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别歧視、陷經濟窘境，李飛飛自述：我要打破算法中的偏見

作者 | 李飛飛

策劃 | 褚杏娟

李飛飛的履歷非常亮眼：33 歲獲得斯坦福終身副教授職稱，成為首位擔任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實驗室主任的女性。她是美國三院院士，也是現代人工智能的關鍵催化劑 ImageNet 建立者，前谷歌副總裁、谷歌智能雲及人工智能及機器學習首席科學家。 在一貫由男性主導的人工智能技術領域裡，她的一系列開創性成就無疑是非常耀眼的存在。人們既驚歎于她在人工智能領域的諸多貢獻，又為她的逆襲勵志故事所感慨萬分——在獲得所有這些成功之前，李飛飛也曾經度過困頓艱辛的青少年時代： 少年時期，她成績出類拔萃但受到了老師的性别打擊；移民初期，她的英語蹩腳，家庭經濟拮據又遭遇母親患病求醫；求學期間，也曾多次面臨科學抱負與現實生活之間的抉擇。 這樣一個華裔移民少女如何沖破美國社會階層桎梏，成為引領全球深度學習革命浪潮的“AI 教母”？

（下文整理摘編自《我看見的世界：李飛飛自傳》，中信出版集團 2024）

“我不禁想到自己第一次來華盛頓時的情形，當年我還不知人工智能為何物，還沒有進入學術界，與矽谷也沒有任何聯系。當時我的整個身份（至少對外部世界而言）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就是——移民。

像許多移民一樣，我感到被各種縱橫交錯的文化鴻溝所束縛。一些鴻溝不可名狀，另一些則清晰地橫亘在我的面前，難以跨越。我是一名女性，而我所在的研究領域由男性主導，“帽衫男”一直是科學領域的典型形象，以至這個詞現在已經沒有任何諷刺的意味了。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自己是否真正屬于哪個世界。”

父母播下的種子

我是獨生女，出生在北京，但在千裡之外的四川省省會成都長大。從名義上看，這裡是母親的老家，但其實她和家人也剛在當地定居不久。他們原籍杭州， 20 世紀 30 年代，抗日戰争全面爆發，杭州淪陷，他們和成千上萬的人一樣被迫背井離鄉。他們慶幸自己活了下來，卻無法擺脫流離失所之痛，甚至連母親這一代也受到了深刻的影響。

外祖父常常追憶動蕩之前的往事，每念及此，總是痛心疾首。他在學校出類拔萃，本來前途無量，但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放棄。即便如此，他們還是陷入了多年的貧困之中。幾十年來，他郁郁寡歡，無法釋懷。這種情緒傳遞給了他的子女，也在某一天攫住了我：沉悶而無言，感覺家在他鄉、活在别處。

如果一個孩子可以在完全沒有成人監督的情況下設計出自己理想的父母形象，那麼父親絕對符合我的要求。這是我對他最高的贊美，同時也是最嚴厲的批評。

父親的外表英俊整潔，但他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對任何嚴肅正經的事情都嚴重過敏，簡直到了病态的程度。他一輩子都像個沒長大的孩子，并對此毫無悔意。與其說他拒絕承擔成年人的責任，不如說他似乎真的覺察不到自己已經成年，好像缺乏某種其他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感覺力。他經常突發奇想、随興而為。

在母親生産那天，父親卻姗姗來遲，隻是因為他一時興起去公園觀鳥，完全忘了時間。這次觀鳥遲到事件讓他想到了用“飛”字來作為我的名字。“飛飛”成了我名字的不二之選。

這個名字恰好男女通用，也反映出父親甚至對性别這種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至關重要的概念都毫不在意。此外，我們這一代人很少有叫“飛”的，正好符合父親标新立異的風格。

在我童年時期，父親找來各種零件，自己動手組裝了一輛帶挎鬥的自行車，把我放到挎鬥裡，穿過成都擁擠的街道，帶我到公園或偏遠的鄉村。我們會花好幾個小時捉蝴蝶，觀察水牛悠然地躺在被水淹沒的稻田裡，或者捕捉野生齧齒動物和竹節蟲，把它們帶回家當寵物。

就連外人也能明顯看出，我們之間沒有傳統父女間的等級關系，因為他更像我的同齡人，而不是父親，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為人父的壓力和焦慮。

父親那種樂在其中、心無旁骛的專注狀态讓我明白，無論他是有女兒、有兒子，還是根本沒有孩子，他都會這樣度過午後時光。正因為如此，他為我樹立的榜樣才更有感召力。在不知不覺中，他向我展示了最純粹的好奇心。

父親帶我出去玩，不是為了教給我什麼東西——他喜歡大自然，但并不是專家——可這種經曆卻在我心中播下了哲學的種子，成為塑造我人生的最大力量：我對探索自己視野以外的事物産生了永不滿足的渴望。

