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紀初伯希和到中國西部探險，入境之前以及考察途中，都得到了清官員的幫助。伯希和在南京、無錫、上海、北京等地的學術調查，也發端于新疆官員、學者的啟示。對于伯希和在新疆考察及交往經曆，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伯希和和中國學者共同開創了敦煌學，他與中國學者保持長久的私人關系和深入交流是他學術成功的重要因素。
1906～1908年間，伯希和與測量師路易·瓦陽、攝影師努比埃爾一起，考察了新疆巴楚的托乎孜薩萊 、庫車的克孜爾石窟、庫木吐喇石窟、都勒都爾阿乎爾、蘇巴什，然後經烏魯木齊前往敦煌，從敦煌藏經洞中攫取到大量的寫本文書，伯希和以其豐富的知識，獲得了大量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文獻和文物材料，使得法國收藏的西域和敦煌文獻和文物成為此後百年來各方面學者探讨的熱點。
然而，伯希和在考察之後，沒有像斯坦因那樣寫出詳盡的考古報告，而是僅撰數篇簡要行記與報導（包括給法國地理學會會長塞納的書信）。雖然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法國學者韓百詩等依據伯希和的筆記整理出版了《伯希和探險隊考古叢刊》（Mission Paul Pelliot.Documents Archéologiques），最近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又編輯岀版了伯希和的考察行記，[1]但我們對他的考察細節尚有不少不甚了然之處。近年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公布了一批有關外國探險隊的檔案資料，大陸學者整理出版了清末民初學者的日記、筆記、文集，加之我們有幸見到的吉美博物館所藏中國學者寫給伯希和的信件等資料，今天我們可以比較詳細地了解伯希和中國之行當中與中國官府和學者之間的交往情形。我們發現伯希和具備漢語優勢，并有中國的生活經驗，他比一般的西方探險家更容易得到中國官員的信任和好感。他與中國學者的學術交往尤為深入，超越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到中國西部探險的所有探險家或漢學家。他不僅重視古代中國文獻，而且重視當時中國學者的著作。這些特征都是其他探險家所不具備的，進而可以看出中國官方和學者對伯希和的态度。
伯希和與中國官員的交往
1.入境前與中國官員的交往
最近發表的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1906年7月17日）清朝駐法大臣劉式訓的公文，全文如下：
據法京亞洲會函稱，奉政府資助，派文學士伯希和前往貴國西北一帶訪古代遺迹，搜拓碑［碣］，［以］資考證。同伴二人，一醫師魏良，一藝師紐爾德，于西［曆］六月十五号自法起程，由歐洲北境至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哈密及蘭州、西安、太原、大同等府。查伯希和系曆史家，通曉漢文，積學好古，雅負時望，請轉行保護。[2]
這是作為清朝欽差出使日葡法國大臣的劉式訓接到法國亞洲學會（即上文所雲“亞洲會”）的信函之後給清朝外務部的公文。[3]劉式訓不僅通過清朝的外務部給新疆當局發出公文，介紹伯希和并請求為其探險提供保護之外，還給時任新疆巡撫的聯魁寫了私人信件，提出了同樣的要求。聯魁根據外務部的公文，并應劉式訓的請求，給所屬各府縣下發了劄文，為伯希和在新疆的探險提供便利并予以保護。伯希和曾說：“我們在那裡（烏魯木齊）享受到了該省（新疆）當局的熱烈歡迎和高度信任，以緻俄羅斯駐烏魯木齊領事館的主持人也忍不住對此表示驚訝。”[4]我們認為，伯希和所享受到的待遇，和清朝駐法大使劉式訓的來信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
