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轉自川大古籍所，特此緻謝。
摘 要：宋代巴蜀《春秋》學的發展與全國《春秋》學的發展始終融為一體。在“舍傳求經”的宋代《春秋》學主流的形成、确立以及理學化發展中，李堯俞、黎錞、宋堂、何涉、楊繪、杜谔、謝湜、崔子方、趙鵬飛、李明複、家铉翁等巴蜀《春秋》學者都是重要的參與者，作出了重要貢獻。當宋代《春秋》學主流發展出現罔顧史實、主觀臆斷的偏差，以及因時局變化導緻《春秋》廢立無常，《春秋》學發展面臨困境時，蘇轍、楊繪、家勤國、馮正符、崔子方、馮澥等人或從學術上發力、或從政治上着手扭轉不利局面，使宋代《春秋》學保持了穩定發展。蘇轍在糾正偏差時對《左傳》重要性的強調，王當、程公說、魏了翁等人以《左傳》為主對《春秋》經傳及注疏的創造性改編，增加了《春秋》學著作形式的多樣性，也推動了當時非主流、相對式微的《左傳》學的發展，在《左傳》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宋代 巴蜀《春秋》學 《春秋》學史 貢獻
＊本文為四川省社科規劃項目“宋代四川《春秋》學研究”（SC21B063）、四川省社科其他項目“2019年巴蜀全書編纂與研究：春秋類”（BSQS2019Z03）、國家社科重大招标項目“中國道統思想研究”（17ZDA010）成果。
宋代是《春秋》學發展的第二個高峰時期。與之相應，宋代巴蜀《春秋》學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文獻衆多，名家輩出。據統計，宋代巴蜀《春秋》學專著達71種，現存17種，流傳下來的論文116篇，而全國的情況則是專著總數600種左右，現存77種，論文768篇，巴蜀地區專著數量在全國僅次于東南地區排第二位。可見，無論總量還是現存的數量，宋代巴蜀《春秋》學文獻都在全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宋代四川還出現了李堯俞、黎錞、宋堂、何涉、楊繪、杜谔、蘇轼、蘇轍、王當、崔子方、謝湜、趙鵬飛、程公說、李明複、家铉翁等《春秋》名家，對當時及後來的《春秋》學發展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宋代巴蜀《春秋》學為全國《春秋》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非常遺憾的是，目前學界除文廷海、譚銳《四川曆代〈春秋〉學略論》，金生楊《理學與宋代巴蜀〈春秋〉學》等論文以及一些綜論宋代巴蜀經學、學術文化的論著從總體上論述巴蜀《春秋》學的一些成績外，其他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蘇轍、蘇轼、崔子方等部分《春秋》學者的個案研究上，對宋代巴蜀《春秋》學在《春秋》學史上的地位與作用鮮有論述。鑒于此，本文拟從融合、糾編、創改三個方面對此問題作一探讨。
一、融合
兩宋《春秋》學者繼承中唐以來啖趙陸開創的新風，使《春秋》學最終擺落漢唐章句訓诂的束縛，注重義理闡發；從各主一傳、三傳分立的專門之學，變成了“舍傳求經”，直探聖人本意、三傳統一的會通之學，進入宋學時期。同時，儒學發展至宋代進入理學階段。從某種意義上說，宋代的學術思潮史就是一部理學發展史，是以兩宋學術的各個門類都受到了理學的影響。在這樣的學術大背景下，宋代巴蜀《春秋》學積極融入了“舍傳求經”“以義了解經”與理學發展大潮中，在自身獲得發展的過程中，對《春秋》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巴蜀地區雖偏居一隅，但在宋代，其《春秋》學的發展幾乎與全國保持一緻，甚至特征更為明顯。現在學界一般以為孫複《春秋尊王發微》、劉敞《春秋》五書[劉敞《春秋》五書指《春秋權衡》《春秋傳》《春秋說例》《春秋意林》《春秋文權》。]開啟了《春秋》宋學，這主要是因為二人在宋初經學變革中影響巨大。實際上，《春秋》宋學的形成并非隻有二人之功，同時代的很多其他學者也融入了這個大潮，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巴蜀地區的黎錞、李堯俞、何涉、楊繪、宋堂等皆是其代表。黎錞與劉敞同為慶曆六年進士，歐陽修在回答宋英宗關于蜀士的提問時說：“文行蘇洵，經術黎錞”[（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訂，施和金點校：《方輿勝覽》卷六五，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1138頁。]，以黎錞為巴蜀地區經學的代表人物，石介、孫複“皆美其材”，韓琦也将其“召置門下”。[（宋）呂陶：《朝議大夫黎君墓志銘》，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一六一，第74冊，上海、合肥：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2頁。]黎錞著《春秋經解》一書“大率以經為主，不汩于異家曲說之紛纭”[（宋）呂陶：《朝議大夫黎君墓志銘》，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一六一，第74冊，第81頁。]，是典型的舍傳求經之作，其《春秋》學在當時頗有影響，蘇轼贊曰：“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宋）蘇轼撰，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頁。]李堯俞著《春秋集義略論》亦是辯駁三傳及諸家之說，務求《春秋》經文本意。何涉《春秋本旨》、楊繪《春秋辨要》、宋堂《春秋新義》等都是這樣的著作。上述表明，巴蜀《春秋》學者在《春秋》宋學的形成過程中擁有一席之地。
