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初伯希和到中国西部探险，入境之前以及考察途中，都得到了清官员的帮助。伯希和在南京、无锡、上海、北京等地的学术调查，也发端于新疆官员、学者的启示。对于伯希和在新疆考察及交往经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伯希和和中国学者共同开创了敦煌学，他与中国学者保持长久的私人关系和深入交流是他学术成功的重要因素。
1906～1908年间，伯希和与测量师路易·瓦阳、摄影师努比埃尔一起，考察了新疆巴楚的托乎孜萨莱 、库车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都勒都尔阿乎尔、苏巴什，然后经乌鲁木齐前往敦煌，从敦煌藏经洞中攫取到大量的写本文书，伯希和以其丰富的知识，获得了大量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献和文物材料，使得法国收藏的西域和敦煌文献和文物成为此后百年来各方面学者探讨的热点。
然而，伯希和在考察之后，没有像斯坦因那样写出详尽的考古报告，而是仅撰数篇简要行记与报导（包括给法国地理学会会长塞纳的书信）。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韩百诗等依据伯希和的笔记整理出版了《伯希和探险队考古丛刊》（Mission Paul Pelliot.Documents Archéologiques），最近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又编辑岀版了伯希和的考察行记，[1]但我们对他的考察细节尚有不少不甚了然之处。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公布了一批有关外国探险队的档案资料，大陆学者整理出版了清末民初学者的日记、笔记、文集，加之我们有幸见到的吉美博物馆所藏中国学者写给伯希和的信件等资料，今天我们可以比较详细地了解伯希和中国之行当中与中国官府和学者之间的交往情形。我们发现伯希和具备汉语优势，并有中国的生活经验，他比一般的西方探险家更容易得到中国官员的信任和好感。他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往尤为深入，超越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到中国西部探险的所有探险家或汉学家。他不仅重视古代中国文献，而且重视当时中国学者的著作。这些特征都是其他探险家所不具备的，从而可以看出中国官方和学者对伯希和的态度。
伯希和与中国官员的交往
1.入境前与中国官员的交往
最近发表的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1906年7月17日）清朝驻法大臣刘式训的公文，全文如下：
据法京亚洲会函称，奉政府资助，派文学士伯希和前往贵国西北一带访古代遗迹，搜拓碑［碣］，［以］资考证。同伴二人，一医师魏良，一艺师纽尔德，于西［历］六月十五号自法起程，由欧洲北境至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哈密及兰州、西安、太原、大同等府。查伯希和系历史家，通晓汉文，积学好古，雅负时望，请转行保护。[2]
这是作为清朝钦差出使日葡法国大臣的刘式训接到法国亚洲学会（即上文所云“亚洲会”）的信函之后给清朝外务部的公文。[3]刘式训不仅通过清朝的外务部给新疆当局发出公文，介绍伯希和并请求为其探险提供保护之外，还给时任新疆巡抚的联魁写了私人信件，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联魁根据外务部的公文，并应刘式训的请求，给所属各府县下发了札文，为伯希和在新疆的探险提供便利并予以保护。伯希和曾说：“我们在那里（乌鲁木齐）享受到了该省（新疆）当局的热烈欢迎和高度信任，以致俄罗斯驻乌鲁木齐领事馆的主持人也忍不住对此表示惊讶。”