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南宋朱熹所编之《资治通鉴纲目》，开创纲目史体，提倡春秋笔法，为后世所继承、效仿。明中期商辂等人与朝鲜王朝的金宇颙皆以纲目体续修宋元历史，撰成《续资治通鉴纲目》。本文对这两部《续资治通鉴纲目》的成书过程、背景及编纂动机进行详细的梳理，并进行比较，指出商辂本和金宇颙本最大的差别在于它们是否承认元朝的正统。其中，金宇颙反对商辂本《续资治通鉴纲目》中以元朝为正统、大书元朝纪年的记述方式，以华夷观、正统观为修史原则，对商辂本的内容进行大幅度改编。这体现出他作为朝鲜学者的正统认识，和在当时背景下秉持“小中华”意识对明朝“严华夷之辨”学术风气的追随。总的来看，上述研究可以丰富学界对于《续资治通鉴纲目》本身的研究，也有助于在比较视野下进一步检视明清史学与朝鲜王朝史学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摘要：南宋朱熹编撰《资治通鉴纲目》，继承春秋笔法，开创纲目体例，后世多有续作。明初，商辂等人奉诏以纲目体续修宋元史，成《续资治通鉴纲目》。朝鲜王朝以朱子理学立国，对纲目体例尤为关注，商辂本《续资治通鉴纲目》传到朝鲜王朝后，其中以元朝纪年为正统的记述方式受到朝鲜学者反对。金宇颙本《续资治通鉴纲目》应运而生，否定元朝正统，对商本进行大幅改编，既修正了其中不合于春秋笔法的内容，又大量删去元朝内容，其编撰方式体现了朝鲜学者对正统论和华夷论的严格遵从。两书的比较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史学对朝鲜王朝史学的影响，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中韩史学的交流与互动。明朝成化年间，商辂等人奉诏编修《续资治通鉴纲目》，上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续写宋元历史。该书传到朝鲜王朝后，朝鲜儒者认为《资治通鉴纲目》是继孔子作《春秋》后又一部义理大著，但商辂本《续资治通鉴纲目》以元朝纪年系事，不合正统，违背纲目精神。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王朝学者要求重修中国宋元明史，强调正统观和华夷论，于是金宇颙《续资治通鉴纲目》就在此环境下产生。中韩学界对两书已有部分研究，王秀丽、左桂秋、王德毅等讨论了商辂本《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情况、纂修背景与内容。韩国学者权重达、权仁浩、李仁福等考察了金宇颙本《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撰过程、内容与历史意识，但国内尚无金本相关研究。笔者试从中韩学术交流的视野重新讨论该书的编撰，并与商辂本进行详细比较，以期讨论朝鲜王朝早期纲目体史书的编撰特色，并进一步深化对中韩史学交流的认识。一、明初《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修宋代以来，史学从重纪事转为重褒贬，运用理学的概念和准则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以春秋笔法褒贬历史人物与事件，重视史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南宋中期《资治通鉴纲目》问世后，理学化史学开始占据上风，至明初史学进一步为王朝政治服务，统治者“不仅从历史中获得制定各项政策和建立各种制度的灵感和理论依据，而且还有意识地利用史学为其具体的统治目的服务”，利用史学进行政治教育。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迫切地要求编修元朝历史，以确立明朝正统，于是官修《元史》承认元朝统治的合法性。但正统年间情况发生改变，北元与明的关系日趋紧张，正统十四年(1449)发生“土木之变”，英宗在土木堡被俘，其弟朱祁钰临危即位，是为景泰帝。次年，英宗被放还，成为太上皇。在北元的威胁下，以民族排外为主旨的正统论又趋热烈，明朝君臣亟须否定元朝法统，要求在史书编撰中严明“内夏外夷”。对内而言，外患平息后，英宗朝臣子多次向无嫡长身份的景泰帝发难。景泰帝在此特殊的政治时期，迫切地需要证明自身即位的正统性，编撰纲目体史书就成为自然而然的文治手段，通过上接朱子《纲目》的史书编纂，塑造自己的正统形象。