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转自川大古籍所，特此致谢。
摘 要：宋代巴蜀《春秋》学的发展与全国《春秋》学的发展始终融为一体。在“舍传求经”的宋代《春秋》学主流的形成、确立以及理学化发展中，李尧俞、黎錞、宋堂、何涉、杨绘、杜谔、谢湜、崔子方、赵鹏飞、李明复、家铉翁等巴蜀《春秋》学者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宋代《春秋》学主流发展出现罔顾史实、主观臆断的偏差，以及因时局变化导致《春秋》废立无常，《春秋》学发展面临困境时，苏辙、杨绘、家勤国、冯正符、崔子方、冯澥等人或从学术上发力、或从政治上着手扭转不利局面，使宋代《春秋》学保持了稳定发展。苏辙在纠正偏差时对《左传》重要性的强调，王当、程公说、魏了翁等人以《左传》为主对《春秋》经传及注疏的创造性改编，增加了《春秋》学著作形式的多样性，也推动了当时非主流、相对式微的《左传》学的发展，在《左传》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宋代 巴蜀《春秋》学 《春秋》学史 贡献
＊本文为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宋代四川《春秋》学研究”（SC21B063）、四川省社科其他项目“2019年巴蜀全书编纂与研究：春秋类”（BSQS2019Z03）、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道统思想研究”（17ZDA010）成果。
宋代是《春秋》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与之相应，宋代巴蜀《春秋》学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文献众多，名家辈出。据统计，宋代巴蜀《春秋》学专著达71种，现存17种，流传下来的论文116篇，而全国的情况则是专著总数600种左右，现存77种，论文768篇，巴蜀地区专著数量在全国仅次于东南地区排第二位。可见，无论总量还是现存的数量，宋代巴蜀《春秋》学文献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宋代四川还出现了李尧俞、黎錞、宋堂、何涉、杨绘、杜谔、苏轼、苏辙、王当、崔子方、谢湜、赵鹏飞、程公说、李明复、家铉翁等《春秋》名家，对当时及后来的《春秋》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巴蜀《春秋》学为全国《春秋》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学界除文廷海、谭锐《四川历代〈春秋〉学略论》，金生杨《理学与宋代巴蜀〈春秋〉学》等论文以及一些综论宋代巴蜀经学、学术文化的论著从总体上论述巴蜀《春秋》学的一些成绩外，其他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苏辙、苏轼、崔子方等部分《春秋》学者的个案研究上，对宋代巴蜀《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鲜有论述。鉴于此，本文拟从融合、纠编、创改三个方面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融合
两宋《春秋》学者继承中唐以来啖赵陆开创的新风，使《春秋》学最终摆落汉唐章句训诂的束缚，注重义理阐发；从各主一传、三传分立的专门之学，变成了“舍传求经”，直探圣人本意、三传统一的会通之学，进入宋学时期。同时，儒学发展至宋代进入理学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宋代的学术思潮史就是一部理学发展史，所以两宋学术的各个门类都受到了理学的影响。在这样的学术大背景下，宋代巴蜀《春秋》学积极融入了“舍传求经”“以义理解经”与理学发展大潮中，在自身获得发展的过程中，对《春秋》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巴蜀地区虽偏居一隅，但在宋代，其《春秋》学的发展几乎与全国保持一致，甚至特征更为明显。现在学界一般以为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刘敞《春秋》五书[刘敞《春秋》五书指《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说例》《春秋意林》《春秋文权》。]开启了《春秋》宋学，这主要是因为二人在宋初经学变革中影响巨大。实际上，《春秋》宋学的形成并非只有二人之功，同时代的很多其他学者也融入了这个大潮，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巴蜀地区的黎錞、李尧俞、何涉、杨绘、宋堂等皆是其代表。黎錞与刘敞同为庆历六年进士，欧阳修在回答宋英宗关于蜀士的提问时说：“文行苏洵，经术黎錞”[（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六五，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138页。]，以黎錞为巴蜀地区经学的代表人物，石介、孙复“皆美其材”，韩琦也将其“召置门下”。[（宋）吕陶：《朝议大夫黎君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六一，第74册，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2页。]黎錞著《春秋经解》一书“大率以经为主，不汩于异家曲说之纷纭”[（宋）吕陶：《朝议大夫黎君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六一，第74册，第81页。]，是典型的舍传求经之作，其《春秋》学在当时颇有影响，苏轼赞曰：“治《春秋》有家法，欧阳文忠公喜之。”[（宋）苏轼撰，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页。]李尧俞著《春秋集义略论》亦是辩驳三传及诸家之说，务求《春秋》经文本意。何涉《春秋本旨》、杨绘《春秋辨要》、宋堂《春秋新义》等都是这样的著作。上述表明，巴蜀《春秋》学者在《春秋》宋学的形成过程中拥有一席之地。
