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賈燦燦老師賜稿
原文載《長江師範學院學報》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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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科舉與社會流動的量化考察
——以兩份登科錄為中心
文 / 賈燦燦
南通大學文學院
作者簡介：賈燦燦（1985— ），女，漢族，河南永城人，曆史學博士（後），南通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宋史、社會史方向研究。
[摘 要] 通過對《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和《寶祐四年登科錄》的統計發現：一方面，從紹興十八年到寶祐四年，家世背景對登科舉數、登科年齡的影響是在逐漸減弱的。平民家庭出身者在兩份登科錄中始終占到半數以上，表現出科舉所帶來的社會流動性。不可否認的是，家世背景能為登科者在上行道路上赢取更多的時間。另一方面，通過與南宋宰輔登科年齡的對比，可發現宰輔在平均登科年齡上較兩榜進士呈年輕化，官員家庭與平民家庭的平均登科年齡相差不大，顯示出家世背景在平均登科年齡上的減弱。一言以蔽之，家庭因素在科舉考試中的助力作用正在逐漸降低，換言之，科舉确實為南宋社會流動的加速起到推動作用，并促使南宋社會逐漸走向流動性和開放性的發展趨勢。
[關鍵詞] 南宋；科舉；社會流動；登科錄
社會流動的概念源于社會學領域，是指社會成員或群體在社會空間關系中的位置轉移。[①]它的研究始于19世紀末期，由美國社會學家索羅金（Pitirim A. Sorokin）率先提出，後經由柯睿格（E.A. Kracke，Jr.）等學者引入到曆史學領域，為我們探索中國傳統社會時提供了新的視角。20世紀以來，衆多學者緻力于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以量化分析的方式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的流動性與開放性。若僅就宋代社會流動問題的研究成果而言，相對北宋時期的碩果累累，南宋在研究深度與廣度上遠不及北宋。[②]
公元1127年，趙構于南京應天府登基稱帝，改号建炎，史稱南宋。劉子健先生言：“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是以南宋為上司的模式，以江浙一帶為重心。”[1]南宋社會的轉型使其呈現出與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後若幹世紀中中國的形象。[2]南宋時期有兩份珍貴的進士登科錄留存至今，即《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3]和《寶祐四年登科錄》[4]，分别收錄330名和601名進士的詳細資訊，包括科甲名次、姓名、字、小名、小字、年齡、出生日期、外氏、考試排号、兄弟數、舉數、婚姻狀況、直系三代仕宦情況、籍貫、戶口等。例如《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第一甲第一人王佐，字宣子，小名千裡，小字骥兒。年二十，九月初一日生。外氏葉。具慶下，第五十八。兄弟五人。一舉。娶高氏。曾祖仁，故，不仕。祖忠，故，不仕。父俊彥，見任左迪功郎、鎮江府教授。本貫紹興府山陰縣禹會鄉廣陵裡。父為戶。”[3]357-358這些資訊為後世研究南宋科舉提供豐富的史料，同時在研究姓名、婚姻、戶籍、鄉裡建制等方面也極具價值。
故而，本文圍繞兩份登科錄，結合最新出版的《宋代登科總錄》[5]，以量化分析的方法，考察南宋時期進士的家世背景與登科舉數、登科年齡的關系，并将兩榜進士的登科年齡與南宋宰輔登科年齡相對比，揭示其間的内在聯系，以冀對南宋科舉與社會流動的研究有所助益。這裡要強調的是，筆者無心以量化分析的結果，作為探讨南宋社會是否具有流動性的定論，但若能以量化方法作為輔助分析的手段，窺得南宋時期社會流動狀況之一斑，亦是幸事。文中疏漏之處，敬請指正。
一、兩榜進士家世背景的分析
表1 紹興十八年（1148）和寶祐四年（1256）進士家世情況統計表
資料來源及說明：筆者根據《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和《寶祐四年登科錄》整理而成。表1中的“高官家庭”指曾、祖、父三代中有一人及以上官品居一至三品者。“中官家庭”指曾、祖、父三代中有一人及以上官品居四至七品者。“低官家庭”是指曾、祖、父三代中有一人及以上官品居八至九品者。
據表1可知：
其一，《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中共收錄330名進士，資訊缺失者2人，實存328人。其中高官家庭出身者4人，僅占1.2%；中官家庭出身者48人，占14.6%；低官家庭出身者42人，占12.7%。平民家庭出身者206人，占比高達62.4%，居各家家庭出身者之首。宗室16人，占4.9%的比例。
