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的人生減法

在對待人生的态度方面，如果以初級算術來比喻，那麼，在中國曆史上，大緻可以找到三種類型的人物：一類人兢兢以求，無時或止，專門使用加法；一類人安時處順，善用減法；還有一類人，加法、減法混合用，有的前半生用的是加法，後來跌了跟頭、吃了苦頭，紅塵覺悟，改用減法。

而終生都在應用減法，且又出于高度自覺的，最典型的就是莊子。作為戰國時代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在那個“諸侯争養士”，特别重視智慧、才能的群雄競鬥、列國紛争的時代，莊子如果有意飛黃騰達，高踞統治上層，原是不難如願以償的。可是，他卻避之唯恐不遠。就是說，并非他不見容于社會，為現實所抛棄，而是他不肯接受那個社會，主動放棄出人頭地的機會。要說退避，這是真正的退避；要說減法，這是真正的減法。

誠然，這種生存方式，原本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就其較低層次來說，确是出于自我保護意識，明哲保身，全生免害；而它的至高層次，則是追求生命的自由解放，保持人生的個性本色。作為生于亂世的弱者的一種生存智慧，與一般意義上的利己主義、悲觀厭世迥然不同，它往往能夠提供一種絕處逢生的新路徑，使你在遭遇挫折、瀕臨困境時，能夠從中悟解出超越現實、解困身心、振作精神的道理。這就不難了解，曆代那些“知迷途之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的失意、失敗、失路之人，何以會那麼傾心莊子、選擇莊子、皈依莊子，且多有相識恨晚之憾了。

誠然，就莊子自身來說，他的應用減法，是付出了沉重代價的。他與那些“先加後減”，即早年跻身上流社會，後來主動抽身、急流勇退者不同，那些人或有祖上的庇蔭，或有餘祿、餘威足以依憑，即便退隐田園，仍然衣食豐足，可以優遊度日；而莊子最直接的困厄，便是衣食無着，饑寒交迫，面臨着生命難以存續的嚴重威脅。在中國古代，“士之失仕，猶農之失耕”，莊子家庭原本就十分拮據，主動辭去漆園吏職以後，沒有了俸祿，固定的“歲入”就完全斷絕了。他栖身于偏僻、狹窄的裡巷，靠着編織麻鞋、釣魚、捕鳥來謀生糊口。從前，人們一說到困窮，就會搬出孔門高弟顔回的例子，孔子說他：“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現在看來，莊子的困窮程度，較之顔子，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何認識苦樂、對待苦樂，是因人而異的。莊子的苦樂觀，有其超越的視角和獨特的标準。

一是，迥異于浮世常情。在《至樂》篇，莊子曾發出疑問：

天下有沒有至極的歡樂呢？有沒有足以養活身家性命的方法呢？如果有，應當做些什麼，依據什麼，回避什麼，留意什麼，從就什麼，舍去什麼，喜歡什麼，嫌惡什麼？現在，人們所尊重的，無過于富足、顯貴、長壽、善名；所樂者，無過于安逸、美味、華服、豔色、雅音；所厭棄的，是貧窮、卑賤、夭折、惡名；所苦惱的，是得不到安逸享受，吃不得美味佳肴，穿不上華麗衣服，見不到嬌姿豔色，聽不到悅耳音聲——失去這些感官享受，就大為憂懼。以此為标準，來滿足形體需要，豈不是太愚昧了嗎？

莊子說明，常人以為苦的，他并不看作是苦；而世俗以為快樂、幸福的，諸如物質的充盈、欲望的滿足、官能的享受等，他卻視之為身外的負擔，人生的重累，性命的桎梏，隻會導緻人性的異化、本根的喪失。對他所指斥的這類現象，最後以一個“愚”字作結，可說是筆力千鈞。

二是，“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如果說天下真有至樂，那就是無為，無為才能無懼無慮。可是，“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三是，在莊子看來，苦樂都不是在物質層面上；苦也好，樂也好，都來源于精神。一個人隻有精神解放、心靈自由、意态放達、了無拘牽，才談得上快活、适意；反之，心靈的拘禁、精神的閉鎖、身心的扭曲、人性的“異化”，都是最大的苦惱。

四是，以超然态度看待苦樂，做到“苦樂不入于心”。他從認識并承認人類的有限性出發，客觀地對待無可奈何的現實，從一己的小天地中超拔出來，轉換心态，化苦為樂；做到自覺地解除困苦與焦慮，進而達到心胸曠達，心态甯靜，心情愉悅，心境悠然。