如果說我強烈的好奇心源自父親，那麼為這份好奇指明方向的人則是母親。

跟父親一樣，母親的個性也源于自我認知與社會期待之間的沖突。父親是迷失在成年人身份中的孩子，而母親則是困囿于平庸生活的知識女性。但她意識到想象力并不受現實世界的限制，是以自幼就沉浸于書海之中。讀書為她開啟了一扇窗，讓她了解自己無法到訪的地方、無法感受的生活、無法經曆的時代。

母親熱切地與我分享她對書籍的熱愛，就像父親分享他對大自然的喜愛一樣。她鼓勵我廣泛閱讀各種類型的書。是以，我不僅熟讀魯迅的作品和《道德經》等道家經典，也如數閱讀了《第二性》《雙城記》《老人與海》《基度山伯爵》等西方經典的中文譯本。

外祖父母對我的培養方式也契合了父母的價值觀。他們并不認同他們這代人中盛行的重男輕女的觀念，而是跟父母一樣，鼓勵我展開想象，并堅守原則：我首先是個獨立的個體，其次才是個女孩。跟母親一樣，他們給我買了很多書，涵蓋海洋生物、機器人和中國神話等各類廣泛的主題。

直到長大後，我才意識到，原來我們家門口以外的世界可能更加紛繁複雜。

科學是男孩的遊戲？

令人快意的校園學習時光在一個下午戛然而止——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國小的最後一年即将結束，在平淡無奇的一天，老師在下課時提出了一個奇怪的要求：女生先回家，男生在座位上多坐幾分鐘。我頓時好奇了起來，于是在教室門口徘徊，藏在了一個能聽到老師說話的地方。我聽到的那些話讓我終生難忘。

“我讓女同學先走，是因為現在我要告訴你們：你們的整體表現是不行的。男孩天生就比女孩聰明，數學和科學就是展現你們腦子靈光的基礎學科。你們的平均成績竟然比女生還低，這種情況沒有任何借口。我今天對你們非常失望。”

接下來，也許是覺得有必要鼓勵一下大家，老師的語氣似乎緩和了一些：“但你們也不要自暴自棄。等到了十幾歲，你們會發現，周圍的女生自然就變笨了。她們後勁不足，成績會不斷下降。即便如此，我還是希望你們都能更加努力，發揮你們作為男生的潛力。落在女生後面是不可接受的，大家明白了嗎？”

我愣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在此期間，我的腦子中冒出無數個問題：老師真的相信男生天生腦子更好使嗎？我們女生真的會長大就變笨嗎？難道所有老師都是這麼看我的？他們一直都是這樣想的嗎？我該怎麼了解說這些話的竟然是一個……女老師？

又過了一會兒，種種疑問被另一種感覺所替代，它沉重而強烈，從我體内不知何處升騰而起。這種感覺不是氣餒，甚至不是感到被冒犯，而是憤怒。

這是我不熟悉的憤怒之感——是一股悄然而熾烈的怒火，一種我從母親身上見過的憤慨，但它無疑是屬于我自己的。

老師的這番話并不是性别歧視的第一個迹象，大多數迹象都非常隐晦，甚至難以辨識，比如我會隐約感覺到，在數學和科學方面，老師更願意鼓勵男生。

還有一些差別對待則是不加掩飾的。比如有一次我報名參加一年級的足球比賽——不是“男隊”，而是校隊——結果卻被告知女生不能參加。

老師的話雖然讓我震驚，但并沒有讓我氣餒。相反，這些話強化了我成長過程中形成的理念：無論周圍有什麼障礙，都要奮力超越現實，構想出更加廣闊的未來。現在我不僅想看得更遠，還想走得更遠。如果說數學和科學這類領域是屬于男生的遊戲，那又怎樣，學習畢竟不是球賽，他們無法阻止我在這裡上場參賽，我暗下決心，一定要赢。

後來，我進入了一所吸引全市優秀學生的中學。在那幾年裡，對女孩的預設和偏見讓我越來越不耐煩，這種情緒已經超出了課業的範圍。

在同齡人中，我已經有“假小子”的稱号，但老師的話仍然在我的記憶中回響，使我把一開始的怪癖上升到了個人使命的高度。

像任何喜歡把生活想象成電視劇的青少年一樣，我很容易認為在與中國的性别規範做鬥争的過程中，自己是在孤軍奮戰。我把頭發剪得極短，拒絕穿裙子，和一群騎單車、愛打鬧、聊戰鬥機而不是校園八卦的男同學混在一起，全身心投入出乎他人意料的興趣中，尤其是航空航天科學、高超聲速飛機的設計，甚至還有不明飛行物等超自然話題。