其二，《寶祐四年登科錄》中共收錄601名進士，資訊缺失者29人，實存572人。其中高官家庭出身者3人，僅占0.5%；中官家庭出身者37人，占6.2%；低官家庭出身者143人，占23.8%。平民家庭出身者307人，占51.1%。宗室76人，占12.7%；另有官品不明者6人。
從紹興十八年到寶祐四年，高、中官家庭出身的比例在下降，低官家庭的比例明顯上升，寶祐四年進士官員家庭出身者共有189人，占31.5%的比例，而紹興十八年官員家庭出身者占32.1%，兩者總數比例幾乎不相上下。宗室所占比例由紹興十八年的4.9%，上升到寶祐四年的12.7%。平民家庭出身方面則由62.4%，下降到51.1%，相差約10%的比例。但總體來看，兩份登科錄中平民家庭出身者均占到一半以上的比例。
表2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各甲第家世情況統計表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整理而成。
表3 《寶祐四年登科錄》各甲第家世情況統計表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寶祐四年登科錄》整理而成。
以上表2和表3是根據兩份登科錄中的科甲名次來分别統計進士的家世情況，目的是為了揭示科甲名次與家世是否存在聯系。通過兩表比較可以發現：
其一，一甲科第的家世構成以官員家庭出身者所占比重較多，紹興十八年官員家庭與平民家庭的比例是60：40；寶祐四年官員家庭，包括宗室出身者，與平民家庭的比例大約是62：38。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考中一甲名次者，皆以官員家庭出身者稍占上風。
其二，二、三、四、五各甲第名次中官員、平民與宗室所占比例，并沒有呈現出明顯的規律性，換句話說，家世出身對科甲名次并無決定性作用。
其三，宗室出身者紹興十八年榜中主要集中于三甲和四甲名次，而寶祐四年榜中雖大部仍處于三甲和四甲的位置，但已有人擠入到一甲和二甲的名次。結合表1分析，從紹興十八年到寶祐四年宗室中舉者的人數呈增長趨勢。據學者統計，南宋前期宗子登第人數所占比例接近5%，至南宋中後期，這一比例提高并穩定保持在10%左右，并通過對宗子甲第和舉數資訊的統計，指出南宋中後期，出現了專門從事舉業的宗子族群，其中不少宗室舉子雖一舉、二舉不能登龍門，卻不善罷甘休，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科舉道路上沖刺。與平民一樣，科舉已成為宗子進入仕途的最重要途徑。[6]
二、兩榜進士登科舉數的分析
表4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各家世登科舉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整理而成。
據表4分析：
其一，《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330名登科者中，有328人有确切的家世出身，其中有6人舉數不詳，平均登科舉數為2.7次。官員家庭出身者106人，有4人舉數不詳，平均舉數為2.2次；平民家庭出身者206人，有2人舉數不詳，平均舉數為2.4次；宗室有16人，平均舉數為1.1次。
其二，從總體來看，一舉登科者人數最多，共有140人，占總數的42.7%；除三舉與四舉排名有稍有不同外，基本趨勢是舉數越多，登科人數越少。七舉者僅有2人，皆為平民家庭出身。
其三，一舉登科者在各家世出身中所占比例，以宗室最高，占93.8%；其次為官員家庭出身，占46.2%；最後則為平民家庭出身者，占36.9%。家庭出身越低一舉登科者的比例也越低。
表5 《寶祐四年登科錄》各家世登科舉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寶祐四年登科錄》整理而成。
據表5分析：
其一，《寶祐四年登科錄》601名進士中，有确切家世資訊者572人，其中有51人舉數不詳，平均登科舉數為1.9次。官員家庭出身者189人，20人舉數不詳，平均登科舉數為2.0次；平民家庭出身者307人，29人舉數不詳，平均登科舉數為1.9次；宗室76人，2人舉數不詳，平均登科舉數為1.8次。
其二，登科舉數以一舉登科者居榜首，占52.3%的比例，依次為二舉、三舉，一、二、三舉登科者占總數約80%的比例，呈現出舉數越多，登科者越少的趨勢。其中六舉者有6人，七、八、九舉者分别有2人，共12人，來自官員家庭和平民家庭者各占6人。
其三，各家庭出身者皆以一舉登科者居多，其中平民家庭者所占比例最多，達54.1%；其次為宗室，占54%，僅次于平民家庭出身者；最後為官員家庭出身者，占48.7%的比例。
将紹興十八年與寶祐四年登科舉數對比可發現，平均登科舉數從2.7次，下降到1.9次。官員家庭的平均登科舉數在紹興十八年時要小于平民家庭，相反，到寶祐四年平民家庭已小于官員家庭的平均登科舉數，或者說，家世對登科舉數的影響，在寶祐四年榜中有所減弱。
那麼，甲第與舉數是否有直接聯系，可通過以下兩表來觀察分析：
表6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各甲第登科舉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整理而成。
