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南宋朱熹所編之《資治通鑒綱目》，開創綱目史體，提倡春秋筆法，為後世所繼承、效仿。明中期商辂等人與北韓王朝的金宇颙皆以綱目體續修宋元曆史，撰成《續資治通鑒綱目》。本文對這兩部《續資治通鑒綱目》的成書過程、背景及編纂動機進行詳細的梳理，并進行比較，指出商辂本和金宇颙本最大的差别在于它們是否承認元朝的正統。其中，金宇颙反對商辂本《續資治通鑒綱目》中以元朝為正統、大書元朝紀年的記述方式，以華夷觀、正統觀為修史原則，對商辂本的内容進行大幅度改編。這展現出他作為北韓學者的正統認識，和在當時背景下秉持“小中華”意識對明朝“嚴華夷之辨”學術風氣的追随。總的來看，上述研究可以豐富學界對于《續資治通鑒綱目》本身的研究，也有助于在比較視野下進一步檢視明清史學與北韓王朝史學之間的互動和聯系。摘要：南宋朱熹編撰《資治通鑒綱目》，繼承春秋筆法，開創綱目體例，後世多有續作。明初，商辂等人奉诏以綱目體續修宋元史，成《續資治通鑒綱目》。北韓王朝以朱子理學立國，對綱目體例尤為關注，商辂本《續資治通鑒綱目》傳到北韓王朝後，其中以元朝紀年為正統的記述方式受到北韓學者反對。金宇颙本《續資治通鑒綱目》應運而生，否定元朝正統，對商本進行大幅改編，既修正了其中不合于春秋筆法的内容，又大量删去元朝内容，其編撰方式展現了北韓學者對正統論和華夷論的嚴格遵從。兩書的比較有助于更深入地認識中國史學對北韓王朝史學的影響，也可以進一步了解中韓史學的交流與互動。明朝成化年間，商辂等人奉诏編修《續資治通鑒綱目》，上接朱熹《資治通鑒綱目》(以下簡稱《綱目》)，續寫宋元曆史。該書傳到北韓王朝後，北韓儒者認為《資治通鑒綱目》是繼孔子作《春秋》後又一部義理大著，但商辂本《續資治通鑒綱目》以元朝紀年系事，不合正統，違背綱目精神。以“小中華”自居的北韓王朝學者要求重修中國宋元明史，強調正統觀和華夷論，于是金宇颙《續資治通鑒綱目》就在此環境下産生。中韓學界對兩書已有部分研究，王秀麗、左桂秋、王德毅等讨論了商辂本《續資治通鑒綱目》的編纂情況、纂修背景與内容。南韓學者權重達、權仁浩、李仁福等考察了金宇颙本《續資治通鑒綱目》的編撰過程、内容與曆史意識，但國内尚無金本相關研究。筆者試從中韓學術交流的視野重新讨論該書的編撰，并與商辂本進行詳細比較，以期讨論北韓王朝早期綱目體史書的編撰特色，并進一步深化對中韓史學交流的認識。一、明初《續資治通鑒綱目》的編修宋代以來，史學從重紀事轉為重褒貶，運用理學的概念和準則對曆史進行重新解釋，以春秋筆法褒貶曆史人物與事件，重視史學的道德教化功能。南宋中期《資治通鑒綱目》問世後，理學化史學開始占據上風，至明初史學進一步為王朝政治服務，統治者“不僅從曆史中獲得制定各項政策和建立各種制度的靈感和理論依據，而且還有意識地利用史學為其具體的統治目的服務”，利用史學進行政治教育。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迫切地要求編修元朝曆史，以确立明朝正統，于是官修《元史》承認元朝統治的合法性。但正統年間情況發生改變，北元與明的關系日趨緊張，正統十四年(1449)發生“土木之變”，英宗在土木堡被俘，其弟朱祁钰臨危即位，是為景泰帝。次年，英宗被放還，成為太上皇。在北元的威脅下，以民族排外為主旨的正統論又趨熱烈，明朝君臣亟須否定元朝法統，要求在史書編撰中嚴明“内夏外夷”。對内而言，外患平息後，英宗朝臣子多次向無嫡長身份的景泰帝發難。景泰帝在此特殊的政治時期，迫切地需要證明自身即位的正統性，編撰綱目體史書就成為自然而然的文治手段，通過上接朱子《綱目》的史書編纂，塑造自己的正統形象。景泰六年(1455)，景泰帝下令編撰《宋元通鑒綱目》:“朕惟古昔帝王盛德大功，載諸典谟訓诰誓命之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著于孔子褒貶之書，足為鑒者不可尚矣。自周威烈王至梁、唐、晉、漢、周五代事，書于朱文公《通鑒綱目》，亦天下後世之公論所在，不可泯也。朕嘗三複，有得于心。獨宋、元所紀，竊有歉焉。卿等其仿文公例，編纂官上接《通鑒綱目》，共為一書，以備觀覽。”