不僅如此，巴蜀《春秋》學者将“舍傳求經”的理念貫徹得更為徹底，更具典型性。“舍傳求經”的主要觀點是：三傳及其他注疏不是聖人所作，難免有各種失誤，故在經、傳發生沖突時，信經不信傳，不曲經以就傳。由此，“舍傳求經”并非是完全廢棄三傳及其他注疏，而是要樹立《春秋》經的主體地位。然而巴蜀《春秋》學者崔子方、趙鵬飛則将“舍傳求經”發揮到了幾乎“盡廢三傳”的地步，其曰：
所書之事與是以書之之意，是非成敗、褒貶勸戒之說，具在夫萬有八千言之間，雖無傳者一言之辯，而《春秋》了可知也。……今餘非固薄三家之論，以為三家之論不去，則學者之疑不決，而聖人之經終不可複見。[（宋）崔子方：《春秋經解自序》，《春秋經解》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第148冊，第175-176頁。]
然世之說者，例以為非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之初，豈意後世有三家者為之傳邪?若三傳不作，則經遂不可明邪?聖人寓王道以示萬世，豈故為是不可曉之義以罔後世哉?顧學者不沉潛其意而務于速得，得其一家之學已為有餘，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宋）趙鵬飛：《春秋經筌序》，《春秋經筌》卷首，清康熙十九年刊《通志堂經解》本。]
雖然劉敞也曾說過“《春秋》之書要在無傳而自通”，但其重點在“非曲經以合傳”，[（宋）劉敞：《春秋權衡》卷一○，清康熙十九年刊《通志堂經解》本。]并非要盡廢三傳，崔、趙二人之說則是要完全抛棄三傳，将“舍傳求經”推到了極緻。盡廢三傳有“疑傳”過勇之嫌，在具體的學術實踐中也不可能。但就最終擺落漢唐注疏之學，鞏固、确立《春秋》宋學的主導地位來講，這樣的觀點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除從理論上推衍深化“舍傳求經”，巴蜀學者還以文獻集解的形式貫徹“舍傳求經”的主張，并對之進行階段性的總結，杜谔《春秋會義》便是這樣的著作。此書先列經文，次列三傳，再列諸家之說，最後述己之意。其彙諸家之說于一編“以待學者是以悉慮而研究焉”[（宋）杜谔：《春秋會義序》，《春秋會義》卷首，《孫氏山淵閣叢刊》本。]的做法，是其“不主一家”觀點的最直覺表達。其所列三十餘家，除三傳、杜預、董仲舒、何休、範甯、劉炫等外，其餘大部分是中唐啖趙陸開啟“舍傳求經”先河以來的相關著作，主要有陸淳《春秋集傳纂例》《春秋集傳辨疑》《春秋集傳微旨》，盧仝《春秋摘微》、陸希聲《春秋通例》、胡旦《春秋論》、王沿《春秋箋義》、孫複《春秋總論》《春秋尊王發微》、何涉《春秋本旨》、楊繪《春秋辨要》、齊賢良《春秋旨要》、李堯俞《春秋集議》、朱定或陳洙《春秋索隐》、宋堂《春秋新義》、孫覺《春秋經社要義》等。杜谔将自己所處時代所能見到的“舍傳求經”之作列于一編，并加以評斷，可以說是對他之前“舍傳求經”《春秋》學的一個小結。這樣的總結無疑有利于《春秋》宋學的進一步發展。而且，《春秋會義》所采三十餘家，很多已亡佚，故其客觀上起到了儲存“舍傳求經”文獻的作用，為我們今天研究奠定了文獻基礎。
置身于理學思潮的大背景下，宋代的《春秋》學除具有“舍傳求經”“會通三傳”的特征外，不可避免受到了理學的沾溉，具有理學化的特征，巴蜀《春秋》學自然不例外。應該說，自從理學傳入蜀地，巴蜀《春秋》學無論是經解著作、《左傳》注疏，還是對《春秋》經傳的史學改造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理學的烙印，以謝湜、趙鵬飛、李明複、家铉翁等四人最具代表性。
二程是理學的創始者，在《春秋》學的理學化過程中，程頤是開其端的人物。程頤《春秋傳》雖隻有兩卷，但其主張《春秋》為“窮理之要”[（宋）胡安國撰，王麗梅校點：《述綱領》，《春秋傳》卷首，嶽麓書社，2011年，第4頁。]，在解《春秋》過程中，将“理”作為内在依據與評判标準[按：最早将“理”的概念引入《春秋》學的是宋明理學先驅孫複，但其隻是偶爾使用，未成系統。詳參鄭任钊：《程頤〈春秋傳〉對胡安國〈春秋傳〉的影響》，陳義初主編：《二程與宋學——首屆宋學暨程颢程頤國際學術研讨會論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49頁。]，并認為“學《春秋》者，必優遊涵泳，默識心通”[（宋）程颢、程頤撰，王孝魚點校：《河南程氏文集》卷八《春秋傳序》，《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584頁。]。私淑程頤的胡安國發揮闡發程頤之說，将《春秋》定義為“存天理滅人欲”之書、“史外傳心之要典”[（宋）胡安國撰，王麗梅校點：《春秋傳序》，《春秋傳》卷首，第1頁。]，最終完成了《春秋》學的理學化。其實，除程頤、胡安國外，其他的一些學者也加入了《春秋》學理學化的程序，巴蜀地區的謝湜、趙鵬飛就是其中的代表。