不仅如此，巴蜀《春秋》学者将“舍传求经”的理念贯彻得更为彻底，更具典型性。“舍传求经”的主要观点是：三传及其他注疏不是圣人所作，难免有各种失误，故在经、传发生矛盾时，信经不信传，不曲经以就传。由此，“舍传求经”并非是完全废弃三传及其他注疏，而是要树立《春秋》经的主体地位。然而巴蜀《春秋》学者崔子方、赵鹏飞则将“舍传求经”发挥到了几乎“尽废三传”的地步，其曰：
所书之事与所以书之之意，是非成败、褒贬劝戒之说，具在夫万有八千言之间，虽无传者一言之辩，而《春秋》了可知也。……今余非固薄三家之论，以为三家之论不去，则学者之疑不决，而圣人之经终不可复见。[（宋）崔子方：《春秋经解自序》，《春秋经解》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第148册，第175-176页。]
然世之说者，例以为非传则经不可晓。呜呼，圣人作经之初，岂意后世有三家者为之传邪?若三传不作，则经遂不可明邪?圣人寓王道以示万世，岂故为是不可晓之义以罔后世哉?顾学者不沉潜其意而务于速得，得其一家之学已为有余，而经之明不明不问也。愚尝谓学者当以无传明《春秋》，不可以有传求《春秋》。[（宋）赵鹏飞：《春秋经筌序》，《春秋经筌》卷首，清康熙十九年刊《通志堂经解》本。]
虽然刘敞也曾说过“《春秋》之书要在无传而自通”，但其重点在“非曲经以合传”，[（宋）刘敞：《春秋权衡》卷一○，清康熙十九年刊《通志堂经解》本。]并非要尽废三传，崔、赵二人之说则是要完全抛弃三传，将“舍传求经”推到了极致。尽废三传有“疑传”过勇之嫌，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也不可能。但就最终摆落汉唐注疏之学，巩固、确立《春秋》宋学的主导地位来讲，这样的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除从理论上推衍深化“舍传求经”，巴蜀学者还以文献集解的形式贯彻“舍传求经”的主张，并对之进行阶段性的总结，杜谔《春秋会义》便是这样的著作。此书先列经文，次列三传，再列诸家之说，最后述己之意。其汇诸家之说于一编“以待学者所以悉虑而研究焉”[（宋）杜谔：《春秋会义序》，《春秋会义》卷首，《孙氏山渊阁丛刊》本。]的做法，是其“不主一家”观点的最直观表达。其所列三十余家，除三传、杜预、董仲舒、何休、范宁、刘炫等外，其余大部分是中唐啖赵陆开启“舍传求经”先河以来的相关著作，主要有陆淳《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辨疑》《春秋集传微旨》，卢仝《春秋摘微》、陆希声《春秋通例》、胡旦《春秋论》、王沿《春秋笺义》、孙复《春秋总论》《春秋尊王发微》、何涉《春秋本旨》、杨绘《春秋辨要》、齐贤良《春秋旨要》、李尧俞《春秋集议》、朱定或陈洙《春秋索隐》、宋堂《春秋新义》、孙觉《春秋经社要义》等。杜谔将自己所处时代所能见到的“舍传求经”之作列于一编，并加以评断，可以说是对他之前“舍传求经”《春秋》学的一个小结。这样的总结无疑有利于《春秋》宋学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春秋会义》所采三十余家，很多已亡佚，故其客观上起到了保存“舍传求经”文献的作用，为我们今天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
置身于理学思潮的大背景下，宋代的《春秋》学除具有“舍传求经”“会通三传”的特征外，不可避免受到了理学的沾溉，具有理学化的特征，巴蜀《春秋》学自然不例外。应该说，自从理学传入蜀地，巴蜀《春秋》学无论是经解著作、《左传》注疏，还是对《春秋》经传的史学改造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理学的烙印，以谢湜、赵鹏飞、李明复、家铉翁等四人最具代表性。
二程是理学的奠基人，在《春秋》学的理学化过程中，程颐是开其端的人物。程颐《春秋传》虽只有两卷，但其主张《春秋》为“穷理之要”[（宋）胡安国撰，王丽梅校点：《述纲领》，《春秋传》卷首，岳麓書社，2011年，第4页。]，在解《春秋》过程中，将“理”作为内在依据与评判标准[按：最早将“理”的概念引入《春秋》学的是宋明理学先驱孙复，但其只是偶尔使用，未成系统。详参郑任钊：《程颐〈春秋传〉对胡安国〈春秋传〉的影响》，陈义初主编：《二程与宋学——首届宋学暨程颢程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9页。]，并认为“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文集》卷八《春秋传序》，《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84页。]。私淑程颐的胡安国发挥阐发程颐之说，将《春秋》定义为“存天理灭人欲”之书、“史外传心之要典”[（宋）胡安国撰，王丽梅校点：《春秋传序》，《春秋传》卷首，第1页。]，最终完成了《春秋》学的理学化。其实，除程颐、胡安国外，其他的一些学者也加入了《春秋》学理学化的进程，巴蜀地区的谢湜、赵鹏飞就是其中的代表。
