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東亞的先進國家之一，曾經在世界強國中占有顯著地位。從晚清到二戰結束的近百年間，日本曾對大陸進行侵略，導緻大量百姓喪生，制造了許多令人痛心的事件，試圖将我們國家摧毀，使我們淪為他們的奴隸。
回顧中日之間的外交史和文化研究，可以看出日本對中國的情感是十分複雜的。
早在唐朝時期，日本曾派遣軍隊試圖對大陸進行侵略，然而遭到我方的堅決擊退。在此之後，日本開始正視這個東方帝國，并以之為榜樣，派遣遣唐使進行學習。到了元朝時，蒙古大軍曾試圖海上進攻日本，但由于對海況不熟悉而未能成功。
明朝時期，倭寇曾頻繁在東南沿海一帶肆意作亂，對浙江、福建等地進行奸淫、掠掠、殺人放火。然而，在戚繼光強兵秣馬、積蓄多年實力的橫掃下，倭寇的嚣張行徑得到了有效制止。
是以，可以說日本在過去對大陸抱持一種敬畏和學習的态度，同時也懷揣着取而代之的幻想。甲午海戰的發生使得清朝遭遇潰敗，徹底擺脫了日本對中國的最後一絲恐懼。随之而來的是日本渴望瓜分甚至獨吞中國的野心。受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日本注重師出有名的原則。
為了實作國民的統一思想，日本的文人和國民在思想上經曆了巨大的變革，捏造并傳播具有欺騙性的理論，以達到上下一心的目的。
盡管存在着内藤湖南和白鳥庫吉等學者之間的學術争議，國内學界普遍認為他們之間存在不和諧的關系。然而，實際上二人僅僅是在理念上有所不同，而在生活中卻保持着良好的關系。更重要的是，他們雖然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但最終都為侵華日軍提供理論支援，為其行徑背書。
是以，日本開始湧現出各種僞學，内藤湖南表面上展現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卻在言論中提出“中國這個國家實體已經在客觀上不複存在，即已滅亡，是以日本的滲透是大勢所趨，理所應當”的論斷。
與此不同，以白鳥庫吉為代表的東洋學派則公然表達對中國的厭惡。他們提出各種理論試圖證明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的劣勢，并不斷煽動日本民族情緒和民族優越感。
這些學者将日本侵華行為粉飾為先進取代落後、拯救落後、實作大東亞共榮的偉大壯舉，并且不惜歪曲曆史來為其提供依據。
北一輝通過對辛亥革命的研究為日本提供了侵華的謀略和戰略支援。
著名日本哲學家西田幾多郎則主張中國可以被同化，将兩國看作鏡子，主張二者可以“統一”，但前提是必須確定日本作為上司者，一切以日本為優先，而中國則被視為“落伍者”隻能服從。
此外，西田幾多郎還認為一切愛國、救亡、反帝、反封、民族解放和抗擊侵略的運動都是在開曆史倒車，極盡所能地诋毀和污蔑。日本學界還大力宣揚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張中國應該被日本占領，由日本來改造這個被認為落後且令人讨厭的國家。
然而，這些所謂的學術成果隻是為錯誤的行為提供假道學的理論。盡管其價值微乎其微，但仍值得深入研究，以便洞悉以日本學者為代表的近代日本國民對中國人的看法所産生的變化，以及認識日本國民性與國民心理。
在文化和人種的劣根性上，古代日本曾多次試圖侵略中國卻屢屢失敗，使得他們對中國産生了一定程度的恐懼與尊敬。
然而，即便近代列強以堅船利炮叩開東方諸國大門的過程僅曆時一百多年，也并未導緻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瞬間改變，而是經曆了一定的過程和漸進的變化。
早在日本幕府時代末期，一些日本思想家如本多利明和吉田松陰就開始考慮如何侵略中國，實作日本成為世界大國的野心。盡管當時沒有形成成熟的歪理，但對于中國古老文明的惡毒想法已在他們心中生根發芽，對于中國前途和命運的咒罵開始在日本流行。
同時，大量軍國主義理論家積極著書立說，試圖為這些诋毀性言論提供理論支援。
例如，山崎百治的《這就是支那——支納民族性的科學的解析》，加藤虎之亮的《中國國民性與經濟精神》等諸多著作，試圖通過這些論著來證明其抹黑中國的觀點。他們聲稱盡管日本和中國都在近代以前相對落後于西方國家，但日本能夠崛起的原因在于日本和中國有着不同的人種。
前文提到的自稱熱愛中國文化的内藤湖南，卻将中國比作蚯蚓，認為即便被切成幾段，仍能保持生存。
這并非在誇獎中國人的頑強，而是在指責中國人在危急存亡之際表現得漠不關心，對于國家的困境漠不關心，中國政府也有些“事不關己，高高挂起”的嫌疑，彼此之間缺乏團結，對于同胞的死亡也視若無睹。
正如魯迅在《藤野先生》中所寫，中國人民熱衷于圍觀同胞被砍頭的景象。
這些所謂的學術研究，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喉舌，充斥着隐匿的險惡用心，其漏洞百出。無論是中國的命運還是中國人的麻木，都源于清朝統治者對思想的強制束縛，責任不在人民。
在電影《七武士》中，著名日本導演黑澤明通過一場場景，展示了武士對農民的指責。他通過角色的對話承認了農民們的狡詐、自私和油滑，卻強調這一切都是武士們造成的。同理，中國人民在近代曆史上或許顯得麻木不仁，但這是由誰造成的呢？是腐朽的封建統治者，是毫無人性的帝國主義列強試圖侵略瓜分中國。