謝湜，字持正，懷衣金堂（今屬四川成都青白江區）人，為程頤在蜀中的高弟。程頤在《春秋》學方面對之期許很高，程氏在晚年谪居涪州時，曾作《與金堂謝君書》說：“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春秋》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忘，隻恐微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許止、蔡般書葬類是也。”[（宋）程颢、程頤撰，王孝魚點校：《河南程氏文集》卷九《與金堂謝君書》，《二程集》，第613頁。]希望謝湜能協助自己完成《春秋》學著作的撰寫。宋代蜀人李明複便認為劉絢、謝湜最得程頤之意，程頤《春秋》學“得湜、得絢後，又得安國，而其義昭著矣”，而謝湜“大抵說多本之頤，比劉絢極詳細”。[（宋）李明複：《諸家姓氏事略·謝湜》，《春秋集義》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55冊，第182頁上。]謝湜著有《春秋義》24卷、《春秋總義》3卷，原書已亡佚，幸得李明複《春秋集義》大量征引與高闶《春秋集注》、趙鵬飛《春秋經筌》少量引述，可窺其梗概。從現存謝氏《春秋》學著作的條目來看，其吸收了程頤用“天理”來解《春秋》的作法，如解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時，曰：“王者與天同德，其所為所行與天同道，為父子、為君臣、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皆因天理而為之倫者也；為冠昏、為喪祭、為射鄉、為食飨，皆因天理而為之文者也；為治政、為教命、為法則，皆因天理而為之訓者也。”[（宋）李明複：《春秋集義》卷一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55冊，第217頁下-218頁上。]天理成為人倫、禮儀、政教的最高原則。這樣一來，理學的本體論完全融入了《春秋》學中
趙鵬飛，字企明，号木讷，綿州（今綿陽市）人，宋徽宗宣和間進士，生平事迹不詳。趙氏師承何人已不可考，但其《春秋經筌》一書力圖貫徹程頤“優遊涵泳，默識心通”的治《春秋》之法。而且他對此方法還作了進一步的闡發：
故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于異端，則褒貶自見。……謂《春秋》無傳之前，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固願視經為的，以身為弓而心為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于的。雁鹜翔于前，不眴也，三傳紛纭之論，庸能亂吾心哉?庶有得于經，而無負聖人之志。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宋）趙鵬飛：《春秋經筌序》，《春秋經筌》卷首，清康熙十九年刊《通志堂經解》本。]
“平吾心”“默與心會”可以說是“優遊涵泳，默識心通”的另一種表達，是要以修養工夫求《春秋》中的聖人之意。而“以公天下之心求之”，表明平心所要去除的就是私心，換言之就是去除私欲，較程頤說得更為明确，有了幾分滅人欲的意味。可見，趙氏将理學的工夫論很好地引入了《春秋》學中。
從生活的年代來看，謝湜、趙鵬飛比胡安國稍早或同時，他們對程頤《春秋》學說的闡發與推衍，應該或多或少對胡安國有一定的影響。換句話說，正是他們的闡發，為胡安國集大成，完成《春秋》學的理學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李明複、家铉翁則在《春秋》學完成理學化以後，在理學化的《春秋》學研究中留下了巴蜀學者的印迹。李明複一名俞，字伯勇，合州（今重慶合川）人[關于李明複的籍貫，另有兩種說法。黃開國《經學辭典》與許嘉璐《傳統語言學辭典》都以為其是今陝西合陽人，高淩飛《南宋安澤一鴻儒》（《山西日報》2008年4月8日）主張為山西安澤人。這兩種說法都是誤解了與合陽對應的今地名。對此，聶樹平、趙心憲《〈春秋集義〉作者李明複籍貫略考》（《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有詳細考證，可資參考。]，宋甯宗嘉定間（1208－1224）太學生。李氏著《春秋集義》50卷《綱領》3卷，以集解的形式彙集周敦頤、張載、二程、範祖禹、謝良佐、楊時、侯仲良、尹焞、劉絢、謝湜、胡安國、呂祖謙、胡宏、李侗、朱熹、張栻等17家《春秋》學說[按：《春秋集義》卷首《諸家姓氏略》漏收張載，但正文中有多處引用張載之說。]。這17人中，周敦頤、張載、二程、範祖禹、謝良佐、楊時、侯仲良、尹焞、劉絢、胡安國11人均為記錄“程子交遊門弟子”的《伊洛淵源錄》中的傳主；剩下的六人中，謝湜亦是程頤弟子，且在《伊洛淵源錄》劉絢“遺事”中記載了其解《春秋》呈伊川之事，其餘五人則是二程再傳與後學。由此可見，李氏所采為程朱理學一派學者的《春秋》學說，正如陸心源所言：
其書以濂洛為宗，故胡安定之《口義》、孫莘老之《經解》《經社》《要義》、孫明複之《尊王發微》《春秋總論》、劉公是之《權衡》《意林》、崔子方之《本例》《經解》、王晳之《王綱論》、蘇颍濱之《集傳》、呂居仁之《集解》、蕭子荊之《辨疑》，雖全書具存，亦皆不采，蓋一家之學也。[（清）陸心源撰，馮惠民整理：《儀顧堂續跋》卷三《春秋集義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88頁。按，“王晳”，原誤作“王哲”，據四庫本《春秋皇綱論》改。]
