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對外政策軟弱求和的三大原因

一提到宋代，“積貧積弱”、“弱宋”等名詞幾乎成了這個王朝的代名詞。縱觀宋代的曆史，一個“弱”字足以概括宋代在對外政策上的表現。北宋與北方的遼政權和西北的夏政權長期對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淵之盟，不僅承認契丹占有幽雲十六州的合法性，還每年送銀二十萬兩、絹十萬匹，開創了歲币的惡例；慶曆二年（1042年）遼興宗索取周世宗時收複的關南十縣地，各贈銀、絹各十萬。慶曆四年（1044年）北宋與西夏議和，北宋又每年大方地“賜予”銀五萬兩、絹十三萬匹、茶葉二萬斤，此外在節日贈夏銀二萬二千兩、絹二萬三千匹，茶一萬斤；元佑元年（1084年）司馬光、文彥博割安疆等四寨與西夏。以換取西北邊境的苟安。靖康元年（1126年）宋欽宗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以乞求女真貴族退兵。宋室南渡後，與金長期對峙，先後有紹興和議，規定每年向金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隆興年間，不僅把與金作戰失敗的韓的首級函封送給金，還要增加歲币。這些和議的内容，從始至終貫穿着妥協退讓、甚至屈膝求和的特點。北宋人口衆多，幅員遼闊，兵力有百萬之衆，實力與遼不相上下，且遠勝于西夏；南宋與金以西至大散關，東至淮水為界。以後又有隆興和議等。為何經濟、文化空前發達宋代在對外交往上始終底氣不足，和議頗多。筆者試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以分析。

一、宋代立國之初的基本國策

　　（一）重文抑武基本國策的推行

　　公元960年，後周禁軍将領趙匡胤在開封附近的陳橋驿發動兵變，黃袍加身，輕而易舉地從後周世宗的孤兒寡母手裡奪取了政權，開始了宋代的統治。但是，這種奪取政權的方式，趙匡胤并不是始作俑者。早在趙匡胤之前的郭威（即後周太祖）就是利用這種模式登上帝位的。為了防止此類事件的再次上演，宋初的統治者制定了以下的重要制度，并作為基本國策予以執行。這些基本國策也為後世的宋代皇帝所奉行，影響貫穿整個宋代。

　　首先，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即所謂：“重文教，輕武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八）。

　　具體措施，第一步是通過杯酒釋兵權剝奪中央及各地節度使的兵權；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職，剝奪節度使的行政權；第三步，派專人任轉運使，剝奪節度使的财權。這樣就初步解決了自唐後期以來的武人專橫，藩鎮割據的問題。進而對武将實行種種限制，如最突出的“更戍法”，時人曾這樣描述它的消極作用“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仕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谙，已複去矣”（張方平語），其結果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校往過正的結果是以後發展成為可笑的“恐武人症”。

　　開國之初，由于功臣宿将的存在，重文輕武政策的消極作用尚不明顯。對兵力較弱的南方諸國，包括北漢，還能取得軍事勝利。但在宋初的對遼作戰中，就顯出它的端倪了。宋太宗戰前對将領賜陣圖，不信任他們。所謂“權任輕而法制密”，使他們“不能奮于一戰”。對于他們進行限制、牽制，最終導緻高粱河、雙歧溝戰役的失敗。在這樣的政權下，這樣的氛圍下，名将輩出确實是怪事。有宋一代，名将也确實是鳳毛麟角。象北宋初年的楊業，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雖被譽為宋初名将第一，也不過是能遵命耳；其子曹玮，在丁謂的排擠下，隻能默默無聞地死去；狄青雖功勳卓著，位至樞密，但由于出身武将，最終也隻能是外調；最冤莫過于南宋抗金名将嶽飛之死，“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武人也好，名将也罷，他們的命運隻是以是這樣，就是因為他們離皇帝的寶座太近，或者說是他們太容易危及到皇權。

　　“重文教，抑武事”基本國策的推行，重視科舉制度，極大地擴大了中下層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進入仕途的道路。中舉後的優厚俸祿，也極大地吸引着大宋的文人們。這确實培養出一批名臣，但良莠不齊。文人相輕的陋習在宋代相當盛行。經濟的發展，使大宋文人們在和熙富足的生活中變得越來越溫文爾雅、端重持默，而太祖所定下的那種寬容原則，更賦予他們甘于自守的借口和理由。他們做不來大事，卻不容許别人做事時犯一點錯誤。為了遮掩自己的劣迹，借批評别人來證明自己并未推卸責任。他們平常自诩正色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三月份奮發而起，出乎其上，卻又無法泰然處之。操守可稱者不免如此，就更不用說其次了，他們往往做出污蔑陷害之事了。此類事充斥有宋一代。