編修工作主要由總裁陳循、高谷、蕭镃、商辂四人負責，按照“勤敏有學識者，具官職名以聞，其尚精審毋忽”的要求征集編纂官，最終“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彭時，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劉俨，翰林院侍講學士兼右春坊右中允呂原，翰林院侍講學士兼左春坊左中允倪謙，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修撰李紹，春坊贊善兼翰林院撿讨錢溥，詹事府府丞李侃、李齡，順天府治中劉實，兵部主事章陬，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劉钺，國子監博士陳淮，南京通政司參議丁澄，南京尚寶司司丞宋懷，南京刑部主事張和，南京工部主事劉昌，南京國子監學錄蕭士高，湖廣蕲州知州金銑，浙江仁和縣學教谕聶大任”等二十三人參與編撰。編修人員主要來自翰林院，但也有數位來自六部和地方官，展現出明朝官修史書人員來源的多樣性。景泰八年(1457)十二月，英宗發動“奪門之變”，廢黜景泰帝，并罷免數位前朝要臣，其中也包括負責編修《宋元通鑒綱目》的四位總裁。陳循谪戍，“充鐵嶺衛軍”，“蕭镃、商辂除名……高谷緻仕”，編纂《宋元通鑒綱目》的工作也随之暫停。憲宗即位後，重視史書編撰，主張“惟天地綱常之道載諸經，古今治亂之迹備諸史，自昔帝王以人文化成天下，未始不資于經史焉”。成化九年(1473)二月，憲宗欲重新考訂《資治通鑒綱目》，因其所閱曆代史書“惟宋儒朱子因司馬氏《資治通鑒》著為《綱目》，權度精切，筆削謹嚴，自周威烈王至于五季，治亂之迹，了然如指諸掌，蓋深有得于孔子春秋之心法者也”，且“是書所載，自周、秦、漢、晉，曆南北朝、隋、唐，以及五季，凡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明君良輔有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疑事悖禮，鹹得以折衷焉，俾後世為君為臣者，因之以鑒戒勸懲，而存心施政，胥由正道，圖臻于善治，其于名教豈小補哉!然則是書誠足以繼先聖之《春秋》，為後人之軌範，不可不廣其傳也。”但其書版本各異，傳訛頗多，考異、考證之作皆無定論，為此憲宗特命儒臣重新考訂，“集諸善本，證以凡例，缺者補之，羨者去之……以免學者之疑，成朱子筆削之志也”。在考訂校勘的基礎上，憲宗還以王逢《資治通鑒綱目集覽》、尹起莘《資治通鑒綱目發明》附其後，重新确定《資治通鑒綱目》定本，锓梓頒行。但憲宗并不滿足于重新整理《資治通鑒綱目》，他認為“雖有長編、續編之作，然采擇不精，是非頗謬，概以朱子書法未能盡合”，遂在同年十一月下诏稱:“朱文公《通鑒綱目》可以輔經而行，顧宋元二代至今未備，卿等宣遵朱子凡例編纂宋元二史，上接《通鑒》共為一書。”于是再次開啟了以綱目體例續修宋元史的編修工作，并将《宋元通鑒綱目》改名為《續資治通鑒綱目》，進一步強調接續朱熹《資治通鑒綱目》之義。此時，前任《宋元通鑒綱目》撰修總裁的高谷、陳循、蕭镃已先後去世，僅剩商辂一人，故“召商辂為兵部侍郎，複入閣”。除商辂繼續負責修纂外，還加入大學士彭時、戶部尚書萬安為總裁，并下令八館共編:“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珝，學士王獻，侍讀學士彭華，侍講學楊守陳、尹直，左春坊左庶子黎淳，左谕德謝一夔，翰林院修撰鄭環、劉健、汪諧、羅璟，編修程敏政、陸簡、林瀚，分為七館編纂。明年侍講學士丘濬丁憂起複時，等請令濬同編纂，再加一館，為八館。”此次纂修曆時三年，成化十一年(1475)彭時去世，編修工作主要由商辂主導，前後十七人參與編撰。兩次纂修記錄在冊的編修人員共計四十人，可見《續資治通鑒綱目》的編成是群體智慧的結晶，這也符合明代修史一貫特點。成化十二年(1476)，《續資治通鑒綱目》編修完成，商辂代表編修人員上表奏進。後世多稱此版為商辂本，原因有二。一則前後兩次負責編撰的總裁六人中，書成時高谷、陳循、蕭镃、彭時均已去世，在世的僅餘商辂、萬安兩人。萬安在修史中貢獻有限，《明史》甚至評價其:“要結近幸，蒙恥固位。猶幸同列多賢，相與彌縫匡救，而穢迹昭彰，小人之歸，何可掩哉!”二則商辂全程參與《續資治通鑒綱目》的兩次編修，并且其人品、官聲皆為人稱道。商辂(1414~1486)，字弘載，号素庵，宣德十年(1435)鄉試、正統十年(1445)會試及殿試均為第一名，“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辂一人而已”。