李氏雖沒有對所輯錄的這些《春秋》學說“斷以己意”，但他輯錄北宋以來理學諸儒的《春秋》學觀點，采集的範圍不隻限于《春秋》學專著，而是“或講他經而及《春秋》，或其說之有合于《春秋》，皆廣搜博訪”[（宋）李明複：《進春秋集義表》，《春秋集義》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55冊，第179頁上。]，在卷首的《諸家姓氏事略》對所引除張載外的16家的生平與《春秋》學基本觀點和貢獻、地位作概述，表明李氏是在以集解的形式對他之前的理學《春秋》學進行學統性的梳理與總結。李氏撰寫此書的時間為宋甯宗嘉定年間，而這正是理學逐漸從慶元黨禁時的“僞學”轉變為官方認可之學的時期。這一方面說明了理學發展大勢對巴蜀《春秋》學的重要影響，另一方面也表明巴蜀《春秋》學積極融入時代學術潮流，為理學《春秋》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家铉翁（1213-？），号則堂，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家铉翁生當宋末，理學已成為當時的主流思想，他的《春秋》學帶有很強的理學特色。他認為《春秋》“皆聖人心法之所寓”[（宋）家铉翁：《讀春秋序》，《春秋集傳詳說》卷首，清康熙十九年刊《通志堂經解》本。]以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聖人心法之見于事者也”[（宋）家铉翁：《則堂集》卷三《心齋說》，《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9冊，第321頁下。]“《春秋》撥亂反正，遏人欲存天理，見之始年者也”[（宋）家铉翁：《春秋集傳詳說》卷首《綱領·原春秋托始上》，清康熙十九年刊《通志堂經解》本。]，與胡安國《春秋》為“存天理滅人欲”之書、“史外傳心之要典”的觀點别無二緻。而且，家铉翁為“象山續傳”，宋季奉使入北，羁留不返，最早将陸學帶到北方，是北方學術圈和會朱陸的先驅[魏崇武：《論家铉翁的思想特征——兼論其北上傳學的學術史意義》，《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他促進了理學化的《春秋》學在元王朝控制區域的傳播。
上述可見，宋代巴蜀《春秋》學始終緊跟時代的步伐，融入宋代疑古惑經與理學發展的潮流，與其他地域一起促成了宋代《春秋》學的繁榮,并影響了宋以後的《春秋》學發展。
二、糾偏
宋代《春秋》學雖然非常繁榮，但由于内部原因以及外部政治因素等的幹擾，其發展也并非一帆風順，出現了一些偏差。面對這些偏差，宋代一些學者努力進行糾正，使宋代《春秋》學穩步向前發展。
孫複《春秋尊王發微》、劉敞《春秋》五書流行以後，“舍傳求經”“以己意解經”蔚然成風。這樣的風氣從思想發展與經世緻用的角度來講，有利于釋經者結合現實需要進行主觀發揮，有利于思想的解放與解決一些現實問題。但這樣的風氣盛行後，一些學者完全否定三傳中的一些客觀内容，不複信史，從闡釋經典、了解真正的聖人之意來評判，難免有主觀臆斷之嫌。這是宋代《春秋》學在學理上難以避免的問題，也是其被後人诟病之處。
再者，宋代《春秋》學的發展還常受時局變化的影響，其中王安石變法不列《春秋》于學官、不以《春秋》取士，宋高宗及其後一些皇帝對《春秋》學的推尊影響最大[關于宋高宗及其後一些皇帝對《春秋》學的推尊，可參張尚英：《宋高宗與〈春秋〉學》（《史學月刊》2007年第12期）與張尚英、舒大剛：《宋代〈春秋〉學文獻與宋代《春秋》學》（《求索》2007年第7期）。]。當然最高統治者的推尊對《春秋》學的發展是一種正向的因素，而王安石變法不以《春秋》取士、不列《春秋》于學官導緻的《春秋》廢立無常，才是引發《春秋》學發展出現偏差的原因。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欽宗四朝60年間，因王安石變法引發了政治上激烈黨争與學術上新學派同蜀學、洛學等其他學派之間的紛争，二者糾集在一起，對當時的政治、學術都産生了較大的影響。因為王安石變法不以《春秋》取士、不立《春秋》于學官，《春秋》的廢立成了新舊黨争與學術紛争的一個重要托辭，根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宋史》《資治通鑒後編》《宋會要輯稿》《靖康要錄》等史書記載，在短短的六十年裡，《春秋》三廢三立。政府對《春秋》的廢立無常自然要影響到一部分以應試為目的的士人對《春秋》的學習，影響到《春秋》在官學中的講授，也影響到一些已獲得進士出身的《春秋》學者獲得召試升遷的機會。比如前面提到的黎錞慶曆六年獲得進士，其《春秋》學深得歐陽修賞識，熙甯初丞相韓琦曾将其所著《春秋經解》一書上于朝，謂可置文館，王珪等人也極力附議，但“會貢舉更制，《春秋》不為科，議乃寝”，受此影響，黎錞“浩然有歸意，遂老于蜀”。[（宋）呂陶：《朝議大夫黎君墓志銘》，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一六一，第74冊，第81頁。]對黎錞這樣的際遇，蘇轍曾不無遺憾地感歎道“簿領沉迷催我老，《春秋》廢格累公賢”[（宋）蘇轍撰，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卷七《次韻子瞻寄眉守黎希聲》，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22頁。]