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安史之亂，讓李唐王朝斷崖式地由盛轉衰，此後曆代帝王都無力改變藩鎮割據的事實。
提起這段曆史，人們大多遺憾于大唐王朝的沒落，卻少有人注意到曆史中的另一個主角——安史叛軍。
在唐朝皇帝明顯還有一定人望，尚得天下民心時，安史叛軍是如何能與唐王朝纏鬥八年之久的？
當唐王朝的國力還沒有出現明顯衰落的時候，安史叛軍是如何能連下兩都，甚至在郭子儀第一次占回兩都後，還能再占一次洛陽？
武力值明顯不低的安史叛軍，又是為什麼隻能抗争一時，沒能在這個連皇帝棄都城而逃的節點，改換了李唐江山？
一、武力拔群：叛軍兵卒戰鬥力強
因受唐玄宗偏愛多年，安祿山在叛亂之始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軍隊，身兼三鎮，獨鎮北疆。
他身兼三地的節度使：範陽（幽州）、平盧、河東，三個均在“天寶十節度使”之列。也就是說，安祿山已經不是一般的封疆大吏，他的“疆”足足有别人的三個。
河東節度使的設定是為了遏制突厥；
範陽節度使職責是壓制契丹、奚人等部落；
平盧節度使則是要鎮壓室韋、靺鞨等。
但問題是——安祿山本身就是胡人。以胡制胡政策能成功的保證，是安祿山本人沒有叛亂之心。
當他生出叛亂之心時，他的胡人身份就可以讓他最大程度地團結周邊，這些職責範圍内要鎮壓的胡部。
再加上安祿山作為節度使，能夠調動起數額龐大的朝廷常備軍，他手中的軍事力量已經達到了不容小觑的程度。
更何況，比起非邊鎮的中央軍，這些少數民族兵和藩鎮常備軍的戰鬥力，要高到不知哪裡去了。
這倒不是說胡人部落有多麼天生善戰，而是藩鎮的常備軍和胡人部落本，就處于常年的戰争之中。
在這裡活下來的本就是具有戰場生存能力的老兵。
在陳寅格先生的研究中，唐朝的河北是“武德”最為充沛的地方之一，民風非常彪悍，就連婦女兒童都能彎弓射箭。
反觀唐朝中央軍，多年無戰事，沒有戰場上真刀真槍的對練，沒有經曆過鮮血與刀劍的洗禮，很難拼得過久經沙場的老兵。
戰鬥力強的另一個原因，是民心所向。自李世民起，唐廷對河北就忌憚非常：“蓋河北之人以豪強著稱，實為關隴集團之李唐皇室所最忌憚”。
到了武則天時期，河北已經到了“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内顧生計，四壁皆空”的程度。
這還是狄仁傑任河北安撫大使時，給武則天的報告中所說。
所描述的并非因天災而導緻的群眾流離失所，而是因用兵需求，當地官員對河北百姓的肆意傾軋。
及至玄宗時，宰相張說對河北的情況已經有了比較清醒的态度。他認為“燕南諸城，十僅存一”，也就是說在河北，能有10%的人忠于唐朝就不錯了。
唐王朝如此對待河北，當安祿山叛亂時，河北人第一時間選擇幫助誰就不難猜測，也不難了解了。
及至安史之亂後期，特别是叛軍上司集團數次内亂後，還能與唐朝展開如“香積寺”之戰這種如同絞肉機一樣的戰鬥，背後必得是有大量的軍隊和後勤人數支援的。
本身戰力非凡，再加上唐廷對河北忌憚、盤剝多年導緻民心喪失，造就了安史叛軍非凡的戰鬥力。
二、知人善任：安祿山有識人之能
安史之亂發生，恰在唐玄宗軍事改革，唐朝建立之時的府兵制瓦解，募兵制逐漸成為軍隊征召士兵主要形式之後。
從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變化，實際上友善了地方豪強召集一支忠于自己的隊伍，中央對軍隊的控制能力則日漸羸弱。
因府兵制瓦解而喪失了“府兵”身份，同時也沒有土地的一批農民被迫變成了流民，又因募兵制的存在而成為了地方的私兵。
這些人中湧現出一批軍事和政治才能俱佳的人才。
而安祿山的麾下，就有一大批出身不高，甚至可以說得上貧苦的将才和幕僚。
可以說，安祿山對這些人是有知遇之恩的。
在朝堂日漸腐敗，“用人唯親”已經成為各地官員預設的潛規則時，安祿山難得的在一定程度上實作了“用人唯才”。
唐人所著的《安祿山事迹》中記載：“于時安祿山為河北采訪使，雖内苞兇慝，而外獎廉平，精擇能吏”。