景泰帝時入内閣參預機務，“奪門之變”後被英宗削籍除名，憲宗時期再度入閣，官至内閣首輔，曆經“土木之變”“奪門之變”、汪直專權等事件。他晚年請求罷黜宦官汪直未果，于是辭官緻仕，身處高位而持身嚴正，名聲極佳。成化二十二年(1486)去世，谥号“文毅”。後學贊其“續《史鑒綱目》，遠紹考亭心傳而道脈衍”，“瓊林錫宴，負三元之大名。玉署承恩，秉《春秋》之史筆。其所存也，隐然涵四海之深憂”。故而《續資治通鑒綱目》纂成以後，後世皆稱之為商辂本，亦理所當然。《續資治通鑒綱目》記宋建隆元年(960)到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間四百零八年史事，共二十七卷。憲宗作序稱:“凡誅亂讨逆，内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而植綱常，亦庶幾得朱子之意，而可以羽翼乎聖經，仍命梓行，嘉惠天下。”商辂指出“春秋為經中之史，而綱目實史中之經”，前代史家“著宋史者迄無定論，撰元書者罔有折衷”，本朝官修《元史》亦有不足之處，“或雜于遼、金而昧正統之歸，或成于草率而失繁簡之制，或善善惡惡之靡實，或是是非非之弗公，況其前後牴牾，予奪乖謬，衆說紛纭，率未有能會于一者”，而《續資治通鑒綱目》則正可以避免此類問題，其書上接朱子《綱目》，編撰目的就在于為宋元史确立定論。商辂上表總結史事記錄原則如下。搜羅剔抉，存其信而傳其疑;讨論研磨，詳其大而略其細。惟趙宋自建隆之創業，積而為慶曆之升平，迨熙豐之紛更馴，以緻靖康之禍亂，比偏安于江左，竟訖箓于海南，其中指令之施，紀綱之布，國體安危之系，民生休戚之關，大書特書，鹹據往牒，正例變例，悉本成規。彼契丹出自鮮卑，女真起于渤海，皆以桀黠之虜，割據于鄰壤，亦為采摭其事，附見于當時。若胡元之主中華，尤世運之丁極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綱既淪，九法亦斁，第已成混一之勢，矧複延七八之傳，故不得已大書其年，亦未嘗無外夷之意。商辂指出宋朝自建隆創業以來政治安定，至慶曆年間形成盛世，但由于熙甯、元豐年間王安石變法改革的激進，招緻靖康之亂，朝廷不得不南遷。為了吸取北宋治亂興衰的教訓，詳細記載其中“指令之施，紀綱之布，國體安危之系，民生休戚之關”。對于契丹、女真則簡單附記，以補充史實。至于元朝部分，雖是異族政權，但由于其事實上的統一，不得不在紀年時仍用元朝年号。這樣的處理招緻當時學者批評，編修者之一的丘濬指出“自有天地以來，中國未嘗一日而無統也。雖五胡亂華，而晉祚猶存；遼金僭号，而宋系不斷，未有中國之統盡絕，而皆夷狄之歸如元之世者也”，進而堅決反對商本以元朝為正統的記述方式，斥之為變統，為此甚至私修《世史正綱》，以嚴華夷之分。《續資治通鑒綱目》修成後即由内府刊行，弘治年間在流傳中先後有周禮、張時泰效仿尹起莘發明朱子《綱目》之例，力圖闡明宋元史實中所蘊含的天理，撰成《續資治通鑒綱目發明》(以下簡稱《發明》)和《續資治通鑒綱目廣義》(以下簡稱《廣義》)。崇祯年間，陳仁錫将三書合而為一。清康熙年間，康熙帝不滿于《發明》與《廣義》中多诋毀遼、金、元之辭，時加批注。後來乾隆帝诏修四庫全書，乃下手谕命皇太子及軍機大臣訂正《續資治通鑒綱目》，成《禦批續資治通鑒綱目》一書，收錄在《四庫全書》史部史評類。二、金宇颙及《續資治通鑒綱目》的編撰與成書商辂本《續資治通鑒綱目》傳入北韓後，受到學人關注。北韓《燕山君日記》記載:“提學成伣曰:‘前日天使金輔所進《續綱目》，其為書甚切要。成宗将欲印出，已命撰集，請速印進，以資講讀。’”這說明此書在成宗時期(1469~1494)已傳入北韓，燕山君時期刊印，此後成為經筵教材，在燕山君、中宗、明宗、宣祖時期多次進講。宣祖七年(1574)，柳希春在經筵中講:“《綱目》以上之世，宜以《通鑒纂要》補之；《綱目》以後之世，可以《續綱目》足之。如此，則曆代之事，森羅無遺矣。”可見商辂本《續資治通鑒綱目》已成為北韓君臣了解中國宋元曆史的主要著作，金宇颙也是其中一員。金宇颙(1540~1603)，字肅夫，号東岡、直峰，本貫慶尚道義城。家族為義城金氏，新羅敬順王之後，高麗朝定居星州。父親金希參，号七峰。金宇颙幼而好學，先後求學于吳健、曹植、李滉。吳健曾在星州設學堂，“揀取儒生，分為四等而訓誨之”，金宇颙在學堂跟随其學習性理學，他後來回憶說:“我始志學，索居孤鄙，其開發之力，實自于公而不敢忘也。”明宗十三年(1558)，金宇颙參加鄉解兩科，次年中進士，會試一等第三，“詞章炜烨，言動不妄，士友間聲稱藹然”。