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載《巴蜀史志》2022年“非物質文化遺産”增刊
新時期非遺保護
要旨與傳承目标
張志穎
非遺保護是全球一體化程序中加強文化多樣性保護的時代産物,大陸不同類别的非遺項目代表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優秀文化表現形式,具有多重性價值,保護好這些珍貴的非遺項目,宣傳、弘揚、傳承、利用好這些非遺項目,是激發國人文化自覺,堅守文化自信的必由路徑,對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文化,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都具有重要意義。
截至2022年12月,大陸已有43項非遺項目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名冊)項目。涉及大陸非遺保護工作實踐中所形成的十大門類,總數位居世界第一。傳統美術、傳統技藝類項目延續數千年的中華美學思想表達和工匠精神;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類項目具有傳情達意、愉悅精神的社會功能;民間文學、民俗類項目在延續曆史文脈,加強民族團結,激勵鼓舞民心,調适群眾心情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傳統醫藥項目凝聚着治病救人、加強人體健康實踐認知方面的價值和智慧;傳統體育、遊藝與雜技類項目具有強身健體、寓教于樂的功能。這些項目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也成為大陸乃至全世界非遺保護所倡導的文化多樣性的典範代表,為全世界所認可,并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架構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産法》(以下簡稱《非遺法》)進行保護與傳承。
大陸目前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名冊)項目數量位居世界第一。這是大陸作為《公約》締約國的重要實踐成果,也是大陸高度重視文化遺産保護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文化工作,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訓示,對于包括非遺在内的文化遺産給予高度關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大陸豐富多彩的非遺項目中不僅蘊含中華民族豐富的思想智慧、技藝精髓,也是中華民族綿延存續的文化根脈,更是大陸幾千年文化傳承的曆史見證。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各地的調研工作中,從赫哲族伊瑪堪到徐州香包和唐昌布鞋,從杭州西溪國家濕地公園的炒制龍井茶到廣西柳州的螺蛳粉,再到苗繡和青海加牙藏毯技藝,他都對這些富有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産熱情點贊。他指出“要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和傳承,積極培養傳承人,讓非物質文化遺産綻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非遺項目中蘊含的哲學思想、道德理念、人文精神、工匠智慧、教育教化等功能與價值無比豐富。保護傳承這些珍貴的人類非遺項目,是新時期加強廣大人民群衆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徑。
大陸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标志,經過長期探索積累,進入改革開放新的曆史時期,中華民族迅速發展起來。從此非遺保護也成為大陸在新時期文化和旅遊工作的重要内容。如何發揮非遺作用,在化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沖突”方面,應進一步總結經驗,充分激活并釋放非遺項目的價值與功能,從服從服務于國家新時期整體建設的高度強化保護與傳承,成為非遺保護工作的重要目标。
一、完善人類非遺項目的保護措施,發揮其示範性作用,建立起中國特色非遺保護模式與履約實踐方式
大陸非遺項目和資源數量多,内容豐富多彩,僅目前國務院公布的前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性項目就達3610項,省、市、縣級項目更是不勝枚舉。是以,在總體非遺項目數量如此龐大的現實下,2010年以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規定了每個締約國每兩年隻能申報一個人類非遺項目,但也規定了兩個以上的國家聯合申報的不占名額,如大陸與馬來西亞一起聯合申報的送王船——有關人與海洋可持續聯系的儀式及相關實踐,就屬于聯合申報項目。是以,雖然我們的非遺項目基數大,但是也不可能無限制地列入人類非遺項目名錄(名冊)。這也就要求我們的非遺保護不能單純以申報成為人類非遺項目為最終目标,而應以申報為基礎,依據《公約》中的“确認、立檔、研究、儲存、保護、宣傳、弘揚、傳承和振興”等相關措施,切實做好保護工作。目前大陸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43項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名冊)項目,從昆曲、古琴的保護水準和愛好者群體逐年增加,到中國珠算和中國木偶戲青少年一代的影響越來越大,可以說這43項非遺項目與列入之前相比,保護成效尤為顯著,尤其是福建木偶戲後繼人才培養計劃還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優秀實踐名冊項目。