[4]我们认为，伯希和所享受到的待遇，和清朝驻法大使刘式训的来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除了刘式训之外，伯希和在为考察做准备期间，可能也向当时清朝派往外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李盛铎请求帮忙，在伯希和档案中有一张李盛铎名片，上书“大清国钦差出使考察政治大臣李盛铎”[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伯希和为中国探险之行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公关活动。
2.探险途中中国官员给予伯希和的帮助
伯希和探险沿路的中国官员为他们提供了帮助和保护，这一方面要归功于伯希和的汉语能力和公关手腕，一方面也是中国官员按照国际条约给予他们的待遇。下面我们分类陈述伯希和探险队1906～1908年间在新疆、甘肃各地得到的中国官员的帮助与保护。
（1）发给护照和过境公文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905年10月13日）由法国驻华大使吕班（G.Dubail）向清朝外务部提请发给伯希和探险队一行三人护照，[6]这份护照如今仍然保存在吉美博物馆的档案馆中。这份护照给伯希和探险带来了很多便利，当伯希和探险队分为多路行进时，例如，伯希和等人从焉耆至迪化时即分两路行进，一路由伯希和带领，经吐鲁番去往迪化，另一路由瓦阳带领，经托克逊前往迪化。此时，护照由伯希和携带，而瓦阳一路则无护照可用。[7]所以伯希和等人需要多份护照，以便分路行进时能够及时获得当地政府的照顾和保护。当他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分头前往吐鲁番时，向新疆按察使荣霈申办了三份护照，荣霈予以批准。当伯希和一行分路行进至吐鲁番后，吐鲁番厅同知曾炳熿将收缴荣霈新发的三份护照，交还外务部原发护照的情况一一报告荣霈。[8]
（2）提供武装保护和向导 清朝关于伯希和的档案中经常看到官员上报护送伯希和探险队的档案，或云会同营勇、营兵护送，或云派差保护，[9]等等。伯希和探险队从喀什噶尔到裕勒都斯河及特克斯河（Tèkès）流域，以及他从库车以北偏东的方向翻越天山，都因为中国官员派给他们最好的向导，所以成功翻越。
（3）兑换货币 伯希和回忆新疆探险时说道：“我们于1907年10月间便滞留于新疆的行政和文化首府乌鲁木齐。出于某些不为我们的意愿为转移的形势，特别是为兑换我们的货币，使我们在那里耽搁了近三个月。”[10]我们在伯希和档案中发现一纸新疆当局的公文，恰好说到伯希和兑换货币事：
迪王藩台、荣臬台鉴：驻俄领事官索格福
交到法国人汇兑洋银四千六百一十五两三钱八分，
以七钱六分九厘贰毫三丝串合湘平银乙两，共合湘平
银六千两，请由冬饷内如数拨给，已电饬敝处
饷员。英阿齐印。[11]
伯希和一行的经费是交由俄国方面，然后兑换成中国银元的。据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档案中的汇款票据分析，探险队兑换货币正是通过华俄道胜银行塔城分行办理的。[12]
（4）传递信件 在中国境内，伯希和探险队的信件、包裹都是由新疆当地官方机构通过邮路送达。1907年年底，新疆按察使荣霈收到喀什道咨送的“法国游历伯希和包封一个，俄领事洋信一件”，转交伯希和，并于同年12月3日发文告知喀什道。[13]现在，伯希和档案中还保留着一件从喀什寄出、经由库车并逐站传递的信件原封。[14]
（5）提供信息（书籍、地图、相关知识） 伯希和探险队所经之处，中国官员提供了很多相关信息，包括借阅史地书籍、赠送地图，以及其他风俗民情等知识。伯希和得到书籍、地图和相关信息最为集中的是在乌鲁木齐。他从新疆布政使王树枏处借阅《舆地图记》二册，[15]向委署焉耆府知府张铣借阅《新唐书》二本、《秦州新志》十六本、《兰州府志》八本、《敦煌县志》四本、《国朝史略》四本、《满洲旅行记》二本，[16]向彭英甲借阅志书二本。[17]裴景福和宋伯鲁分别将未刊手稿《河海昆仑录》（裴氏著作），《西辕琐记》、《还读斋杂述》（以上宋氏著作）借给伯希和浏览，伯希和从中摘抄了很多关于西域史地以及书画鉴赏的内容。[18]