莊子運用減法，從行為層面進入深藏于精神本體的内在追求與價值取向，表現為一種深積澱、多層次的思想境界：

——自甘清苦，不慕榮利，摒棄世間種種浮華虛譽，尤其拒絕參與政治活動，不同達官顯宦交往，即便偶涉官場，也要盡早抽身，辭官卻聘。這些行為上的、外在方面的減法，屬于栖身遁迹的隐士層面。這對世俗常人來說，已經是很不容易堅持的了。

——為了達到以自我為主體的逍遙境界，他強調必須超越“人為物役”“以身殉物”的“異化”現實；不能滿足于遠離權勢、名利等外在事物的誘惑，還須自覺地擺脫内在的種種束縛。這個層面就更深入了一步。誠如當代學者李澤厚在《美的曆程》中所說的，外在的任何功業、事物，都是有限和能窮盡的；隻有内在精神本體才是原始、根本、無限和不可窮盡。有了後者之母就可以有前者之子。

——而要實作内在精神本體的超越，莊子在《庚桑楚》篇指出，就必須毀棄意念的悖亂，解開心志的束縛，祛除對于德的拖累，疏通大道的阻塞。這就要擺脫尊貴、富有、顯赫、威嚴、聲名、利祿這些可以迷情惑志的外在欲求，去掉容貌、舉止、面色、情理、血氣、意念這些束縛心性的東西，限制厭惡、愛好、喜悅、憤怒、悲哀、歡樂這些能夠累害德行的情感、情緒、情志，戒除去職、就任、取得、給予、智巧、才能等有可能阻塞大道暢行的行為、意向。這四方面各六種的情志、行為，不在内心湧動，心神就能夠端正，心神端正了就能夠安靜，心神安靜了就會澄明，心神澄明了就能進入虛空，心神虛空了就能抵達無為而無所不為的超然境界。

——強調知足知止。知足，是就得之于外而言，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索取；知止，是從内在上講，主動結止、不要。知足，使人不緻走向極端，不會事事、處處與人攀比。一個人活得累，小部分原因是為了生存，大部分來源于攀比。知止，可以抑制貪求，抑制過高過強的物質欲望。世上常情是：“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一個人的追求應該是有限度的，必須适可而止；不屬于自己的東西，不能貪得無厭，窮追不舍。否則，讓名缰利鎖盤踞在心頭，遮蔽了雙眼，那就會陷入迷途，導緻身敗名裂的悲劇下場。

——強調韬光養晦，藏鋒不露。《徐無鬼》篇講了一個“驕猴中箭”的故事：

吳王渡過長江，登上一座猴山。群猴看見人來，都驚慌地跑開，逃到荊棘、叢林中。隻有一個猴子，從容地攀着樹枝跳躍，在吳王面前賣弄靈巧的身手。吳王用箭射它，它能夠靈活地一一接住。吳王便指令身旁的射手齊放箭。結果，驕猴中箭身亡。吳王回頭對友人顔不疑說：“這隻猴子自以為靈巧，仗着身軀靈活來傲視我，才落得這樣的下場。要引以為戒呀！唉，不能以驕傲的态度對待人啊！”

生而為人，作為“萬物之靈”，就更應該警醒了。為此，莊子主張：處茲亂世，應該“自埋于民，自藏于畔（意為隐居），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不随波逐流），是陸沉（雖在陸地，卻有如沉于水中，比喻隐居而不離開世間）者也”。即便才德出衆，也要形同無知，大智若愚，像是無知的嬰兒一樣；真正做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恬淡寂漠，虛無無為”。這樣，就符合“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了——天地覆載萬物，生養群倫，從來不自大，故能成其大，不居功，故能成其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生無爵，死無谥，實不聚，名不立”，“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由此，想到了孔子對于衛國賢大夫甯武子的評論：“甯武子，邦有道則知（智），邦無道則愚。其知（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意思是，在國家太平時節，甯武子便充分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而當天下大亂之時，他就韬光養晦，藏鋒不露，在一旁裝傻子。他的智能，我們是容易學得到的，可是，那種韬光養晦的人生智慧，就很難達到了。

——善用減法，符合“為道”的準則。“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為道不同于為學，為學是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增長知識、經驗，需要逐日積累，不斷地增添，這是做加法；為道是一個逐漸減損的過程，懸置定見，破除我執，化解知識，去掉貪欲，則要講究做減法，消減種種生理的欲望、心理的情緒、意念的造作，最後達緻“虛一而靜”，這應該是最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