經過20多年的非遺保護實踐,大陸無論是非遺項目的确認數量,還是四級名錄體系及傳承人制度的建立,乃至非遺項目的申報、履約工作,都取得了一系列成績,逐漸豐富形成中國經驗與中國模式。四級名錄體系的确立與建設、文化生态保護區建設、非遺進校園、非遺研培計劃等都是中國非遺保護的實踐經驗。但同時也需要看到,不少非遺項目保護水準良莠不齊,重申報、輕保護,重視國家級項目等現象依然存在。傳統美術、傳統技藝類項目保護日趨完善的同時,那些難以納入生産性保護的民間文學類、民俗類、傳統體育、遊藝與雜技類項目的保護水準亟待進一步提高。這就要求,需要參照大陸現有的非遺項目保護和履約工作模式,加強不同類别非遺項目保護的示範性、引領性作用。将非遺項目保護的履約報告機制、保護機關工作經驗、保護主體作用等方面的工作經驗,充分運用于大陸各級各類非遺項目保護中,進一步提高省、市、縣級非遺項目的保護水準。以保護機關和傳承人為例,在充分保障其權利的前提下,對應非遺項目的保護成效和開展的保護措施,完善獎懲機制,建立起全方位的考核制度和考核标準。目前,從國家級傳承人到省級傳承人,國家和省财政都有專項資金予以獎勵。國家級傳承人每人每年2萬元的獎勵,應與考核制度挂鈎,适時推出量化資料考核辦法。對于年老體弱,處于偏遠地區,或教育程度較低的傳承人,要充分考慮其生活狀況,适當提高補助額度,鼓勵他們更好地開展帶徒授藝。
在履約實踐中,要在“尊重有關社群、群體和個人的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基礎上,加強“地方、國家和國際一級提高對非物質文化遺産及其互相欣賞的重要性的意識”。首先要把握好大陸各民族的非遺項目往往與民族習俗、民族生活密切相關,要尊重各地區、各民族人民群衆的意願,總結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非遺項目的保護經驗與模式。其次要從文化自信的層面進一步強化非遺保護意識。筆者在各地的實地調研中發現,很多傳承人都是基于對自己所持有項目的熱愛與發自内心的喜歡而傳承,各地非遺保護工作水準的高低也與從事非遺保護工作者的積極性密切相關。誠如高丙中先生所言:“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很多内容很普通,沒有那麼高大上、高精尖,但是,它們是因‘人’而貴。”是以要充分意識到非遺保護工作中傳承人、從業者、非遺保護工作者的重要性,認真分析各省(區、市)典型性的非遺保護工作經驗,梳理形成符合各地特色的非遺保護模式,予以推廣。
此外,要依托大陸人類非遺項目的履約實踐,更加精準地開展包括項目聯合申報、非遺人才培養與教育訓練、系統性保護等方面的國際合作,充分吸收其他締約國的保護經驗,逐漸建立全面、合理、科學、系統的适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非遺保護體系。
二、加強理論與學術研究,分門别類地依法開展保護,擴大傳承群體,讓非遺項目源于生活、歸于生活
大陸20多年來的非遺保護工作是實踐與理論同期進行的過程,進入新時期,更需要發揮理論與學術研究的作用。有學者也已意識到,經過多年發展,文化遺産學已成為最具活力的跨學科的内涵體系和研究體系。文化遺産的家族中,物質的一脈突破了傳統的文物觀和保護觀,不可移動的範疇更為寬博,整體的意蘊更為完善,甚至更為注重“人的因素”;從價值切入,非物質的一支方興未艾,從為某個地區或國家享有到揭示其廣泛的社會意義和普世價值,價值的藩籬不斷被突破,其内涵豐富性、文化多樣性以及價值共享性得以充分彰顯。是以,從非遺作為文化遺産的“非物質”屬性上,要更加準确把握其作為無形的價值和财富,這種非物質屬性的保護和研究更加具有深度和廣度。新時期的民族團結、社會和諧、人民群衆的文化生活需求,成為新時期非遺保護的重要目标。要充分從現有非遺項目的類别上,更加關注和發掘十大非遺項目的類别特征,開展學術層面的分析和研究。也要充分學習借鑒法國、日本等國家在非遺保護領域的研究成果。在理論和學術引導下,形成非遺項目保護實踐的典型案例,并通過典型案例擴大非遺項目的影響力。
新時期非遺保護從傳承方面需要不斷擴大兩類群體:一類是傳承人群體,傳承人作為項目的持有者,也是非遺項目實作活态傳承的基礎;第二類是廣大社會群眾、愛好者群體,就像昆曲、古琴藝術一樣,如果沒有愛好者群體,就難以持續地實作這類非遺項目的傳承。大陸很多非遺項目都有傳承人,如民間文學類、民俗類項目。對于沒有傳承人的非遺項目應适時研究制定傳承群體命名制度,這對于強化非遺項目的社群、群體傳承和學校教育傳承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也會在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方面具有更加顯著的時代意義。