這使得安祿山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河北當地中下層人士的“保護傘”和“代言人”。許多出身不高而有志于改變的人，将安祿山視為改變的鑰匙。
哪怕是起兵反叛之後，安祿山也在一段時間内維持着自己“善用良材”、“知人善任”的形象。
例如陳希烈，曾經是唐玄宗的宰相，才名顯于一時。但因為在與李林甫、楊國忠的政治鬥争中失利，他對唐廷失去了信心。
安祿山在占領長安後并未殺了他，而是積極招撫，使得這位曾經的唐朝宰相轉投“大燕”，開始為叛軍出謀劃策。
雖說唐玄宗晚年昏庸，楊國忠、李林甫、高力士等奸臣的權力傾軋在其中也“助力”不少，但安祿山敢于提攜底層、善于任用能者的形象，也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
三、本性難改：草原掠劫習慣定結局
安史叛軍一路攻城拔地時，帶有強烈的“草根”和“草原”特點——占領一地後并不好好統治，反而是極盡所能地掠奪資源。
據《資治通鑒》記載：“賊每破一城，城中人衣服、财賄、婦人皆為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
衣服都被搶光，婦女全部都被擄掠淫戲，男人被押解為苦力，老弱者用刀槍挑起來殺死。
史思明以殘暴聞名，他的部下在行軍過程中是最非人的。不僅到處劫掠财物、淫辱婦女，還“殺人以為戲”。
盡管在自己的老巢範陽，安祿山稱得上是一個“好上司”，但他出城作戰的時候，就與尋常的胡人部落無異了。
安史之亂中，叛軍所表現出來的掠劫特性，并非中原王朝或者說農耕文明的特點，而是草原部落的特點。
以當時同樣戰力不凡的回纥部落為例，唐人請回纥出兵的條件就是再擄掠一回都城。
若是農耕文明，必然是不會答應這樣的條件。比起大量财物來說，還是“地”更有用。農耕文明出兵相助的條件，一般是“割讓”，而不是擄掠。
蒙元兵力最盛時期的行為邏輯，也與此時安史叛軍的行為邏輯一緻。蒙古曾經打到了西亞，“上帝之鞭”震動歐亞大陸。
但蒙古并沒有對自己打過的地方形成實際有效的控制。及至元朝成立時，許多曾經攻打過、半占領的土地，都以“汗國”的形式分了出去。
草原民族的另一個特點，是“強者通吃”，或者說是“強人政治”。
因為沒有被文化團結起來，每一個人信服的都是比自己強的人，領頭人就需要有極強的軍事和政治能力，才能指揮得動其他人。
安祿山無疑是一個軍事、政治能力都比較過關的人，這也是為什麼他能夠發動一場這樣大型的叛亂。
可是人總有遲暮時。安祿山太過肥胖，叛亂一年便病痛不斷，失明、毒瘡等讓他的脾氣變得暴躁，喪失了絕大部分作為統治者的個人魅力。
若非如此，安慶緒也不敢受人鼓動便殺死安祿山，自立為王。
安慶緒這一輩子最有勇氣的事情，就是殺死了父親。但他本人政治能力并不出色，性格上也有些懦弱。
殺死安祿山後，他将事務都交給一同謀劃的嚴莊處理。
這完全不符合草原“強者為王”的邏輯，再加上嚴莊給了每個将領一塊封地，相當于給了有心人坐大的本錢。
于是，曆史沒過多久就輪回了——安祿山叛變了唐朝，史思明叛變了安慶緒。
有意思的是很快又來了一個小輪回——安慶緒殺死了安祿山，史朝義殺死了史思明。
“大燕”還沒成立多久，統治階級已經混亂至如此。
還是以大元作比——遠比安史叛軍強大的元朝，因為始終沒有改變草原部落的擄掠習性，不過百年也分崩離析了。
說到底，農耕文明的核心是穩定，草原文明的核心是遷徙。這就決定了安祿山即便自封為帝，擁有比較強大的軍力，也沒有一套适用于一統天下的“術”。
在曆朝曆代的叛亂隊伍中，安史之亂的叛軍論戰力無疑是第一梯隊的。
唐朝以全國之力對抗三鎮，還是僵持了八年之久，其中不乏敗仗。
八年之後的勝利，更多是因為唐朝底蘊深厚“耗”赢了。而即便赢了，唐廷也再也沒有對河朔三鎮形成有力的統治。
若非安史之亂的統治階級，依舊保有強烈的草原文明擄掠習性，若是他們可以學習農耕文明“治天下”的政策。這江山會不會改朝換代，還真的不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