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轉自雲大經濟史，特此緻謝。
研究基層士人對于了解宋朝的意義
拜讀黃寬重先生的《孫應時的學宦生涯：道學追随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年1月，以下簡稱《孫應時的學宦生涯》）後，一直期待拜讀他關于劉宰的研究。黃先生的《居鄉懷國：南宋鄉居士人劉宰的家國理念與實踐》新近終于刊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3月，以下簡稱《居鄉懷國》）。該書可謂是《孫應時的學宦生涯》的姊妹篇。兩書有着共同的旨趣，即關注中低層士人，緻力于“通過士人重新了解宋朝”。
黃先生在《孫應時的學宦生涯》“導言”中闡述了“為什麼談宋代士人”，指出，因宋代推行文治，大興科舉，以舉業為目标的士人和蔭補入仕的高官子弟形成新興士人階層，成為傳統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的主流群體。在士人群體的金字塔結構中，中低士人是絕大多數，他們不掌握決策權力，隻能因應環境變化，在官職升遷的薦舉制度中，家族資源和社會關系有限，需要不斷積累人脈，建立人際關系與社會網絡，艱難攀爬，而多數仍沉浮于基層。中低層士人的事功、影響固然難與名宦大儒等精英士人相匹，有關他們的文獻更為零散、缺乏，受到的關注也更少，但中低士人反映了更多數士人的生存樣态。
孫應時和劉宰都是出生寒門，無顯赫事功的中低士人，需要不斷擴張人際關系和社會網絡，在仕途上攀援及展開與朝廷的聯結。《孫應時的學宦生涯》和《居鄉懷國》分别叙述了孫應時和劉宰的生命曆程，通過他們的生命世界觀察南宋政治和社會動向，但兩書的視角仍有不同。前者關注孫應時作為道學追随者在學術發展與仕途壓力糾葛中的抉擇，後者着眼于劉宰置身其中的地方社會，以及圍繞劉宰的家國情懷和實踐而展開的士人、地方與朝廷的聯結。
《居鄉懷國》觀察的對象——劉宰及其家鄉鎮江，在南宋的士人群體和區域社會中都是特例，而正是因于其特殊性，既牽動了更豐富的面向，也可透視更多的共目。如同《孫應時的學宦生涯》中說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劉宰在以追求仕進為目标的宋代士人群體中是一個異類。既與因待阙或罷黜居鄉、等待再起的士人不同，也與退休回鄉，頤養天年，少涉朝政和地方事務的士人有别，劉宰44歲的盛年辭官，居鄉長達三十年，積極參與鄉裡事務，關懷國政。使其成為雖無顯赫事功，但人脈廣闊，推動鄉裡事業，心系國家，既為鄉裡代言，又建言國是的士人典範。其家鄉鎮江也是一個特殊的地區，既是長江與運河交彙的商貿樞紐，又是拱衛臨安的北門和淮東戰區首腦機構駐紮地的軍事重鎮。這一區位環境使鎮江既具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全國性影響，又表現出不同的地方性。
該書充分發掘劉宰文集《漫塘集》及其私人著述《京口耆舊傳》中的信劄、記、序、詩詞、傳記等多樣記載，勾勒出正史、方志等文獻記錄甚少，甚至阙如的基層士人的訊息，透過劉宰的生命世界，揭示了南宋鎮江士人群體和地方社會的樣态。作者研究的議題即通過士人了解南宋政治和社會，觀察的對象即劉宰及其家鄉、具有特殊性的鎮江社會，利用的資料即劉宰的文集和私人著述，都可謂匠心獨運，而對南宋中晚期社會的觀察和“南宋精英地方化”議題的拓展則呈現了更宏闊的曆史景象。
鎮江“邊區社會”的特殊性及其影響