谢湜，字持正，怀衣金堂（今属四川成都青白江区）人，为程颐在蜀中的高弟。程颐在《春秋》学方面对之期许很高，程氏在晚年谪居涪州时，曾作《与金堂谢君书》说：“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无书，故未能，……《春秋》大义数十，皎如日星，不容遗忘，只恐微细义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请推官用意寻究，后日见助，如往年所说，许止、蔡般书葬类是也。”[（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文集》卷九《与金堂谢君书》，《二程集》，第613页。]希望谢湜能协助自己完成《春秋》学著作的撰写。宋代蜀人李明复便认为刘绚、谢湜最得程颐之意，程颐《春秋》学“得湜、得绚后，又得安国，而其义昭著矣”，而谢湜“大抵说多本之颐，比刘绚极详细”。[（宋）李明复：《诸家姓氏事略·谢湜》，《春秋集义》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5册，第182页上。]谢湜著有《春秋义》24卷、《春秋总义》3卷，原书已亡佚，幸得李明复《春秋集义》大量征引与高闶《春秋集注》、赵鹏飞《春秋经筌》少量引述，可窥其梗概。从现存谢氏《春秋》学著作的条目来看，其吸收了程颐用“天理”来解《春秋》的作法，如解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曰：“王者与天同德，其所为所行与天同道，为父子、为君臣、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皆因天理而为之伦者也；为冠昏、为丧祭、为射乡、为食飨，皆因天理而为之文者也；为治政、为教命、为法则，皆因天理而为之训者也。”[（宋）李明复：《春秋集义》卷一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5册，第217页下-218页上。]天理成为人伦、礼仪、政教的最高原则。这样一来，理学的本体论完全融入了《春秋》学中
赵鹏飞，字企明，号木讷，绵州（今绵阳市）人，宋徽宗宣和间进士，生平事迹不详。赵氏师承何人已不可考，但其《春秋经筌》一书力图贯彻程颐“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的治《春秋》之法。而且他对此方法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故善学《春秋》者，当先平吾心，以经明经，而无惑于异端，则褒贬自见。……谓《春秋》无传之前，其旨安在，当默与心会矣。……固愿视经为的，以身为弓而心为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于的。雁鹜翔于前，不眴也，三传纷纭之论，庸能乱吾心哉?庶有得于经，而无负圣人之志。盖《春秋》公天下之书，学者当以公天下之心求之。[（宋）赵鹏飞：《春秋经筌序》，《春秋经筌》卷首，清康熙十九年刊《通志堂经解》本。]
“平吾心”“默与心会”可以说是“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的另一种表达，是要以修养工夫求《春秋》中的圣人之意。而“以公天下之心求之”，表明平心所要去除的就是私心，换言之就是去除私欲，较程颐说得更为明确，有了几分灭人欲的意味。可见，赵氏将理学的工夫论很好地引入了《春秋》学中。
从生活的年代来看，谢湜、赵鹏飞比胡安国稍早或同时，他们对程颐《春秋》学说的阐发与推衍，应该或多或少对胡安国有一定的影响。换句话说，正是他们的阐发，为胡安国集大成，完成《春秋》学的理学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李明复、家铉翁则在《春秋》学完成理学化以后，在理学化的《春秋》学研究中留下了巴蜀学者的印迹。李明复一名俞，字伯勇，合州（今重庆合川）人[关于李明复的籍贯，另有两种说法。黄开国《经学辞典》与许嘉璐《传统语言学辞典》都以为其是今陕西合阳人，高凌飞《南宋安泽一鸿儒》（《山西日报》2008年4月8日）主张为山西安泽人。这两种说法都是误解了与合阳对应的今地名。对此，聂树平、赵心宪《〈春秋集义〉作者李明复籍贯略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有详细考证，可资参考。]，宋宁宗嘉定间（1208－1224）太学生。李氏著《春秋集义》50卷《纲领》3卷，以集解的形式汇集周敦颐、张载、二程、范祖禹、谢良佐、杨时、侯仲良、尹焞、刘绚、谢湜、胡安国、吕祖谦、胡宏、李侗、朱熹、张栻等17家《春秋》学说[按：《春秋集义》卷首《诸家姓氏略》漏收张载，但正文中有多处引用张载之说。]。这17人中，周敦颐、张载、二程、范祖禹、谢良佐、杨时、侯仲良、尹焞、刘绚、胡安国11人均为记录“程子交游门弟子”的《伊洛渊源录》中的传主；剩下的六人中，谢湜亦是程颐弟子，且在《伊洛渊源录》刘绚“遗事”中记载了其解《春秋》呈伊川之事，其余五人则是二程再传与后学。由此可见，李氏所采为程朱理学一派学者的《春秋》学说，正如陆心源所言：
其书以濂洛为宗，故胡安定之《口义》、孙莘老之《经解》《经社》《要义》、孙明复之《尊王发微》《春秋总论》、刘公是之《权衡》《意林》、崔子方之《本例》《经解》、王晳之《王纲论》、苏颍滨之《集传》、吕居仁之《集解》、萧子荆之《辨疑》，虽全书具存，亦皆不采，盖一家之学也。[（清）陆心源撰，冯惠民整理：《仪顾堂续跋》卷三《春秋集义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88页。按，“王晳”，原误作“王哲”，据四库本《春秋皇纲论》改。]