表7 《寶祐四年登科錄》各甲第登科舉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寶祐四年登科錄》整理而成。
據表6和表7資料可知，甲第與舉數似乎并不存在很大的相關性，各甲除一舉登科者居首位，及大多數登科者集中于一、二、三舉兩個特征外，其他資料較為随機，沒有明顯的規律性可循。各甲的平均登科舉數，紹興十八年依次為2.5次、2.0次、2.7次、2.3次和2.1次，寶祐四年則為2.4次、2.0次、1.8次、1.9次和1.9次。可見，甲第與平均登科舉數并無明顯聯系。
三、兩榜進士登科年齡的分析
表8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各家世登科年齡統計表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整理而成。
據表8分析：
其一，《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330名登科者中，2人家世不詳，2人登科年齡不詳，共有326人有确切的家世和登科年齡，平均登科年齡為35.6歲。其中官員家庭出身者106人，有1人年齡不詳，平均年齡為33.9歲；平民家庭出身者206人，有1人年齡不詳，平均年齡為37.2歲；宗室有16人，平均年齡為27.3歲。
其二，登科年齡段中以20—29歲者為最多，占總數的33.8%；其次是40—49歲者，占26.5%的比例；排名第三者為30—39歲者，占23.2%。20—49歲中第者之和為84%，最少者為19歲及以下和60歲及以上者，分别占3.1%和0.6%。
其三，宗室和官員家庭出身者的登科年齡，皆以20—29歲年齡段最多，分别占68.8%和39.6%，以宗室最為集中。平民家庭出身者以40—49歲年齡段者居多，占30.1%，比20—29歲年齡段稍高約2.0%的比例。呈現出家庭出身越顯貴，登科年齡越年輕化的趨勢。
表9 《寶祐四年登科錄》各家世登科年齡統計表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寶祐四年登科錄》整理而成。
據表9分析：
其一，《寶祐四年登科錄》601名進士中，有确切家世資訊者572人，其中5人登科年齡不詳，平均登科年齡為35.5歲。官員家庭出身者189人，2人年齡不詳，平均登科年齡為36歲；平民家庭出身者307人，2人年齡不詳，平均登科年齡亦為36.1歲。宗室76人，1人年齡不詳，平均登科年齡為32歲。
其二，登科年齡段中以30—39歲者居榜首，占總數的33.2%；其次為20—29歲者，占30.1%；再次為40—49歲者占24.7%，三者之和約占90%，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比例态勢。
其三，官員家庭出身者登科年齡段集中于30—39歲，占36%；平民家庭出身者20—29歲、30—39歲和40—49歲登科者比例相差不多；宗室以20—29歲和30—39歲者居多。相較之下，宗室出身者登科年齡呈年輕化的趨勢。
紹興十八年和寶祐四年的平均登科年齡相差不大，前者為35.6歲，後者為35.5歲。紹興十八年官員子弟的平均登科年齡，要小于平民子弟約四歲，而宗子的平均登科年齡，更是比平民子弟年輕近十歲。寶祐四年官員子弟和平民子弟的平均登科年齡幾乎無差，宗子的登科雖較平民子弟小近五歲，但與紹興十八年比，兩者的差距在縮小。換言之，家世對平均登科年齡的影響在逐漸減弱。
再來分析甲第與年齡是否呈現相關性，可通過以下兩表資料進行考察：
表10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各甲第登科年齡統計表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整理而成。
表11 《寶祐四年登科錄》各甲第登科年齡統計表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寶祐四年登科錄》整理而成。
通過對表10和表11資料的分析可知，甲第與登科年齡的關系，與舉數相同，似乎相關性不大。以上資料除各甲登科年齡皆集中于20—29歲、30—39歲和40—49歲這三個年齡段外，其它資料并無明顯規律性。各甲第的平均登科年齡，紹興十八年依次為36.8歲、34.3歲、35.5歲、34.3歲和36.9歲，寶祐四年則為33.8歲、33.2歲、36.4歲、35.3歲和36.1歲。各甲第與平均登科登科并沒有呈現出科甲名次越高年齡越小或越大的特征。
四、兩榜進士與南宋宰輔登科年齡的對比
筆者以《宋史·宰輔表》[7]為基礎史料，輔以《宋宰輔編年錄》[8]、《續宋宰輔編年錄》[9]，并參考今人著作王瑞來《宋史宰輔表考證》[10]、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11]等，統計出南宋時期共有宰相64人，參知政事182人，樞密使91人，樞密副使195人，共計532人次，258人。其中登科者共有221人，包括進士登科者208人，上舍登第13人，及其餘途徑或不詳者37人。在221位登科者中，有确切登科年齡可考者148人，不詳者73人。
表12 南宋宰輔登科年齡段統計表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宋史·宰輔表》《宋宰輔編年錄》《續宋宰輔編年錄》《宋史宰輔表考證》《宋代京朝官通考》等整理而成。