除了劉式訓之外，伯希和在為考察做準備期間，可能也向當時清朝派往外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之一李盛铎請求幫忙，在伯希和檔案中有一張李盛铎名片，上書“大清國欽差出使考察政治大臣李盛铎”[5]。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伯希和為中國探險之行進行了全面、細緻的公關活動。
2.探險途中中國官員給予伯希和的幫助
伯希和探險沿路的中國官員為他們提供了幫助和保護，這一方面要歸功于伯希和的漢語能力和公關手腕，一方面也是中國官員按照國際條約給予他們的待遇。下面我們分類陳述伯希和探險隊1906～1908年間在新疆、甘肅各地得到的中國官員的幫助與保護。
（1）發給護照和過境公文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905年10月13日）由法國駐華大使呂班（G.Dubail）向清朝外務部提請發給伯希和探險隊一行三人護照，[6]這份護照如今仍然儲存在吉美博物館的檔案館中。這份護照給伯希和探險帶來了很多便利，當伯希和探險隊分為多路行進時，例如，伯希和等人從焉耆至迪化時即分兩路行進，一路由伯希和帶領，經吐魯番去往迪化，另一路由瓦陽帶領，經托克遜前往迪化。此時，護照由伯希和攜帶，而瓦陽一路則無護照可用。[7]是以伯希和等人需要多份護照，以便分路行進時能夠及時獲得當地政府的照顧和保護。當他們從烏魯木齊出發，分頭前往吐魯番時，向新疆按察使榮霈申辦了三份護照，榮霈予以準許。當伯希和一行分路行進至吐魯番後，吐魯番廳同知曾炳熿将收繳榮霈新發的三份護照，交還外務部原發護照的情況一一報告榮霈。[8]
（2）提供武裝保護和向導 清朝關于伯希和的檔案中經常看到官員上報護送伯希和探險隊的檔案，或雲會同營勇、營兵護送，或雲派差保護，[9]等等。伯希和探險隊從喀什噶爾到裕勒都斯河及特克斯河（Tèkès）流域，以及他從庫車以北偏東的方向翻越天山，都因為中國官員派給他們最好的向導，是以成功翻越。
（3）兌換貨币 伯希和回憶新疆探險時說道：“我們于1907年10月間便滞留于新疆的行政和文化首府烏魯木齊。出于某些不為我們的意願為轉移的形勢，特别是為兌換我們的貨币，使我們在那裡耽擱了近三個月。”[10]我們在伯希和檔案中發現一紙新疆當局的公文，恰好說到伯希和兌換貨币事：
迪王藩台、榮臬台鑒：駐俄領事官索格福
交到法國人彙兌洋銀四千六百一十五兩三錢八分，
以七錢六分九厘貳毫三絲串合湘平銀乙兩，共合湘平
銀六千兩，請由冬饷内如數撥給，已電饬敝處
饷員。英阿齊印。[11]
伯希和一行的經費是交由俄國方面，然後兌換成中國銀元的。據吉美博物館所藏伯希和檔案中的彙款票據分析，探險隊兌換貨币正是通過華俄道勝銀行塔城分行辦理的。[12]
（4）傳遞信件 在中國境内，伯希和探險隊的信件、包裹都是由新疆當地官方機構通過郵路送達。1907年年底，新疆按察使榮霈收到喀什道咨送的“法國遊曆伯希和包封一個，俄領事洋信一件”，轉交伯希和，并于同年12月3日發文告知喀什道。[13]現在，伯希和檔案中還保留着一件從喀什寄出、經由庫車并逐站傳遞的信件原封。[14]
（5）提供資訊（書籍、地圖、相關知識） 伯希和探險隊所經之處，中國官員提供了很多相關資訊，包括借閱史地書籍、贈送地圖，以及其他風俗民情等知識。伯希和得到書籍、地圖和相關資訊最為集中的是在烏魯木齊。他從新疆布政使王樹枏處借閱《輿地圖記》二冊，[15]向委署焉耆府知府張銑借閱《新唐書》二本、《秦州新志》十六本、《蘭州府志》八本、《敦煌縣志》四本、《國朝史略》四本、《滿洲旅行記》二本，[16]向彭英甲借閱志書二本。[17]裴景福和宋伯魯分别将未刊手稿《河海昆侖錄》（裴氏著作），《西轅瑣記》、《還讀齋雜述》（以上宋氏著作）借給伯希和浏覽，伯希和從中摘抄了很多關于西域史地以及書畫鑒賞的内容。[18]