其時，金宇颙父親病重不治去世，金希參與曹植久有交遊，金宇颙丁憂結束之後，曹植将自己的外孫女嫁給金宇颙，“聞公之為人，愛而歸其甥女焉。公仍受學于先生。素知有義理之學而有意焉，至是益加勉勵”。自此金宇颙受學于曹植門下，曹植為之“書贈雷天二字，蓋取大壯之義也。又出所佩惺惺鈴子以贈曰:‘此物清響，解警省人。’”他跟随曹植學習朱子學，直到宣祖五年(1572)曹植去世。金宇颙為其撰寫祭文、行狀、言行錄，感懷師恩:“小子何幸，弱冠趨隅。恭惟先君，志實同趨。古人靜坐，謂公如之。施于孤露，敢不遹追。托屬門壺，委以函丈，一十年來，備承誘獎，高論凜烈，德宇峻爽。海亭秋深，山齋夜寂，肅容相對，誨我真切。”其間，金宇颙還嘗受教于退溪李滉。明宗二十二年(1567)，“以舉子入都下，适李先生赴召，為就谒而請問。談論容止之間，是以熏炙而自得者，已不少矣”。宣祖六年(1573)，上劄為李滉請谥号，稱其“超然獨會于孔孟程朱之心法，著書立言，啟迪後學，蓋吾東方一人而已”。李玄逸總結金宇颙求學經曆:“先生早遊南冥之門，已知君子立身行己出處進退之義。既又從退溪李文純公，得聞聖賢相傳道統真訣，乃知持敬窮理為入道進德之要。于是沉潛反複，以精其義，整齊嚴肅，以饬其躬。”這種求學經曆為金宇颙打下了深厚的性理學功底，也為其出入朝堂、經筵講學奠定了基礎。由于父親和師長的去世，金宇颙文科及第後并未出仕。直至宣祖六年(1573)，他三十四歲方承召入朝，曆任修撰、校理、吏曹佐郎、舍人、副應教、弘文館直提學、成均館大司成等職。他常出入經筵，為宣祖進講《尚書》《春秋》《資治通鑒綱目》等書，闡述儒家政治理念。文集年譜中有記錄的進講就有三十九次，《東岡集》卷十一到卷十四還收錄了金宇颙所撰《經筵講義》，按照年月日的順序，以對話體形式記錄1573~1585年金宇颙參與的經筵内容，包括經筵方式、場所、教材及參與者。金宇颙在經筵進講時尤其推崇《春秋》，曾講:“春秋大義，扶三綱立人紀，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在焉。人主當沉潛聖經，于所謂大經大法者有得焉，則治平之術，盡在于此矣。”李玄逸評價其:“經筵陳說，宛然有程朱晦倒退君之遺範。宣祖初年，眷注方深，屢蒙嘉獎。惟其天賦剛正，嫉惡如仇。嘗于筵中，直斥鄭澈回邪奸毒之狀，曆陳李珥偏私護黨之失，大為時論所擠，終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16世紀，随着士林廣泛參與政治與朋黨的形成，北韓王朝開啟了黨争的時代。早期黨争以東西分黨的形式出現，西人黨以栗谷李珥為中心，由京城和京畿、忠清、全羅道地區在朝士族構成;而東人黨則由安東地區的李滉和智異山地區的曹植等在野士族構成。在南冥曹植門下的修學經曆使金宇颙自然地成為東人黨一分子。宣祖二十二年(1589)，栗谷李珥門人鄭汝立，對西人政治深感不滿，遂廣交急進的東人，用密祀圖谶說迷惑人心，在全羅道鎮安的竹島上秘密結社———大同契，欲發動易姓革命，但此計劃事前敗露，鄭汝立自殺身亡，随後上千人受牽連問罪，史稱己醜獄事。金宇颙因為曾與鄭汝立一起在曹植門下修學，被牽連流配會甯。“門人羅德潤、李玑玉、金辏等從。在谪所築小齋，名曰完齋，又曰省愆堂。以退溪先生手書‘思無邪，毋不敬，毋自欺，慎其獨’十二字貼壁上。日處其中，讀朱子書。”他在完齋每日閱讀《宋鑒》《資治通鑒綱目》等書，對朱熹編史精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研究過程中，他發現商辂本《續資治通鑒綱目》雖稱意在正統，但在史書編撰中以同樣的體例撰寫宋元二代史，有許多不合于春秋筆法和綱目體例的地方，為此産生了改編的意願。據《東岡先生全書》中《年譜别本》記載，宣祖二十三年(1590)十一月十五日，金宇颙夢見一位既像李滉又像成運的老先生“賜給秘書”，第二天就開始了《續資治通鑒綱目》的編修。他的門人李玑玉、羅德峻、羅德潤、李緯等也參與了編修工作。宣祖二十五年(1592)五月，因壬辰戰争爆發，編修工作暫時中斷。金宇颙蒙宥後前往義州行在所，成為袁黃接伴史，還曾奉命問安李如松。其間作詩雲:“孤臣在北塞，空餘膽一鬥，舉頭望西方，欲向螭階叩。願借尚方劍，一斬佞臣首。腷臆誰與訴，辛酸血欲嘔。嘗聞古人訓，魚舍熊掌取，風檐展朱書，道理貫心肘。”這段經曆使其更深地樹立了尊明大義的華夷觀。十二月，金宇颙書齋受兵火牽連，書籍數千卷付之一炬。