景泰六年(1455)，景泰帝下令编撰《宋元通鉴纲目》:“朕惟古昔帝王盛德大功，载诸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著于孔子褒贬之书，足为鉴者不可尚矣。自周威烈王至梁、唐、晋、汉、周五代事，书于朱文公《通鉴纲目》，亦天下后世之公论所在，不可泯也。朕尝三复，有得于心。独宋、元所纪，窃有歉焉。卿等其仿文公例，编纂官上接《通鉴纲目》，共为一书，以备观览。”编修工作主要由总裁陈循、高谷、萧镃、商辂四人负责，按照“勤敏有学识者，具官职名以闻，其尚精审毋忽”的要求征集编纂官，最终“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彭时，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讲刘俨，翰林院侍讲学士兼右春坊右中允吕原，翰林院侍讲学士兼左春坊左中允倪谦，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修撰李绍，春坊赞善兼翰林院捡讨钱溥，詹事府府丞李侃、李龄，顺天府治中刘实，兵部主事章陬，中书舍人兼司经局正字刘钺，国子监博士陈淮，南京通政司参议丁澄，南京尚宝司司丞宋怀，南京刑部主事张和，南京工部主事刘昌，南京国子监学录萧士高，湖广蕲州知州金铣，浙江仁和县学教谕聂大任”等二十三人参与编撰。编修人员主要来自翰林院，但也有数位来自六部和地方官，体现出明朝官修史书人员来源的多样性。景泰八年(1457)十二月，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废黜景泰帝，并罢免数位前朝要臣，其中也包括负责编修《宋元通鉴纲目》的四位总裁。陈循谪戍，“充铁岭卫军”，“萧镃、商辂除名……高谷致仕”，编纂《宋元通鉴纲目》的工作也随之暂停。宪宗即位后，重视史书编撰，主张“惟天地纲常之道载诸经，古今治乱之迹备诸史，自昔帝王以人文化成天下，未始不资于经史焉”。成化九年(1473)二月，宪宗欲重新考订《资治通鉴纲目》，因其所阅历代史书“惟宋儒朱子因司马氏《资治通鉴》著为《纲目》，权度精切，笔削谨严，自周威烈王至于五季，治乱之迹，了然如指诸掌，盖深有得于孔子春秋之心法者也”，且“是书所载，自周、秦、汉、晋，历南北朝、隋、唐，以及五季，凡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间，明君良辅有以昭其功，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而疑事悖礼，咸得以折衷焉，俾后世为君为臣者，因之以鉴戒劝惩，而存心施政，胥由正道，图臻于善治，其于名教岂小补哉!然则是书诚足以继先圣之《春秋》，为后人之轨范，不可不广其传也。”但其书版本各异，传讹颇多，考异、考证之作皆无定论，为此宪宗特命儒臣重新考订，“集诸善本，证以凡例，缺者补之，羡者去之……以免学者之疑，成朱子笔削之志也”。在考订校勘的基础上，宪宗还以王逢《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尹起莘《资治通鉴纲目发明》附其后，重新确定《资治通鉴纲目》定本，锓梓颁行。但宪宗并不满足于重新整理《资治通鉴纲目》，他认为“虽有长编、续编之作，然采择不精，是非颇谬，概以朱子书法未能尽合”，遂在同年十一月下诏称:“朱文公《通鉴纲目》可以辅经而行，顾宋元二代至今未备，卿等宣遵朱子凡例编纂宋元二史，上接《通鉴》共为一书。”于是再次开启了以纲目体例续修宋元史的编修工作，并将《宋元通鉴纲目》改名为《续资治通鉴纲目》，进一步强调接续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之义。此时，前任《宋元通鉴纲目》撰修总裁的高谷、陈循、萧镃已先后去世，仅剩商辂一人，故“召商辂为兵部侍郎，复入阁”。除商辂继续负责修纂外，还加入大学士彭时、户部尚书万安为总裁，并下令八馆共编:“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刘珝，学士王献，侍读学士彭华，侍讲学杨守陈、尹直，左春坊左庶子黎淳，左谕德谢一夔，翰林院修撰郑环、刘健、汪谐、罗璟，编修程敏政、陆简、林瀚，分为七馆编纂。明年侍讲学士丘濬丁忧起复时，等请令濬同编纂，再加一馆，为八馆。”此次纂修历时三年，成化十一年(1475)彭时去世，编修工作主要由商辂主导，前后十七人参与编撰。两次纂修记录在册的编修人员共计四十人，可见《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成是群体智慧的结晶，这也符合明代修史一贯特点。成化十二年(1476)，《续资治通鉴纲目》编修完成，商辂代表编修人员上表奏进。