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安史之乱，让李唐王朝断崖式地由盛转衰，此后历代帝王都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的事实。
提起这段历史，人们大多遗憾于大唐王朝的没落，却少有人注意到历史中的另一个主角——安史叛军。
在唐朝皇帝明显还有一定人望，尚得天下民心时，安史叛军是如何能与唐王朝缠斗八年之久的？
当唐王朝的国力还没有出现明显衰落的时候，安史叛军是如何能连下两都，甚至在郭子仪第一次占回两都后，还能再占一次洛阳？
武力值明显不低的安史叛军，又是为什么只能抗争一时，没能在这个连皇帝弃都城而逃的节点，改换了李唐江山？
一、武力拔群：叛军兵卒战斗力强
因受唐玄宗偏爱多年，安禄山在叛乱之始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军队，身兼三镇，独镇北疆。
他身兼三地的节度使：范阳（幽州）、平卢、河东，三个均在“天宝十节度使”之列。也就是说，安禄山已经不是一般的封疆大吏，他的“疆”足足有别人的三个。
河东节度使的设置是为了遏制突厥；
范阳节度使职责是压制契丹、奚人等部落；
平卢节度使则是要镇压室韦、靺鞨等。
但问题是——安禄山本身就是胡人。以胡制胡政策能成功的保证，是安禄山本人没有叛乱之心。
当他生出叛乱之心时，他的胡人身份就可以让他最大程度地团结周边，这些职责范围内要镇压的胡部。
再加上安禄山作为节度使，能够调动起数额庞大的朝廷常备军，他手中的军事力量已经达到了不容小觑的程度。
更何况，比起非边镇的中央军，这些少数民族兵和藩镇常备军的战斗力，要高到不知哪里去了。
这倒不是说胡人部落有多么天生善战，而是藩镇的常备军和胡人部落本，就处于常年的战争之中。
在这里活下来的本就是具有战场生存能力的老兵。
在陈寅格先生的研究中，唐朝的河北是“武德”最为充沛的地方之一，民风非常彪悍，就连妇女儿童都能弯弓射箭。
反观唐朝中央军，多年无战事，没有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对练，没有经历过鲜血与刀剑的洗礼，很难拼得过久经沙场的老兵。
战斗力强的另一个原因，是民心所向。自李世民起，唐廷对河北就忌惮非常：“盖河北之人以豪强著称，实为关陇集团之李唐皇室所最忌惮”。
到了武则天时期，河北已经到了“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的程度。
这还是狄仁杰任河北安抚大使时，给武则天的报告中所说。
所描述的并非因天灾而导致的民众流离失所，而是因用兵需求，当地官员对河北百姓的肆意倾轧。
及至玄宗时，宰相张说对河北的情况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态度。他认为“燕南诸城，十仅存一”，也就是说在河北，能有10%的人忠于唐朝就不错了。
唐王朝如此对待河北，当安禄山叛乱时，河北人第一时间选择帮助谁就不难猜测，也不难理解了。
及至安史之乱后期，特别是叛军领导集团数次内乱后，还能与唐朝展开如“香积寺”之战这种如同绞肉机一样的战斗，背后必得是有大量的军队和后勤人数支持的。
本身战力非凡，再加上唐廷对河北忌惮、盘剥多年导致民心丧失，造就了安史叛军非凡的战斗力。
二、知人善任：安禄山有识人之能
安史之乱发生，恰在唐玄宗军事改革，唐朝建立之时的府兵制瓦解，募兵制逐渐成为军队征召士兵主要形式之后。
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变化，实际上方便了地方豪强召集一支忠于自己的队伍，中央对军队的控制能力则日渐羸弱。
因府兵制瓦解而丧失了“府兵”身份，同时也没有土地的一批农民被迫变成了流民，又因募兵制的存在而成为了地方的私兵。
这些人中涌现出一批军事和政治才能俱佳的人才。
而安禄山的麾下，就有一大批出身不高，甚至可以说得上贫苦的将才和幕僚。
可以说，安禄山对这些人是有知遇之恩的。
在朝堂日渐腐败，“用人唯亲”已经成为各地官员默认的潜规则时，安禄山难得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用人唯才”。
唐人所著的《安禄山事迹》中记载：“于时安禄山为河北采访使，虽内苞凶慝，而外奖廉平，精择能吏”。
