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贾灿灿老师赐稿
原文载《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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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科举与社会流动的量化考察
——以两份登科录为中心
文 / 贾灿灿
南通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贾灿灿（1985— ），女，汉族，河南永城人，历史学博士（后），南通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宋史、社会史方向研究。
[摘 要] 通过对《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的统计发现：一方面，从绍兴十八年到宝祐四年，家世背景对登科举数、登科年龄的影响是在逐渐减弱的。平民家庭出身者在两份登科录中始终占到半数以上，表现出科举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不可否认的是，家世背景能为登科者在上行道路上赢取更多的时间。另一方面，通过与南宋宰辅登科年龄的对比，可发现宰辅在平均登科年龄上较两榜进士呈年轻化，官员家庭与平民家庭的平均登科年龄相差不大，显示出家世背景在平均登科年龄上的减弱。一言以蔽之，家庭因素在科举考试中的助力作用正在逐步降低，换言之，科举确实为南宋社会流动的加速起到推动作用，并促使南宋社会逐渐走向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南宋；科举；社会流动；登科录
社会流动的概念源于社会学领域，是指社会成员或群体在社会空间关系中的位置转移。[①]它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期，由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率先提出，后经由柯睿格（E.A. Kracke，Jr.）等学者引入到历史学领域，为我们探索中国传统社会时提供了新的视角。20世纪以来，众多学者致力于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以量化分析的方式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流动性与开放性。若仅就宋代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成果而言，相对北宋时期的硕果累累，南宋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远不及北宋。[②]
公元1127年，赵构于南京应天府登基称帝，改号建炎，史称南宋。刘子健先生言：“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1]南宋社会的转型使其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2]南宋时期有两份珍贵的进士登科录留存至今，即《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3]和《宝祐四年登科录》[4]，分别收录330名和601名进士的详细信息，包括科甲名次、姓名、字、小名、小字、年龄、出生日期、外氏、考试排号、兄弟数、举数、婚姻状况、直系三代仕宦情况、籍贯、户口等。例如《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第一甲第一人王佐，字宣子，小名千里，小字骥儿。年二十，九月初一日生。外氏叶。具庆下，第五十八。兄弟五人。一举。娶高氏。曾祖仁，故，不仕。祖忠，故，不仕。父俊彦，见任左迪功郎、镇江府教授。本贯绍兴府山阴县禹会乡广陵里。父为户。”[3]357-358这些信息为后世研究南宋科举提供丰富的史料，同时在研究姓名、婚姻、户籍、乡里建制等方面也极具价值。
故而，本文围绕两份登科录，结合最新出版的《宋代登科总录》[5]，以量化分析的方法，考察南宋时期进士的家世背景与登科举数、登科年龄的关系，并将两榜进士的登科年龄与南宋宰辅登科年龄相对比，揭示其间的内在联系，以冀对南宋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研究有所助益。这里要强调的是，笔者无心以量化分析的结果，作为探讨南宋社会是否具有流动性的定论，但若能以量化方法作为辅助分析的手段，窥得南宋时期社会流动状况之一斑，亦是幸事。文中疏漏之处，敬请指正。
一、两榜进士家世背景的分析
表1 绍兴十八年（1148）和宝祐四年（1256）进士家世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及说明：笔者根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整理而成。表1中的“高官家庭”指曾、祖、父三代中有一人及以上官品居一至三品者。“中官家庭”指曾、祖、父三代中有一人及以上官品居四至七品者。“低官家庭”是指曾、祖、父三代中有一人及以上官品居八至九品者。
据表1可知：