然而，日本學者對此選擇視而不見，并非因為他們學識不足或智力不高，而是出于居心叵測的目的。他們表面上分析中國人的國民性和中國的曆史命運，實際上卻是在執行着政治和侵略的任務，如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在這一切背後，日本武士的形象被利用，一切都是為政治與侵略服務。這些軍國主義學者所制造的僞學攻擊中國和中國人民，并非因為中國人民招惹到他們，而是為了美化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行為。
失去道義上的支援将導緻國際社會的譴責，甚至連日本國内的支援都可能動搖。是以，攘外必先安内。這些對日本的攻擊和抹黑并非針對中國人民，而是為了在國内洗腦，激起對中國的仇視和蔑視。
将自己的非正義戰争美化為先進者拯救落後者的正義戰争，将中國的滅亡說成是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同時在國際社會上宣稱一切都是為了幫助中國人民擺脫困境和苦難，甚至改造他們的所謂劣根性。
同樣自诩熱愛中國文化的内藤湖南，撰寫了《支那論》和《新支那論》兩部著作。他聲稱這些著作的目的是為了替中國人着想，表現出一種似乎富有中國人獨有的“庇護者”和“救世主主義”的情感。内藤湖南在文中反複否認自己有政治目的，并強調這是純粹的文化學術研究。
在《支那論》中，内藤湖南提出中國的軍隊隻追求斂财和類似土匪的享樂，是以他認為中國在未來20年内無需保留國防力量，尤其是考慮到即便重建國防，也無法抵擋日俄列強的侵略。是以，他主張目前應該削減軍費以支援财政。
此外，内藤湖南否認中國的主權存在，聲稱現今的“支那”早已滅亡，隻是殘存的廢墟在蠢動罷了。
對于日本對中國進行的經濟掠奪和戰争屠殺，内藤湖南反而将其視為日本對中國以及整個東亞的一種“使命”。他認為，這種強硬的手段是為了給中華民族注入新的血液，使中國人、日本人以及全球群眾相信日本對中國的戰争是一種粗暴但不得已的療法。
同樣自稱熱愛中國文化的内藤湖南，創作了《支那論》和《新支那論》兩部著作。他聲稱這些著作的目的是為了替中國人着想，表現出一種似乎富有中國人獨有的“庇護者”和“救世主主義”的情感。然而，他同時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解釋為排他性，卻又鼓吹中國文化的“世界主義”特性。
這種所謂的世界主義與馬克思的“國際主義”不同，僅僅是為了建構“亞洲文化一體論”和“文化中心移動說”，進一步強化了日本的優越感和民族主義。
相較于内藤湖南，白鳥庫吉創立的東洋學派更加直接地表達了對中國人和中國命運的鄙視和消極看法。他對中國史的研究得出了“堯舜禹抹殺論”的核心觀點，對亞洲古代傳說真實性提出質疑，旨在解構中國古代曆史，打擊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并大肆批判中華文明，甚至将五行思想扭曲為從亞述傳入中國。
在白鳥庫吉等東洋學派學者的推動下，近代日本學者極力倡導将日本文化去“支那化”，将中國的文化和道德解釋為勝者為王的結果，認為按此說法，蠻夷也有資格稱王，進而貶低中國文明的高尚性。
白鳥庫吉對中國人民的文字信仰和政治體制也提出論證，将其解釋為不友善和落後，将百家學說視為一種低層次的哲學。
更為令人憤慨的是，白鳥庫吉作為西方“實證史學派”的擁趸，主張曆史研究需要大量文獻。是以，他多次前往中國擷取了大量珍貴曆史文獻和學術資料，甚至通過戰争手段竊取了大陸許多寶貴文物，給大陸後來的曆史文化研究造成了巨大損失。
盡管他們試圖示榜這是自由的學術研究，但這種強買強賣的欺騙行徑無法掩蓋。對于辛亥革命，近代日本學者如北一輝也持批判态度，并非因為他們站在清王朝的一方，而是因為日本作為保留天皇的近代資本主義列強。他們不願意看到中國真的有一個開明的帝王引領中國邁向富強，也不願意看到中國封建王朝的倒塌和走向共和。
成功的辛亥革命可能會使中國擺脫列強的控制，這對于日本國内未必是好事。他們擔心可能會有模仿的潮流，導緻推翻天皇制度，使得他們号稱效忠天皇而發動的侵略戰争師出無名。天皇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也可能面臨損失或被抛入曆史的垃圾堆。
上述列舉的各種僞學和歪理隻是問題的冰山一角，更有許多其他例子，比如西田幾多郎表面上對中國文化誇獎有加，實際上卻透露出貶低中國文化的“文化多元論”等。如果詳細列舉并分析這些例子，足以撰寫一本專門讨論此事的書籍。
總的來說，日本近代學者對中國的看法雖有贊揚，但貶評遠多于褒揚。這種貶低的态度旨在使世界和日本國民内部将日本的罪行解釋為一種合乎曆史的正當行為，其用心令人痛心。
結語偉人曾言，日本人民與中國人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即日本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對于日本的仇恨，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永志不忘。
然而，也應當注意到，近代日本國民對侵略的狂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日本當局的反動宣傳所導緻的，尤其是日本近代學者們以拯救者的身份宣揚的理念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時至今日，日本并未完全放棄肢解中國、取而代之的不切實際幻想。那些日本學者當年的著作對日本國内産生的影響至今仍未消散。
甚至在國内，一些自稱獨立思考、标榜特立獨行的人對這些不切實際的理念深信不疑，文化軟實力在侵略中所帶來的影響依然存在。我們不僅要警惕日本試圖重拾反動武裝，更需警惕這些歪理邪說所帶來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