　　有宋一代，基本上沒有漢唐的宦官專權、藩鎮　割據之害，更無外戚之患。但曆朝皆有權臣，從北宋初年的趙普，到南宋末年的賈似道。臣僚之間黨同伐異，争鬥不休。為此，歐陽修還曾著有《朋黨論》，為朋黨正名。但前期多君子之黨當政，尚能争論為國，後期多小人之黨，且以朋黨罪人不淺。即使是君子之黨之間的争論極大地内耗了宋代統治階級本已不足的統治力量。與此同時，也使當權者急功近利，很難逾越黨派之見。而不能通盤考慮，不拘一格的起用賢才。而是恰恰相反，使國事越來越遭。在小人當政時，就更不用說了。

　　法制的根本目标，在于“懲惡揚善”。但在宋代這種縱容、放縱的社會環境下，善未揚而惡益張。最後，隻能是讓有志之士心灰意冷，以亡國而告終。

　　（二）享樂思想的灌輸

　　享樂思想在宋初就已經在宋太祖的提倡下而非常盛行。原因有二。

　　一是宋太祖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而采取了杯酒釋兵權的方式，他一段話就是明證。“人生如白駒過隙，所謂子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之業；多緻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樂乎！”（看趙匡胤多為部下考慮，這也符合其武将的特點）其實就默許，甚至提倡了享樂思想，奢侈的生活方式。還有一件事，即曹彬平南唐事。“彬之行，帝許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日：“使相品位極矣，且徐這，更為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出爾反爾，言爾無信，懼武将掌權，實為皇權也）。彬至家，見布錢滿室，歎日：“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隻不過自我解嘲罷了，哪知其中玄機）”

　　二是北宋在滅亡諸多的割據政權後，把各個政權的投降或是俘虜的君主都遷至首都汴梁。這些人紛紛辭樓下殿，辇來新朝，他們攜妃将妾，舉家遷徙，除了大興土木之外，就是豪華奢侈的生活方式。人生如夢的享樂思想。如南唐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

　　（三）守内虛外的國防政策

　　在滅亡山西的北漢政權以後，剛愎自用的宋太宗不顧軍隊的疲憊，不聽從部下的忠告，率大軍攻遼。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對遼作戰的失利，特别是在宋軍混亂之機，有人要立趙匡胤長子德昭為帝，使宋太宗大為光火，本來就得位不正的他更加做賊心虛，開始處心積慮地把注意力由外向内，鞏固他及子孫的帝位。并且還對臣下說過這樣的話“國家若外外憂，必有内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内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二）所謂的帝王用心，即清除對皇權、帝位有威脅的人。

　　第一步，清除多次勸其行太原之賞的德昭。原因有二，一是在平定北漢之後，德昭曾多次要求宋太宗對平定北漢的有功将士給予賞賜，頗得軍心。二是在對遼作戰期間，曾有人借混亂之機想擁立德。是以在德昭又一次要求宋太宗對平定北漢的有功将士給予賞賜的時候，大怒，扔出一句冷冰冰的話“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宋史·宗室二》），而迫使德昭自殺。德昭的死，宋太宗難逃其咎。

　　第二步，使趙匡胤的三子德芳夭折。德芳死時隻有二十三歲，雖然沒有明證說明德芳的死與宋太宗相關，但是德芳死時正當壯年，而且是在德昭死後，趙匡胤的唯一傳人，對宋太宗帝位最有威脅的人。他的死，不一定與宋太宗毫無相關。

　　第三步，清除弟弟廷美。首先，由秦王、開封尹貶至西京留守；其次，清除身邊的親近官員，并且派人監視；再次，由西京留守貶為涪陵縣公，在涪陵居住；最後，郁郁而終。以往的觀點，把廷美之死，歸咎于趙普，此說差矣。和把嶽飛之死完全歸罪于秦桧，是本出一轍。

　　在清除了内部皇位的威脅後，宋太宗在軍事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對遼采取守勢，把戰線收縮，事實上承認了遼對幽雲地區的占領。軍隊的精銳禁軍，有一半集中在京城附近駐防，邊境上隻有少數禁軍和地方廂軍。這種守内虛外、強趕幹弱枝的國防政策使地方過于軟弱，無力抵擋少數民族政權的進攻，以至于遼或金的軍隊能夠長驅直入，很快威脅到宋的都城，進而戰争一開始就給宋方以強大的心理壓力。地方力量的過于軟弱，甚至連農民的暴動都無力鎮壓。如宋仁宗年間曾有這樣的事。

　　例一：“初，群盜剽劫淮南，将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系統工程徑去，不為暴。事聞，樞密副使富弼議誅仲約，參知政事範仲淹欲宥之，争于帝前，弼日“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不誅則郡縣無複肯守者矣”。仲淹日：“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法所當誅。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帝釋然，從之”。

