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起，哈布斯堡王朝的專制政體已顯露危機景象：德意志、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蘭(在加裡西亞地區)的資産階級普遍感到不滿，封建主義妨礙了自由企業充分發展，政權仍舊完全掌握在貴族手裡，新興的資産階級對此十分憤怒！
于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資産階級被迫反對哈布斯堡政體，因為他們跟廣大農民一樣，屬于被壓迫的民族：他們基本民族權利被剝奪；他們無法擁有自己的學校；官方還不承認捷克語和斯洛伐克語為官方語言......于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加快了民族複興的步伐。
捷克民族複興
捷克民族複興始于啟蒙運動的最後幾年，因為瑪麗娅·特蕾莎和約瑟夫二世的集權化改革，直接影響了波西米亞王國，并造成波西米亞丢失了其獨立性，是以捷克人也就開始了被動的抗争。
約瑟夫二世
18世紀初的波西米亞仍是一個以大塊地産和小規模農耕為特征的王國，但到該世紀中期後，由于哈布斯堡鼓勵工業化的政策，波西米亞經濟開始在紡織、鐵和玻璃等領域擴張。
1781年廢除農奴的政策使得農民從封建限制中解放，大量人口離開鄉村進入城市。人口的遷移不僅擴大了城鎮和城市的規模、催生了早期資産階級，也使城市地區說捷克語的居民比例得以增加。
随後在城市中出現了捷克知識分子階層，倒逼官方建立了捷克語言和文學的教授職位，這些捷克學者和作家開始研究捷克語言和過往的文學作品，還将外國作品翻譯成捷克語，而捷克民族文化就這樣遍地開花。
是以捷克民族複興的第一階段是屬于波西米亞貴族階層和學者們的，他們複興了大衆對于波西米亞曆史的興趣，不論真實與否，在波西米亞建構了“鄉土愛國主義”(Landespatriotismus)。
這些波西米亞貴族指望這個國家過往的曆史和獨立地位來從哈布斯堡家族手中保衛自己的權利。他們對英雄過往的搜尋和定義捷克民族獨特特征的學術努力，幫助構成了現代捷克民族的概念：它包含所有說捷克語的波西米亞、摩拉維亞、西裡西亞居民，乃至斯洛伐克人。
同時在經濟發展方面，工業化在波西米亞持續高速邁進，随着現代化持續改變舊的社會和經濟關系，捷克中産階級在規模和影響力上都得到增長，而在捷克民族複興的第二階段中，他們開始要求政治權利并扮演活躍角色。
等到19世紀上半葉，波西米亞人口從1815年的480萬增長到1847年的670萬，盡管在19世紀30年代早期爆發了一次嚴重的霍亂以及在1836—1837年和1843年又有兩次較小規模的複發。
當時在波西米亞說捷克語者的比例大約在60%,而在摩拉維亞則是70%,隻是兩地口音略有不同。而在奧屬西裡西亞，由于日耳曼裔和波蘭人的大量存在，說捷克語者隻占了人口的20%。
當時的浪漫民族主義和19世紀的自由主義也為1815年之後的下一階段民族覺醒提供了動力，對于許多捷克愛國者來說，文化和身份的重新覺醒與合法自由、政治代表以及波西米亞王國曆史權利恢複等自由主義目标是一緻的。當捷克人尋求轉變他們作為沒有國家的民族的狀态時，民族意識變得直接與民族權利相關聯！
浪漫民族主義在波西米亞的主要支援者之一，就是語言學家及教師的約瑟夫·榮格曼（Josef Jungmann），他于1840年成為布拉格大學的校長。榮格曼相信：隻有在把捷克語言作為首要的交流形式來講的時候，一個人才真正是捷克人！
約瑟夫·榮格曼
為此榮格曼把諸如歌德、席勒和彌爾頓等外國作家和學者的作品翻譯為捷克語，還出版了捷克語讀物《文學(詩論：附有關于文體的短評的範文集)》(Slovesnost)和第一本捷克文學當代史。
榮格曼還與摩拉維亞新教曆史學家弗蘭蒂舍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y)及其他人一起，成立了多個科學和學術社團，其中的一個在1831年承辦了文學組織“捷克之母”(Matice cēská)的建立，該組織出版了榮格曼的詞典。
弗蘭蒂舍克·帕拉茨基
等到19世紀20年代，與民族運動有關聯的組織開始出現在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各地城鎮中。如今女性也可以參加以文化活動、愛國歌曲和其他民族自豪感的公衆展示來歌頌捷克民族主義的團體。
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社會和政治團體的數量持續增長，它們推動捷克文學和音樂并且引領有組織的通路成員前往具有曆史意義的場所。作家博熱娜·内姆措娃由于她對民間傳說的搜集和她為人們深愛的小說《祖母》(Babicka,1855年),還有與其他主要捷克愛國者合作的作品，則被認為是民族複興的女創始人。
1840年2月，歌詞作者約瑟夫·卡耶坦·蒂爾組織了一次舞會，慶祝布拉格首座捷克劇院的開張，因為劇院門票、節目單和其他檔案都用捷克語印刷，是以這個活動赢得了巨大的反響。而蒂爾的歌劇《菲德洛娃奇卡》(Fidlovacka)則在1834年末首演，劇中包含了歌曲《家在何處?》(Kde domov muj?),後來被采納為捷克國歌。