吐鲁番厅同知曾炳熿赠给伯希和一幅《新疆吐鲁番厅舆地图》，并写下了一段识语，对吐鲁番的地理位置、山河走向、行政区划都作了介绍，同时还将正在撰写的《新疆吐鲁番厅乡土志》借给伯希和。[19]恩光也曾许诺送给伯希和一份绘制不太精确的地图。[20]
（6）中国官员告知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赠送敦煌写本伯希和说道：“从我们离开巴黎那天起，敦煌就已经被确定为我们旅行的大站之一。大家通过普热瓦尔斯基（Prjévalskii）、科雷特纳（Kreitnet）和博安（Bonin），已经知道在敦煌城东南约20公里处，有很大一片石窟群，被称为沙州‘千佛洞’，修造年代不明，但人们知道洞内覆盖的壁画未遭伊斯兰教徒损坏。我当时就决心要对它们进行研究。”[21]
最初，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905年10月13日）由法国驻华大使吕班提交清朝外务部请求护照的信函中指出，伯希和探险队计划的路线是“取道俄境萨末鞬路入新疆龟兹、蒲昌海、沙州等处赴京”，这表明伯希和的确是一开始就将敦煌作为探险的目的地之一。当然，在探险途中听说敦煌莫高窟出土大量中古写本，尤其是在乌鲁木齐接受载澜、在安西接受恩光赠送的敦煌文书之后，更加坚定了伯希和前往敦煌一探究竟的决心。
关于恩光赠送伯希和一卷敦煌写本，最早见于伯希和本人的旅行日记。后来伯希和来到北京向中国学者也提到了这件事，所以罗振玉、恽毓鼎等人都有相同的记录。[22]伯希和进入藏经洞的当天就给亚洲学会会长塞纳（Emile Sénart）写了信，报告他在藏经洞的发现。此外，伯希和没有忘记最早向他提供敦煌出土大量古代写本的信息并赠送敦煌写本的载澜，也同时致信载澜，说明了他在敦煌的收获，这是报答载澜的恩惠。载澜收到此信后，也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二日（1908年9月7日）给伯希和回信，[23]载澜虽然不是学者，但是他对于伯希和敦煌之行意义的估量却十分精准，此后不仅伯希和开始了对敦煌写本和壁画的研究，也带动了全世界的敦煌学研究。
伯希和的西域探险与中国学者
1.伯希和与中国学者对于敦煌藏经洞及其藏品的最初认识
吉美博物馆档案中名为“伯希和考察1906至1909”第六盒（Fond Pelliot，Pmi6）中，有伯希和手抄的裴景福《河海昆仑录》片段。又据伯希和《旅途行记1906－1908》中记述，在1907年12月30日伯希和面见吐鲁番官员曾炳熿时，谈及曾氏所撰《新疆吐鲁番厅乡土志》，伯希和在此指出该书与裴氏《河海昆仑录》对坎儿井的认识犯了同样的错误。[24]这些都是伯希和在到达敦煌之前阅读并研究过裴著的例证。
此外，伯希和与裴景福还曾就《河海昆仑录》所记载的敦煌写本和绘画的年代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伯希和回忆起裴景福早先对他讲述所见叶昌炽收藏的写本绘画时那些推断和初步的论证，情不自禁地拿裴氏的观点与手中的真迹相互印证，我们能在伯希和写给塞纳—马恩省的信中觉察到他这种不经意的流露：“这位大收藏家声称写本肯定应上溯到唐代。”[25]
关于敦煌绘画，伯希和在藏经洞中阅览到更多的画卷之后云：“（裴景福）认为这些绘画不会早于明代。他错了。这些绘画往往是普通的宗教画片，仅有图像价值。裴景福先生没有在其中发现古代大师们作品中惯有的那种创作素质与绘画水平，此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卷子，色泽罕有的鲜艳，足以解释这些（导致了）一位行家的失误。但这一错误是毋庸置疑的，绘画与写本属同一时代。我携获一定数量的绘画，绢本、纸本、麻本和一种罕见着色胶漆的一两样。笔法与其说是画师所为不如说是画匠的，很明显，名家名作决不会流至甘肃。”[26]我们回头来看裴景福的《河海昆仑录》，他在品评叶昌炽所获敦煌绘画时说：“佛像立幅用绢，红绿灿然，俗匠所绘，不如书经之古。”[27]裴氏没有确切记录所见叶氏所藏敦煌画卷的题名或者内容，叶昌炽的日记则记载自己出示“佛像三帧”请裴景福鉴赏时的细节。