20多年的非遺保護經驗表明,非遺既不是活在過去被重新發掘出來的,也不是現代人回憶、回歸過去的駐足。非遺作為文化遺産,具備曆史傳承意義、價值和社會功能,是活在當下的。受全球化程序影響,許多非遺項目瀕臨失傳,是以開展非遺項目的搶救性保護,是當代人維護文化多樣性應承擔的曆史責任與義務。換言之,非遺源于曆史傳承,更是傳承至當下,在大陸進入新的曆史發展時期的必然舉措。春節、端午、中秋等節日作為中華文化的曆史傳承,春節吃不吃餃子,中秋吃不吃月餅,清明節吃不吃寒食,隻是節日的表征,其核心功能是用喜慶辭舊迎新,用團聚共享收獲,用“寒食”紀念和緬懷先人;其内在功能是在忙碌中以團聚、美食等形式喚醒人們親情、恩情的延續,這也是非遺項目社會功能的展現。媽祖信俗作為人類非遺項目,更多的在于傳承媽祖立德行善大愛精神,啟迪沿海地區群眾敬畏海洋和大自然的層面,并不是很多人所認為的其形式上迷信的成分。是以,不同的非遺項目所表現出的價值和社會功能是我們保護和傳承的核心。這同時也更加要求我們對非遺項目進行分類,區分不同情況,甚至要就每個項目制定相應的保護措施開展保護傳承的原因。
為加強非遺保護,大陸通過“非遺進校園”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教育傳承。自2021年開始,教育部将非遺保護作為大學院校的新增設專業,這足以說明非遺項目中的教育功能和價值。同時,這對于非遺保護理論與學術研究更具有深遠影響。加強學術和理論研究是對豐富的非遺項目和資源,按照類别進行多樣化、多舉措保護的基礎。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非遺法》是為了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社會主義公德心建設,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儲存工作而制定的國家大法。可以說《非遺法》的出台,是國家管理層面意識到非物質文化遺産的重要價值和功能而形成的國家意志,也是大陸全面依法治國精神的展現。強化非遺保護的法律意識,充分宣傳弘揚非遺保護的法律精神,在非遺保護程序中依法保護既是作為《公約》締約國強有力的履約實踐和成績,也是《公約》所指的社群、群體和個人對自己持有的文化遺産的尊重。
讓更多人民群衆成為傳承人和傳承群體,通過傳承人的傳承實踐,讓非遺項目回歸生活,是實作非遺活态化傳承的必由之路。非物質文化遺産是傳承至今的傳統生活方式與生産方式,必然要在生産與生活中保護,離開了生産與生活的實踐它就會消亡。a非遺作為各族人民生産生活的智慧結晶,要避免非遺項目進入“象牙塔”,将其束之高閣不是保護目的,隻有在生産生活中合理利用,才能實作非遺項目的有序傳承。例如,大陸自古以來生産生活都與竹有密不可分的關聯,從生産用具到生活器具,乃至文人的精神氣節表達,都離不開竹子。但是,随着時代的發展工業化生産的興起,人們越來越多的追求便利化,于是滿大街的白色塑膠制品、鋼鐵制品代替了竹制品,是以,與竹編相關的非遺項目也就越來越多地離開了現代人的生活視野。這就更加要求我們在生活中重新審視竹編、草編、柳編等傳統技藝的價值,而後更加注重其技藝内涵發掘,多措并舉加強其與當代生活的關聯,才能讓這類非遺項目融入人們的生活,傳承更為廣泛。
三、發揮非遺項目的社會功能與豐富價值,彰顯中國智慧,讓非遺項目更好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非遺也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公約》和《非遺法》均強調要尊重保持非遺的真實性,但《公約》同時指出其成果形式是可以“被不斷地再創造”。這與大陸近年來不斷強調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目标是一緻性的。讓非遺技藝在新時期有更加精妙的表現,讓非遺智慧在新時期更廣流傳,讓非遺成果在新時期更加絢麗多彩,因地制宜地發揮非遺項目價值,激活其社會功能,是實作非物質文化遺産“雙創”,讓其活起來的基礎。新時期非遺項目中所蘊含的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基因,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千百年傳承的不竭動力。一個民族可以沒有文字,不同民族可以語言不通,但是其民族文化和曆史傳承,則因千百年口傳心授而延綿不絕。人類非遺項目則代表着全球認可的文化表現形式,其珍貴程度相當于人類文化的基因庫。《公約》倫理原則中不強調非遺項目的特殊性,是因不同文化的表現形式和認可可以是少數群體,甚至是個人的。但是,每個非遺項目中蘊含的思想智慧則是屬于全人類應該珍視的。基于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人類面臨着許多突出的難題,要解決這些難題,不僅需要運用人類今天發現和發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運用人類曆史上積累和儲存的智慧和力量。而發掘和利用好非遺項目偉大的思想智慧,對鞏固大陸多民族和而不同、和合一體的大家庭,提高人民群衆的幸福感獲得感,促進社會利益和社會關系平衡具有深遠的意義,也是大陸新時期為人類認識和推動世界發展提供的有益啟迪,是中國智慧的有力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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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張志穎(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