李氏虽没有对所辑录的这些《春秋》学说“断以己意”，但他辑录北宋以来理学诸儒的《春秋》学观点，采集的范围不只限于《春秋》学专著，而是“或讲他经而及《春秋》，或其说之有合于《春秋》，皆广搜博访”[（宋）李明复：《进春秋集义表》，《春秋集义》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5册，第179页上。]，在卷首的《诸家姓氏事略》对所引除张载外的16家的生平与《春秋》学基本观点和贡献、地位作概述，表明李氏是在以集解的形式对他之前的理学《春秋》学进行学统性的梳理与总结。李氏撰写此书的时间为宋宁宗嘉定年间，而这正是理学逐渐从庆元党禁时的“伪学”转变为官方认可之学的时期。这一方面说明了理学发展大势对巴蜀《春秋》学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巴蜀《春秋》学积极融入时代学术潮流，为理学《春秋》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家铉翁（1213-？），号则堂，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家铉翁生当宋末，理学已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他的《春秋》学带有很强的理学特色。他认为《春秋》“皆圣人心法之所寓”[（宋）家铉翁：《读春秋序》，《春秋集传详说》卷首，清康熙十九年刊《通志堂经解》本。]以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圣人心法之见于事者也”[（宋）家铉翁：《则堂集》卷三《心斋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第321页下。]“《春秋》拨乱反正，遏人欲存天理，见之始年者也”[（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卷首《纲领·原春秋托始上》，清康熙十九年刊《通志堂经解》本。]，与胡安国《春秋》为“存天理灭人欲”之书、“史外传心之要典”的观点别无二致。而且，家铉翁为“象山续传”，宋季奉使入北，羁留不返，最早将陆学带到北方，是北方学术圈和会朱陆的先驱[魏崇武：《论家铉翁的思想特征——兼论其北上传学的学术史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他促进了理学化的《春秋》学在元王朝控制区域的传播。
上述可见，宋代巴蜀《春秋》学始终紧跟时代的步伐，融入宋代疑古惑经与理学发展的潮流，与其他地域一起促成了宋代《春秋》学的繁荣,并影响了宋以后的《春秋》学发展。
二、纠偏
宋代《春秋》学虽然非常繁荣，但由于内部原因以及外部政治因素等的干扰，其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出现了一些偏差。面对这些偏差，宋代一些学者努力进行纠正，使宋代《春秋》学稳步向前发展。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刘敞《春秋》五书流行以后，“舍传求经”“以己意解经”蔚然成风。这样的风气从思想发展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讲，有利于释经者结合现实需要进行主观发挥，有利于思想的解放与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但这样的风气盛行后，一些学者完全否定三传中的一些客观内容，不复信史，从阐释经典、理解真正的圣人之意来评判，难免有主观臆断之嫌。这是宋代《春秋》学在学理上难以避免的问题，也是其被后人诟病之处。
再者，宋代《春秋》学的发展还常受时局变化的影响，其中王安石变法不列《春秋》于学官、不以《春秋》取士，宋高宗及其后一些皇帝对《春秋》学的推尊影响最大[关于宋高宗及其后一些皇帝对《春秋》学的推尊，可参张尚英：《宋高宗与〈春秋〉学》（《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与张尚英、舒大刚：《宋代〈春秋〉学文献与宋代《春秋》学》（《求索》2007年第7期）。]。当然最高统治者的推尊对《春秋》学的发展是一种正向的因素，而王安石变法不以《春秋》取士、不列《春秋》于学官导致的《春秋》废立无常，才是引发《春秋》学发展出现偏差的原因。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四朝60年间，因王安石变法引发了政治上激烈党争与学术上新学派同蜀学、洛学等其他学派之间的纷争，二者纠集在一起，对当时的政治、学术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为王安石变法不以《春秋》取士、不立《春秋》于学官，《春秋》的废立成了新旧党争与学术纷争的一个重要托辞，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资治通鉴后编》《宋会要辑稿》《靖康要录》等史书记载，在短短的六十年里，《春秋》三废三立。政府对《春秋》的废立无常自然要影响到一部分以应试为目的的士人对《春秋》的学习，影响到《春秋》在官学中的讲授，也影响到一些已获得进士出身的《春秋》学者获得召试升迁的机会。比如前面提到的黎錞庆历六年获得进士，其《春秋》学深得欧阳修赏识，熙宁初丞相韩琦曾将其所著《春秋经解》一书上于朝，谓可置文馆，王珪等人也极力附议，但“会贡举更制，《春秋》不为科，议乃寝”，受此影响，黎錞“浩然有归意，遂老于蜀”。[（宋）吕陶：《朝议大夫黎君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六一，第74册，第81页。]