吐魯番廳同知曾炳熿贈給伯希和一幅《新疆吐魯番廳輿地圖》，并寫下了一段識語，對吐魯番的地理位置、山河走向、行政區劃都作了介紹，同時還将正在撰寫的《新疆吐魯番廳鄉土志》借給伯希和。[19]恩光也曾許諾送給伯希和一份繪制不太精确的地圖。[20]
（6）中國官員告知敦煌發現藏經洞的消息、贈送敦煌寫本伯希和說道：“從我們離開巴黎那天起，敦煌就已經被确定為我們旅行的大站之一。大家通過普熱瓦爾斯基（Prjévalskii）、科雷特納（Kreitnet）和博安（Bonin），已經知道在敦煌城東南約20公裡處，有很大一片石窟群，被稱為沙州‘千佛洞’，修造年代不明，但人們知道洞内覆寫的壁畫未遭伊斯蘭教徒損壞。我當時就決心要對它們進行研究。”[21]
最初，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905年10月13日）由法國駐華大使呂班送出清朝外務部請求護照的信函中指出，伯希和探險隊計劃的路線是“取道俄境薩末鞬路入新疆龜茲、蒲昌海、沙州等處赴京”，這表明伯希和的确是一開始就将敦煌作為探險的目的地之一。當然，在探險途中聽說敦煌莫高窟出土大量中古寫本，尤其是在烏魯木齊接受載瀾、在安西接受恩光贈送的敦煌文書之後，更加堅定了伯希和前往敦煌一探究竟的決心。
關于恩光贈送伯希和一卷敦煌寫本，最早見于伯希和本人的旅行日記。後來伯希和來到北京向中國學者也提到了這件事，是以羅振玉、恽毓鼎等人都有相同的記錄。[22]伯希和進入藏經洞的當天就給亞洲學會會長塞納（Emile Sénart）寫了信，報告他在藏經洞的發現。此外，伯希和沒有忘記最早向他提供敦煌出土大量古代寫本的資訊并贈送敦煌寫本的載瀾，也同時緻信載瀾，說明了他在敦煌的收獲，這是報答載瀾的恩惠。載瀾收到此信後，也于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十二日（1908年9月7日）給伯希和回信，[23]載瀾雖然不是學者，但是他對于伯希和敦煌之行意義的估量卻十分精準，此後不僅伯希和開始了對敦煌寫本和壁畫的研究，也帶動了全世界的敦煌學研究。
伯希和的西域探險與中國學者
1.伯希和與中國學者對于敦煌藏經洞及其藏品的最初認識
吉美博物館檔案中名為“伯希和考察1906至1909”第六盒（Fond Pelliot，Pmi6）中，有伯希和手抄的裴景福《河海昆侖錄》片段。又據伯希和《旅途行記1906－1908》中記述，在1907年12月30日伯希和面見吐魯番官員曾炳熿時，談及曾氏所撰《新疆吐魯番廳鄉土志》，伯希和在此指出該書與裴氏《河海昆侖錄》對坎兒井的認識犯了同樣的錯誤。[24]這些都是伯希和在到達敦煌之前閱讀并研究過裴著的例證。
此外，伯希和與裴景福還曾就《河海昆侖錄》所記載的敦煌寫本和繪畫的年代問題進行過認真的讨論。伯希和回憶起裴景福早先對他講述所見葉昌熾收藏的寫本繪畫時那些推斷和初步的論證，情不自禁地拿裴氏的觀點與手中的真迹互相印證，我們能在伯希和寫給塞納—馬恩省的信中覺察到他這種不經意的流露：“這位大收藏家聲稱寫本肯定應上溯到唐代。”[25]
關于敦煌繪畫，伯希和在藏經洞中閱覽到更多的畫卷之後雲：“（裴景福）認為這些繪畫不會早于明代。他錯了。這些繪畫往往是普通的宗教畫片，僅有圖像價值。裴景福先生沒有在其中發現古代大師們作品中慣有的那種創作素質與繪畫水準，此外，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卷子，色澤罕有的鮮豔，足以解釋這些（導緻了）一位行家的失誤。但這一錯誤是毋庸置疑的，繪畫與寫本屬同一時代。我攜獲一定數量的繪畫，絹本、紙本、麻本和一種罕見着色膠漆的一兩樣。筆法與其說是畫師所為不如說是畫匠的，很明顯，名家名作決不會流至甘肅。”[26]我們回頭來看裴景福的《河海昆侖錄》，他在品評葉昌熾所獲敦煌繪畫時說：“佛像立幅用絹，紅綠燦然，俗匠所繪，不如書經之古。”[27]裴氏沒有确切記錄所見葉氏所藏敦煌畫卷的題名或者内容，葉昌熾的日記則記載自己出示“佛像三幀”請裴景福鑒賞時的細節。