次年忙于政事，直至宣祖二十七年(1594)才重新開機編修工作，一邊編史，一邊入朝侍講；七月，修改了宋太祖、太宗本紀;八月，修改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本紀；次年三月，定稿，“屬筆六年始成，凡共三十六卷”。金宇颙編修《續資治通鑒綱目》(以下簡稱《續綱目》)成書于壬辰戰争期間，一直未進呈刊印，百餘年間僅以草本形式，在學者之間傳閱；僅在與之交遊的同門及後學鄭逑、張顯光、許穆、李玄逸等人所寫祭文、文集序、行狀跋、神道碑銘中有所記錄，沒有廣泛傳播。李玄逸總結金宇颙學術成就時，提及“先生嘗就朱子綱目，仿溫公稽古錄例，有所編次”。鄭逑贊其“節《續綱目》，闡幽揚邃，将裨世教”。張顯光稱贊金宇颙所編《續資治通鑒綱目》繼承了朱熹編史精神，“真事業之辦，又專在于《續綱目》之作，則子朱子是以繼素王之業，立萬世之經者，公有以得其權衡矣”。許穆稱:“《續綱目》二十卷，又惓惓于斯道斯民者，能紹述前古，曆叙治亂，擗邪說正人心，開視勸戒，勤亦至矣。”直到英祖時期，安鼎福為編撰《東史綱目》收集資料時，此書才引起重視，“《續綱目》，乃宣廟名臣金東岡宇颙所編，十分簡嚴，較俗行本，優劣自辦，恨不能刊布流傳也”。英祖四十七年(1771)，時為王世子的正祖在書筵上與臣僚讨論商辂本《續資治通鑒綱目》，權衡不當之處，安鼎福以副率入侍，奏曰:“先正臣金宇颙嘗撰《續綱目》，今其草稿，适在臣所。”正祖下令進覽，并校正，在奎章閣刊印，進講于書筵。至于大規模刊印《續綱目》，則時間更晚。正祖十五年(1791)，“嶺南儒生上疏請刊布《續綱目》，兼請從祀文廟，筵臣李秉模亦上疏請命該道臣刊布”，但未得到許可。正祖二十年(1796)，金宇颙七代從孫金翰東以左承旨入侍，正祖又下教曰:“《續綱目》曾為進覽，以活本印出，知之乎，以私家謄本，至于進覽而印出，豈非以其書之甚韪，而其書之韪，豈非以其人之韪乎。”正祖二十四年(1800)，晴川書院的儒生再次請求刊行該書，正祖下教曰:“其所編冊子，将欲刊印廣布，予所曠感，尤出尋常。”刊刻之前，樸旨瑞、南漢朝、趙虎然等人在近岩書院對該書“對同勘校，正其僞誤”。直至純祖八年(1808)，金宇颙的第七代從孫金翰東終于在星州晴川書院以木闆本刊行《續資治通鑒綱目》，“先生手編本十二卷，而篇秩重多，每卷分為上中下三篇，凡三十六卷”。該書刊行于19世紀東亞遭到西方沖擊之際，北韓王朝湧現“衛正斥邪”的新思潮，強烈排斥異質文化，史學思想中對元的貶斥更加強烈。柳重教繼承金宇颙思想，批評商辂本《續資治通鑒綱目》“處胡元以正統，與大宋無别，是不識正統法義，而大失綱目主意也”，而“在我東，金東岡宇颙先已有黜元之議。自宋子倡明大義以後，幾乎為士大夫大同之論矣”。故要求繼承金宇颙“黜元之議”，“命柳重教，修宋元史綱目，削其元統，依僭國之例”，嚴格區分華夷之辨，編成《宋元華東史合編綱目》。柳重教在具體編撰過程中，對正統相關記載較之金宇颙更為嚴格。如金本稱元成宗“即位”，柳重教則将之改為“立”等，更加強調華夷之分。并且将高麗曆史附入宋元曆史中，表現“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的“春秋之意”。三、中韓兩部《續資治通鑒綱目》比較朱熹編撰《資治通鑒綱目》時正值南宋與金民族沖突激化，商辂等編撰《續資治通鑒綱目》時北元正虎視眈眈，金宇颙編書時遭遇萬曆北韓之役，相似的曆史環境讓他們形成了共同的編撰動機，即繼承儒家“攘夷”思想，嚴夷夏之辨，定正統之分。但在具體編撰過程中他們又有差別。金宇颙本《續資治通鑒綱目》(以下簡稱金本)晚商辂本《續資治通鑒綱目》(以下簡稱商本)百餘年而成，所記載的對象和時期相同。金榥《續綱目義例考異》稱:“愚嘗參取兩本而對讀之，知東岡之為是書，在乎得見成化本之後，而為其書法之不協于義，故特就而裁正之。惟其所據之在是，故其文之同者多，而不同者少，以其無害于義者，仍存而不改也。至其非關義理，而或有詳略彼此之分者，亦記錄之時然爾，非故異之也。”可以說金宇颙重編宋元史就是為了删削修改商本“書法之不協于義”之處。金翰東刊行時亦稱該書“規模節目一遵《紫陽綱目》，而視成化本詳略不同，權衡或異”。具體而言，主要改動之處可分為三類。第一，金宇颙以華夷觀、正統觀為修史原則，以綱目凡例為基準，對商本内容進行了修改，尤其是金本與商本在帝号及紀年方式上十分不同。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序例中規定:“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商本凡例進一步詳細規定“凡入中原而未一統者，不紀元(遼、金、夏皆不紀，仿漢、唐例)。