后世多称此版为商辂本，原因有二。一则前后两次负责编撰的总裁六人中，书成时高谷、陈循、萧镃、彭时均已去世，在世的仅余商辂、万安两人。万安在修史中贡献有限，《明史》甚至评价其:“要结近幸，蒙耻固位。犹幸同列多贤，相与弥缝匡救，而秽迹昭彰，小人之归，何可掩哉!”二则商辂全程参与《续资治通鉴纲目》的两次编修，并且其人品、官声皆为人称道。商辂(1414~1486)，字弘载，号素庵，宣德十年(1435)乡试、正统十年(1445)会试及殿试均为第一名，“终明之世，三试第一者，辂一人而已”。景泰帝时入内阁参预机务，“夺门之变”后被英宗削籍除名，宪宗时期再度入阁，官至内阁首辅，历经“土木之变”“夺门之变”、汪直专权等事件。他晚年请求罢黜宦官汪直未果，于是辞官致仕，身处高位而持身严正，名声极佳。成化二十二年(1486)去世，谥号“文毅”。后学赞其“续《史鉴纲目》，远绍考亭心传而道脉衍”，“琼林锡宴，负三元之大名。玉署承恩，秉《春秋》之史笔。其所存也，隐然涵四海之深忧”。故而《续资治通鉴纲目》纂成以后，后世皆称之为商辂本，亦理所当然。《续资治通鉴纲目》记宋建隆元年(960)到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间四百零八年史事，共二十七卷。宪宗作序称:“凡诛乱讨逆，内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而植纲常，亦庶几得朱子之意，而可以羽翼乎圣经，仍命梓行，嘉惠天下。”商辂指出“春秋为经中之史，而纲目实史中之经”，前代史家“著宋史者迄无定论，撰元书者罔有折衷”，本朝官修《元史》亦有不足之处，“或杂于辽、金而昧正统之归，或成于草率而失繁简之制，或善善恶恶之靡实，或是是非非之弗公，况其前后牴牾，予夺乖谬，众说纷纭，率未有能会于一者”，而《续资治通鉴纲目》则正可以避免此类问题，其书上接朱子《纲目》，编撰目的就在于为宋元史确立定论。商辂上表总结史事记录原则如下。搜罗剔抉，存其信而传其疑;讨论研磨，详其大而略其细。惟赵宋自建隆之创业，积而为庆历之升平，迨熙丰之纷更驯，以致靖康之祸乱，比偏安于江左，竟讫箓于海南，其中命令之施，纪纲之布，国体安危之系，民生休戚之关，大书特书，咸据往牒，正例变例，悉本成规。彼契丹出自鲜卑，女真起于渤海，皆以桀黠之虏，割据于邻壤，亦为采摭其事，附见于当时。若胡元之主中华，尤世运之丁极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纲既沦，九法亦斁，第已成混一之势，矧复延七八之传，故不得已大书其年，亦未尝无外夷之意。商辂指出宋朝自建隆创业以来政治安定，至庆历年间形成盛世，但由于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变法改革的激进，招致靖康之乱，朝廷不得不南迁。为了吸取北宋治乱兴衰的教训，详细记载其中“命令之施，纪纲之布，国体安危之系，民生休戚之关”。对于契丹、女真则简单附记，以补充史实。至于元朝部分，虽是异族政权，但由于其事实上的统一，不得不在纪年时仍用元朝年号。这样的处理招致当时学者批评，编修者之一的丘濬指出“自有天地以来，中国未尝一日而无统也。虽五胡乱华，而晋祚犹存；辽金僭号，而宋系不断，未有中国之统尽绝，而皆夷狄之归如元之世者也”，进而坚决反对商本以元朝为正统的记述方式，斥之为变统，为此甚至私修《世史正纲》，以严华夷之分。《续资治通鉴纲目》修成后即由内府刊行，弘治年间在流传中先后有周礼、张时泰效仿尹起莘发明朱子《纲目》之例，力图阐明宋元史实中所蕴含的天理，撰成《续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以下简称《发明》)和《续资治通鉴纲目广义》(以下简称《广义》)。崇祯年间，陈仁锡将三书合而为一。清康熙年间，康熙帝不满于《发明》与《广义》中多诋毁辽、金、元之辞，时加批注。后来乾隆帝诏修四库全书，乃下手谕命皇太子及军机大臣订正《续资治通鉴纲目》，成《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一书，收录在《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二、金宇颙及《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撰与成书商辂本《续资治通鉴纲目》传入朝鲜后，受到学人关注。朝鲜《燕山君日记》记载:“提学成伣曰:‘前日天使金辅所进《续纲目》，其为书甚切要。成宗将欲印出，已命撰集，请速印进，以资讲读。’”这说明此书在成宗时期(1469~1494)已传入朝鲜，燕山君时期刊印，此后成为经筵教材，在燕山君、中宗、明宗、宣祖时期多次进讲。