这三幅佛教绘画叶氏的日记中都曾著录过，其中《水月观音图》有乾德纪年，无疑是宋代所绘；叶氏认为无年款的《地藏菩萨图》为唐代所绘，《水陆道场图》则断定最早为明代作品；而裴景福则笼统地说“不若书经之古”，叶昌炽也说裴景福对这三帧佛像“不甚许可”[28]，但没有记录裴氏曾对佛像有过具体年代的判断。裴景福无疑与叶昌炽讨论过绘画的年代问题，也曾聆听过叶氏对于三幅绘画的具体意见，并且将此结论告诉伯希和。伯希和对于其中某幅绘画最早绘于明代的结论记忆十分深刻，并将这个结论当作裴景福对于全部敦煌绘画的断代。当伯希和进入藏经洞亲眼看到所出绘画的时候，他指出裴景福的结论明显有误。鉴于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上并无叶氏藏画不早于明代的记录，故笔者推断肯定是裴景福曾与伯希和当面讨论时所说，而非是伯希和阅读《河海昆仑录》原稿后的记忆。
敦煌写本为唐代写本的观点，裴景福在《河海昆仑录》中确有提及，这是1906年与叶昌炽见面后记下的，他从字体、卷幅形制、纸张质地等方面作出鉴定，断定所见写经为唐代写本；而叶昌炽于1903年得到这些写本之后已经判断为唐代写本，与裴氏相同。叶氏所获的敦煌佛经写本主要是1903～1904年敦煌知县汪宗翰和敦煌人王宗海赠送的，叶氏《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903年12月30日）定为唐写本。[29]稍后叶氏修订《语石》时也有同样的论断。[30]叶氏希望这位大收藏家裴景福能够肯定自己的结论，所以当1906年两人见面时专门请裴氏鉴定这些敦煌写本。
藏经洞的性质、封闭原因及封闭的确切时间等也是裴景福与伯希和共同关注的问题。伯希和在通读了几乎所有藏卷之后，立即作出了明确的判断：“关于此点无可置疑，其汉文文书所题的最后几个年号是宋代初期太平兴国（976～983）和至道（995～997）年间。即认为宋代初年，西夏入侵敦煌，当地僧侣为使佛教圣典免遭兵燹而把经卷移至千佛洞封藏。稍晚，1909年伯希和与中国学者在北京会面时，曾经发表这一论断，中国学者亦予以转述。伯希和的一立论成为敦煌学史上有关藏经洞封闭的最早论述和重要学术研究成果。
然而，1906年裴景福已据他看到的叶昌炽所藏敦煌写本和绘画对藏经洞封闭年代作出了推断。裴景福所定封闭时间为宋代初年，原因为伊斯兰教势力到达敦煌，佛教经典遂遭废弃而被封闭。可见，裴景福比伯希和更早判断出藏经洞封闭于宋初，而且很有可能对伯希和能够尽快得出结论起到提示或者参照作用。其次，西夏国亦秉奉佛教，其征服对佛寺宗庙应不会造成冲击，藏经洞的封闭理当与西夏入侵无关；而裴景福从佛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上立论，在逻辑上更可取。从今天根据更多的材料来看这个问题的，裴景福的观点比伯希和更接近事实。[31]
2.伯希和与南京学者的交流
伯希和从安肃道道员廷栋那里获知端方新购得大量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楼中的珍本，创建了图书馆，因此决定去南京拜访端方并参观江南图书馆和端方的古器物收藏。[32]同时，伯希和通过法国驻华大使巴斯德（Edmond Bapst）事先联络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请求前往拍摄端方收藏的古器物。1908年11月3日端方致法国驻华大使巴斯德书答应了这个请求：
径复者：接诵瑶函，备承绮注，燕云在望，结想为劳。承示有贵国博士伯希和君拟来敝处观览古器，本大臣极所欢迎。一俟伯博士贲临，自当移势接见，尽出所藏，以供考索，藉副贵大臣介绍之殷怀。其同行两友，自必皆好古博雅之士，亦当优为款接，愿得品评也。专椷奉复，顺颂台祺。名另具十月初十日。[33]
