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耀先
我是1972年年底從“天地顯罡煞之精，人境合傑靈之美”的水泊梁山入伍的。
我清楚地記得，那年的冬天，不是太冷。我們一千多個“梁山好漢”坐在沒有篷子的解放牌汽車上，迎着凜冽的寒風，高唱着“我參加解放軍穿上綠軍裝，我走進紅色學校扛起革命槍……”的雄壯歌曲，告别了難舍難離的父老鄉親。
在河南商丘火車站下汽車後，我們登上一列長長的綠色列車。列車開動了，接我們的排長教我們唱起一首新歌：“背上了行裝扛起槍，滿懷豪情鬥志昂揚……”（當時唱的《鐵道兵志在四方》是進行曲，“文革”結束後才又恢複了原來的曲調。）這時候才知道，我們當的是鐵道兵。
列車好像知道我們這些正值青春年華的熱血男兒和它的特殊緣分，跑得特别歡快，鳴笛特别響亮。聽着車輪撞擊鋼軌發出的“哐當”“哐當”聲音，我們也覺得格外悅耳、格外親切。
第二天，當火紅的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們到達了新兵團駐地——位于西安郊區的戶縣大王鎮富村。緊張的新訓生活開始了！星星還沒有隐去，嘹亮的軍号聲就把我們從睡夢中喚醒。出早操、走隊列、學射擊、練投彈……吃飯要搶，不然還沒吃完集合号就吹響了；上廁所一律都是小跑，怕耽誤訓練争分奪秒；洗衣服、給家裡寫信，隻能等到星期天。新兵團的生活就是這樣緊張而又辛苦、單調而又充實。
一天，我正和戰友們一起趴在冰冷的雪地上練習卧姿射擊，新兵連指導員和一位高高的個子、瘦瘦的身材，長得像電影《冰山上的來客》裡的楊排長樣子的幹部向我們排走過來。指導員問我們排長：“哪個叫韓耀先？”排長便向我喊：“韓耀先！”我馬上站起來立正大聲回答：“到！”指導員和那個“楊排長”笑了。“楊排長”和氣地問我：“你是山東人民廣播電台和《大衆日報》的通訊員？”我說：“是。”“楊排長”又問我：“你是什麼教育程度？”我回答：“高中。”他們臨走時，“楊排長”對我說：“明天你跟我去采訪幾個新兵，寫篇報道。”
三個多月的新兵團訓練結束後，我們“滿懷豪情鬥志昂揚”地開赴秦嶺深處、漢水江畔的襄渝鐵路建設工地。我被配置設定在四十七團勤務連測化排化驗班。幾個月後，一紙調令又讓我到團政治處宣傳股報道組報到。後來才知道，在新兵團我被“楊排長”和司令部的張寶祥參謀同時選上了。記得“楊排長”帶我采寫報道後沒幾天，張寶祥參謀把我叫到連部，問了一些化學方面的問題，我都對答如流，最後又讓我寫了幾組化學方程式。我是以能夠分到勤務連測化排化驗班，原來是得到了張參謀的青睐。
真是緣分啊！走進宣傳股，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在新兵團帶我采訪的“楊排長”。原來，這位年輕幹練、英姿飒爽的“楊排長”，是宣傳股的資深幹事，名字叫胡可榮。他是甘肅天水人，1959年11月入伍，多次被評為“五好戰士”“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和“四好連隊先進代表”，并且兩次榮立三等功。他熱情地把我介紹給宣傳股的全體同志。
報道組當時已有五位老兵。兩位是1969年入伍的上海兵，一位叫曹心泉（後改名扈凡），一位叫郭長林；兩位是1970年入伍的湖北兵，一位叫幸紹德，一位叫李明亮；一位是1971年入伍的四川兵，叫楊克貴。走進報道組，不論是入伍的年限，還是新聞的采寫水準，我都是一個道地的新兵。
這五位老兵個個身手不凡，都是采寫新聞報道的高手。
扈凡是報道組的組長，捕捉新聞、采寫稿件、組織策劃等方面的能力都非常強。他特别擅長新聞人物的采寫，如當時他對戰隧道塌方能手——一連一排副排長肖崇炳的報道，就打了一個極為漂亮的短平快，稿件先後在《鐵道兵》報、《解放軍報》刊登。真是讓我們羨慕不已。要知道，那個年代報刊很少，中央隻有“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有一張當地的日報，軍隊系統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各有一張四開報紙，全國隻有幾十家報紙，要想在報紙上登一篇稿子是相當的難。
郭長林老成穩重，新聞敏感強，善于從平凡的生活中發現新聞點。
幸紹德入伍前是中學校長，文字功夫十分了得，稿件結構嚴密，邏輯性強。
