英國成為新的世界霸主。這一過程中有兩個特征值得關注：一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使得美元居于國際貨币體系的核心，成為美國霸權地位的重要支撐；二是美國接替英國成為世界霸主，與既往的霸權更替有明顯的差別，或者說改變了以往霸權更替的規律，即兩者在戰略上不是敵對關系而是夥伴關系，它們之間的權力交接并非由戰争結果決定，而是通過基于實力變化的一系列談判、規則安排實作的。
第二，消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主要國家間貨币、貿易惡性競争的零和博弈，通過建構以IMF、世界銀行和GATT“三駕馬車”為代表的全球包容性多邊主義經濟體系，促進了戰後世界經濟的恢複和發展，為戰敗國和其他後發展國家提供了融入國際社會、實作經濟增長的有利環境。
第三，使得美國成為國際關系史上第一個在強大實力基礎上依賴諸多國際制度安排維持霸權地位的大國。按照英國著名國際關系學者蘇珊·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布雷頓森林體系使得美國擁有的國際權力超越了傳統的“聯系型權力”——迫使其他對手去做其不願意做的事情的權力，建構出一種新的“結構性權力”——通過建構國家之間、國家與群眾之間以及國家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架構來實施的權力。
第四，使得貨币金融在現代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國際貨币權力超越領土、人口和經濟規模等傳統資源權力，成為霸權國支配世界、控制全球資源流動的重要權力。用美國著名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吉爾平的話來講，就是“國際貨币體系在現代世界事務中作用的加強，是世界政治的一場真正的革命”。
第五，雖然蘇聯派代表參加了布雷頓森林會議，但最終卻未能加入該體系，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蘇聯擔憂加入該體系會受到美國的金融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美國認為全球包容性多邊主義經濟體系下自由市場經濟與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系統本質上是沖突的，因而拒絕與蘇聯在同一體系内的經濟競争成為一種政治選擇。無論如何，蘇聯未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意味着戰後兩大陣營間的經濟脫鈎，形成所謂“兩個平行市場”，這為冷戰格局形成、強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正式運作是在1958年12月歐洲主要國家貨币實作可兌換之後。自布雷頓森林體系運作伊始，一系列内在沖突便使其運作一直處于動蕩不安的狀态。傳統國際經濟學教科書一般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困境在于“特裡芬難題”，即在“雙挂鈎”制度下，各國為了保持匯率的穩定，需要持有一定數額的美元，而美國必須通過國際收支逆差向世界輸出美元，但大規模的國際收支赤字的長期化會引發國際社會對美元的信心危機，導緻大規模兌換黃金，造成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币的地位不穩。事實上，嚴格意義上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短短13年（1958～1971年）内就走向崩潰，其根源必須基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進行探讨。換言之，各種類型的金本位制都是具有政治功能的制度安排，它限制了政府對本國經濟做出反應的能力，迫使政府放棄使用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來調節經濟運作。
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在日趨嚴酷的冷戰局勢下，一直困擾四屆美國政府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在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和黃金外流的同時避免危及美國履行在全球的政治和軍事承諾。這一時期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找到一種控制國際收支逆差、遏制黃金外流的途徑。但問題在于，由于黃金與美元挂鈎，用于解決國際收支問題并緩解黃金流失的經濟政策，多同美國對外政策、戰略和國内經濟政策的目标相沖突，這始終是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讓美國感到“無奈的脆弱感”。是以，自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美國通過不同的工具和途徑，如“黃金總庫”“借款總安排”“特别提款權”等，試圖擺脫這種“脆弱感”。從這個意義上講，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做出的重大違約行動——宣布關閉“黃金視窗”，終結美元與黃金兌換，進而促使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史稱“尼克松沖擊”），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政治選擇的結果。正因為如此，它對當代國際關系、世界秩序的影響格外巨大。
美元體系加劇了全球經濟和金融發展的不穩定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經過五年的國際協調與溝通，IMF成員最終于1976年1月簽署了《牙買加協定》。該協定确認了浮動匯率制度的合法化，允許各成員自行調整匯率。建立在《牙買加協定》基礎上的國際貨币體系被稱為“牙買加體系”“後布雷頓森林體系”，又稱為“美元體系”。之是以将這一體系稱為美元體系，是指該體系由不能與黃金兌換的美元發揮關鍵貨币功能，即美元在國際貿易、投資和計價結算中居主導地位，在全球官方儲備和金融資産中居領先地位，在全球信用周轉體系中居核心地位。美元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對當代世界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主要展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美元體系使得美國在繼承既有權力并獲得新的貨币權力的同時，“合法”放棄了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應有的責任和義務。雖然許多人曾将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視為美元國際地位的下降乃至霸權喪失的重要标志，但在此後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美元在國際貨币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依然如故。更為重要的是，美元在擺脫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固定匯率以及黃金官價兌換限制（義務）的同時，不僅繼承甚至強化了既有權力，更增添了新的基于市場的結構性權力；該體系在美國科技創新活力的支撐下，以及在美國強大軍事力量的保護下，憑借高度發達的、具有廣度與深度的金融市場，形成了對全球資本的控制，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國際資本的流動規模和方向，影響着全球貨币政策的走向。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元體系作為一個超級金融（隐形）帝國所擁有的結構性權力，遠遠超過了曆史上既有領土帝國對世界控制的廣度和深度。
第二，随布雷頓森林體系一塊崩潰的，不僅有傳統的特裡芬難題，還有對美國政府行為的制約。正因為如此，自1970年代開始美國便從一個“包容性霸主”轉變為“自利性霸主”，進而導緻全球多邊主義體系的包容性越來越小，排斥性越來越強。正如戰後新一輪全球化是羅斯福總統包容性多邊主義政治選擇的結果一樣，當今的“全球化分裂”——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與第二大經濟體之間關于何為自由貿易的共識不再、兩者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走上一條互相背離的發展道路——同樣是美國政治選擇的産物。從這個意義上看，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是當代世界秩序轉折的重要分水嶺，盡管國際政治經濟後果的顯現具有滞後性，并導緻人們對其深遠影響的漠視。
第三，金融資本擴張的内在不穩定性影響全球經濟、金融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經典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運作13年便走向崩潰，不能僅僅用經濟學理論予以解釋，其本質是美國政府不願再遵守規則而做出的一種政治選擇，即美國将人類在對外金融關系中長期以來堅守的“債權人邏輯”——以債權人利益為核心，促使債務人節衣縮食、努力工作以欠債還錢，轉變為“債務人邏輯”——以債務人利益為核心，欠債不還且指責、要求債權人采取必要行動。1977年卡特總統提出的所謂“火車頭戰略”，即将國際收支失衡的責任歸咎于順差國德國和日本，并迫使其通過财政擴張以確定國際收支平衡或避免失衡擴大的做法，正是美國人開始奉行“債務人邏輯”的首次嘗試，此後在中美貿易争端中對“中國儲蓄率過高”的指責等同樣如此。
美國在對外關系中金融邏輯的改變對世界秩序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加劇全球經濟和金融發展的不穩定，如上世紀80年代初爆發的拉美債務危機、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等等。美國金融邏輯的改變意味着美聯儲貨币政策也随之發生巨大的改變，使得美國彌補國際收支的模式從上世紀50～60年代的“賺到錢”，轉變為70～90年代的“借到錢”，更發展到如今的“印出錢”。這一調整對全球經濟、金融發展産生的影響是巨大的。今後的世界注定将充滿更大的不确定性甚至風雨飄搖。
作者為吉林大學“匡亞明學者”卓越教授
廣州商學院名譽校長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識》2024年第13期責編：绯銀
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