這三幅佛教繪畫葉氏的日記中都曾著錄過，其中《水月觀音圖》有乾德紀年，無疑是宋代所繪；葉氏認為無年款的《地藏菩薩圖》為唐代所繪，《水陸道場圖》則斷定最早為明代作品；而裴景福則籠統地說“不若書經之古”，葉昌熾也說裴景福對這三幀佛像“不甚許可”[28]，但沒有記錄裴氏曾對佛像有過具體年代的判斷。裴景福無疑與葉昌熾讨論過繪畫的年代問題，也曾聆聽過葉氏對于三幅繪畫的具體意見，并且将此結論告訴伯希和。伯希和對于其中某幅繪畫最早繪于明代的結論記憶十分深刻，并将這個結論當作裴景福對于全部敦煌繪畫的斷代。當伯希和進入藏經洞親眼看到所出繪畫的時候，他指出裴景福的結論明顯有誤。鑒于裴景福《河海昆侖錄》上并無葉氏藏畫不早于明代的記錄，故筆者推斷肯定是裴景福曾與伯希和當面讨論時所說，而非是伯希和閱讀《河海昆侖錄》原稿後的記憶。
敦煌寫本為唐代寫本的觀點，裴景福在《河海昆侖錄》中确有提及，這是1906年與葉昌熾見面後記下的，他從字型、卷幅形制、紙張質地等方面作出鑒定，斷定所見寫經為唐代寫本；而葉昌熾于1903年得到這些寫本之後已經判斷為唐代寫本，與裴氏相同。葉氏所獲的敦煌佛經寫本主要是1903～1904年敦煌知縣汪宗翰和敦煌人王宗海贈送的，葉氏《緣督廬日記》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903年12月30日）定為唐寫本。[29]稍後葉氏修訂《語石》時也有同樣的論斷。[30]葉氏希望這位大收藏家裴景福能夠肯定自己的結論，是以當1906年兩人見面時專門請裴氏鑒定這些敦煌寫本。
藏經洞的性質、封閉原因及封閉的确切時間等也是裴景福與伯希和共同關注的問題。伯希和在通讀了幾乎所有藏卷之後，立即作出了明确的判斷：“關于此點無可置疑，其漢文文書所題的最後幾個年号是宋代初期太平興國（976～983）和至道（995～997）年間。即認為宋代初年，西夏入侵敦煌，當地僧侶為使佛教聖典免遭兵燹而把經卷移至千佛洞封藏。稍晚，1909年伯希和與中國學者在北京會面時，曾經發表這一論斷，中國學者亦予以轉述。伯希和的一立論成為敦煌學史上有關藏經洞封閉的最早論述和重要學術研究成果。
然而，1906年裴景福已據他看到的葉昌熾所藏敦煌寫本和繪畫對藏經洞封閉年代作出了推斷。裴景福所定封閉時間為宋代初年，原因為伊斯蘭教勢力到達敦煌，佛教經典遂遭廢棄而被封閉。可見，裴景福比伯希和更早判斷出藏經洞封閉于宋初，而且很有可能對伯希和能夠盡快得出結論起到提示或者參照作用。其次，西夏國亦秉奉佛教，其征服對佛寺宗廟應不會造成沖擊，藏經洞的封閉理當與西夏入侵無關；而裴景福從佛教與伊斯蘭教的沖突上立論，在邏輯上更可取。從今天根據更多的材料來看這個問題的，裴景福的觀點比伯希和更接近事實。[31]
2.伯希和與南京學者的交流
伯希和從安肅道道員廷棟那裡獲知端方新購得大量甯波範氏天一閣藏書樓中的珍本，建立了圖書館，是以決定去南京拜訪端方并參觀江南圖書館和端方的古器物收藏。[32]同時，伯希和通過法國駐華大使巴斯德（Edmond Bapst）事先聯絡時任兩江總督的端方，請求前往拍攝端方收藏的古器物。1908年11月3日端方緻法國駐華大使巴斯德書答應了這個請求：
徑複者：接誦瑤函，備承绮注，燕雲在望，結想為勞。承示有貴國博士伯希和君拟來敝處觀覽古器，本大臣極所歡迎。一俟伯博士贲臨，自當移勢接見，盡出所藏，以供考索，藉副貴大臣介紹之殷懷。其同行兩友，自必皆好古博雅之士，亦當優為款接，願得品評也。專椷奉複，順頌台祺。名另具十月初十日。[33]
1908年11月伯希和在南京受到端方的接待，同時參觀了正在興建的江南圖書館，與圖書館總辦缪荃孫、坐辦陳慶年等中國學者談及他在敦煌探險的收獲。伯希和最初見到缪荃孫是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缪氏日記雲：“法人伯希和來，能中國語言，并知書，中國人罕能及者，異哉。”[34]次日缪荃孫回訪伯希和，“送文集乙部，碑目、續碑傳集各一部”[35]。十月廿五日（11月18日），伯希和來到江南圖書館看書，與缪荃孫、陳慶年談及敦煌探險的收獲，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得知伯希和敦煌探險的詳情。