。這樣的情況必然會對《春秋》學的發展不利。不過，因為這期間仍有10餘年時間，即元祐元年（1086）至紹聖三年（1096）、元符三年（1100）至四年（1101）、靖康元年（1126）至二年（1127），《春秋》未廢，再加上出于政治上反對變法以及學術上對新學的質疑，許多學者仍志于《春秋》學的研究與學習，因而此階段《春秋》學文獻的年均數量、年均作者數相比仁宗、英宗朝仍略有提高，各增加了0.09部/年、0.09/人。但是，如果沒有《春秋》的廢立無常，會增加更多。其年均文獻數量、年均作者數分别較最高統治者推尊《春秋》學的南宋少了0.87部、0.63人就是最好的證明。[關于宋代各階段《春秋》學文獻發展的具體情況，可參張尚英、舒大剛：《宋代〈春秋〉學文獻與宋代《春秋》學》（《求索》2007年第7期）。]
面對這些偏差，宋代一些《春秋》學者努力進行糾偏，以蘇轍為代表的巴蜀學者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三蘇父子是宋代巴蜀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三蘇思想一脈相承，蘇洵、蘇轼沒有《春秋》學專著，但他們關于《春秋》學的思想也展現于蘇轍《春秋集解》中。蘇轍非常明确地指明了他著《春秋集解》的原因，一為“予少而治《春秋》，時人多師孫明複，謂孔子作《春秋》略盡一時之事，不複信史，故盡棄三傳，無所複取”[（宋）蘇轍：《春秋集解引》，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2076，第258頁。]，一為“近歲王介甫以宰相解經，行之于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诋以為斷爛朝報，使天下士不得複學”[（宋）蘇轍：《春秋集解引》，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2076，第259頁。]。關于第二個原因需要作一說明。蘇轍此序作于元符二年（1099），是現在能見到的關于王安石诋《春秋》為“斷爛朝報”的記載，但實際上“斷爛朝報”之說當為蘇轍據傳聞所記，這與當時蘇氏蜀學與王安石新學的分歧與鬥争有關。[關于王安石“斷爛朝報”說的公案，詳見張尚英：《宋代〈春秋〉學專題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8-86頁。]是以，這裡的重點應該是“天下士不得複學”，而不得學的真正原因是因王安石開啟不列《春秋》于學官、不以《春秋》取士的作法以後，《春秋》廢立無常。
為了糾正時學“不複信史”“盡棄三傳”之偏，蘇轍以《左傳》為主，注重以史實解釋經文。蘇轍的做法是對過度摒棄三傳學風的一種糾正，但并不是回到漢唐《春秋》學的老路上，在方法上仍然是三傳兼采，以己意解經。從根本上講屬于啖助、趙匡、陸淳開創的“新《春秋》學”範疇。鑒于蘇氏的學術影響力，其以《左傳》為主解經，引發了時人對《左傳》的關注與研究，如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春秋左氏傳雜論》、蜀人王當《春秋臣傳》當是受其影響而作。這使宋代《左傳》學能在“舍傳求經”的《春秋》學主潮中，在《公羊》《穀梁》分别隻有6種和4種專著的情況下，仍能有106種專著，在宋代《春秋》學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除蘇轍外，其他很多巴蜀學者在宋神宗至宋欽宗這段《春秋》廢立無常的特殊時期也積極加入了糾偏行列，主要表現為上言争立《春秋》與堅持以《春秋》為業。
這一時期，每當朝廷廢《春秋》時，總有一些學者上言，争取複立，巴蜀《春秋》學者可以說是其中的積極分子。與其他地域相比，現在所能見到的有文獻記載且有一定影響力的人數，巴蜀地區應該是最多的[這一時期倡言複立《春秋》的學者還有：張敦禮（河南開封人）、司馬光（山西夏縣人）、晁說之（山東人）、範柔中（江西人）、吳敏（江蘇儀征人）等。]，每一個時段都有學者出面大聲疾呼。熙甯年間王安石第一次罷《春秋》時，倡言複《春秋》者主要有張敦禮、楊繪等人，而楊繪即為四川綿竹人。楊繪長于《春秋》，著有《春秋辨要》十卷，擔任禦史中丞後，在給宋神宗的谏言中說：“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不必專用《左氏》之說。”[（宋）範祖禹：《天章閣待制楊公墓志銘》，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二一五○，第98冊，第332頁。]紹聖間再罷《春秋》時，涪陵崔子方以布衣身份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十六記載“初，東川布衣崔子方治《春秋》，紹聖間三上疏乞置博士，不報”（中華書局，1988年，第331頁）。]，更展現了巴蜀《春秋》學者的執着與堅定。與楊、崔二人的建議都沒有被最高統治者所采納不同，靖康元年（1126）普州安嶽（今資陽安嶽）人馮澥與丞相吳敏一起向宋欽宗建言，促成了《春秋》學再置學官，胡铨記載此事曰：“初王氏出新學，廢麟書，士媚進無大略。靖康改元，澥驟見任，亟與丞相吳公敏白上，诏可之，複置學官。”[（宋）胡铨：《清節先生墓志銘》，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四三三○，第196冊，第153頁。]馮澥倡言複置《春秋》同其家學與師承有關，其父馮山與其師蕭楚皆是《春秋》學名家，馮山著有《春秋通解》12卷，蕭楚撰有《春秋經辨》（現傳世本名為《春秋辨疑》），且按胡铨所言，馮、吳二人谏立《春秋》，是聽從了蕭楚的建議。當然，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争取複立《春秋》，很多時候以“不報”告終，但這樣的努力對一些《春秋》學者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促進了這一時期《春秋》學的發展。