1908年11月伯希和在南京受到端方的接待，同时参观了正在兴建的江南图书馆，与图书馆总办缪荃孙、坐办陈庆年等中国学者谈及他在敦煌探险的收获。伯希和最初见到缪荃孙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缪氏日记云：“法人伯希和来，能中国语言，并知书，中国人罕能及者，异哉。”[34]次日缪荃孙回访伯希和，“送文集乙部，碑目、续碑传集各一部”[35]。十月廿五日（11月18日），伯希和来到江南图书馆看书，与缪荃孙、陈庆年谈及敦煌探险的收获，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得知伯希和敦煌探险的详情。
数月之后，1909年6月间，伯希和北上途经南京，再次与端方会晤，缪荃孙日记云：“晚，匋帅招陪伯希和，王孝禹、章式之、况夔生、景朴孙、刘笙叔、陈善余同席。”[36]这次南京之行，伯希和向中国学者出示所获敦煌写本，端方及中国学者对此极感兴趣。伯希和说：“在此期间，有关我们在敦煌大发现的流言蜚语在中国学者之间广泛流传。端方总督向我们借去了我们最珍贵的文书之一，如同任何国家的收藏家一样，他对于放弃已经掌握到手中的东西，也感到遗憾。6个星期以后，他才退还给了我。”[37]这件珍贵的文书就是《西州志》（《西州图经》），端方拍摄了这件重要写本。稍晚，陈庆年获得部分旅行日记的中文译本，曾借缪荃孙浏览。缪氏日记云：“〔己酉年六月〕卅日（1909年8月15日）……陈善余来，以翻译法〔伯〕希和日记见视，挑灯读之，亦无甚奇异。”[38]伯希和返回法国之后，缪荃孙不忘伯氏嘱托，抄呈《岛夷志略》，并附一信：“伯先生经席：盼君数月，行何忽遽，不获多聆雅教，怅怅！嘱钞《岛夷志略》并新印小丛书呈上，乞正。《沙州志》务望钞示，即以板行。此请著安。弟缪荃孙顿首。”[39]伯希和也没有食言，他不断寄来敦煌写本的照片，供中国学者研究。
结论
伯希和在获得敦煌藏经洞文献之始，以及后来的考察途中，就对他所认为比较重要的敦煌文献加以研究。在把这些文献出示给中国学者以后，当然会和中国学者讨论这些文献的内容。因此，在伯希和最早期的敦煌文献研究中，包含着一些中国学者的见解；同样，中国学者最早的敦煌写本研究，除了得自伯希和的展示外，也有些看法可能来自伯希和的谈话。由于那个时代没有严格的学术规范，而早期的岀版物的发表时间也不是非常准确，所以在某些问题上，见解的得出谁先谁后，现在很难判断。这也正可以说，伯希和与中国学者有关敦煌文献的研究，是最早发表的一批敦煌学成果。换句话说，伯希和与中国学者共同开创了世界意义的敦煌学研究。
伯希和以新疆探险为媒介，从上层官员入手，终于得以结交新疆与中原的重要官吏及部分有“新史学”倾向的学者，又以此为起点，进而得以与新兴的中国学术机构和学者长期交流。
附注：此文承蒙荣新江老师指正，谨致谢忱！
注释
[1] Paul Pelliot，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Paris：Les Indes savantes，2008.又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1906—1908）》，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
[2] 转引自1906年9月9日联魁就伯希和等人赴新疆游历及入出境日期事给迪化府的札文，见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Modern Historical Material about Foreign Explorers in Xinjiang)，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6年，第258页。
[3] 按，日即日斯巴尼亚，今西班牙。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出使各国大臣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第3044～3047页。
[4] Paul Pelliot，“Trois ans dans la Haute Asie”，Conférence de M.Paul Pelliot au grand amphithéâtre de la Sorbonne，10 décembre 1909，Asie française，1910，p.10.