《居鄉懷國》揭示的鎮江地方受其區位特性影響，在社會結構、舉業發展、士人宦途、社會文化等方面都有獨特的地方性。這促人思考如何認識“邊”或“邊區”？“邊區”的屬性如何影響地方社會？長江與運河交彙點的地理優勢，使南宋鎮江在商貿活動和财政供輸上具有超越所有沿江府州的樞紐地位。這給鎮江地方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和動力。另一方面，在南宋的立國形勢和邊防格局下，既是前沿又是“近邊”的鎮江成為與建康、鄂州并重的軍事重鎮，賦予鎮江地方以“邊區社會”的特性。
鎮江的“邊區”屬性是南宋邊防形勢和制度決定的。南宋以臨安為行都，使淮東成為正面防禦金朝、拱衛臨安的國防生命線。從臨邊接敵的緊慢，淮南地區為“極邊”，組織了正規軍為主、民間武力為輔的極邊防禦網。長江沿線為“近邊”，建構了以江防為主的近邊防禦帶。南宋君臣确定的長江下遊邊防格局是“長江為戶庭，兩淮為藩籬”，江防是邊防的重心和底線。鎮江就有臨安北門之要。宋金和議也約定淮河臨邊不許屯兵，紹興和議以後，淮東前線的主要兵力南撤，鎮江成為對金防禦四大戰區之一的淮東戰區首腦機構所在地，淮東宣撫司、淮東總領所及浙西路帥府皆駐于此，也是朝廷直轄的十個都統制司之一的駐地。
“邊區”環境對鎮江社會産生了多方面影響。一是地方權力架構。鎮江地區權力架構呈現民政體系和軍政體系混存的雙軌系統設計。但因軍政事務的重要，總領所兼有對鎮江知府的督導和考核權，軍情急迫時其考核權更深入州縣，直接指揮排程縣級行政。鎮江知府更換頻仍，還有多達13人次總領所權兼知府。二是基層政務運作藉助地方耆老。知府任期短促，難以很快掌握基層實情，又承受軍政層級的壓力，事務龐雜而環境生疏，需要通過征詢地方耆老，有效行政。三是群眾承受更大負擔。居于交通樞紐和軍事重鎮的鎮江人需要承擔更繁重的賦稅、應役任務，在正常征調之外常有緊急性的民力攤牌和賦役征收。四是影響群眾的生計與心态。鎮江群眾不僅要承受更為苛重的賦役負擔，還常為保障漕運供水而犧牲農業灌溉。他們還要承受“邊區”不穩定性帶來的不安全感，乃至鎮江士人在任所選擇上，因與淮南邊地的唇齒相依之感而選擇大多數沿海及富庶地區士人視為畏途的淮南任官。以上因素也影響了鎮江地方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取向。
如《居鄉懷國》所論，鎮江與同樣是臨安門戶的邊防重鎮明州、沿江重要府州的建康都表現出不同的地域特點。作為“邊區”的南宋鎮江地方确是一個特殊的區域，不僅與沿海和富庶地區不同，也與其他“沿邊”地區有别。宋金對峙的、無過度地帶，是宋代邊境的一種形态，宋王朝的西南邊境，以及北宋與遼朝、西夏和吐蕃等勢力的邊境又表現為不同形态。《居鄉懷國》對鎮江社會的研究為如何在宋代的邏輯中認識宋代的“邊”或“邊區”提供了很好的啟示。
宋代面對強烈的政權對峙，影響王朝政治的同時，也深刻影響着邊區社會。以往都從政權間交往的角度關注對峙格局，而鮮少系統而深入地措意于邊區社會。另一方面，現代疆域觀念出發的“邊疆”史研究和王朝時期内外觀念下的“邊”或“邊疆”，需要準确辨析和把握現代立場和曆史邏輯的關系，特别在“宋朝邊疆”或“某朝邊疆”的議題上需要克服對“邊”的内涵和外延及其觀念上的疏闊和混同。《居鄉懷國》讨論的作為“邊區”的鎮江地方，并不止于軍事防禦中“極邊”“近邊”的區分，更是政權對立情勢，包括戰争威脅的緊張狀态和和議體制常态關系，如何影響其輻射所及地區的權力架構、政務運作和群眾生存狀态，可以啟發邊疆議題的研究。
士人共同追求的舉業與功名
《居鄉懷國》通過鎮江社會，以及鎮江與四明的比較，揭示了宋代士人社會的通像，即不論士庶，皆緻力于舉業和功名，另一方面，不同地區士人的舉業和仕進受交通、經貿、文化，以及朝廷政策、地理區位等因素的影響，出現較大的差異，進而可更好地了解宋代科舉制下的社會取向及具體樣态。