对黎錞这样的际遇，苏辙曾不无遗憾地感叹道“簿领沉迷催我老，《春秋》废格累公贤”[（宋）苏辙撰，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卷七《次韵子瞻寄眉守黎希声》，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2页。]。这样的情况必然会对《春秋》学的发展不利。不过，因为这期间仍有10余年时间，即元祐元年（1086）至绍圣三年（1096）、元符三年（1100）至四年（1101）、靖康元年（1126）至二年（1127），《春秋》未废，再加上出于政治上反对变法以及学术上对新学的质疑，许多学者仍志于《春秋》学的研究与学习，因而此阶段《春秋》学文献的年均数量、年均作者数相比仁宗、英宗朝仍略有提高，各增加了0.09部/年、0.09/人。但是，如果没有《春秋》的废立无常，会增加更多。其年均文献数量、年均作者数分别较最高统治者推尊《春秋》学的南宋少了0.87部、0.63人就是最好的证明。[关于宋代各阶段《春秋》学文献发展的具体情况，可参张尚英、舒大刚：《宋代〈春秋〉学文献与宋代《春秋》学》（《求索》2007年第7期）。]
面对这些偏差，宋代一些《春秋》学者努力进行纠偏，以苏辙为代表的巴蜀学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三苏父子是宋代巴蜀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三苏思想一脉相承，苏洵、苏轼没有《春秋》学专著，但他们关于《春秋》学的思想也体现于苏辙《春秋集解》中。苏辙非常明确地指明了他著《春秋集解》的原因，一为“予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宋）苏辙：《春秋集解引》，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076，第258页。]，一为“近岁王介甫以宰相解经，行之于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则诋以为断烂朝报，使天下士不得复学”[（宋）苏辙：《春秋集解引》，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076，第259页。]。关于第二个原因需要作一说明。苏辙此序作于元符二年（1099），是现在能见到的关于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的记载，但实际上“断烂朝报”之说当为苏辙据传闻所记，这与当时苏氏蜀学与王安石新学的分歧与斗争有关。[关于王安石“断烂朝报”说的公案，详见张尚英：《宋代〈春秋〉学专题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8-86页。]因此，这里的重点应该是“天下士不得复学”，而不得学的真正原因是因王安石开启不列《春秋》于学官、不以《春秋》取士的作法以后，《春秋》废立无常。
为了纠正时学“不复信史”“尽弃三传”之偏，苏辙以《左传》为主，注重以史实解释经文。苏辙的做法是对过度摒弃三传学风的一种纠正，但并不是回到汉唐《春秋》学的老路上，在方法上仍然是三传兼采，以己意解经。从根本上讲属于啖助、赵匡、陆淳开创的“新《春秋》学”范畴。鉴于苏氏的学术影响力，其以《左传》为主解经，引发了时人对《左传》的关注与研究，如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春秋左氏传杂论》、蜀人王当《春秋臣传》当是受其影响而作。这使宋代《左传》学能在“舍传求经”的《春秋》学主潮中，在《公羊》《穀梁》分别只有6种和4种专著的情况下，仍能有106种专著，在宋代《春秋》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除苏辙外，其他很多巴蜀学者在宋神宗至宋钦宗这段《春秋》废立无常的特殊时期也积极加入了纠偏行列，主要表现为上言争立《春秋》与坚持以《春秋》为业。
这一时期，每当朝廷废《春秋》时，总有一些学者上言，争取复立，巴蜀《春秋》学者可以说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与其他地域相比，现在所能见到的有文献记载且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数，巴蜀地区应该是最多的[这一时期倡言复立《春秋》的学者还有：张敦礼（河南开封人）、司马光（山西夏县人）、晁说之（山东人）、范柔中（江西人）、吴敏（江苏仪征人）等。]，每一个时段都有学者出面大声疾呼。熙宁年间王安石第一次罢《春秋》时，倡言复《春秋》者主要有张敦礼、杨绘等人，而杨绘即为四川绵竹人。杨绘长于《春秋》，著有《春秋辨要》十卷，担任御史中丞后，在给宋神宗的谏言中说：“以经术取士，独不用《春秋》，宜令学者以三传解经，不必专用《左氏》之说。”[（宋）范祖禹：《天章阁待制杨公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一五○，第98册，第332页。]绍圣间再罢《春秋》时，涪陵崔子方以布衣身份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六记载“初，东川布衣崔子方治《春秋》，绍圣间三上疏乞置博士，不报”（中华书局，1988年，第331页）。]，更体现了巴蜀《春秋》学者的执着与坚定。与杨、崔二人的建议都没有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纳不同，靖康元年（1126）普州安岳（今资阳安岳）人冯澥与丞相吴敏一起向宋钦宗建言，促成了《春秋》学再置学官，胡铨记载此事曰：“初王氏出新学，废麟书，士媚进无大略。靖康改元，澥骤见任，亟与丞相吴公敏白上，诏可之，复置学官。”[（宋）胡铨：《清节先生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三三○，第196册，第153页。]冯澥倡言复置《春秋》同其家学与师承有关，其父冯山与其师萧楚皆是《春秋》学名家，冯山著有《春秋通解》12卷，萧楚撰有《春秋经辨》（现传世本名为《春秋辨疑》），且按胡铨所言，冯、吴二人谏立《春秋》，是听从了萧楚的建议。当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争取复立《春秋》，很多时候以“不报”告终，但这样的努力对一些《春秋》学者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促进了这一时期《春秋》学的发展。