其一，《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中共收录330名进士，信息缺失者2人，实存328人。其中高官家庭出身者4人，仅占1.2%；中官家庭出身者48人，占14.6%；低官家庭出身者42人，占12.7%。平民家庭出身者206人，占比高达62.4%，居各家家庭出身者之首。宗室16人，占4.9%的比例。
其二，《宝祐四年登科录》中共收录601名进士，信息缺失者29人，实存572人。其中高官家庭出身者3人，仅占0.5%；中官家庭出身者37人，占6.2%；低官家庭出身者143人，占23.8%。平民家庭出身者307人，占51.1%。宗室76人，占12.7%；另有官品不明者6人。
从绍兴十八年到宝祐四年，高、中官家庭出身的比例在下降，低官家庭的比例明显上升，宝祐四年进士官员家庭出身者共有189人，占31.5%的比例，而绍兴十八年官员家庭出身者占32.1%，两者总数比例几乎不相上下。宗室所占比例由绍兴十八年的4.9%，上升到宝祐四年的12.7%。平民家庭出身方面则由62.4%，下降到51.1%，相差约10%的比例。但总体来看，两份登科录中平民家庭出身者均占到一半以上的比例。
表2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各甲第家世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整理而成。
表3 《宝祐四年登科录》各甲第家世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宝祐四年登科录》整理而成。
以上表2和表3是根据两份登科录中的科甲名次来分别统计进士的家世情况，目的是为了揭示科甲名次与家世是否存在联系。通过两表比较可以发现：
其一，一甲科第的家世构成以官员家庭出身者所占比重较多，绍兴十八年官员家庭与平民家庭的比例是60：40；宝祐四年官员家庭，包括宗室出身者，与平民家庭的比例大约是62：38。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考中一甲名次者，皆以官员家庭出身者稍占上风。
其二，二、三、四、五各甲第名次中官员、平民与宗室所占比例，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换句话说，家世出身对科甲名次并无决定性作用。
其三，宗室出身者绍兴十八年榜中主要集中于三甲和四甲名次，而宝祐四年榜中虽大部仍处于三甲和四甲的位置，但已有人挤入到一甲和二甲的名次。结合表1分析，从绍兴十八年到宝祐四年宗室中举者的人数呈增长趋势。据学者统计，南宋前期宗子登第人数所占比例接近5%，至南宋中后期，这一比例提高并稳定保持在10%左右，并通过对宗子甲第和举数信息的统计，指出南宋中后期，出现了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其中不少宗室举子虽一举、二举不能登龙门，却不善罢甘休，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科举道路上冲刺。与平民一样，科举已成为宗子进入仕途的最重要途径。[6]
二、两榜进士登科举数的分析
表4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各家世登科举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整理而成。
据表4分析：
其一，《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330名登科者中，有328人有确切的家世出身，其中有6人举数不详，平均登科举数为2.7次。官员家庭出身者106人，有4人举数不详，平均举数为2.2次；平民家庭出身者206人，有2人举数不详，平均举数为2.4次；宗室有16人，平均举数为1.1次。
其二，从总体来看，一举登科者人数最多，共有140人，占总数的42.7%；除三举与四举排名有稍有不同外，基本趋势是举数越多，登科人数越少。七举者仅有2人，皆为平民家庭出身。
其三，一举登科者在各家世出身中所占比例，以宗室最高，占93.8%；其次为官员家庭出身，占46.2%；最后则为平民家庭出身者，占36.9%。家庭出身越低一举登科者的比例也越低。
表5 《宝祐四年登科录》各家世登科举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宝祐四年登科录》整理而成。
据表5分析：
其一，《宝祐四年登科录》601名进士中，有确切家世信息者572人，其中有51人举数不详，平均登科举数为1.9次。官员家庭出身者189人，20人举数不详，平均登科举数为2.0次；平民家庭出身者307人，29人举数不详，平均登科举数为1.9次；宗室76人，2人举数不详，平均登科举数为1.8次。
其二，登科举数以一举登科者居榜首，占52.3%的比例，依次为二举、三举，一、二、三举登科者占总数约80%的比例，呈现出举数越多，登科者越少的趋势。其中六举者有6人，七、八、九举者分别有2人，共12人，来自官员家庭和平民家庭者各占6人。
其三，各家庭出身者皆以一举登科者居多，其中平民家庭者所占比例最多，达54.1%；其次为宗室，占54%，仅次于平民家庭出身者；最后为官员家庭出身者，占48.7%的比例。
将绍兴十八年与宝祐四年登科举数对比可发现，平均登科举数从2.7次，下降到1.9次。官员家庭的平均登科举数在绍兴十八年时要小于平民家庭，相反，到宝祐四年平民家庭已小于官员家庭的平均登科举数，或者说，家世对登科举数的影响，在宝祐四年榜中有所减弱。