母親是我堅實的守護者。當她覺得自己的價值觀——我們的價值觀——受到質疑時，她會毫不猶豫地進行防衛。我的中學老師就領教過她的厲害，并且這次令人難忘的會面，似乎直接改變了我的命運。

“您女兒特别聰明，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我擔心，她對自己的前途不夠嚴肅。比如，期末考試越早開始準備越好，是以我經常要求每個學生都跟全班同學分享自己正在讀的書。大部分同學分享的都是教科書、備考資料和學校推薦的閱讀書目。但是，飛飛這周推薦的書讓我很擔心，而且……”

老師話音未落，母親就插話道：“我女兒從小就特别愛看書。”她對自己的輕蔑态度毫不掩飾。

“問題就出在她讀的這些書上。你看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勃朗特三姐妹的書？還有她訂的這些雜志，又是關于海洋生物的，又是關于戰鬥機的，還有不明飛行物的……例子太多了。她沒有重點閱讀符合課程價值觀和理念的文學作品。”

“是嗎？是以呢？”

在接下來的片刻沉默中，我坐在母親身邊，竭力不讓血管裡流淌的喜悅流露在臉上。緊張的氣氛又持續了一兩分鐘，然後老師向前傾身，做出最後一次嘗試，聲音裡多了一絲嚴厲。

“我就直說了吧。您的女兒也許真的挺聰明的，但班上聰明的學生并不少。智力隻是成功的一個因素。另一個因素是要有紀律性，要把個人興趣放到一邊，專心學習對未來最有用的東西。”

我不确定母親接下來的話是不是一種回應。她低下頭，聲音比之前更輕了。“這是飛飛想要的嗎？這是我對她的期望嗎？飛飛，你和我一樣，都不屬于這裡。”

改變在 1992 年到來，我剛滿 15 歲不久，随着父母來到了大洋彼岸——美國的紐澤西州定居。

十字路口的抉擇

在得知我被普林斯頓大學以近乎全額的獎學金錄取時，雖然母親表現得非常冷靜，時隔數年，我才真正完全了解這一刻對母親和這個家庭的重要意義。

母親生命中的每一個裡程碑都在提醒她，她站在了那些無法彌合的鴻溝的錯誤一邊。幾十年來，她已經習慣了假裝自信，但我知道，她從未真正感受到自信。現在，也許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她終于有理由相信這個故事可能沒有如此簡單。她已經押上了所有，至此才有了一種真正如釋重負的感覺。

直到 1999 年，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習生涯即将結束，再次面臨科學抱負與現實生活之間的抉擇。讀研的誘惑與開啟職業生涯的壓力讓我左右為難。這次是一個真正的兩難困境：

母親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經營洗衣房的勞累和家庭的債務都在給她增加着巨大壓力。而華爾街巨頭可以提供了一切：福利、晉升機會、令人豔羨的起薪，當然還有真正的醫療保險。他們承免除我們的債務，為我的家庭提供保障。而對我的唯一要求就是放棄科學。

“飛飛，這是你想要的嗎？”

“你知道我想要什麼，媽媽。我想成為一名科學家。”

“那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面對我的含糊其詞，母親的回應總是一針見血，速度之快讓我得花點兒時間才能反應過來。三步絕殺，一劍封喉。我要去讀研究所學生了。

而兩年後，壞消息還是再次出現。選擇兼修神經科學和計算科學的研究所學生課程，已經讓我的體力和毅力達到了崩潰的邊緣，在這個時候得知母親患上充血性心力衰竭，我的感受複雜到無法用語言來表達。

一個新的現實正在浮現，它如此複雜，動搖了我以實體學專業學生的身份走進普林斯頓大學報告廳以來所做的每一個決定。畢生的好奇心把我帶進了一個競争激烈、薪酬低廉、無法保障長久職業生涯的領域，而我的父母現在需要我無法提供的支援。

我每天都在追求自己的夢想，這讓我覺得自私至極，甚至過于魯莽。我的實驗室夥伴大多來自中産階級，有些甚至家境非常富裕。我越是反思與他們家庭之間的差異，就越難以否認這樣一個事實：成為科學家是一種奢望，我負擔不起。

幾周後，一位同學提到，世界知名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的合夥人來招聘了。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實習級别的分析師，常春藤盟校裡隻要跟數學和計算機科學有一點聯系的研究人員，都可以成為理想的候選人。在真正絕望的時刻，這似乎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機會。

當然，我以前也經曆過這種情況。我的學術目标和現實生活之間一直存在沖突，我很想把這次事件也當成最近的一次小沖突。但這一次，我内心科學家的聲音與以往不同。在母親的健康狀況受到新一輪的打擊後，它變得不那麼堅定，就連我内心那個特殊而戒備的部分也開始屈服了。