巴蜀《春秋》學者不僅上疏争立《春秋》，還在朝廷不立《春秋》于學官，不以《春秋》取士之時，不為功名利祿所驅，不随波逐流，仍堅持以治《春秋》學為業。家勤國、馮正符、崔子方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據《宋史·家願傳》記載，眉山人家勤國與從兄家安國、家定國同從劉巨遊，與蘇轼兄弟為同門友，因不滿王安石久廢《春秋》學，憤而著《春秋新義》一書。遂甯人馮正符在“王荊公當國，廢《春秋》，不立學官”之時，學經于《春秋》特詳。[（元）馬端臨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400頁。]涪陵崔子方則在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報後，隐居真州六合縣，杜門研究《春秋》學，著有《春秋經解》十二卷、《春秋本例》二十卷、《春秋例要》一卷，成為一代《春秋》學名家。這些學者的堅守，無疑對當時的《春秋》學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創改
宋人雖号稱“舍傳求經”，但《春秋》經言簡意赅，要弄清《春秋》所載之事，弄清其所蘊含之意，實際上是離不開三傳的。三傳中，《左傳》字數最多，達十九萬六千餘字，在儒家十三經中也是字數最多的，占了十三經總字數的近四分之一。是以，為了更好地掌握《左傳》的内容，為通經服務，可能從唐代開始便有學者打破《左傳》編年記事的原則，将其改編為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國别體等，到宋代更是蔚為大觀，約有20餘種這樣的著作[著作詳情請參張尚英：《〈春秋〉學文獻》，舒大剛等：《儒學文獻通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29-1130頁。]。在這些著作中，紀事本末體改造以章沖《春秋左傳事類始末》最為有名。而在紀傳體改造方面，蜀人可謂成績卓著，因為流傳至今的王當《春秋諸臣傳》、程公說《春秋分記》都是蜀人的著作，二者共同完成了對《左傳》創造性的紀傳體改造。巴蜀學者重視《左傳》的研習與改造當與蘇轍治《春秋》重《左傳》與宋代巴蜀史學的繁盛有一定關系。
宋代對《左傳》進行紀傳體改編的主要有王當《春秋臣傳》、沈括《春秋左氏紀傳》與程公說《春秋分記》。沈氏之書已佚，馬端臨《文獻通考》載有李焘對其體例的記述，“取丘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為記傳”[元）馬端臨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第5411頁。]，說明此書的體例是将《左傳》《國語》中關于人物的記載，仿照《史記》，改編成紀傳體的人物傳記，與王當《春秋臣傳》的體例基本相同。因“此書終不滿人意”[（元）馬端臨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第5411頁。]，故未曾流傳下來。這從側面說明流傳下來的王當《春秋臣傳》優于沈書，是這種類型著作的代表作。《春秋臣傳》主要依據《左傳》所載，為《左傳》中人物作傳。如《左傳》阙略，則引《國語》《史記》等書補之，在每卷末還有“贊曰”對該卷的人物作評論。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認為“諸贊論議純正，文辭簡古，于經傳亦多所發明”[（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2頁。]，四庫館臣也評價其“于經傳則實有補”[（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七《春秋列國諸臣傳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519頁。]。
《史記》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部分，王當《春秋臣傳》效仿列傳而成，但《左傳》涉及春秋時期200餘年，内容十分豐富，僅列傳不足以包羅其内容。程公說效仿《史記》之本紀、表、書、世家幾個部分成《春秋分記》，彌補了《春秋臣傳》的不足，由此全方位地完成了對《春秋》與《左傳》的紀傳體改造。《春秋分記》的主要内容分為以下幾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年表”九卷，包括周天王内魯外諸侯、王後、内夫人、内妾母、王姬、内女、魯卿、晉卿、宋卿、鄭卿十種年表。第二部分為“世譜”七卷，包括王子王族諸氏世譜，内魯公子公族諸氏世譜，晉、齊、宋、衛、蔡、陳、鄭、曹、秦、楚等外諸侯公子公族諸氏世譜（曹隻有公子世譜），世譜叙篇考異。第三部分為“名譜”二卷，包括列國君臣、外夫人妾、古人物三類。第四部分為“書”二十六卷，有曆書、天文書、五行書、疆理書、禮樂書、征伐書、職官書七門。第五部分為“周天王”二卷。第六部分為“内魯”六卷。第七部分為“世本”，分大國（晉、齊、宋、衛、蔡、陳、鄭、曹、燕、秦、楚、吳）、次國（杞、滕、薛、莒、邾、小邾、越、許）、小國（虞、虢等102國）排列，而以四夷作為附錄，共三十八卷。這幾個部分中“周天王”“内魯”相當于《史記》之本紀，“年表”“世譜”“名譜”一起對應《史記》之年表，“書”模仿《史記》八書，“世本”效仿《史記》世家。