宣祖七年(1574)，柳希春在经筵中讲:“《纲目》以上之世，宜以《通鉴纂要》补之；《纲目》以后之世，可以《续纲目》足之。如此，则历代之事，森罗无遗矣。”可见商辂本《续资治通鉴纲目》已成为朝鲜君臣了解中国宋元历史的主要著作，金宇颙也是其中一员。金宇颙(1540~1603)，字肃夫，号东冈、直峰，本贯庆尚道义城。家族为义城金氏，新罗敬顺王之后，高丽朝定居星州。父亲金希参，号七峰。金宇颙幼而好学，先后求学于吴健、曹植、李滉。吴健曾在星州设学堂，“拣取儒生，分为四等而训诲之”，金宇颙在学堂跟随其学习性理学，他后来回忆说:“我始志学，索居孤鄙，其开发之力，实自于公而不敢忘也。”明宗十三年(1558)，金宇颙参加乡解两科，次年中进士，会试一等第三，“词章炜烨，言动不妄，士友间声称蔼然”。其时，金宇颙父亲病重不治去世，金希参与曹植久有交游，金宇颙丁忧结束之后，曹植将自己的外孙女嫁给金宇颙，“闻公之为人，爱而归其甥女焉。公仍受学于先生。素知有义理之学而有意焉，至是益加勉励”。自此金宇颙受学于曹植门下，曹植为之“书赠雷天二字，盖取大壮之义也。又出所佩惺惺铃子以赠曰:‘此物清响，解警省人。’”他跟随曹植学习朱子学，直到宣祖五年(1572)曹植去世。金宇颙为其撰写祭文、行状、言行录，感怀师恩:“小子何幸，弱冠趋隅。恭惟先君，志实同趋。古人静坐，谓公如之。施于孤露，敢不遹追。托属门壶，委以函丈，一十年来，备承诱奖，高论凛烈，德宇峻爽。海亭秋深，山斋夜寂，肃容相对，诲我真切。”其间，金宇颙还尝受教于退溪李滉。明宗二十二年(1567)，“以举子入都下，适李先生赴召，为就谒而请问。谈论容止之间，所以熏炙而自得者，已不少矣”。宣祖六年(1573)，上札为李滉请谥号，称其“超然独会于孔孟程朱之心法，著书立言，启迪后学，盖吾东方一人而已”。李玄逸总结金宇颙求学经历:“先生早游南冥之门，已知君子立身行己出处进退之义。既又从退溪李文纯公，得闻圣贤相传道统真诀，乃知持敬穷理为入道进德之要。于是沉潜反复，以精其义，整齐严肃，以饬其躬。”这种求学经历为金宇颙打下了深厚的性理学功底，也为其出入朝堂、经筵讲学奠定了基础。由于父亲和师长的去世，金宇颙文科及第后并未出仕。直至宣祖六年(1573)，他三十四岁方承召入朝，历任修撰、校理、吏曹佐郎、舍人、副应教、弘文馆直提学、成均馆大司成等职。他常出入经筵，为宣祖进讲《尚书》《春秋》《资治通鉴纲目》等书，阐述儒家政治理念。文集年谱中有记录的进讲就有三十九次，《东冈集》卷十一到卷十四还收录了金宇颙所撰《经筵讲义》，按照年月日的顺序，以对话体形式记录1573~1585年金宇颙参与的经筵内容，包括经筵方式、场所、教材及参与者。金宇颙在经筵进讲时尤其推崇《春秋》，曾讲:“春秋大义，扶三纲立人纪，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在焉。人主当沉潜圣经，于所谓大经大法者有得焉，则治平之术，尽在于此矣。”李玄逸评价其:“经筵陈说，宛然有程朱晦退格君之遗范。宣祖初年，眷注方深，屡蒙嘉奖。惟其天赋刚正，嫉恶如仇。尝于筵中，直斥郑澈回邪奸毒之状，历陈李珥偏私护党之失，大为时论所挤，终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16世纪，随着士林广泛参与政治与朋党的形成，朝鲜王朝开启了党争的时代。早期党争以东西分党的形式出现，西人党以栗谷李珥为中心，由京城和京畿、忠清、全罗道地区在朝士族构成;而东人党则由安东地区的李滉和智异山地区的曹植等在野士族构成。在南冥曹植门下的修学经历使金宇颙自然地成为东人党一分子。宣祖二十二年(1589)，栗谷李珥门人郑汝立，对西人政治深感不满，遂广交急进的东人，用密祀图谶说迷惑人心，在全罗道镇安的竹岛上秘密结社———大同契，欲发动易姓革命，但此计划事前败露，郑汝立自杀身亡，随后上千人受牵连问罪，史称己丑狱事。金宇颙因为曾与郑汝立一起在曹植门下修学，被牵连流配会宁。“门人罗德润、李玑玉、金辏等从。在谪所筑小斋，名曰完斋，又曰省愆堂。以退溪先生手书‘思无邪，毋不敬，毋自欺，慎其独’十二字贴壁上。日处其中，读朱子书。”他在完斋每日阅读《宋鉴》《资治通鉴纲目》等书，对朱熹编史精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商辂本《续资治通鉴纲目》虽称意在正统，但在史书编撰中以同样的体例撰写宋元二代史，有许多不合于春秋笔法和纲目体例的地方，为此产生了改编的意愿。据《东冈先生全书》中《年谱别本》记载，宣祖二十三年(1590)十一月十五日，金宇颙梦见一位既像李滉又像成运的老先生“赐给秘书”，第二天就开始了《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修。