巴蜀《春秋》学者不仅上疏争立《春秋》，还在朝廷不立《春秋》于学官，不以《春秋》取士之时，不为功名利禄所驱，不随波逐流，仍坚持以治《春秋》学为业。家勤国、冯正符、崔子方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据《宋史·家愿传》记载，眉山人家勤国与从兄家安国、家定国同从刘巨游，与苏轼兄弟为同门友，因不满王安石久废《春秋》学，愤而著《春秋新义》一书。遂宁人冯正符在“王荆公当国，废《春秋》，不立学官”之时，学经于《春秋》特详。[（元）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400页。]涪陵崔子方则在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后，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研究《春秋》学，著有《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本例》二十卷、《春秋例要》一卷，成为一代《春秋》学名家。这些学者的坚守，无疑对当时的《春秋》学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创改
宋人虽号称“舍传求经”，但《春秋》经言简意赅，要弄清《春秋》所载之事，弄清其所蕴含之意，实际上是离不开三传的。三传中，《左传》字数最多，达十九万六千余字，在儒家十三经中也是字数最多的，占了十三经总字数的近四分之一。因此，为了更好地掌握《左传》的内容，为通经服务，可能从唐代开始便有学者打破《左传》编年记事的原则，将其改编为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国别体等，到宋代更是蔚为大观，约有20余种这样的著作[著作详情请参张尚英：《〈春秋〉学文献》，舒大刚等：《儒学文献通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29-1130页。]。在这些著作中，纪事本末体改造以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最为有名。而在纪传体改造方面，蜀人可谓成绩卓著，因为流传至今的王当《春秋诸臣传》、程公说《春秋分记》都是蜀人的著作，二者共同完成了对《左传》创造性的纪传体改造。巴蜀学者重视《左传》的研习与改造当与苏辙治《春秋》重《左传》与宋代巴蜀史学的繁盛有一定关系。
宋代对《左传》进行纪传体改编的主要有王当《春秋臣传》、沈括《春秋左氏纪传》与程公说《春秋分记》。沈氏之书已佚，马端临《文献通考》载有李焘对其体例的记述，“取丘明所著二书，用司马迁《史记》法，君臣各为记传”[元）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三，第5411页。]，说明此书的体例是将《左传》《国语》中关于人物的记载，仿照《史记》，改编成纪传体的人物传记，与王当《春秋臣传》的体例基本相同。因“此书终不满人意”[（元）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三，第5411页。]，故未曾流传下来。这从侧面说明流传下来的王当《春秋臣传》优于沈书，是这种类型著作的代表作。《春秋臣传》主要依据《左传》所载，为《左传》中人物作传。如《左传》阙略，则引《国语》《史记》等书补之，在每卷末还有“赞曰”对该卷的人物作评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认为“诸赞论议纯正，文辞简古，于经传亦多所发明”[（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2页。]，四库馆臣也评价其“于经传则实有补”[（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七《春秋列国诸臣传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19页。]。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王当《春秋臣传》效仿列传而成，但《左传》涉及春秋时期200余年，内容十分丰富，仅列传不足以包罗其内容。程公说效仿《史记》之本纪、表、书、世家几个部分成《春秋分记》，弥补了《春秋臣传》的不足，由此全方位地完成了对《春秋》与《左传》的纪传体改造。《春秋分记》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年表”九卷，包括周天王内鲁外诸侯、王后、内夫人、内妾母、王姬、内女、鲁卿、晋卿、宋卿、郑卿十种年表。第二部分为“世谱”七卷，包括王子王族诸氏世谱，内鲁公子公族诸氏世谱，晋、齐、宋、卫、蔡、陈、郑、曹、秦、楚等外诸侯公子公族诸氏世谱（曹只有公子世谱），世谱叙篇考异。第三部分为“名谱”二卷，包括列国君臣、外夫人妾、古人物三类。第四部分为“书”二十六卷，有历书、天文书、五行书、疆理书、礼乐书、征伐书、职官书七门。第五部分为“周天王”二卷。第六部分为“内鲁”六卷。第七部分为“世本”，分大国（晋、齐、宋、卫、蔡、陈、郑、曹、燕、秦、楚、吴）、次国（杞、滕、薛、莒、邾、小邾、越、许）、小国（虞、虢等102国）排列，而以四夷作为附录，共三十八卷。这几个部分中“周天王”“内鲁”相当于《史记》之本纪，“年表”“世谱”“名谱”一起对应《史记》之年表，“书”模仿《史记》八书，“世本”效仿《史记》世家。