面試後麥肯錫公司立即給了我肯定的回複，并決定将我的實習機會轉為長期的正式職位。

我的心中五味雜陳，難以言表。一方面，我将要抛下我所研究和熱愛的一切，另一方面，我親眼看到父母多年來瀕臨絕境，越來越覺得他們是為了我才做出這麼大的犧牲。這份工作似乎讓我終于可以卸下長久背負的重擔，為了我能來美國，母親已經付出了一切。我知道現在是她最需要我的時候。

我跟母親說了面試、工作機會和其他所有的一切，告訴她待遇、起薪，以及在我還沒來得及答複之前，他們就已經提出了優厚的待遇。我解釋說，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都是通往每個移民母親都希望自己孩子擁有的職業生涯的捷徑。她禮貌地聽着，但我還沒說完，就在她臉上看到了那種熟悉的表情。

“我們真的要再次讨論這個問題嗎？我了解自己的女兒。她不是管理顧問，或者其他什麼職務。她是個科學家。”

“想想你的身體吧，媽媽！想想我們的開銷。搞學術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呢？”

“飛飛，我們走到這一步，不是讓你現在放棄的。”

“這不是放棄！這是我夢寐以求的工作，一份事業，可以讓我們擺脫目前的困境。看看我們現在活成什麼樣了！三個大人住在一個宿舍裡！”

母親停頓了一會兒，也許是在思考這些話，然後回答說：“飛飛，你一直在說自己走的路很‘自私’，就好像你追求科學是在犧牲我們一樣。”

“我怎麼能沒有這種感覺呢？我現在本來可以養活咱們全家，而且……”

“你沒明白我的意思。這從來就不是你一個人的路。從一開始，這就是我們全家的路。不管你是注定要成為科學家、研究員，還是其他我沒有辦法想象的職業，也不管你能不能從中賺到錢，從我們的飛機離開上海的那一刻開始，我們全家就一直在為這個目标努力。”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再說最後一次：我們走到這一步，不是讓你現在放棄的。”

她是對的。她總是對的。這一次，不知什麼原因，我終于聽進去了她的話。并且我再也沒有質疑自己的道路了。

她們，同樣屬于這個時代

2015 年，圖像分類本已是老生常談的成功技術，但技術接二連三出現失誤：将達豪集中營大門的照片标記為攀爬架，把一位臉上塗有彩色粉末的白人婦女貼上了“猿”的标簽。雖然事故并非惡意，但這并不能讓人感到寬慰。相反，無心之失所揭示的問題才更加令人不安：包括 ImageNet 在内的資料集由于缺乏多樣性，導緻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結果，未經充分測試的算法和存疑的決策又進一步加劇了負面影響。當網際網路主要呈現的是以白人、西方人和男性為主的日常生活畫面時，我們研發出的技術确實很難了解其他人群。

正如記者兼評論員傑克·克拉克（ Jack Clark）所言，問題的根源在于人工智能“男性之海”問題：科技行業的代表性不足，導緻算法無意中帶有偏見，在非白人、非男性使用者身上表現不佳。

從代表性問題的出現，到問題被大衆真切地感受到，中間往往需要幾年的時間。是以，我和幾位夥伴聯合創立了非營利教育組織 AI4ALL，推動向處于高中階段的女生、有色人種和其他未被充分代表的群體，開放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實驗室課程，提高 STEM（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領域的包容性。

現在隻是邁出了一小步，但我們實作了從無到有的跨越。隻需要一點點努力，就可以讓每個一直被曆史排除在外的參與者相信，她們同樣屬于這個時代、這個領域。

此外，項目還能帶來一絲安慰——在業界追逐人工智能未來時，往往肆意而為，缺乏自省，而我們的努力能夠保證，至少有一小部分人在逆向而行。

2016 年，我迎來 21 個月的學術休假，暫時離開教授職位。經過再三考慮，我最終決定接受谷歌雲的人工智能首席科學家一職。我還碰巧認識公司新任命的谷歌雲首席執行官黛安娜·格林（ Diane Greene），是為數不多征服矽谷的女性，我期待在性别比例極不平衡的行業裡與她并肩工作。

現在回顧我的職業生涯，這段漂洋過海的經曆給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然而直到現在我才意識到，這種烙印持續影響我的研究和思考：最好的作品總是在邊界上誕生，在那裡，思想永遠被困在來去之間，由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探索，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但這正是我們如此強大的原因。獨特的身份讓我們保持獨特的視角，賦予我們自由挑戰現狀的能力。

作為一個女兒、科學家、移民和人道主義者，我看到了衆多不同的世界，但最重要的世界是我将不會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建立在我現在所做的一切之上的世界，是我傾注了所有愛和希望的世界，也是我最為感恩的世界。正是因為這個世界的存在，我現在所做的一切才有意義。這個世界就是我的孩子們和他們的孩子們将繼承的世界。在人工智能時代，做母親是最令我謙卑的體驗，我相信，這也将永遠是獨屬于人類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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