他的门人李玑玉、罗德峻、罗德润、李纬等也参与了编修工作。宣祖二十五年(1592)五月，因壬辰战争爆发，编修工作暂时中断。金宇颙蒙宥后前往义州行在所，成为袁黄接伴史，还曾奉命问安李如松。其间作诗云:“孤臣在北塞，空余胆一斗，举头望西方，欲向螭阶叩。愿借尚方剑，一斩佞臣首。腷臆谁与诉，辛酸血欲呕。尝闻古人训，鱼舍熊掌取，风檐展朱书，道理贯心肘。”这段经历使其更深地树立了尊明大义的华夷观。十二月，金宇颙书斋受兵火牵连，书籍数千卷付之一炬。次年忙于政事，直至宣祖二十七年(1594)才重启编修工作，一边编史，一边入朝侍讲；七月，修改了宋太祖、太宗本纪;八月，修改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本纪；次年三月，定稿，“属笔六年始成，凡共三十六卷”。金宇颙编修《续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续纲目》)成书于壬辰战争期间，一直未进呈刊印，百余年间仅以草本形式，在学者之间传阅；仅在与之交游的同门及后学郑逑、张显光、许穆、李玄逸等人所写祭文、文集序、行状跋、神道碑铭中有所记录，没有广泛传播。李玄逸总结金宇颙学术成就时，提及“先生尝就朱子纲目，仿温公稽古录例，有所编次”。郑逑赞其“节《续纲目》，阐幽扬邃，将裨世教”。张显光称赞金宇颙所编《续资治通鉴纲目》继承了朱熹编史精神，“真事业之办，又专在于《续纲目》之作，则子朱子所以继素王之业，立万世之经者，公有以得其权衡矣”。许穆称:“《续纲目》二十卷，又惓惓于斯道斯民者，能绍述前古，历叙治乱，擗邪说正人心，开视劝戒，勤亦至矣。”直到英祖时期，安鼎福为编撰《东史纲目》收集资料时，此书才引起重视，“《续纲目》，乃宣庙名臣金东冈宇颙所编，十分简严，较俗行本，优劣自办，恨不能刊布流传也”。英祖四十七年(1771)，时为王世子的正祖在书筵上与臣僚讨论商辂本《续资治通鉴纲目》，权衡不当之处，安鼎福以副率入侍，奏曰:“先正臣金宇颙尝撰《续纲目》，今其草稿，适在臣所。”正祖下令进览，并校正，在奎章阁刊印，进讲于书筵。至于大规模刊印《续纲目》，则时间更晚。正祖十五年(1791)，“岭南儒生上疏请刊布《续纲目》，兼请从祀文庙，筵臣李秉模亦上疏请命该道臣刊布”，但未得到许可。正祖二十年(1796)，金宇颙七代从孙金翰东以左承旨入侍，正祖又下教曰:“《续纲目》曾为进览，以活本印出，知之乎，以私家誊本，至于进览而印出，岂非以其书之甚韪，而其书之韪，岂非以其人之韪乎。”正祖二十四年(1800)，晴川书院的儒生再次请求刊行该书，正祖下教曰:“其所编册子，将欲刊印广布，予所旷感，尤出寻常。”刊刻之前，朴旨瑞、南汉朝、赵虎然等人在近岩书院对该书“对同勘校，正其伪误”。直至纯祖八年(1808)，金宇颙的第七代从孙金翰东终于在星州晴川书院以木板本刊行《续资治通鉴纲目》，“先生手编本十二卷，而篇秩重多，每卷分为上中下三篇，凡三十六卷”。该书刊行于19世纪东亚遭到西方冲击之际，朝鲜王朝涌现“卫正斥邪”的新思潮，强烈排斥异质文化，史学思想中对元的贬斥更加强烈。柳重教继承金宇颙思想，批评商辂本《续资治通鉴纲目》“处胡元以正统，与大宋无别，是不识正统法义，而大失纲目主意也”，而“在我东，金东冈宇颙先已有黜元之议。自宋子倡明大义以后，几乎为士大夫大同之论矣”。故要求继承金宇颙“黜元之议”，“命柳重教，修宋元史纲目，削其元统，依僭国之例”，严格区分华夷之辨，编成《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柳重教在具体编撰过程中，对正统相关记载较之金宇颙更为严格。如金本称元成宗“即位”，柳重教则将之改为“立”等，更加强调华夷之分。并且将高丽历史附入宋元历史中，表现“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春秋之意”。三、中韩两部《续资治通鉴纲目》比较朱熹编撰《资治通鉴纲目》时正值南宋与金民族矛盾激化，商辂等编撰《续资治通鉴纲目》时北元正虎视眈眈，金宇颙编书时遭遇万历朝鲜之役，相似的历史环境让他们形成了共同的编撰动机，即继承儒家“攘夷”思想，严夷夏之辨，定正统之分。但在具体编撰过程中他们又有区别。金宇颙本《续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金本)晚商辂本《续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商本)百余年而成，所记载的对象和时期相同。金榥《续纲目义例考异》称:“愚尝参取两本而对读之，知东冈之为是书，在乎得见成化本之后，而为其书法之不协于义，故特就而裁正之。