等到19世紀30年代末，波西米亞各政治集團也獲得維也納的許可，任命帕拉茨基作為他們的史官，并且在1843年邀請這位學者支援一次有關白山之後的政治集團構成的演講計劃。
1847年2月，捷克政治集團發起了一次對他們權利的正式要求，不過随後被維也納的帝國政府拒絕。由帕拉茨基擔任顧問的波西米亞議會在5月以《捷克政治集團固有權利的合法延續性的扣減》一文進行回擊，并将檔案送出給斐迪南一世(1835—1848年在位)。
斐迪南一世
在1847年8月的會議中，各政治集團通過拒絕接受政府的稅務提案發起進一步的挑戰，不過他們的行動未能阻止所需稅賦的征集。總之從19世紀之初到1848年革命的開端，捷克人在發展鄉土愛國主義及文化、政治領域中的民族意識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斯洛伐克的發展
從19世紀初開始，除了捷克/波西米亞地區的民族複興外，斯洛伐克地區也在民族的概念上飛速發展，盡管相較于捷克的飛速發展來說，斯洛伐克不管在經濟、政治還是文化上都顯得落後了一點，但斯洛伐克人仍舊向着民族解放的道路前進。
在拿破侖垮台之後的那段時期，對斯洛伐克人來說，以下滑的糧食價格和1817—1818年斯洛伐克東部的饑荒作為糟糕的開始。19世紀20和30年代期間，封建主義在農村社會和經濟事務中的存留阻礙了工業化的發展，并且分别在1820年和1831年兩次激起農民起義。
因為還相信哈布斯堡帝國政府中還有人同情匈牙利的斯拉夫民族，是以斯洛伐克人領袖于1842年遞交了一份申冤請願書給帝國的梅特涅首相，要求在佩斯大學建立一個斯拉夫語言教授職位、保護教堂和學校，以免進一步的馬紮爾化，同時要求繼續在學校中教授斯洛伐克語言。
梅特涅首相
但當請願書由一個代表團呈送時，帝國當局則表示對此絲毫沒有興趣。是以像拉約什·科舒特等匈牙利自由主義者，就批評斯洛伐克人的這種行動是叛國。1844年匈牙利議會強制将馬紮爾語作為在匈牙利的行政和教育語言。
拉約什·科舒特
而作為重要的自由民族主義者，科舒特則推動了斯洛伐克改革和民族團結，盡管他的民族主義在本質上徹底是馬紮爾人的。科舒特相信匈牙利的非馬紮爾民族應該被同化為匈牙利民族，而且既然斯洛伐克人對曆史性的國家權利沒有任何主張，他們在分離的地區辨別和行政管理方面不應得到考慮。
1847年，科舒特進入匈牙利議會，在那兒他與斯洛伐克民族複興派盧多元特·什圖爾共事，後者的《由于馬紮爾人濫用權力導緻在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不滿和抱怨，由一位匈牙利斯拉夫人收集》(1843年)一書被匈牙利出版商拒絕之後，曾在萊比錫出版。
盧多元特·什圖爾
作為一名政治家，什圖爾為了斯洛伐克社會和經濟改革而據理力争，其中包括農奴制的廢除，不過他對捷克民族利益的推動未能在議會同僚中形成支援......
民族複興的鬥争
在民族複興的願望廣泛存在後，盡管奧地利警察和檢查制度嚴密地監視着公衆生活，但西歐的自由主義原則還是繼續傳播，最後捷克和斯洛伐克人集中提出要求立憲、市民在議會中應有其政治代表，實行普選和廢除農奴制等。
捷克資産階級還提出了民族平等的另一要求：他們擁護“奧地利一斯拉夫主義”,也就是說，他們認為奧地利帝國是保護捷克民族反抗德意志資産階級壓迫的最好保證。他們強調說：哈布斯堡君主國裡斯拉夫人占絕大多數，是以應該成為斯拉夫的國家，而不是德意志一匈牙利人的國家。
由于平民對哈布斯堡政體的反抗日益增強，奧地利帝國内部已經處于動蕩不安的地位。自1811年的财政崩潰之後，哈布斯堡王朝已經無法從嚴重的經濟難關中自拔，統治階級試圖以加征奇重的苛捐雜稅來解救困境。但1831年斯洛伐克東部爆發的農奴和城市貧民的起義，則進一步震撼了君主政體的基礎。
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捷克地方經曆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最發達的紡織業也受到外國競争的威脅，特别是英國的競争威脅，因而不能使衆多的産業勞工維持必要的生活水準。而受到封建主義束縛的落後的農業制度，也無法适應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是以既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求，同時也不能向工業提供足夠的原料。
其中普通人民受生活費用日益增長的影響最大，勞工們開始大量失業。當1847年的農業歉收使降低生活費用的指望化為泡影時，各工廠又開始紛紛裁減勞工，這使得革命的風暴更加猛烈。
1848年1月革命率先在意大利爆發了；同年2月23日法國國王路易·腓力的政府也被推翻，法國人宣布成立共和國。這些翻天覆地的消息極大激勵了廣大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也有力促進了捷克的革命！
就這樣，捷克和斯洛伐克為争取民族解放的鬥争終于開始！革命開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上烈火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