表13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登科年齡段統計表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整理而成。
表14 《寶祐四年登科錄》登科年齡段統計表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寶祐四年登科錄》整理而成。
據表12、表13、表14資料分析：
其一，從平均登科年齡來看，南宋宰輔有确切登科年齡可考者148人，其平均登科年齡為30.4歲。《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中共有330名進士，有确切登科年齡者328人，2人年齡不詳，其平均登科年齡為35.6歲。《寶祐四年登科錄》中共有601人，有确切登科年齡者567人，34人年齡不詳，其平均登科年齡為35.5歲。紹興十八年和寶祐四年進士的平均登科年齡幾乎相同，僅差約0.1歲。有意思的是，南宋宰輔的平均登科年齡與這兩榜進士相比，相差五年有餘。或者說，南宋宰輔的平均登科年齡要小于紹興十八年和寶祐四年進士的平均登科年齡。
其二，南宋宰輔登科年齡中以20—29歲年齡段的人數占比最高，達到将近一半的比例，同年齡段紹興十八年和寶祐四年均隻占總數的約三分之一。其次是30—39歲約占35%的比例。40—49歲所占比例，要小于同年齡段的紹興十八年和寶祐四年的占比。南宋宰輔登科年齡中20—49歲占比之和約為95%。南宋宰輔登科年齡中19歲及以下者有4人，張守十九歲登崇甯元年（1102）進士科，範同十九歲登政和五年（1115）進士科，龔茂良十八歲登紹興八年（1138）進士科，陳貴誼十七歲登慶元五年（1199）進士科。50歲以上登科者有2人，分别是董德元，于紹興十八年（1148）登進士第二，時年五十三歲；陳誠之五十歲登紹興十二年（1142）進士第。這兩者都隻占到極少數。
其三，在148名有登科年齡可考的宰輔中，官員家庭出身者有64人，平民家庭出身者有36人，家庭情況不詳者48人，官員家庭出身者的平均登科年齡為29.2歲，平民家庭出身者的平均登科年齡為29.8歲，兩者相差不大。紹興十八年330名登科進士中，官員家庭出身（包括16名宗室）者122人，平均登科年齡為33.0歲，平民家庭出身者206人，平均登科年齡為37.2歲，很明顯，紹興十八年登科進士中，平民官家庭出身者占到約62%的比例，遠超官員家庭出身者，從這個層面上講，科舉确實促進了官僚階層的更新換代，大大提高了社會流動性。但從平均登科年齡來看，官員家庭出身的平均登科年齡，要小于平民家庭出身者，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家庭背景，會為其在科舉道路上赢取更多的時間。平民家庭出身者在紹興十八年的登科比例中占到絕對優勢，卻在平均登科年齡上要稍遜于官員家庭出身者。
五、結 語
通過對《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和《寶祐四年登科錄》的統計發現：
其一，兩榜進士中平民家庭出身的比例分别占到62.4%和51.1%，均達到一半以上。
其二，紹興十八年官員家庭的平均登科舉數小于平民家庭，相反，寶祐四年平民家庭已小于官員家庭的平均登科舉數，或者說，家世對登科舉數的影響，在寶祐四年榜中有所減弱。
其三，兩榜進士的平均登科年齡均約為36歲，紹興十八年呈現出家庭出身越顯貴，登科年齡越年輕化的趨勢，到寶祐四年這種趨勢開始減弱。
其四，一甲科第的家世構成以官員家庭出身者所占比重較多，二、三、四、五各甲第名次與家世出身無明顯規律性可循。而甲第與登科舉數、登科年齡的關系，似乎相關性不大。
其五，若将兩榜進士登科年齡與南宋宰輔登科年齡相對比，可發現南宋有确切登科年齡可考者的宰輔平均登科年齡約為30歲，小于紹興十八年和寶祐四年進士的平均登科年齡五歲有餘，且多集中于20—29歲年齡段内。
綜上可知，一方面，從紹興十八年到寶祐四年，家世背景對登科舉數、登科年齡的影響是在逐漸減弱的。不可否認，家世背景能為登科者在上行道路上赢取更多的時間。值得欣慰的是，平民家庭出身者在兩份登科錄中始終占到半數以上，表現出科舉所帶來的社會流動性。另一方面，通過與南宋宰輔登科年齡的對比，可發現宰輔在平均登科年齡上較兩榜進士呈年輕化，官員家庭與平民家庭的平均登科年齡相差不大，顯示出家世背景影響在平均登科年齡上的減弱。但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宰輔群體以官員家庭出身占多數，相對兩榜進士而言，科舉帶來的流動性稍低，但若與唐、北宋相比[③]，南宋宰輔的流動性又是在逐漸增加的。一言以蔽之，家庭因素在科舉考試中的助力作用正逐漸降低，換言之，科舉确實為南宋社會流動的加速起到推動作用，并促使南宋社會逐漸走向流動性和開放性的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及注釋
參考文獻：[1] 劉子健：代序——略論南宋的重要性[A]．黃寬重，主編，南宋史研究集[C]．台北：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2.