这使得安禄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河北当地中下层人士的“保护伞”和“代言人”。许多出身不高而有志于改变的人，将安禄山视为改变的钥匙。
哪怕是起兵反叛之后，安禄山也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着自己“善用良材”、“知人善任”的形象。
例如陈希烈，曾经是唐玄宗的宰相，才名显于一时。但因为在与李林甫、杨国忠的政治斗争中失利，他对唐廷失去了信心。
安禄山在占领长安后并未杀了他，而是积极招抚，使得这位曾经的唐朝宰相转投“大燕”，开始为叛军出谋划策。
虽说唐玄宗晚年昏庸，杨国忠、李林甫、高力士等奸臣的权力倾轧在其中也“助力”不少，但安禄山敢于提携底层、善于任用能者的形象，也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三、本性难改：草原掠劫习惯定结局
安史叛军一路攻城拔地时，带有强烈的“草根”和“草原”特点——占领一地后并不好好统治，反而是极尽所能地掠夺资源。
据《资治通鉴》记载：“贼每破一城，城中人衣服、财贿、妇人皆为所掠。男子，壮者使之负担，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戏杀之”。
衣服都被抢光，妇女全部都被掳掠淫戏，男人被押解为苦力，老弱者用刀枪挑起来杀死。
史思明以残暴闻名，他的部下在行军过程中是最非人的。不仅到处劫掠财物、淫辱妇女，还“杀人以为戏”。
尽管在自己的老巢范阳，安禄山称得上是一个“好领导”，但他出城作战的时候，就与寻常的胡人部落无异了。
安史之乱中，叛军所表现出来的掠劫特性，并非中原王朝或者说农耕文明的特点，而是草原部落的特点。
以当时同样战力不凡的回纥部落为例，唐人请回纥出兵的条件就是再掳掠一回都城。
若是农耕文明，必然是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比起大量财物来说，还是“地”更有用。农耕文明出兵相助的条件，一般是“割让”，而不是掳掠。
蒙元兵力最盛时期的行为逻辑，也与此时安史叛军的行为逻辑一致。蒙古曾经打到了西亚，“上帝之鞭”震动欧亚大陆。
但蒙古并没有对自己打过的地方形成实际有效的控制。及至元朝成立时，许多曾经攻打过、半占领的土地，都以“汗国”的形式分了出去。
草原民族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者通吃”，或者说是“强人政治”。
因为没有被文化团结起来，每一个人信服的都是比自己强的人，领头人就需要有极强的军事和政治能力，才能指挥得动其他人。
安禄山无疑是一个军事、政治能力都比较过关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发动一场这样大型的叛乱。
可是人总有迟暮时。安禄山太过肥胖，叛乱一年便病痛不断，失明、毒疮等让他的脾气变得暴躁，丧失了绝大部分作为统治者的个人魅力。
若非如此，安庆绪也不敢受人鼓动便杀死安禄山，自立为王。
安庆绪这一辈子最有勇气的事情，就是杀死了父亲。但他本人政治能力并不出色，性格上也有些懦弱。
杀死安禄山后，他将事务都交给一同谋划的严庄处理。
这完全不符合草原“强者为王”的逻辑，再加上严庄给了每个将领一块封地，相当于给了有心人坐大的本钱。
于是，历史没过多久就轮回了——安禄山叛变了唐朝，史思明叛变了安庆绪。
有意思的是很快又来了一个小轮回——安庆绪杀死了安禄山，史朝义杀死了史思明。
“大燕”还没成立多久，统治阶级已经混乱至如此。
还是以大元作比——远比安史叛军强大的元朝，因为始终没有改变草原部落的掳掠习性，不过百年也分崩离析了。
说到底，农耕文明的内核是稳定，草原文明的内核是迁徙。这就决定了安禄山即便自封为帝，拥有比较强大的军力，也没有一套适用于一统天下的“术”。
在历朝历代的叛乱队伍中，安史之乱的叛军论战力无疑是第一梯队的。
唐朝以全国之力对抗三镇，还是僵持了八年之久，其中不乏败仗。
八年之后的胜利，更多是因为唐朝底蕴深厚“耗”赢了。而即便赢了，唐廷也再也没有对河朔三镇形成有力的统治。
若非安史之乱的统治阶级，依旧保有强烈的草原文明掳掠习性，若是他们可以学习农耕文明“治天下”的策略。这江山会不会改朝换代，还真的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