程公說的改編非常有創造性。首先，其不是簡單地改列經、傳文的位置，而是在充分研究基礎上的改編，表現為：對難字有注音、釋義[具體情況可參彭華：《程公說與〈春秋分記〉》，《西華大學學報》2020年第5期。]；對不易了解之處或引杜預注、孔穎達疏等前人成果加以說明，或自己加以注釋；對有可能引起争議的地方有按斷、考辨，書中單獨成篇的“宗周成周辨”“洛邑成周辨”“論樂”“論魯禮之變”“論文言”等便是這樣的文字；對前人有誤的地方加以“考異”，如“世譜”部分的最後兩卷“世譜叙篇考異”就對前人關于“《春秋》之王子、王族、公子、公族、諸氏世序”之誤進行了考證。這些注釋、按斷與考辨中不乏真知灼見。其次，其雖效仿《史記》，但對《史記》并非亦步亦趨，而是根據《春秋》與《左傳》的内容靈活設立類目，如《春秋》經傳中所載征伐之事甚多，專在“書”部分設立“征伐書”。同時，在“疆理書”部分繪制王畿列國指掌總圖以及王畿、魯地、晉地、齊地、宋地、衛地、蔡陳地、鄭地、曹地、燕地、秦地、楚地指掌之圖，共十四幅地圖，亦是一種創新，“所借鑒的是大司徒與職方氏的做法”[彭華：《程公說與〈春秋分記〉》，《西華大學學報》2020年第5期。]。第三，《春秋分記》雖然是對《春秋》經傳的史學改造，但其仍以經學為旨歸。程氏既重《左傳》之史實，亦兼采《公羊》《穀梁》，旁及諸子。全書大旨，以胡安國之說為宗。對比《春秋分記》與胡安國《春秋傳》的卷首，不難發現包括“名諱例”“述綱領”“叙傳授”三個部分的《春秋分記例要》在體例與内容上都是模仿改編胡傳卷首的“述綱領”“叙傳授”“論名諱劄子”而來。而且，《春秋分記》在内容的排列與論斷按語中彰顯了《春秋》的“尊王攘夷”“内其國而外諸夏”等大義，他在自序中言“冠以周，尊王也。次以魯，内魯也”[（宋）程公說：《春秋分記序》，《春秋分記》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54冊，第4頁下。]，卷一開篇便為“周天王内魯外諸侯年表第一”，在論贊中曰“故伯政雖王道之衰，而《春秋》猶幸之者，謂其攘夷狄、尊中國故也”[（宋）程公說：《春秋分記》卷七十七“論曰”，《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54冊，第961頁下。]。《春秋分記》一書不主虛義口辨，尤為務實。清人全祖望曾稱贊：“克齋《春秋》之學最醇。”[（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一《程氏春秋分記序》，《四部叢刊》景清刻姚江借樹山房本。]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的體例便與《春秋分記》相類。
除王當、程公說對《春秋》經傳的紀傳體改造外，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對《春秋左傳正義》的節選也是一種創造性的改造。如前所述，《左傳》本身字數較多，再加上杜預注與孔穎達疏，更是皇皇巨著，學者學習與研究都需要花費巨大的精力與時間，以緻很多人知難而退。再者，随着程朱理學的發展，人們追求道德性命之學，常以理學大家的語錄體著作為學習的文本，無暇閱讀大部頭的著作，不再博文多識。魏了翁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九經要義》，元人虞集非常明确地指出了這點，其曰：
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于是學者知趨乎道徳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于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将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七《鶴山書院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7冊，第112下。]
是以，魏了翁撰寫包括《左傳要義》在内的《九經要義》，是為了剔除已有注疏中的繁冗之文，并對其進行歸納總結，使學者能盡快掌握其主要内容。
《左傳要義》雖是節錄《左傳正義》中杜預注與孔穎達疏而成，但其不是簡單的摘抄，而是在對《左傳正義》全書有整體把握、對《左傳》學問題有深入認識的基礎上，對《左傳正義》的精編。《左傳正義》廣征博引，保留了衆多漢魏諸儒之說，但有繁冗之嫌，《要義》抓住其中的主要問題，裁汰備援，留其精要，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言“凡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說煩重瑣屑者，多刊除不錄。而名物度數之間，則削繁舉要，本末燦然”。[（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春秋左傳要義提要》，第221頁。]而且，魏了翁為摘錄下來的每段文字都拟了一個标題概括内容。這些标題反映了魏氏對《左傳》及其注疏中一些問題的看法，也利于讀者了解把握摘錄的内容。總之，《左傳要義》提綱契領地展現了《左傳正義》的主要内容，頗便學者。