那么，甲第与举数是否有直接联系，可通过以下两表来观察分析：
表6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各甲第登科举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整理而成。
表7 《宝祐四年登科录》各甲第登科举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宝祐四年登科录》整理而成。
据表6和表7数据可知，甲第与举数似乎并不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各甲除一举登科者居首位，及大多数登科者集中于一、二、三举两个特征外，其他数据较为随机，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可循。各甲的平均登科举数，绍兴十八年依次为2.5次、2.0次、2.7次、2.3次和2.1次，宝祐四年则为2.4次、2.0次、1.8次、1.9次和1.9次。可见，甲第与平均登科举数并无明显联系。
三、两榜进士登科年龄的分析
表8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各家世登科年龄统计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整理而成。
据表8分析：
其一，《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330名登科者中，2人家世不详，2人登科年龄不详，共有326人有确切的家世和登科年龄，平均登科年龄为35.6岁。其中官员家庭出身者106人，有1人年龄不详，平均年龄为33.9岁；平民家庭出身者206人，有1人年龄不详，平均年龄为37.2岁；宗室有16人，平均年龄为27.3岁。
其二，登科年龄段中以20—29岁者为最多，占总数的33.8%；其次是40—49岁者，占26.5%的比例；排名第三者为30—39岁者，占23.2%。20—49岁中第者之和为84%，最少者为19岁及以下和60岁及以上者，分别占3.1%和0.6%。
其三，宗室和官员家庭出身者的登科年龄，皆以20—29岁年龄段最多，分别占68.8%和39.6%，以宗室最为集中。平民家庭出身者以40—49岁年龄段者居多，占30.1%，比20—29岁年龄段稍高约2.0%的比例。呈现出家庭出身越显贵，登科年龄越年轻化的趋势。
表9 《宝祐四年登科录》各家世登科年龄统计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宝祐四年登科录》整理而成。
据表9分析：
其一，《宝祐四年登科录》601名进士中，有确切家世信息者572人，其中5人登科年龄不详，平均登科年龄为35.5岁。官员家庭出身者189人，2人年龄不详，平均登科年龄为36岁；平民家庭出身者307人，2人年龄不详，平均登科年龄亦为36.1岁。宗室76人，1人年龄不详，平均登科年龄为32岁。
其二，登科年龄段中以30—39岁者居榜首，占总数的33.2%；其次为20—29岁者，占30.1%；再次为40—49岁者占24.7%，三者之和约占90%，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比例态势。
其三，官员家庭出身者登科年龄段集中于30—39岁，占36%；平民家庭出身者20—29岁、30—39岁和40—49岁登科者比例相差不多；宗室以20—29岁和30—39岁者居多。相较之下，宗室出身者登科年龄呈年轻化的趋势。
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的平均登科年龄相差不大，前者为35.6岁，后者为35.5岁。绍兴十八年官员子弟的平均登科年龄，要小于平民子弟约四岁，而宗子的平均登科年龄，更是比平民子弟年轻近十岁。宝祐四年官员子弟和平民子弟的平均登科年龄几乎无差，宗子的登科虽较平民子弟小近五岁，但与绍兴十八年比，两者的差距在缩小。换言之，家世对平均登科年龄的影响在逐渐减弱。
再来分析甲第与年龄是否呈现相关性，可通过以下两表数据进行考察：
表10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各甲第登科年龄统计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整理而成。
表11 《宝祐四年登科录》各甲第登科年龄统计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宝祐四年登科录》整理而成。
通过对表10和表11数据的分析可知，甲第与登科年龄的关系，与举数相同，似乎相关性不大。以上数据除各甲登科年龄皆集中于20—29岁、30—39岁和40—49岁这三个年龄段外，其它数据并无明显规律性。各甲第的平均登科年龄，绍兴十八年依次为36.8岁、34.3岁、35.5岁、34.3岁和36.9岁，宝祐四年则为33.8岁、33.2岁、36.4岁、35.3岁和36.1岁。各甲第与平均登科登科并没有呈现出科甲名次越高年龄越小或越大的特征。
四、两榜进士与南宋宰辅登科年龄的对比
笔者以《宋史·宰辅表》[7]为基础史料，辅以《宋宰辅编年录》[8]、《续宋宰辅编年录》[9]，并参考今人著作王瑞来《宋史宰辅表考证》[10]、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11]等，统计出南宋时期共有宰相64人，参知政事182人，枢密使91人，枢密副使195人，共计532人次，258人。其中登科者共有221人，包括进士登科者208人，上舍登第13人，及其余途径或不详者37人。在221位登科者中，有确切登科年龄可考者148人，不详者73人。