程公说的改编非常有创造性。首先，其不是简单地改列经、传文的位置，而是在充分研究基础上的改编，表现为：对难字有注音、释义[具体情况可参彭华：《程公说与〈春秋分记〉》，《西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对不易理解之处或引杜预注、孔颖达疏等前人成果加以说明，或自己加以注释；对有可能引起争议的地方有按断、考辨，书中单独成篇的“宗周成周辨”“洛邑成周辨”“论乐”“论鲁礼之变”“论文言”等便是这样的文字；对前人有误的地方加以“考异”，如“世谱”部分的最后两卷“世谱叙篇考异”就对前人关于“《春秋》之王子、王族、公子、公族、諸氏世序”之误进行了考证。这些注释、按断与考辨中不乏真知灼见。其次，其虽效仿《史记》，但对《史记》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根据《春秋》与《左传》的内容灵活设立类目，如《春秋》经传中所载征伐之事甚多，专在“书”部分设立“征伐书”。同时，在“疆理书”部分绘制王畿列国指掌总图以及王畿、鲁地、晋地、齐地、宋地、卫地、蔡陈地、郑地、曹地、燕地、秦地、楚地指掌之图，共十四幅地图，亦是一种创新，“所借鉴的是大司徒与职方氏的做法”[彭华：《程公说与〈春秋分记〉》，《西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三，《春秋分记》虽然是对《春秋》经传的史学改造，但其仍以经学为旨归。程氏既重《左传》之史实，亦兼采《公羊》《穀梁》，旁及诸子。全书大旨，以胡安国之说为宗。对比《春秋分记》与胡安国《春秋传》的卷首，不难发现包括“名讳例”“述纲领”“叙传授”三个部分的《春秋分记例要》在体例与内容上都是模仿改编胡传卷首的“述纲领”“叙传授”“论名讳札子”而来。而且，《春秋分记》在内容的排列与论断按语中彰显了《春秋》的“尊王攘夷”“内其国而外诸夏”等大义，他在自序中言“冠以周，尊王也。次以鲁，内鲁也”[（宋）程公说：《春秋分记序》，《春秋分记》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4册，第4页下。]，卷一开篇便为“周天王内鲁外诸侯年表第一”，在论赞中曰“故伯政虽王道之衰，而《春秋》犹幸之者，谓其攘夷狄、尊中国故也”[（宋）程公说：《春秋分记》卷七十七“论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4册，第961页下。]。《春秋分记》一书不主虚义口辨，尤为务实。清人全祖望曾称赞：“克斋《春秋》之学最醇。”[（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一《程氏春秋分记序》，《四部丛刊》景清刻姚江借树山房本。]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的体例便与《春秋分记》相类。
除王当、程公说对《春秋》经传的纪传体改造外，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对《春秋左传正义》的节选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改造。如前所述，《左传》本身字数较多，再加上杜预注与孔颖达疏，更是皇皇巨著，学者学习与研究都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与时间，以致很多人知难而退。再者，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人们追求道德性命之学，常以理学大家的语录体著作为学习的文本，无暇阅读大部头的著作，不再博文多识。魏了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九经要义》，元人虞集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点，其曰：
自濂洛之说行，朱氏祖述而发明之，于是学者知趋乎道徳性命之本，廓如也。而从事于斯者，诵习而成言，惟日不足，所谓博文多识之事，若将略焉，则亦有所未尽者矣。[（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七《鹤山书院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112下。]
因此，魏了翁撰写包括《左传要义》在内的《九经要义》，是为了剔除已有注疏中的繁冗之文，并对其进行归纳总结，使学者能尽快掌握其主要内容。
《左传要义》虽是节录《左传正义》中杜预注与孔颖达疏而成，但其不是简单的摘抄，而是在对《左传正义》全书有整体把握、对《左传》学问题有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对《左传正义》的精编。《左传正义》广征博引，保留了众多汉魏诸儒之说，但有繁冗之嫌，《要义》抓住其中的主要问题，裁汰冗余，留其精要，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凡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名物度数之间，则削繁举要，本末灿然”。[（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七《春秋左传要义提要》，第221页。]而且，魏了翁为摘录下来的每段文字都拟了一个标题概括内容。这些标题反映了魏氏对《左传》及其注疏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利于读者理解把握摘录的内容。总之，《左传要义》提纲契领地展现了《左传正义》的主要内容，颇便学者。