及金、元得中原，然後分注紀年于宋年下(仿晉、魏例)。凡外夷得統，中國正統未絕，猶系之中國，及外夷全有天下(謂元世祖)，中國統絕，然後以統系之。”即遼、大理、西夏這類少數民族政權在未實作統一時，雖入中原亦不紀元;而宋末金、元入中原後，金、元年号則兩行分注于宋朝年号之下，以顯示宋朝的正統地位。直到宋朝滅亡，元統一天下後，才以元朝年号紀年。金本則反對這種處理，始終不以正統之例處理元朝年号。具體而言，年号使用的差別主要展現在易代之際。兩書記事皆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商本分注當時所存各個政權:“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建隆元年，蜀主孟昶廣政二十三，南漢主劉鋹大寶三，北漢孝和帝劉鈞天會五，南唐元宗李景十八年。”其時周邊有南唐、吳越、南漢、後蜀、北漢、湖南、荊南、泉漳八個割據政權，先記後周，再書宋，附後蜀、南漢、北漢、南唐年号，詳記各個政權帝号、君主姓名、年号，又書“是歲周亡，宋代新大國一，舊小國四，凡五國，吳越、荊南、湖南，凡三鎮”，記錄吳越、荊南、湖南三個勢力更小的政權。北方有遼、西夏，西南有大理，按“入中原而未一統”例，皆不紀元。直至宋太祖開寶八年(975)始稱宋主為“帝”，不再記政權數量。因宋未統一中原之時，亦為無統之列國。金本則以小字雙行記為“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建隆元年，蜀孟昶，南漢劉鋹，北漢劉鈞，南唐李景”，完整記錄宋朝年号及帝号，但貶記宋朝之外的君主，皆直書其名，既不稱蜀、南漢君主為“主”，也不書北漢劉鈞帝号“孝和帝”及南唐李景帝号“元宗”，并且不記錄與宋同時期的其他政權年号，以示重視宋朝正統。并且，金本大書紀年起始的限制更為嚴格，直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宋統一中原，周邊所有割據政權都滅亡後，才稱宋主為“帝”，結束了小字雙行的分注紀年，改為大書宋朝年号。元朝部分的記載則表現更為突出，在北韓王朝中期，随着朱子學越發興盛，有關正統論和華夷論的讨論大量展開，商本将元視作正統的紀年方式受到北韓學人批評。在宋末年号處理上，商本并記宋與元年号，如景定元年(1260)，另起一行低一字分注“蒙古世祖皇帝忽必烈中統元年”于宋年号後。至宋朝滅亡後，大書以元朝年号紀年。金本則完全不同，在宋未亡期間不記元朝年号，直至宋亡後(1280)才記元朝年号，但不予大書，仍以小字雙行形式書寫“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七年”，直稱君名，不稱谥号。安鼎福指出這種分注紀年展現了以元朝為無統的華夷之辯，“以宋平太原後，始繼正統，此已有定論。元雖統一，而分注紀年，斥為無統之例，是亦攘夷之義”。元末各個起義政權興起之後，兩書在年号上的處理方式更為不同。商本在記錄起義政權時，僅在首次出現和滅亡時另起一行分注帝号、君名、年号。金本則從至正十一年(1351)起每年都将元朝年号與其他起義政權年号小字雙行并記，将元與之置于同等地位，以示元之無統。如至正十一年(1351)，商本在元朝年号“十一年”後另起一行，低一字記天完年号“天完主徐壽輝治平元年”，但金本以小字雙行同時記錄元朝與天完年号為“元至正十一年，天完主徐壽輝治平元年”。又如至正十五年(1355)，金本分注元與各個起義政權年号，“元至正十五，天完治平五，周天祐三，宋韓林兒龍鳳元年”，但商本僅在“十五年”後另起一行記“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在具體史事記載中，金宇颙也改動了商辂本不符合春秋筆法的表述。他修改了關于君主的記載，以正名分。貶記失國之主，後周恭帝被宋太祖廢為鄭王，金本在鄭王前加“其故主”，并删去商本所記恭帝谥号。貶論宋太宗，太宗殺太祖子德昭，商本記“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金本改為“殺皇子武功郡王德昭”，将德昭之死因由自殺改為賜死。金本記宋末時期，不稱蒙古首領為“主”，直書其名。追記宋太後王氏的封立與崩殂，與之相對應删去元皇後崩殂記載，但保留元初宋太後去世的記載。元朝君主去世，不稱“崩”而稱為“殂”。貶夷狄，商本記“契丹弑其主兀律于懷州”，金本則不用弑君之例，改為“盜殺契丹主兀律”。貶記部分元朝官員，将都元帥張弘範、丞相阿術等“卒”改為“死”。關于戰争的記載亦有不同，用詞上有明顯的差別，詳見表1。