鎮江社會，不論是經商或務農的庶民，還是士人之家，都以緻力舉業，追逐功名為共同目标。追逐舉業和功名的首要途徑是教育。鎮江社會興學風氣很盛。或出資延請名師，如劉宰的祖父劉祀和丹陽富人湯東明共同籌資，延請名士教育子弟。或創辦書院，如金壇張氏自建申義書院，教育族人，劉宰的伯父劉嗣慶創設書院，教育鄉裡後進。也有家庭對諸子作不同安排，如金壇人雷震由貧轉富後，安排次子和三子專心舉業，丹徒人孫大成經營緻富，安排長子支援家業，另二子緻力舉業。劉宰家族是中舉的幸運者，并是以在鄉裡赢得聲望。而更多的是汲汲舉業而無果，卻始終持志不移。劉宰所記鄉人丁遊親曆場屋43年，屢試不中，仍持志舉業，陸從龍中鄉舉後，屢應考不第，85歲才獲特奏名進士，等。
如《居鄉懷國》指出的，鎮江人，不論士人、富豪或平民，均緻力于子弟教育，争取功名的動力是唯有此途是提升個人命運和家族地位的最優選擇。考中進士固然可以入仕任官，對大多數難以考中進士的鄉人而言，成為府州縣學生、中鄉舉或入太學，不僅具有士人的身份，成為地方精英，擁有邁向功名的資格，更擁有減免部分稅、役及法律優待。富裕家族可是以富而得貴，貧困家族更可翻轉社會地位。這是衆多鎮江人不顧舉業艱難，一代又一代孜孜不倦地艱難前進的重要原因。
作者指出，南宋立國形勢，導緻江南、沿海與臨敵邊境的地區分化，各地社會經濟發展失衡的情況擴大，限制了長江南岸重要府州的舉業與社會發展。相對于沿海地區和富庶地區，鎮江社會具有更多的不穩定性，缺少經濟實力和文化素養積累雄厚的名門望族，舉業更處弱勢，仕進更為艱難。鎮江家族争取科舉功名的成功率不高，鎮江人每次考中進士的人數頂多二、三人。1190年劉宰登科進士，全國錄取進士537人，鎮江僅劉宰和趙崇固二人。南宋150餘年中，鎮江中進士的士人僅100名，在南宋兩浙路16個府州軍中名列第11名，屬于科舉“不成功”地區。中舉對衆多鎮江士人與家族而言，顯然是極高的門檻。在明州，進士入仕才被視為擷取社會地位的起點，而在鎮江，進士是難以企及的門檻，多将通過鄉試或進入太學視為家族教育成功的象征。
對鎮江士人而言，考中進士已極艱難，且科舉成功隻是獲得進入仕途的資格，晉升之道還有更多的障礙。官職升遷的薦舉依賴的不僅是個人能力，更是人脈關系和社會網絡。明州多累世仕宦的名門望族，可在仕途上互相薦舉，互為奧援，共同打開邁向政治發展的途徑，宰相、參知政事等朝中要職也不乏其人，使四明士人家族成為南宋政壇上最具優勢的政治集團。而鎮江社會鮮少累世豪富的家族，中舉人數少，年齡偏高或是舉恩中舉，所任官職和人際關系，乃至競争條件皆遠遜于沿海及江南地區士人。鎮江入仕者鮮有宰執、侍從，路級中階官也甚少，多是幕職低階官。任官的地區上，多在閩浙士人視為畏途的兩淮地區和其他邊地，出任基層親民官。在入仕士人中，庶民之家的進士出身者較家族資源更豐厚的蔭補得官者，仕途競争更處弱勢。在鎮江籍曾任中級官員者僅兩位出身進士，其餘皆為蔭補。
社會力的形成與“精英地方化”問題
在《居鄉懷國》對鄉裡事業中社會力如何形成及社會力與政治力如何互動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南宋社會與國家間折沖協調，而非二進制對立的關系，以及士人作為中間力量，在整合鄉裡資源，聯結鄉裡與官府，推動鄉裡事業的作用。
作者界定的社會力“是民間為化解社會沖突、促進和諧，所凝聚形成的力量”。而凝聚資源，形成社會力的主導者，在宋代成為士人群體，而非中古時期的宗教勢力。特别是南宋，因待阙、守喪、政争，而居鄉的官員數量衆多。他們是有社會與經濟實力的社會精英，且與鄉裡富豪之家因同鄉、同學、聯姻等關系形成緊密的社會網絡，有利于掌握資源，影響社會，另一方面，他們也是朝廷了解地方吏治、輿情，以及地方親民官征詢政務、掌握情資的重要對象，在地方事務中扮演了重要的組織者和協調者角色。