惟其所据之在是，故其文之同者多，而不同者少，以其无害于义者，仍存而不改也。至其非关义理，而或有详略彼此之分者，亦记录之时然尔，非故异之也。”可以说金宇颙重编宋元史就是为了删削修改商本“书法之不协于义”之处。金翰东刊行时亦称该书“规模节目一遵《紫阳纲目》，而视成化本详略不同，权衡或异”。具体而言，主要改动之处可分为三类。第一，金宇颙以华夷观、正统观为修史原则，以纲目凡例为基准，对商本内容进行了修改，尤其是金本与商本在帝号及纪年方式上十分不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序例中规定:“因年以著统。凡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商本凡例进一步详细规定“凡入中原而未一统者，不纪元(辽、金、夏皆不纪，仿汉、唐例)。及金、元得中原，然后分注纪年于宋年下(仿晋、魏例)。凡外夷得统，中国正统未绝，犹系之中国，及外夷全有天下(谓元世祖)，中国统绝，然后以统系之。”即辽、大理、西夏这类少数民族政权在未实现统一时，虽入中原亦不纪元;而宋末金、元入中原后，金、元年号则两行分注于宋朝年号之下，以显示宋朝的正统地位。直到宋朝灭亡，元统一天下后，才以元朝年号纪年。金本则反对这种处理，始终不以正统之例处理元朝年号。具体而言，年号使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易代之际。两书记事皆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商本分注当时所存各个政权:“周恭帝宗训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赵匡胤建隆元年，蜀主孟昶广政二十三，南汉主刘鋹大宝三，北汉孝和帝刘钧天会五，南唐元宗李景十八年。”其时周边有南唐、吴越、南汉、后蜀、北汉、湖南、荆南、泉漳八个割据政权，先记后周，再书宋，附后蜀、南汉、北汉、南唐年号，详记各个政权帝号、君主姓名、年号，又书“是岁周亡，宋代新大国一，旧小国四，凡五国，吴越、荆南、湖南，凡三镇”，记录吴越、荆南、湖南三个势力更小的政权。北方有辽、西夏，西南有大理，按“入中原而未一统”例，皆不纪元。直至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始称宋主为“帝”，不再记政权数量。因宋未统一中原之时，亦为无统之列国。金本则以小字双行记为“周恭帝宗训元年，宋太祖神德皇帝赵匡胤建隆元年，蜀孟昶，南汉刘鋹，北汉刘钧，南唐李景”，完整记录宋朝年号及帝号，但贬记宋朝之外的君主，皆直书其名，既不称蜀、南汉君主为“主”，也不书北汉刘钧帝号“孝和帝”及南唐李景帝号“元宗”，并且不记录与宋同时期的其他政权年号，以示重视宋朝正统。并且，金本大书纪年起始的限制更为严格，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统一中原，周边所有割据政权都灭亡后，才称宋主为“帝”，结束了小字双行的分注纪年，改为大书宋朝年号。元朝部分的记载则表现更为突出，在朝鲜王朝中期，随着朱子学越发兴盛，有关正统论和华夷论的讨论大量展开，商本将元视作正统的纪年方式受到朝鲜学人批评。在宋末年号处理上，商本并记宋与元年号，如景定元年(1260)，另起一行低一字分注“蒙古世祖皇帝忽必烈中统元年”于宋年号后。至宋朝灭亡后，大书以元朝年号纪年。金本则完全不同，在宋未亡期间不记元朝年号，直至宋亡后(1280)才记元朝年号，但不予大书，仍以小字双行形式书写“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七年”，直称君名，不称谥号。安鼎福指出这种分注纪年体现了以元朝为无统的华夷之辩，“以宋平太原后，始继正统，此已有定论。元虽统一，而分注纪年，斥为无统之例，是亦攘夷之义”。元末各个起义政权兴起之后，两书在年号上的处理方式更为不同。商本在记录起义政权时，仅在首次出现和灭亡时另起一行分注帝号、君名、年号。金本则从至正十一年(1351)起每年都将元朝年号与其他起义政权年号小字双行并记，将元与之置于同等地位，以示元之无统。如至正十一年(1351)，商本在元朝年号“十一年”后另起一行，低一字记天完年号“天完主徐寿辉治平元年”，但金本以小字双行同时记录元朝与天完年号为“元至正十一年，天完主徐寿辉治平元年”。又如至正十五年(1355)，金本分注元与各个起义政权年号，“元至正十五，天完治平五，周天祐三，宋韩林儿龙凤元年”，但商本仅在“十五年”后另起一行记“宋主韩林儿龙凤元年”。在具体史事记载中，金宇颙也改动了商辂本不符合春秋笔法的表述。他修改了关于君主的记载，以正名分。