金本嚴格遵守春秋筆法，記有統之宋朝時，以“破”“讨”“伐”“克”等正統含義較強的詞，取代了商本“攻”“擊”“取”等中性描述;元朝則反之，金本以其為無統之王朝，将“讨”改為“擊”。元末地方起義軍出現後，尤其是徐壽輝稱帝後，不稱“徐壽輝兵”“徐壽輝遣其将”，而稱“天完兵”“天完将”;同時改“威順王寬徹普化”為“元寬徹普化”，“總管李黼”為“元總管李黼”，在元朝将領名前加書“元”，将天完與元置于同等地位進行書寫，以此表達對元朝正統的否認，認為元朝與各地起義軍名分相當。第二，金本有選擇性地删節了商本内容。商本二十七卷，其中宋史二十二卷，元史五卷;金本十二卷，其中宋史十一卷，元史僅有一卷。按此比例可知，金本簡化了史事記載，尤其是元朝内容被大幅删節。宋朝部分主要簡化了戰争記載，如乾德元年(963)平定湖南時，商本記為:“延钊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逆戰，敗走，延钊遂入朗，執保權以歸。”金本則簡化為“延钊克朗州，執周保權，荊湖悉平”，省去戰争過程，直接記錄結果。又如太平興國四年(979)滅北漢時，商本用五條綱詳細記載了宋伐北漢的全過程，“春正月，以潘美為北路招讨使”，二月宋太宗欲親征，三月“契丹救漢，都部署郭進邀擊于白馬嶺，大敗之”，四月“行營都監折禦卿取漢苛岚軍。以石熙載為樞密副使。漢城隆州，威勝軍使解晖等攻破之。”直至“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北漢主劉繼元降，“诏賜爵彭城郡公”。金本則簡化為“三月，契丹救北漢，不克。夏四月，宋師圍太原。五月，北漢主繼元降”。還删去宋軍失敗的戰争記錄，如“宋襲北漢汾州不克”等。元朝部分的軍事活動更是進行了大幅删節，世祖朝稍詳，其後各朝極為精簡，僅選擇性地記錄部分兵禍，保留綱的内容，目的内容或精簡或直接删去，至元末各地起義之後，又詳記起義經過。宋初删去當時所存割據政權南漢、南唐、北漢、契丹等政事記錄，元末則保留天完、周、宋、漢、夏等各地起義軍起義經過，以此亦可看出對元“無統”之貶斥。李仁福指出:“金本中删去了商本中包括皇帝的去留、皇室的動靜、官職任命及官職名、大臣的死亡等在内的元朝大部分政治、外交活動。”具體而言，删去皇帝往返上都的記錄，行幸寺廟，立後及皇後去世記錄，遣太子、皇孫等行邊等皇室相關内容。對于元朝所行善政，諸如釋放俘虜、罷采民間女子、增給官吏俸、罷鬻江南學田、诏停河北山東租賦、禁侵擾農桑之類，皆略去不書。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地震，商本寫世祖經調查得知，緻災之由在于橫征暴斂，故為之“赦天下”，金本則僅記錄地震損害，删去元朝的赈災政策。在與周邊國家進行外交活動的内容中，删去俱藍國、安南、琉球及海外諸蕃入貢等記事，從事實上否認元朝作為當時東亞政治中心的存在。删去大部分元朝臣子的官職任命及官職名，僅保留較為重要者，如阿合馬，金本删去其任丞相的記載，但保留其被殺和戮屍的内容，以示鑒戒。第三，金本較商本亦有增添的内容，以補充《世史正綱》《宋史》《綱目發明》等書中展現華夷之辨的史論為主。如關于建隆二年(961)女真貢馬的記載，金本删去商本關于女真的介紹，補充《宋史》相關記錄中宋儒呂中對此事的評價:“女真去京師幾千裡而貢馬，中國之盛衰，夷狄未嘗不知之也。然當陽長之時，而陰稚已伏矣。宣和之遣使，亦自沙門島渡海一路。然建隆之貢馬，是夷狄求通于中國也；宣和之遣使，是中國求通于夷狄也，安得不啟中原之禍?”又如改商本“焚毀道書”之目為《綱目發明》的作者周禮所論:“宋徽宗惑于道教而貶桑門之說，元世祖惑于桑門而焚道教之書，二君皆有一偏之惑，故非誠于不惑者矣。”詳記不事元的宋遺臣謝枋得、文天祥、劉因等，如商本僅書“夏四月劉因卒”，金本則為之作詳細條目，介紹劉因生平，附注丘濬對他的評價:“因知元乃夷狄之君，不可事，而不知宋乃中華之統，不可絕，而作杜江賦以欣幸之，何也?”金本保留了大部分關于儒家儒學的記載，并參考他書增加史論内容。例如宋乾德四年(966)增加“宋以孔宜為曲阜主簿奉孔子祀”條。