[2] 劉子健：中國轉向内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内向[M]．趙東梅，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4.
[3] 不著編者：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48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4] 不著編者：寶祐四年登科錄[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1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5] 龔延明，祖慧：宋代登科總錄[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6] 周佳，汪潇晨，平田茂樹：《宋代登科總錄》與宋代科舉政策變化研究[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41（1）：42-55.
[7] 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8] 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校補[M]．王瑞來，校補，北京：中華書局，2012.
[9] 呂邦耀：續宋宰輔編年錄[M]．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59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
[10] 王瑞來：宋史宰輔表考證[M]．北京：中華書局，2012.
[11]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M]．成都：巴蜀書社，2003.
注釋：[①] 社會流動根據流動方向可劃分為垂直流動和水準流動。垂直流動是指在社會分層體系中人們位置的上、下移動，又可細分為上行流動和下行流動，如由民而官，即為上行流動，反之，則為下行流動。參考李強：《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3年，第281頁。
[②] 1947年，美國學者柯睿格運用南宋紹興十八年（1148）和寶祐四年（1256）的兩份登科錄，以量化分析的方法，統計出在總數分别為330名和601名登科者中，直系三代無官宦家庭背景的比例，分别為56.3%和57.9%。通過對1148年和1256年進士科中舉者之間的人口變遷與社會流動的分析，柯睿格認為宋代是一個流動性強、開放的社會。（引自E. A. Kracke, Jr, “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0, No.2(1947)， pp.103-123；E. A.Kracke, Jr.：《中國考試制度裡的區域、家族與個人》，劉紉尼譯，費玉清主編《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第293-318頁）其他相關研究成果還有，陳義彥：《北宋統治階層社會流動之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7年；張邦炜：《兩宋時期的社會流動》，《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第61-67頁；黃寬重：《南宋兩浙路社會流動的考察》，《宋史論叢》，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第73-103頁；賈志揚：《宋代科舉》，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孫國棟：《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唐宋之際社會轉變研究之一》，《唐宋史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1-352頁；董文靜：《<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與南宋初年的科舉和社會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7年，等等。
[③] 毛漢光《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從官吏家庭背景看社會流動》(台灣政治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69年)、孫國棟《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唐宋之際社會轉變研究之一》、陳義彥《北宋統治階層社會流動之研究》三部論著中有關于唐、北宋時期宰輔家世情況的統計，可為本文提供參考。
一宋史研究資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