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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帝即位之初兼涉佛道,為何後期卻獨崇道教

作者:布拉達

嘉靖朝作為明朝中葉的關鍵時期,其獨特的宗教政策飽受争議。當時明世宗即位之初對佛道兼顧,但後期卻突然轉向專崇道教,這一轉變背後蘊含着深刻的原因。朝臣們對世宗的崇道行為雖然經常進谏,但卻似乎無力扭轉這一趨勢。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了世宗在繼承皇位數年後徹底轉向道教?又是什麼力量推動了這一轉變的發生?這其中所隐藏的内在動因令人扣人心弦。

嘉靖帝即位之初兼涉佛道,為何後期卻獨崇道教

皇權漸穩,帝王私心漸露

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即位已數年,在掃除了幼年執政的環太監與太監黨争的陰霾後,皇權逐漸穩固。此前明初祖宗在宗教政策上對佛道兩教采取了兼顧利用但又加以限制的做法,以免其過於膨脹。但世宗登基後,對于宗教信仰的取向漸漸偏離了先世的旨意。

嘉靖帝即位之初兼涉佛道,為何後期卻獨崇道教

起初,世宗對佛道兩教都有所涉獵,在紫禁城内設立齊天宮、清源觀等宮觀,供僧道修習法事。然而,随着禦駕漸熟,世宗對佛教的态度開始發生微妙的轉變。嘉靖六年十二月,禮部尚書方獻夫上疏請求拆毀京師内的各庵宮寺院,唯獨遺留皇姑寺作為安頓年老無依的出家人之所。

然而,皇姑寺乃是孝宗朝所建,為慈壽張太後及世宗生母慈孝蔣太後所資助,兩位老太後舊恩未泯,先後出面力谏世宗勿毀此寺。在強大的皇親力量相阻下,世宗不得不作罷。可見此時其對佛教的排斥早已萌芽,隻是缺乏徹底行動的決心力量。

同一時期,龍虎山上清宮的道士邵元節卻因"雨雪禱祀有驗"而深得世宗恩寵,受命居于朝天宮專司道教事務,并授予統領全國各大道觀的至高職銜。龍虎山真人張彥頨府第毀于火災,世宗親派臣工督造重修,對其優渥有加。可謂是鐘情于左道之術,殷勤于道教法事。

值此,僧人在世宗面前獻"按摩法術",結果乃是假術惑衆,遭到譴責逐出宮中。此事更堅定了世宗對佛教法門虛妄無用的成見。嘉靖八年,宮中火災頻仍,世宗愈加疑忌,謂"佛門求福反為災害"。由此可見,在權威尚未完全确立之時,世宗對于佛道信仰的态度仍有所保留,未能徹底獨尊一家。但随着權力的集中,其私心與偏好也逐漸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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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遭冷遇,道教威望日隆

嘉靖六年十二月,禮部尚書方獻夫上書于世宗,請求将京師内各尼僧庵宮寺院悉數拆毀,隻留皇姑寺作為安置老邁出家人之所。此乃是對佛門絕佳的緻命一擊。盡管慈壽張太後與慈孝蔣太後出面力谏,令世宗暫且作罷,但佛教在京師内的日子卻也岌岌可危。

與此同時,上清宮道士邵元節因"雨雪禱祀有驗"而深受世宗器重,被遷居于朝天宮,統領全國各大道觀,專司道教法事。龍虎山真人張彥頨府第毀于火災,世宗派遣内臣督工重建。如此鐘愛于道門的法術,優渥有加,可謂是對道教崇奉至極。

嘉靖八年,内宮連年發生火災,世宗由此更加懷疑佛門乃是"求福反為災禍"之所,進一步加深了對佛教的戒心。而此時,陶仲文這位名門之後,道學造詣非凡的道士開始窺伺于世宗眼皇。

嘉靖帝即位之初兼涉佛道,為何後期卻獨崇道教

陶仲文自幼受教于宋儒朱之瑜,後習道之龍虎山。嘉靖二十二年,張位分奏言陶仲文"能暢達儒釋之言,道學高明",世宗遂延陶入京,為其撰修《道藏輯要》。後又奏請聘集道門高手如王欽若、王守仁編修道書,專為世宗講解,陶仲文亦獲重用,常在宮中佻談道理。

可見,随着對佛門的疏遠,世宗對道門的寵信與日俱增。他對陶仲文等名門儒士習道者青睐有加,不惜重金聘請他們修撰道書,解惑道理,親自聽其講解道教經義,視同至寶。相較之下,佛門在世宗眼中日漸失寵,反而被視為衰朽迷惑之徒。