贬记失国之主，后周恭帝被宋太祖废为郑王，金本在郑王前加“其故主”，并删去商本所记恭帝谥号。贬论宋太宗，太宗杀太祖子德昭，商本记“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杀”，金本改为“杀皇子武功郡王德昭”，将德昭之死因由自杀改为赐死。金本记宋末时期，不称蒙古首领为“主”，直书其名。追记宋太后王氏的封立与崩殂，与之相对应删去元皇后崩殂记载，但保留元初宋太后去世的记载。元朝君主去世，不称“崩”而称为“殂”。贬夷狄，商本记“契丹弑其主兀律于怀州”，金本则不用弑君之例，改为“盗杀契丹主兀律”。贬记部分元朝官员，将都元帅张弘范、丞相阿术等“卒”改为“死”。关于战争的记载亦有不同，用词上有明显的区别，详见表1。
金本严格遵守春秋笔法，记有统之宋朝时，以“破”“讨”“伐”“克”等正统含义较强的词，取代了商本“攻”“击”“取”等中性描述;元朝则反之，金本以其为无统之王朝，将“讨”改为“击”。元末地方起义军出现后，尤其是徐寿辉称帝后，不称“徐寿辉兵”“徐寿辉遣其将”，而称“天完兵”“天完将”;同时改“威顺王宽彻普化”为“元宽彻普化”，“总管李黼”为“元总管李黼”，在元朝将领名前加书“元”，将天完与元置于同等地位进行书写，以此表达对元朝正统的否认，认为元朝与各地起义军名分相当。第二，金本有选择性地删节了商本内容。商本二十七卷，其中宋史二十二卷，元史五卷;金本十二卷，其中宋史十一卷，元史仅有一卷。按此比例可知，金本简化了史事记载，尤其是元朝内容被大幅删节。宋朝部分主要简化了战争记载，如乾德元年(963)平定湖南时，商本记为:“延钊进克潭州，周保权遣兵逆战，败走，延钊遂入朗，执保权以归。”金本则简化为“延钊克朗州，执周保权，荆湖悉平”，省去战争过程，直接记录结果。又如太平兴国四年(979)灭北汉时，商本用五条纲详细记载了宋伐北汉的全过程，“春正月，以潘美为北路招讨使”，二月宋太宗欲亲征，三月“契丹救汉，都部署郭进邀击于白马岭，大败之”，四月“行营都监折御卿取汉苛岚军。以石熙载为枢密副使。汉城隆州，威胜军使解晖等攻破之。”直至“帝至太原，督诸军围城”，五月北汉主刘继元降，“诏赐爵彭城郡公”。金本则简化为“三月，契丹救北汉，不克。夏四月，宋师围太原。五月，北汉主继元降”。还删去宋军失败的战争记录，如“宋袭北汉汾州不克”等。元朝部分的军事活动更是进行了大幅删节，世祖朝稍详，其后各朝极为精简，仅选择性地记录部分兵祸，保留纲的内容，目的内容或精简或直接删去，至元末各地起义之后，又详记起义经过。宋初删去当时所存割据政权南汉、南唐、北汉、契丹等政事记录，元末则保留天完、周、宋、汉、夏等各地起义军起义经过，以此亦可看出对元“无统”之贬斥。李仁福指出:“金本中删去了商本中包括皇帝的去留、皇室的动静、官职任命及官职名、大臣的死亡等在内的元朝大部分政治、外交活动。”具体而言，删去皇帝往返上都的记录，行幸寺庙，立后及皇后去世记录，遣太子、皇孙等行边等皇室相关内容。对于元朝所行善政，诸如释放俘虏、罢采民间女子、增给官吏俸、罢鬻江南学田、诏停河北山东租赋、禁侵扰农桑之类，皆略去不书。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地震，商本写世祖经调查得知，致灾之由在于横征暴敛，故为之“赦天下”，金本则仅记录地震损害，删去元朝的赈灾政策。在与周边国家进行外交活动的内容中，删去俱蓝国、安南、琉球及海外诸蕃入贡等记事，从事实上否认元朝作为当时东亚政治中心的存在。删去大部分元朝臣子的官职任命及官职名，仅保留较为重要者，如阿合马，金本删去其任丞相的记载，但保留其被杀和戮尸的内容，以示鉴戒。第三，金本较商本亦有增添的内容，以补充《世史正纲》《宋史》《纲目发明》等书中体现华夷之辨的史论为主。如关于建隆二年(961)女真贡马的记载，金本删去商本关于女真的介绍，补充《宋史》相关记录中宋儒吕中对此事的评价:“女真去京师几千里而贡马，中国之盛衰，夷狄未尝不知之也。然当阳长之时，而阴稚已伏矣。宣和之遣使，亦自沙门岛渡海一路。然建隆之贡马，是夷狄求通于中国也；宣和之遣使，是中国求通于夷狄也，安得不启中原之祸?”又如改商本“焚毁道书”之目为《纲目发明》的作者周礼所论:“宋徽宗惑于道教而贬桑门之说，元世祖惑于桑门而焚道教之书，二君皆有一偏之惑，故非诚于不惑者矣。”详记不事元的宋遗臣谢枋得、文天祥、刘因等，如商本仅书“夏四月刘因卒”，金本则为之作详细条目，介绍刘因生平，附注丘濬对他的评价:“因知元乃夷狄之君，不可事，而不知宋乃中华之统，不可绝，而作杜江赋以欣幸之，何也?”金本保留了大部分关于儒家儒学的记载，并参考他书增加史论内容。例如宋乾德四年(966)增加“宋以孔宜为曲阜主簿奉孔子祀”条。