數月之後，1909年6月間，伯希和北上途經南京，再次與端方會晤，缪荃孫日記雲：“晚，匋帥招陪伯希和，王孝禹、章式之、況夔生、景樸孫、劉笙叔、陳善餘同席。”[36]這次南京之行，伯希和向中國學者出示所獲敦煌寫本，端方及中國學者對此極感興趣。伯希和說：“在此期間，有關我們在敦煌大發現的流言蜚語在中國學者之間廣泛流傳。端方總督向我們借去了我們最珍貴的文書之一，如同任何國家的收藏家一樣，他對于放棄已經掌握到手中的東西，也感到遺憾。6個星期以後，他才退還給了我。”[37]這件珍貴的文書就是《西州志》（《西州圖經》），端方拍攝了這件重要寫本。稍晚，陳慶年獲得部分旅行日記的中文譯本，曾借缪荃孫浏覽。缪氏日記雲：“〔己酉年六月〕卅日（1909年8月15日）……陳善餘來，以翻譯法〔伯〕希和日記見視，挑燈讀之，亦無甚奇異。”[38]伯希和傳回法國之後，缪荃孫不忘伯氏囑托，抄呈《島夷志略》，并附一信：“伯先生經席：盼君數月，行何忽遽，不獲多聆雅教，怅怅！囑鈔《島夷志略》并新印小叢書呈上，乞正。《沙州志》務望鈔示，即以闆行。此請著安。弟缪荃孫頓首。”[39]伯希和也沒有食言，他不斷寄來敦煌寫本的照片，供中國學者研究。
結論
伯希和在獲得敦煌藏經洞文獻之始，以及後來的考察途中，就對他所認為比較重要的敦煌文獻加以研究。在把這些文獻出示給中國學者以後，當然會和中國學者讨論這些文獻的内容。是以，在伯希和最早期的敦煌文獻研究中，包含着一些中國學者的見解；同樣，中國學者最早的敦煌寫本研究，除了得自伯希和的展示外，也有些看法可能來自伯希和的談話。由于那個時代沒有嚴格的學術規範，而早期的岀版物的發表時間也不是非常準确，是以在某些問題上，見解的得出誰先誰後，現在很難判斷。這也正可以說，伯希和與中國學者有關敦煌文獻的研究，是最早發表的一批敦煌學成果。換句話說，伯希和與中國學者共同開創了世界意義的敦煌學研究。
伯希和以新疆探險為媒介，從上層官員入手，終于得以結交新疆與中原的重要官吏及部分有“新史學”傾向的學者，又以此為起點，進而得以與新興的中國學術機構和學者長期交流。
附注：此文承蒙榮新江老師指正，謹緻謝忱！
注釋
[1] Paul Pelliot，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Paris：Les Indes savantes，2008.又伯希和著；耿昇譯：《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1906—1908）》，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年。
[2] 轉引自1906年9月9日聯魁就伯希和等人赴新疆遊曆及入出境日期事給迪化府的劄文，見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日本佛教大學尼雅遺址學術研究機構編：《外國探險家新疆考古檔案史料》(Modern Historical Material about Foreign Explorers in Xinjiang)，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06年，第258頁。
[3] 按，日即日斯巴尼亞，今西班牙。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出使各國大臣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第3044～3047頁。
[4] Paul Pelliot，“Trois ans dans la Haute Asie”，Conférence de M.Paul Pelliot au grand amphithéâtre de la Sorbonne，10 décembre 1909，Asie française，1910，p.10.