表12 南宋宰辅登科年龄段统计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宋史·宰辅表》《宋宰辅编年录》《续宋宰辅编年录》《宋史宰辅表考证》《宋代京朝官通考》等整理而成。
表13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登科年龄段统计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整理而成。
表14 《宝祐四年登科录》登科年龄段统计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宝祐四年登科录》整理而成。
据表12、表13、表14数据分析：
其一，从平均登科年龄来看，南宋宰辅有确切登科年龄可考者148人，其平均登科年龄为30.4岁。《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中共有330名进士，有确切登科年龄者328人，2人年龄不详，其平均登科年龄为35.6岁。《宝祐四年登科录》中共有601人，有确切登科年龄者567人，34人年龄不详，其平均登科年龄为35.5岁。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进士的平均登科年龄几乎相同，仅差约0.1岁。有意思的是，南宋宰辅的平均登科年龄与这两榜进士相比，相差五年有余。或者说，南宋宰辅的平均登科年龄要小于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进士的平均登科年龄。
其二，南宋宰辅登科年龄中以20—29岁年龄段的人数占比最高，达到将近一半的比例，同年龄段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均只占总数的约三分之一。其次是30—39岁约占35%的比例。40—49岁所占比例，要小于同年龄段的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的占比。南宋宰辅登科年龄中20—49岁占比之和约为95%。南宋宰辅登科年龄中19岁及以下者有4人，张守十九岁登崇宁元年（1102）进士科，范同十九岁登政和五年（1115）进士科，龚茂良十八岁登绍兴八年（1138）进士科，陈贵谊十七岁登庆元五年（1199）进士科。50岁以上登科者有2人，分别是董德元，于绍兴十八年（1148）登进士第二，时年五十三岁；陈诚之五十岁登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第。这两者都只占到极少数。
其三，在148名有登科年龄可考的宰辅中，官员家庭出身者有64人，平民家庭出身者有36人，家庭情况不详者48人，官员家庭出身者的平均登科年龄为29.2岁，平民家庭出身者的平均登科年龄为29.8岁，两者相差不大。绍兴十八年330名登科进士中，官员家庭出身（包括16名宗室）者122人，平均登科年龄为33.0岁，平民家庭出身者206人，平均登科年龄为37.2岁，很明显，绍兴十八年登科进士中，平民官家庭出身者占到约62%的比例，远超官员家庭出身者，从这个层面上讲，科举确实促进了官僚阶层的更新换代，大大提高了社会流动性。但从平均登科年龄来看，官员家庭出身的平均登科年龄，要小于平民家庭出身者，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家庭背景，会为其在科举道路上赢取更多的时间。平民家庭出身者在绍兴十八年的登科比例中占到绝对优势，却在平均登科年龄上要稍逊于官员家庭出身者。
五、结 语
通过对《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的统计发现：
其一，两榜进士中平民家庭出身的比例分别占到62.4%和51.1%，均达到一半以上。
其二，绍兴十八年官员家庭的平均登科举数小于平民家庭，相反，宝祐四年平民家庭已小于官员家庭的平均登科举数，或者说，家世对登科举数的影响，在宝祐四年榜中有所减弱。
其三，两榜进士的平均登科年龄均约为36岁，绍兴十八年呈现出家庭出身越显贵，登科年龄越年轻化的趋势，到宝祐四年这种趋势开始减弱。
其四，一甲科第的家世构成以官员家庭出身者所占比重较多，二、三、四、五各甲第名次与家世出身无明显规律性可循。而甲第与登科举数、登科年龄的关系，似乎相关性不大。
其五，若将两榜进士登科年龄与南宋宰辅登科年龄相对比，可发现南宋有确切登科年龄可考者的宰辅平均登科年龄约为30岁，小于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进士的平均登科年龄五岁有余，且多集中于20—29岁年龄段内。
综上可知，一方面，从绍兴十八年到宝祐四年，家世背景对登科举数、登科年龄的影响是在逐渐减弱的。不可否认，家世背景能为登科者在上行道路上赢取更多的时间。值得欣慰的是，平民家庭出身者在两份登科录中始终占到半数以上，表现出科举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另一方面，通过与南宋宰辅登科年龄的对比，可发现宰辅在平均登科年龄上较两榜进士呈年轻化，官员家庭与平民家庭的平均登科年龄相差不大，显示出家世背景影响在平均登科年龄上的减弱。但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宰辅群体以官员家庭出身占多数，相对两榜进士而言，科举带来的流动性稍低，但若与唐、北宋相比[③]，南宋宰辅的流动性又是在逐渐增加的。一言以蔽之，家庭因素在科举考试中的助力作用正逐步降低，换言之，科举确实为南宋社会流动的加速起到推动作用，并促使南宋社会逐渐走向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及注释