[5] Fonds Pelliot，Carton 3，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
[6] Paul Pelliot，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Planche V.
[7] 《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263～264页。
[8] 《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268～269页。
[9] Fond Pelliot (Pmi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
[10] Paul Pelliot，Trois ans dans la Haute Asie，p.10.
[11] 《英阿齐致联魁、荣霈书》，Fonds Pelliot，Carton 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
[12] 此条蒙张广达先生提示，谨志谢忱！
[13] 《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266页。
[14] Fonds Pelliot，Carton 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
[15] 《王树枏致伯希和书（1907年12月26日）》，Fonds Pelliot，Carton 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
[16] 《张铣致伯希和书》，Fonds Pelliot，Carton 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
[17] 《彭英甲致伯希和书》，Fonds Pelliot，Carton 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
[18] Fonds Pelliot，Carton 6，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
[19] Paul Pelliot，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p.211，planche VI.
[20] Paul Pelliot，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p.254-255.
[21] Paul Pelliot，Trois ans dans la Haute Asie，p.13.
[22] 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东方杂志》第6卷10期，上海，1909年9月，第42页。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史晓风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第453页。
[23] 《载澜致伯希和书（1908年9月7日）》，Fonds Pelliot，Carton 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载澜称伯希和为“履中”，正好与伯氏汉文名字“希和”对应，当是伯希和进入新疆之后汉族官绅按照中国风俗为他所取的字，以便称谓，甚或就是载澜所取也未可知。此点承蒙张广达先生教示，谨致谢忱！
[24] Paul Pelliot，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p.211.
[25] Paul Pelliot，“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n”，Bulletin de lʾEcole Française dʾExtrême-Orient，VIII.3-4，1908，p.527.
[26] Paul Pelliot，“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n”，p.527.
[27] 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卷二，迪化官报书局，清宣统元年（1909），《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公司，1967年，第205～206页。
[28]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影印本，第5100～5101页。
[29]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85页。
[30]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一，中华书局，1994年，第54页。
[31] Rong Xinjiang，“The Nature of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and the Reasons of Its Sealing”(tr.By Valerie Hansen)，Cahiers d’Extreme-Asie，11 (Nouvelles etudes de Dunhuang)，ed.J.-P.Drège，Paris/Kyoto 1999-2000，pp.247-275.
[32] Paul Pelliot，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p.311.日记此处内容记载有误，端方购得大量珍本并非来自“宁波范家天一阁藏书楼”（La bibliothèque de la famille Fan de Ning-Po），而是丁氏八千卷楼。
[33] 《端方致巴斯德书（1908年11月3日）》，Fonds Pelliot，Carton 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信封收信人为“大法国钦差大臣巴大人”，按，巴大人即法国驻华大使巴斯德，见《清季中外使领年表》，第39页。寄信人处署“南京督署椷”，且信封内有端方名片，故知此信为端方所寄。
[34]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117页。
[35]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第2117页。
[36]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第2176页。按，王孝禹即书画家王瓘，章式之即版本目录学家章钰，况夔生即词人况周颐，景朴孙即藏书家景贤，刘笙叔即经学家刘师培，陈善余即史学家陈庆年。
[37] Paul Pelliot，Trois ans dans la Haute Asie，p.15.
[38]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第2196页。
[39] 《缪荃孙致伯希和书》，Fonds Pelliot，Carton 5，Mission de Pelliot 1906-1908，Musée Guimet.参考徐俊：《伯希和劫经早期传播史事杂考——罗振玉题跋〈鸣沙石室秘笈景本〉及其他》，黄正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6～59页；修订本又刊《鸣沙习学集》，中华书局，2017年，第469～489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来源：《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