此外,陶仲文極盡谀闊之能事,竭力讨好世宗。他誣蔑朝臣多有貪渎,專好權勢,又說世宗萬壽之年不過區區百年,必須遵從道家長生之術方能長守江山。世宗對此深信不疑,進一步松動了對佛教的信仰。

到了嘉靖三十年,随着陶仲文的進一步舉薦,道門中人如王玘、袁宏道先後被征至京師,編修道書,主持崇奉道教的諸多活動,可謂是道門在朝野中遍地開花。與此同時,佛寺遭到嚴厲之拆毀,尼僧無處安身,整個佛門在京師内幾乎已名存實亡。如此鮮明的對比,可見此時世宗對道教的寵信已到了何等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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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禅大典,道教最高榮譽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世宗遣使者遠赴山東青州孔府,懇請孔子後裔孔德曾攜其從祖之印及祭器自青州回京。此乃是為即将舉行的封禅大典作準備。孔氏到京後,世宗恭迎有加,設宴款待。同年十月,世宗在紫禁城内禦臨封禅,大典隆重無比。

封禅之禮自來皇家重事,自漢武時期即頗為隆重。但此次的道教封禅,卻遠非前朝舊例可比。當日,紫禁城内高豎香案,懸挂龍旗,自東華門直貫乾清門數百餘丈。每三丈一案,置香燭、瓷器,都極其壯麗雄偉。世宗禦駕親自主持,陪伺其左右者乃是王守仁、陶仲文、王玘等一幹道門高手。

而孔德曾及其嫡長曾孫孔贽則被安置在頂戴孔子世遭冕旒,端坐主位,主持祭祀之禮。如此隆重的場合,贊頌孔子聖廟遙祖,以表明世宗崇道崇儒之意。同時,張位分奉旨監酌王欽若等諸位名道所撰修的《封禅道經》,專為讀誦,足見世宗對此次封禅大典用心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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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不但專門建造一座道觀,命名為"奉天宸極宮",安置所有祭器祀典之物,費用高達三十餘萬兩白銀。更有欽此的是,此規模已超過京城所有佛寺宮觀之總和。當日所用禮器亦皆嶄新打造,共耗銀三萬兩,當世空前。而禁止佛寺僧人一律不得在京城現身,違者重懲。

自此以後,每逢節令初度,朝廷便會遵照佛時舊例,在奉天宸極宮内舉行盛大的道教齋醮活動,規格遠超前朝,更無比費鈔。禦賜詩文、禦筆題匾,無不彰顯對道教的高度崇奉。連年如此,祀奉之盛,禮數之隆,實為古來罕有。

明人祖逖生前曾為官至内閣學士,他在《陶說》一書中如此記載:"陶仲文自充先天混元大道,專以道自命。累年不食葷菜,内有内監執掌内務。朝中大事,皆加詳定,雖盜賊酌軍之事,往往審理決斷。時主尊賢甚,僧佛蓬頭跣足粝食地面,而道士衣服美好,人事俱臨其前。"可見此時道教在朝中已達到了何等的高度和規格。

從此,道教法祖老子被尊為"太上老君",封号"道德天尊宗師"。五嶽諸山建立了數百座"五老宮",專供奉祀老子。世宗甚至指令文武百官都要遵從度命、請安等習俗,皆出自道教的種種規矩。足見,在此時的明朝朝野間,道教已達到了極其高超的地位,獨尊獨欽,無與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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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迷戀,道教融入朝政

縱觀嘉靖中後期,世宗對道教的迷戀已達瘋狂的地步,不僅在宮中建立專門管理道教事務的機構,更是将道學與國家大計緊密聯系起來,試圖以道教主導明朝的政治方向。

早在嘉靖三十二年,世宗便下旨于内閣,設立"道學館",專門聘請道門中人編修道書和主持道教法事。随着陶仲文等人的入主,道學館權力日漸擴大,成為一個僅次于内閣的特殊機構。

所有有關道教的政令都由道學館拟定,再由世宗親自核準。比如選拔道門中人的任免、道觀的設立與裁撤、道士的籍貫編制等,全部由道學館一手包辦。到了後期,連涉及内務也得經道學館同意。可謂是道教直接滲透到了國家的最高決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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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設立道學館,世宗更是頻頻诰谕文武百官,勒令他們遵守道教的各種規矩。比如每逢節假日,皆需備辦祭品請安;年屆六十而未曾"度命者",皆須依照道家的期頤儀軌進行"度命"等等,無不彰顯出世宗對道教的至高推崇。