從現存文獻記載來看，在《左傳要義》之前，《春秋》學史上沒有類似體例的著作出現。是以，魏了翁的這種節錄非常具有創新性。而且，他在程朱理學盛行，一些學者因五經内容繁複，不重經學，脫離經文妄說己意，空談性理的背景下，精編成此書，讓學者花費更少的時間與精力便能掌握《左傳》主要内容，無疑有利于推動《春秋》學的發展。而且，觀清人皮錫瑞《經學通論》，其标題的拟定方式，當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魏氏《九經要義》的啟發。
王當、程公說、魏了翁等人的創造性改造打破了以往《春秋》學著作的既有體例，增加了宋代《春秋》學著作形式的多樣性。從内容上來講，這幾部著作都以《左傳》為主，是對《左傳》及其注疏深入研究後的改編之作。如前所述，宋代《春秋》學以“舍傳求經”之學為主流，不重三傳之學，在這樣的背景下，王、程、魏三人創造性的改造使《左傳》與其注疏以一種新的形式與狀态呈現于世，便于學者學習與研究，對于當時非主流、相對式微的《左傳》學的發展而言無疑具有推動作用，對于整個《左傳》學史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并且，王、程等人對《左傳》的史學化改造為巴蜀史學的發展與繁盛也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四、結語
宋代巴蜀《春秋》學的發展與全國《春秋》學的發展始終融為一體。在舍傳求經、會通三傳以探尋聖人之意的宋代《春秋》學主流的形成、确立以及理學化發展中，李堯俞、黎錞、宋堂、何涉、楊繪、杜谔、謝湜、崔子方、趙鵬飛、李明複、家铉翁等巴蜀《春秋》學者都是重要的參與者。其中，崔子方、趙鵬飛“盡廢三傳”之說雖有“疑傳”過勇之嫌，但從擺落漢唐，進一步确立、鞏固《春秋》宋學主導地位的角度而言，意義重大；杜谔《春秋會義》彙集唐代啖趙陸以來的“舍傳求經”之作于一體，以文獻集解的形式對形成時期的宋代《春秋》學作了一個階段性的總結；程門蜀中高弟謝湜将天理融入《春秋》學闡釋與趙鵬飛“默與心會”的治《春秋》之法，分别從本體論與工夫論的角度将《春秋》學納入了理學的範疇，為胡安國最終完成《春秋》學的理學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礎；身處宋代晚期的李明複則以文獻集解的形式對理學化的《春秋》學進行了學統性的梳理與總結，而生活于宋元之際的家铉翁則在理學化《春秋》學的北傳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舍傳求經”是宋代《春秋》學的主要特征，讓《春秋》學适應了時代需要，推動了《春秋》學的發展，在《春秋》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但“舍傳求經”也讓一些學者罔顧史實，流于主觀臆斷，偏離了《春秋》學發展的正常軌道，出現了偏差。在糾正這一偏差的過程中，巴蜀著名學者蘇轍對《左傳》重要性的強調，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學界對《左傳》的重視。受蘇轍與當時繁榮的巴蜀史學影響，王當、程公說等巴蜀學者對《左傳》進行了創造性改編；為解決理學發展中“博文多識”不足的問題，魏了翁精編《春秋左傳正義》。這些作法增加了《春秋》學著作形式的多樣性，也加深了對《左傳》内容的研究。蘇、王、程、魏等人以不同的方式推動了非主流、相對式微的宋代《左傳》學的發展，在《左傳》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宋代《春秋》學的發展與時局密切相關。當王安石變法不以《春秋》取士、不列《春秋》于學官，引發神宗至欽宗朝之間《春秋》廢立無常，讓《春秋》學的發展陷于不利局面時，蘇轍、楊繪、家勤國、馮正符、崔子方、馮澥等人或上言争立《春秋》，或堅持治《春秋》學，積極消除這種不利影響，使宋代《春秋》學保持了穩定的發展。
總之，宋代巴蜀《春秋》學作為重要的地域流派，在“舍傳求經”的宋代《春秋》學主流及《左傳》學的發展中，在維護宋代《春秋》學的穩定發展中，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整個《春秋》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與作用。
原文刊載于《宋史研究論叢》第34輯，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作者簡介：張尚英（1976-），女，漢族，四川榮縣人，曆史學博士，現任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儒學史、儒學文獻與巴蜀文獻；劉興淑（1973-），女，漢族，四川威遠人， 曆史學博士，現任四川省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儒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