李明亮可謂報道組的“小帥哥”，報道角度新，又寫得一手漂亮的鋼筆字，哪個編輯看到他的稿子不感到賞心悅目？
楊克貴頭腦靈活，文思靈活，寫稿出手快，大有倚馬可待的本領。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與我朝夕相處、同室共眠的五位戰友都是自己的老師啊！走進這樣一個人才荟萃的集體，與這麼幾位有才識有智慧的賢士為伍，我實在是太幸運、太有福氣啦！我暗暗下定決心：珍惜機緣，好好向他們學習，盡快提高自己的新聞采寫水準，為部隊宣傳報道工作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幾位老兵如兄長般地對我關懷備至，耳提面命地教我怎樣進行深入細緻的現場采訪，如何精心提煉新聞主題，怎樣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何挖掘稿件的思想深度……特别是扈凡組長，更是經常親自帶着我下連隊“抓活魚”，指點我怎樣選擇報道角度，幫我一字一句地修改稿件，甚至連一個标點都不放過。
他們幾位老兵還常常在我面前念叨：咱們報道組原來還有兩位高手，也是1969年入伍的上海兵，一位叫朱瑞華，一位叫朱桂林，可惜你來之前幾個月他倆退伍回上海了，回去後都進了解放日報社。作為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可是一張在全國都有較大影響的大報。要想成為這樣一家報紙的編輯記者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他們兩位既非科班出身，又無家庭背景，是完全憑自己的真才實學邁進高門檻的解放日報社的。他們退伍之前，我們報道組的陣容非常強大，實力相當雄厚，四位上海兵是響當當、硬邦邦的頂梁柱。當時，我們團的宣傳報道工作搞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那個時候雖然還沒有“四大天王”的說法，但他們四個就是幹部戰士、更是我們報道組幾個人心目中的“四大天王”。四十多年後的今天說起他們，戰友們仍然念念不忘，一緻公認他們是報道組“最厲害”的。毫不誇張地說，他們那個時期是四十七團宣傳報道工作最輝煌的時期。
左起：郭長林、朱瑞華、朱桂林、曹鑫泉(即扈凡)
在慶幸自己有緣遇到五位賢師良友的同時，我也時常為與另外兩位“天王”失之新老兵交替而感到遺憾。
然而，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抱憾多年的心事四十多年後竟然得以夢圓。
2017年春暖花開的季節，年近八旬、德高望重的胡可榮幹事發起組織四十七團宣傳股的戰友聚會。宣傳股及所屬報道組、電影組和文藝宣傳隊能聯系到的三十多個戰友，興緻勃勃地從北京、上海、成都和甘肅天水、湖北鐘祥、廣東江門、山東淄博、陝西鹹陽等地趕到古城西安相聚。
“猶記昔日少年郎，英姿潇灑好俊相。如今聚首難相認，緣是容改鬓挂霜。”當年的壯小夥兒更新為大爺大叔，當年的小姑娘兒現在坐公共汽車有人讓座。四十多年後再聚首，大家的激動、喜悅、感慨之情真是難以言表。
參加聚會的戰友，既有三進青藏線、在宣傳股幹了八年的老幹事，也有兵改工的“收官股長”；既有汗灑成昆線、襄渝線、青藏線的老鐵道兵，也有能歌善舞、吹拉彈唱的“三線”學兵……最讓我興奮和激動的是報道組的幾位老兵全來了，“四大天王”一個不缺、一個不少。報道組的陣容最為整齊，人數最多，一共來了八位。老組長扈凡向大家一一介紹了報道組“八大金剛”的簡要情況：四個人一輩子堅守新聞崗位直到退休，兩個人當了政府官員，一個人獲得注冊經濟師的進階職稱，一個人成為央企的管理人才。
退休後仍筆耕不辍、現任上海老新聞工作者協會奉賢分會會長、奉賢區老新聞工作者協會會會長的“四大天王”之一朱瑞華，在會上為上海戰友紀念入伍五十周年出書征稿。我覺得這事很有意義，便當場響應。于是，回來後拉拉雜雜寫了這篇東西，借此向“四大天王”和報道組的全體老兵表示謝意！向四十七團的全體上海戰友緻敬！
報道組成員西安戰友聚會與胡可榮幹事合影
左起：朱瑞華、幸紹德、郭長林、扈凡、胡可榮、朱桂林、楊克貴、李明亮、韓耀先
作者：韓耀先，1972年12月從山東梁山入伍，曾任1連排長、鐵道兵報社記者、編輯
——摘自《英雄啊！鐵道兵》
編輯：樂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