　　例二：“官吏依前迎奉，……，延賊飲宴，宿于縣廳，恣其劫掠，鼓樂送出城外”。

　　守内虛外的政策竟至如此惡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内尚柔弱無力如此，何況對外呢？

二、經濟上的原因

　　兩宋從公元960年建立到公元1279年徹底滅亡，曆時三百餘年，可謂是國運綿長。雖然時間很長，但是存在地非常艱難。北宋面臨遼、夏的威脅；南宋隻有半壁江山，前有金的威脅，後有蒙古的威脅，最終滅亡于元朝。其國運綿長的原因，在于經濟的發展。

　　兩宋時期，大陸的商品經濟高度發展，，集中展現在城市的繁榮上，以北宋都城東京為例。

　　“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争馳于禦路。金翠耀目。羅绮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絲于茶坊酒肆。八荒争湊，萬國鹹通”。（《東京夢華錄序》）好一派繁華之地。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人們則“太平日久，化合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幹戈”。對戰争有一種本能的恐懼感，安于現狀、安定、穩定是他們首要的需求，甚至到了苟延殘喘的地步。很父像二戰前的英國。當簽訂《慕尼黑協定》後歸國的張伯倫走下飛機的時候，受到數十萬倫敦居民的熱烈歡迎。當他們陶醉在歡樂之中的時候，不知道戰争即将來臨。

　　一些文人也在極力渲染戰争的殘酷，如蘇東坡曾描寫了這樣一個戰争的畫面“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塗于白刃，筋骨絕于饋饷。遊離破産，鬻賣男女，薰眼拆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谏用兵之疏》）目的無非一個“和”字，大宋如此富庶，幾十萬的歲币算不了什麼。

　　這種安于現狀，貪于享樂的思想對要求變革、要富國強兵的思想是一種強大的阻力。

三、因循守舊的思想非常嚴重

　　因循守舊的思想，在大陸自古有之。從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思想，到漢代曹參的“蕭規曹随”，《漢書》進行了總結“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是以改者，将以救急也”。（《漢書》卷二四上）宋代的因循守舊思想特别嚴重，祖宗之法不可變，一直難以逾越舊有的架構，在政治上、軍事上表現地非常突出。

　　比如在政治方面，國家官吏的選擇是關系到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宋代官吏的選擇除了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中下層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之外，還有大批的官員是通過“蔭功”，即靠父輩或者是祖輩的功勞來直接進入仕途。并且後一種方式存在着日益擴大的趨勢。不否認通過後一種方式做官的人，也存在富有才幹的人，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他們中庸才大大多于人才。另外，在官吏的考核上，宋代在多數情況下，實行論資排輩的方式，靠年曆、資曆，而不是憑才幹。這種人在宋代政權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成為政治改革的巨大阻力。是以，要改革官吏考核标準的寇準，任宰相不久便被排擠而去，并非僅僅為了丁謂的“捋須之恨”，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考核方式得罪了那些論資排輩的庸才他。再如，慶曆新政中的範仲淹，在用人标準上提出了“一家人哭，強于一路人哭”的标準，其結果也必然是遭到了失敗。在王安石變法中，對官吏的選拔标準，則犯了一個緻命的錯誤，即黨同伐異，尤其是後期，呂惠卿、章、蔡京等投機之徒的上台。

　　在軍事上表現地更是非常突出。自從宋太宗對遼戰争失敗後，宋代的君主們一代不如一代，更加懦弱無能。繼太宗後上台的真宗，聽到遼軍大舉進攻的消息後，驚惶失措，在寇準的極力鼓勵下，才勉強親征。但是，很快在有利的形勢下，主動求和。簽訂澶淵之後盟的宋真宗，再也不敢對遼作戰以雪城下之盟，而是在王欽若、丁謂之流的引誘下很快進入了東封西祀的享樂之中而揮霍無度。繼真宗上台的仁宗，也不過是守成之君而已。邊境上的城池，邊修理壞牆都要謹小慎微。

　　惟一想有所振作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進行變法，要富國強兵，卻經不起一場對夏戰争的失利，幾乎是驚吓而亡。後來的宋徽宗更是荒唐，妄圖借金的力量恢複幽雲地區，孰不料引狼入室，導緻北宋的滅亡。宋室南渡後，中興四将尚能為宋室在軍事上拼力一搏，使宋朝在軍事上戰果輝煌。“直搗黃龍，與諸君痛飲耳！”的英雄氣概，讓人為之精神一振。但高宗為了皇位甯可不要中原，隻要和約。這之後的宋室，曾有兩次氣若遊絲的北伐，但都所用非人，在軍事一直未能振作，最終亡國。

　　總而言之，宋代在對外交往上一直處于下風而妥協求和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在諸多原因中，政治與經濟方面的原因是其根本原因。其他的方面，諸如北方遊牧民族在作戰方式上的改變，騎兵馬蹬子的固定可以使騎兵在馬上射箭有一個支點，而做到準确率比較高等等。這裡就不再一一列舉了。關于宋代對外較弱的原因尚待進一步的探讨，請各位看官批閱，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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