早年,朝野之間對世宗的道教迷信頗多非議。然而到了中後期,在道學館和陶仲文的持續運作下,反對之聲漸漸低了下去。除了門生張璁等少數知識分子的抗辯外,其餘大臣無不唯命是從。

有識之士如鄭一進制便在上疏中直言不諱道:"陷于邪說,耽于怪術,賢愚不分,是非無别。"但世宗對他們的進谏置若罔聞,仍是不遺餘力地提攜道門,視若無上至寶。

在世宗的大力提攜下,道教在朝野漸漸取代了佛教的地位,遍地開花。不僅名門儒士如王守仁等擯棄程朱理學而皈依道門,就連一些文人雅士也紛紛投身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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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吳師孟、程曾佐等人,在世宗面前極盡谄媚之能事,竭力吹捧道教,以求封贈高官重職。而對于那些如耶律楚材等公開抨擊道教的臣子,世宗往往嚴加譴責,予以貶斥。

有一度,連布政使大臣都被道門中人直接幹預,出使的人選、任免的标準、賞罰的尺度,無不由道學館一手包辦。這在明朝政治史上可謂是前所未見的荒唐景象。

更有甚者,朝政大權幾乎盡數落入了道門中人手中。陶仲文、王玘等不僅可以直接關涉軍國大事,就連盜賊酌軍之事也往往要由他們審理決斷。而相較于陶氏的專橫跋扈,世宗反倒更加視若淵華。如此種種,可見道教對嘉靖朝政治的影響已達到了何等地步。

崇道漸極,禍亂頻生

嘉靖帝即位之初兼涉佛道,為何後期卻獨崇道教

随着世宗對道教的迷信達到了極緻,整個朝野對道門的崇奉也呈現日趨瘋狂的态勢。宦官和大臣們紛紛擁趸道門,試圖通過親近道士而擷取權力和利益。一時間,道士在朝野中的地位幾乎等同于皇帝。

太監們最先先擁趸了道門。在世宗對道教的推崇下,他們得以憑借親近道士而攫取更多的權力和利益。尤其是陶仲文的門生張璁,由于在陶氏面前出力甚多,獲封大同知府,從此在内廷中極盡跋扈之能事。

像是太監王錫、王璠等人,也都是借助擁戴道教而獲封太監領銜大臣。其它如蘇佩、裴佩、童鐘等人在張璁的提攜下,紛紛掌控京畿軍馬、戶部鈔庫的要職。

一時間,腰纏數萬金錢、佩戴寶珠珍寶的道士比比皆是。他們駕着華貴的轎輛,簇擁着十餘人的仆從,出入京師内喧阗嚣然,比肩文武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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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對道教不服氣的大臣們,紛紛遭到了道士的陷害和世宗的打擊。例如内閣大學士呂留良在對陶仲文的種種怪誕行為進行申斥後,便遭到世宗的譴責。徐渭等文人也因公開批評王玘的狂态而遭貶黜。

到了後期,朝臣們屢屢遭到道士的莫須有的誣陷。比如陶仲文誣陷大臣多有貪渎,欲圖宰殺。令世宗深信不疑,不得不嚴加懲處。刑期已滿的犯人亦被誣為怨家,遭到重新懲辦。

如此種種,不難看出官場上已徹底淪為道士的獰國亂朝。宦官權重,道士高高在上,超然于朝綱之外,真可謂是上下盡染怪風,士夫失節,颠倒黑白。

與此同時,朝野對道教的奉祀祭拜也到了瘋癫的地步。嘉靖三十六年,世宗下令凡有疾疫瘟癘之患發生,均須禦遣陶王兩路道士先行赴疫區祈禱禳災,然後才動員醫官為之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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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仲文等狂妄自大,不惜揚言所禱皆為确鑿,卻常有無能為力之時。每至如此,便诿诽之為"官病",要"薄祭為宰"。鄉民百姓紛紛被掐指一面,遭受瘡疫荼毒,禍不旋踵。

朝野混亂,百姓遭殃,宦官專權,世宗亦大快朵頤,隻顧追求長生不老之道,将國家大權盡數拱手相讓于道門,使得國政日漸荒廢,民不聊生。

有識之臣如劉珙等人雖極力進谏,試圖覺醒世宗,卻也無濟于事。就連元老大臣張位分,對于世宗的偏執行為亦是無可奈何,隻得做出一番沉痛的歎息:"奉世自隆,高踞萬乘!誰料一朝緣法歸空,陷溺圄囿。"可見嘉靖後期道教禍亂肆虐的慘狀。

結尾

最後,這種唯道是從的風氣,終于在萬曆年間被新任的明神宗所遏制,道教地位一落千丈,重新回到了它本來的模樣。不過這已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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