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在《左传要义》之前，《春秋》学史上没有类似体例的著作出现。所以，魏了翁的这种节录非常具有创新性。而且，他在程朱理学盛行，一些学者因五经内容繁复，不重经学，脱离经文妄说己意，空谈性理的背景下，精编成此书，让学者花费更少的时间与精力便能掌握《左传》主要内容，无疑有利于推动《春秋》学的发展。而且，观清人皮锡瑞《经学通论》，其标题的拟定方式，当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魏氏《九经要义》的启发。
王当、程公说、魏了翁等人的创造性改造打破了以往《春秋》学著作的既有体例，增加了宋代《春秋》学著作形式的多样性。从内容上来讲，这几部著作都以《左传》为主，是对《左传》及其注疏深入研究后的改编之作。如前所述，宋代《春秋》学以“舍传求经”之学为主流，不重三传之学，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程、魏三人创造性的改造使《左传》与其注疏以一种新的形式与状态呈现于世，便于学者学习与研究，对于当时非主流、相对式微的《左传》学的发展而言无疑具有推动作用，对于整个《左传》学史而言也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并且，王、程等人对《左传》的史学化改造为巴蜀史学的发展与繁盛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四、结语
宋代巴蜀《春秋》学的发展与全国《春秋》学的发展始终融为一体。在舍传求经、会通三传以探寻圣人之意的宋代《春秋》学主流的形成、确立以及理学化发展中，李尧俞、黎錞、宋堂、何涉、杨绘、杜谔、谢湜、崔子方、赵鹏飞、李明复、家铉翁等巴蜀《春秋》学者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其中，崔子方、赵鹏飞“尽废三传”之说虽有“疑传”过勇之嫌，但从摆落汉唐，进一步确立、巩固《春秋》宋学主导地位的角度而言，意义重大；杜谔《春秋会义》汇集唐代啖赵陆以来的“舍传求经”之作于一体，以文献集解的形式对形成时期的宋代《春秋》学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程门蜀中高弟谢湜将天理融入《春秋》学阐释与赵鹏飞“默与心会”的治《春秋》之法，分别从本体论与工夫论的角度将《春秋》学纳入了理学的范畴，为胡安国最终完成《春秋》学的理学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身处宋代晚期的李明复则以文献集解的形式对理学化的《春秋》学进行了学统性的梳理与总结，而生活于宋元之际的家铉翁则在理学化《春秋》学的北传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舍传求经”是宋代《春秋》学的主要特征，让《春秋》学适应了时代需要，推动了《春秋》学的发展，在《春秋》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但“舍传求经”也让一些学者罔顾史实，流于主观臆断，偏离了《春秋》学发展的正常轨道，出现了偏差。在纠正这一偏差的过程中，巴蜀著名学者苏辙对《左传》重要性的强调，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学界对《左传》的重视。受苏辙与当时繁荣的巴蜀史学影响，王当、程公说等巴蜀学者对《左传》进行了创造性改编；为解决理学发展中“博文多识”不足的问题，魏了翁精编《春秋左传正义》。这些作法增加了《春秋》学著作形式的多样性，也加深了对《左传》内容的研究。苏、王、程、魏等人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非主流、相对式微的宋代《左传》学的发展，在《左传》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代《春秋》学的发展与时局密切相关。当王安石变法不以《春秋》取士、不列《春秋》于学官，引发神宗至钦宗朝之间《春秋》废立无常，让《春秋》学的发展陷于不利局面时，苏辙、杨绘、家勤国、冯正符、崔子方、冯澥等人或上言争立《春秋》，或坚持治《春秋》学，积极消除这种不利影响，使宋代《春秋》学保持了稳定的发展。
总之，宋代巴蜀《春秋》学作为重要的地域流派，在“舍传求经”的宋代《春秋》学主流及《左传》学的发展中，在维护宋代《春秋》学的稳定发展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整个《春秋》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原文刊载于《宋史研究论丛》第34辑，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张尚英（1976-），女，汉族，四川荣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儒学史、儒学文献与巴蜀文献；刘兴淑（1973-），女，汉族，四川威远人， 历史学博士，现任四川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