参考文献：[1] 刘子健：代序——略论南宋的重要性[A]．黄宽重，主编，南宋史研究集[C]．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2.
[2]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M]．赵东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
[3] 不著编者：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 不著编者：宝祐四年登科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 龚延明，祖慧：宋代登科总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6] 周佳，汪潇晨，平田茂树：《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1（1）：42-55.
[7]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M]．王瑞来，校补，北京：中华书局，2012.
[9] 吕邦耀：续宋宰辅编年录[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5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10] 王瑞来：宋史宰辅表考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1]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M]．成都：巴蜀书社，2003.
注释：[①] 社会流动根据流动方向可划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是指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人们位置的上、下移动，又可细分为上行流动和下行流动，如由民而官，即为上行流动，反之，则为下行流动。参考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281页。
[②] 1947年，美国学者柯睿格运用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和宝祐四年（1256）的两份登科录，以量化分析的方法，统计出在总数分别为330名和601名登科者中，直系三代无官宦家庭背景的比例，分别为56.3%和57.9%。通过对1148年和1256年进士科中举者之间的人口变迁与社会流动的分析，柯睿格认为宋代是一个流动性强、开放的社会。（引自E. A. Kracke, Jr, “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0, No.2(1947)， pp.103-123；E. A.Kracke, Jr.：《中国考试制度里的区域、家族与个人》，刘纫尼译，费玉清主编《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第293-318页）其他相关研究成果还有，陈义彦：《北宋统治阶层社会流动之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7年；张邦炜：《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第61-67页；黄宽重：《南宋两浙路社会流动的考察》，《宋史论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73-103页；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唐宋史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1-352页；董文静：《<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与南宋初年的科举和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等等。
[③] 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从官吏家庭背景看社会流动》(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69年)、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陈义彦《北宋统治阶层社会流动之研究》三部论著中有关于唐、北宋时期宰辅家世情况的统计，可为本文提供参考。
一宋史研究资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