鄉裡資源形成排憂解難，造福群眾的社會力常常得益于如劉宰這樣的居鄉士人。鎮江士庶頗多如劉宰一樣，積極參與鄉裡教育、赈濟、公共工程等事業的士庶富室甚多。劉宰主導的三次大規模赈饑活動都團結了同鄉好義人士的參與。特别是第二次赈饑更是展現了民間強大的社會力，劉宰捐出田租，好友趙若珪及金壇富有聲譽的家族、在外鄉籍官員12人、鄉貢進士及士人33人、一般鄉人15人、僧道等都參與了捐助，金壇知縣趙善郢也捐了錢米。士人群體是此次赈濟的主力。
更重要的是居鄉士人群體具有聯結官府與基層的能力和角色。劉宰主導的三次赈饑中都有官府的參與，特别是第一次赈饑，在劉宰和鄉人錢糧不繼時求援于官府才得以完成救濟。基層各項公共建設及慈善活動中官府與民間，即社會力與政治力的結合。這種結合基于民間與官府目标和價值的一緻性。民間因而獲得來自官方的合法性，以及财政和行政支援，士人可以在貢獻鄉裡、關心國政中促進家族與地方的和諧，提升家族的社會聲望，甚至獲得國家肯許，實作家國情懷。劉宰正因為組織一系列貢獻鄉裡的善舉，向官府傳達鄉裡訴求，關心國政，建言時局，而成為鄉裡領袖，赢得全國性聲譽，得到朝廷肯定，兩次被征召授官。官府則可以吸納更多的社會力襄助國家治理，纾解财政壓力，讓國家治理更具強韌性，推動鄉裡意識與國家命運的一體，地方官員也可以克服任期有限，不熟悉地方實情的困難，得到居鄉士人輔助，實作業績。
正是社會力與政治力的合作，使南宋基層社會中義役、義莊、義廪、社倉等多種民間互助形式的普遍發展，并成為南宋地方治理中的顯著現象。如義役，既具有保障官府調役、增強百姓應役能力，減少鄰裡糾紛，和睦鄉鄰等官民皆利的作用。因而不僅如劉宰等居鄉士人，以及鄉裡富室積極組織，官府也大力提倡，給予資助，甚至直接指令。這些互助方式還發展出永續運作的機制，即集資購置田地，或其他資産，以租息為維持之費。如，劉宰組織設立的金壇二十三都義莊，将義役、義莊與社倉結合，買地結屋，以結餘買公田，規劃社倉，形成更具制度性的互助組織。這類具有永續機制的基層治理方式在南宋水利、救濟等公共工程和社會管理中普遍推行。
上述的研究回應并拓展了“士人精英地方化”的議題。南宋士人是否着力于地方事務、疏離與國家的關系，是否存在因國家力量從社會退場，民間力量取而代之的問題。學界從思想史和社會史視角作了深入讨論。如《居鄉懷國》所總結的，學界的大緻共識是：南北宋士人雖認同國家，關注全國性事務，但更多緻力于地方建設和地方史書寫，并将對地方認同與士人身份的認同互相聯結，因而呈現士人精英“地方化”景象。
《居鄉懷國》的研究表明，南宋基層社會的建設是由士人形成優勢群體後集聚而成的社會力，與地方官府代表的政治力，互相合作、共同塑造的成果，基層社會同時存在由士人與豪強彙聚而成、具有實質性影響的社會力，及由官府掌握、具有行政與财政決策權的政治力。官府掌握行政和财政支配權，而在某些地方事務上具有主導性。政治力和社會力的合作，對社會和國家是互利雙赢的。
黃先生在《居鄉懷國》中提示，劉宰既是南宋士人的典範，也是南宋士人的特例，鎮江社會既有南宋社會的共相，也與其他區域存在顯著落差。隻有深入地探尋士人、地方、國家間的折沖與協作、差異與共相，才能求得對南宋社會更切實的認識。黃先生也指出，南宋基層社會的研究還需開拓有意義的議題，實作新的突破，例如，傳統社會中作為締造家族起家重要推手的女性的家族及社會角色值得再探讨；區域間舉業差異的原因值得從政治及經濟之外的角度加以研究，等等。《居鄉懷國》為讀者展現了從士人群體了解南宋社會的新視角，也必會推動對這一問題研究新局面的繼續開拓。
（該文原載黃純豔著《華夷∙海洋∙财政：宋代中國的内與外》，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