[5] Fonds Pelliot，Carton 3，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
[6] Paul Pelliot，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Planche V.
[7] 《外國探險家新疆考古檔案史料》，第263～264頁。
[8] 《外國探險家新疆考古檔案史料》，第268～269頁。
[9] Fond Pelliot (Pmi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
[10] Paul Pelliot，Trois ans dans la Haute Asie，p.10.
[11] 《英阿齊緻聯魁、榮霈書》，Fonds Pelliot，Carton 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
[12] 此條蒙張廣達先生提示，謹志謝忱！
[13] 《外國探險家新疆考古檔案史料》，第266頁。
[14] Fonds Pelliot，Carton 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
[15] 《王樹枏緻伯希和書（1907年12月26日）》，Fonds Pelliot，Carton 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
[16] 《張銑緻伯希和書》，Fonds Pelliot，Carton 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
[17] 《彭英甲緻伯希和書》，Fonds Pelliot，Carton 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
[18] Fonds Pelliot，Carton 6，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
[19] Paul Pelliot，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p.211，planche VI.
[20] Paul Pelliot，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p.254-255.
[21] Paul Pelliot，Trois ans dans la Haute Asie，p.13.
[22] 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東方雜志》第6卷10期，上海，1909年9月，第42頁。恽毓鼎：《恽毓鼎澄齋日記》，史曉風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第453頁。
[23] 《載瀾緻伯希和書（1908年9月7日）》，Fonds Pelliot，Carton 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載瀾稱伯希和為“履中”，正好與伯氏漢文名字“希和”對應，當是伯希和進入新疆之後漢族官紳按照中國風俗為他所取的字，以便稱謂，甚或就是載瀾所取也未可知。此點承蒙張廣達先生教示，謹緻謝忱！
[24] Paul Pelliot，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p.211.
[25] Paul Pelliot，“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n”，Bulletin de lʾEcole Française dʾExtrême-Orient，VIII.3-4，1908，p.527.
[26] Paul Pelliot，“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n”，p.527.
[27] 裴景福：《河海昆侖錄》卷二，迪化官報書局，清宣統元年（1909），《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初編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公司，1967年，第205～206頁。
[28]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初編影印本，第5100～5101頁。
[29]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85頁。
[30] 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卷一，中華書局，1994年，第54頁。
[31] Rong Xinjiang，“The Nature of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and the Reasons of Its Sealing”(tr.By Valerie Hansen)，Cahiers d’Extreme-Asie，11 (Nouvelles etudes de Dunhuang)，ed.J.-P.Drège，Paris/Kyoto 1999-2000，pp.247-275.
[32] Paul Pelliot，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p.311.日記此處内容記載有誤，端方購得大量珍本并非來自“甯波範家天一閣藏書樓”（La bibliothèque de la famille Fan de Ning-Po），而是丁氏八千卷樓。
[33] 《端方緻巴斯德書（1908年11月3日）》，Fonds Pelliot，Carton 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信封收信人為“大法國欽差大臣巴大人”，按，巴大人即法國駐華大使巴斯德，見《清季中外使領年表》，第39頁。寄信人處署“南京督署椷”，且信封内有端方名片，故知此信為端方所寄。
[34] 缪荃孫：《藝風老人日記》，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2117頁。
[35] 缪荃孫：《藝風老人日記》，第2117頁。
[36] 缪荃孫：《藝風老人日記》，第2176頁。按，王孝禹即書畫家王瓘，章式之即版本目錄學家章钰，況夔生即詞人況周頤，景樸孫即藏書家景賢，劉笙叔即經學家劉師培，陳善餘即史學家陳慶年。
[37] Paul Pelliot，Trois ans dans la Haute Asie，p.15.
[38] 缪荃孫：《藝風老人日記》，第2196頁。
[39] 《缪荃孫緻伯希和書》，Fonds Pelliot，Carton 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參考徐俊：《伯希和劫經早期傳播史事雜考——羅振玉題跋〈鳴沙石室秘笈景本〉及其他》，黃正建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敦煌學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讨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6～59頁；修訂本又刊《鳴沙習學集》，中華書局，2017年，第469～489頁。
作者機關：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來源：《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