又如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中外崇奉孔子”條下，加注丘濬史評:“初，世祖信桑門之說，畫焚中國道藏，辟儒、道二教為外學，照孔子為中賢，尊桑門為正道。至是，始诏中外崇奉孔子。”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亦增加了“建孔子廟于京師”的條目。金宇颙多處增加孔子相關内容，展現其對儒學的關注。同時他還注重宋朝君主讀書情況，“閏五月宋求遺書”條中，詳細附注宋太祖求購書籍的過程，指出讀書可以“廣聞見，增智慮”，以此勸誡君主向學。此外，兩書皆在元朝末年多次記錄“薊州雨血”“兩日相蕩”“元大都晝霧”“绛州天鼓鳴”等異象，以此顯示元朝作為無統王朝災害頻發，暗示元國祚将盡。史書中天象的記錄往往與人事有關，金本在宋朝部分補充正面的天象記載，如乾德五年(967)三月“五星聚奎”的天象，附注《宋史》呂中史評曰:“奎星固太平之象，而實重新開機斯文之兆也。”在元朝部分，則在極為有限的篇幅中大量保留了有關日食、彗星等天象異常，洪水、幹旱、地震、饑荒、蝗蟲、海溢、台風等自然災害的内容。總的來說，商本與金本皆為了接續朱子《綱目》而作，金本在編撰過程中大量修改了商本不符合春秋筆法的記載，尤其是在紀年上嚴格按照朱子體例執行，改變商本對元朝的大書紀年，始終以小字雙行分注元朝年号;并在易代之際明顯将元置于與起義政權同等的地位，以此否定元朝正統。在具體史事記載中，關于皇室活動、戰争用詞等亦褒貶有差。至于篇幅變化，金本較之商本增加的内容極為有限，主要在于補充史論，嚴明華夷之辨;删節之處則頗多，元朝部分政治、外交活動所保留不足商本十分之一，但負面記載基本保留，以緻元朝表現出連年災害、政事腐壞的形象，亦為春秋之筆。小結北韓半島傳統史學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其史觀與曆史編纂體例，絕大部分也承自中國古代史學。金宇颙改編商辂本《續資治通鑒綱目》，是北韓學者關注中國曆史，接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典型範例。兩書在編撰中表現出不同的面貌，最重要的差別在于是否承認元朝的正統，主要原因為以下兩方面。一則兩書對于孟子“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觀念的不同了解。商辂本《續資治通鑒綱目》編撰于明初内憂外患之際，目的在于繼承朱熹《資治通鑒綱目》以來的褒貶史學，确立正統，區分華夷。在元朝是否為正統的問題上，商辂繼承許衡的主張，認為元建立了大一統天下，在事實上承繼了中華之統。北韓學者則否認“夷可變夏”，不承認元朝承繼中華正統的合理性。金宇颙即在此基礎上反對商本中以元朝年号為正統的紀年方式，主張元為夷狄，不可“處胡元以正統”，僅将其小字雙行記錄，同時記錄當時所存政權。二則金本成書在商本百餘年後，此時已進入16世紀後期，明朝對元的态度有了極大的轉變。随着政權的穩定，王朝正統性不再成為問題，但因蒙古各部引起的邊患疊起，華夷之辨被重提。方孝孺、丘濬、楊慎等人皆主張重新劃定正統，強調“元朝本夷狄，雖然能統一中國，不可為中國帝王正統。”嘉靖二十四年(1545)，明世宗下令将元世祖像從曆代帝王廟中移走搗毀，取消元世祖的祭祀，象征着明對元朝正統地位的否定。北韓王朝以朱子性理學立國，自比為“小中華”。金宇颙編撰《續資治通鑒綱目》時又正值壬辰戰争，明朝出兵擊敗日軍，對北韓恩同“再造”，北韓王朝遂成為明朝堅定的追随者。并且北韓王朝的正統性是由中國王朝所确認的，元朝正統與否直接涉及北韓王朝本身，受到北韓學者的關注。明朝對元态度的轉變影響了北韓學者的正統認識，否認元的正統，亦是作為“小中華”對明朝“嚴華夷之辨”學術風氣的追随。金宇颙在此曆史背景下，對商本進行改編，不僅不承認元為正統，還嚴格修改了商本與朱子《綱目》書法不符的部分，強調華夷之分和元的無統，其編撰方式展現了北韓學者對正統論和華夷論的嚴格遵從。作者簡介：張璐瑤，南開大學曆史學院博士研究所學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史學史、中韓史學比較研究。文章來源：《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23年第2期，第92-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