又如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中外崇奉孔子”条下，加注丘濬史评:“初，世祖信桑门之说，画焚中国道藏，辟儒、道二教为外学，照孔子为中贤，尊桑门为正道。至是，始诏中外崇奉孔子。”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亦增加了“建孔子庙于京师”的条目。金宇颙多处增加孔子相关内容，体现其对儒学的关注。同时他还注重宋朝君主读书情况，“闰五月宋求遗书”条中，详细附注宋太祖求购书籍的过程，指出读书可以“广闻见，增智虑”，以此劝诫君主向学。此外，两书皆在元朝末年多次记录“蓟州雨血”“两日相荡”“元大都昼雾”“绛州天鼓鸣”等异象，以此显示元朝作为无统王朝灾害频发，暗示元国祚将尽。史书中天象的记录往往与人事有关，金本在宋朝部分补充正面的天象记载，如乾德五年(967)三月“五星聚奎”的天象，附注《宋史》吕中史评曰:“奎星固太平之象，而实重启斯文之兆也。”在元朝部分，则在极为有限的篇幅中大量保留了有关日食、彗星等天象异常，洪水、干旱、地震、饥荒、蝗虫、海溢、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内容。总的来说，商本与金本皆为了接续朱子《纲目》而作，金本在编撰过程中大量修改了商本不符合春秋笔法的记载，尤其是在纪年上严格按照朱子体例执行，改变商本对元朝的大书纪年，始终以小字双行分注元朝年号;并在易代之际明显将元置于与起义政权同等的地位，以此否定元朝正统。在具体史事记载中，关于皇室活动、战争用词等亦褒贬有差。至于篇幅变化，金本较之商本增加的内容极为有限，主要在于补充史论，严明华夷之辨;删节之处则颇多，元朝部分政治、外交活动所保留不足商本十分之一，但负面记载基本保留，以致元朝表现出连年灾害、政事腐坏的形象，亦为春秋之笔。小结朝鲜半岛传统史学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其史观与历史编纂体例，绝大部分也承自中国古代史学。金宇颙改编商辂本《续资治通鉴纲目》，是朝鲜学者关注中国历史，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典型范例。两书在编撰中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元朝的正统，主要原因为以下两方面。一则两书对于孟子“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观念的不同理解。商辂本《续资治通鉴纲目》编撰于明初内忧外患之际，目的在于继承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以来的褒贬史学，确立正统，区分华夷。在元朝是否为正统的问题上，商辂继承许衡的主张，认为元建立了大一统天下，在事实上承继了中华之统。朝鲜学者则否认“夷可变夏”，不承认元朝承继中华正统的合理性。金宇颙即在此基础上反对商本中以元朝年号为正统的纪年方式，主张元为夷狄，不可“处胡元以正统”，仅将其小字双行记录，同时记录当时所存政权。二则金本成书在商本百余年后，此时已进入16世纪后期，明朝对元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随着政权的稳定，王朝正统性不再成为问题，但因蒙古各部引起的边患迭起，华夷之辨被重提。方孝孺、丘濬、杨慎等人皆主张重新划定正统，强调“元朝本夷狄，虽然能统一中国，不可为中国帝王正统。”嘉靖二十四年(1545)，明世宗下令将元世祖像从历代帝王庙中移走捣毁，取消元世祖的祭祀，象征着明对元朝正统地位的否定。朝鲜王朝以朱子性理学立国，自比为“小中华”。金宇颙编撰《续资治通鉴纲目》时又正值壬辰战争，明朝出兵击败日军，对朝鲜恩同“再造”，朝鲜王朝遂成为明朝坚定的追随者。并且朝鲜王朝的正统性是由中国王朝所确认的，元朝正统与否直接涉及朝鲜王朝本身，受到朝鲜学者的关注。明朝对元态度的转变影响了朝鲜学者的正统认识，否认元的正统，亦是作为“小中华”对明朝“严华夷之辨”学术风气的追随。金宇颙在此历史背景下，对商本进行改编，不仅不承认元为正统，还严格修改了商本与朱子《纲目》书法不符的部分，强调华夷之分和元的无统，其编撰方式体现了朝鲜学者对正统论和华夷论的严格遵从。作者简介：张璐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中韩史学比较研究。文章来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第2期，第92-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