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鵬的《帝制與盛世：漢唐明的時代：公元1500年之前》是一部争議很大的作品。
喜歡的特别喜歡，不喜歡的特别不喜歡，都因為一個共同的原因——作者的很多觀點都極具颠覆性。
比如，那讓後世文人仰慕無比的“魏晉風度”，不過是權貴階層生活糜爛的産物？
比如，《資治通鑒》裡漢文帝“輪台罪己”的故事裡有司馬光出于某種政治目的的虛構成分？
又如，朱元璋才是曆史上最徹底的反腐鬥士？
再如，大明設立“東廠”“西廠”有很重要的意義，權宦汪直其實是文能治國武能安邦的人才？
還有，“昏君”朱見深和“明君”朱佑樘父子，誰才是真正的賢君？
……
毫不誇張地說，這本書會讓你原本熟知的曆史記憶變得模糊不清、甚至面目全非。
而且你還會發現，不管作者抛出的結論有多雷人，但不得不承認人家分析得有理有據頭頭是道。
作者的汪洋恣肆，以專業的學術研究看來，或許有失嚴謹，甚至部分細節有待商榷。（如第52頁說元朝“隻持續了98年”53頁又說“隻有100多年的國運”，又如朱元璋廢除丞相職位，第61頁說是“案發之後第二天”，第82頁則說“殺掉胡惟庸的第二天”——胡惟庸這樣的重臣，不至于案發就殺掉吧？）。
但作為普通讀者，閱讀這樣的作品，比“真相”更重要的，是作者啟示了我們：無論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到完全不一樣的面目，古人故事如此，今人時事亦如此。
作者創見太多，難以備述，僅以汪直和他的“西廠”略作分享。
對于從小看港台武俠影視劇作品的我們這代人而言，“東廠”“西廠”幾乎就是惡勢力的代表，為首的“督公”更是窮兇極惡，每次都是英雄俠客打怪更新路上的終極BOSS。
但李曉鵬在一通詳盡的分析之後，很明确地告訴我們：
開國之後，朱元璋當了10多年皇帝，慢慢發現文官集團太腐敗，靠不住，于是建立了錦衣衛；等朱棣上台，發現錦衣衛也容易跟文官集團走得比較近，也不是很靠得住，又另外建立了東廠；到了朱見深時代，太監們也跟貪腐集團同流合污了，于是又不得不挑選最親信的太監來另外成立西廠。這已經是皇帝與官僚集團較量的第三個回合了。
仔細想來，似乎真是這麼回事兒。
而朱見深最親信的這個太監，便是汪直。
汪直進宮時最多隻有4歲，被配置設定去伺候剛剛經曆了喪子之痛的萬貴妃，這個聰明伶俐的小男孩，很快就得到了寵愛，某種程度上甚至被皇帝和萬貴妃當親兒子來養。
不滿14歲的汪直被皇帝委以重任，也完全不負厚望，他誰的面子都不給，“收拾的都是一般人得罪不起的皇親國戚、權勢太監、高官子弟”。
所謂“宦官專權”的真相其實是：汪直和他的西廠隻有偵查、逮捕、審訊的權力，審判和定罪要經過三法司，最終處理決定是皇帝拍闆，“宦官隻是皇帝監察百官的工具，而不能架空皇帝的權力。”
對于那些德才兼備的人，即便對汪直不怎麼友好，甚至惡言辱罵，他依然能在皇帝面前極力推薦，最明顯如秦纮和楊繼宗。
他甚至還有統帥三軍出征遼東并打了勝仗的功勞，但他的晚景，卻甚是凄涼。
并且，在《明史》裡，他和朱見深都被寫得一塌糊塗。
作者一語道破其中玄機：傳統文人具有“一種反宦官的非理性狂熱”，隻因對他們身體殘缺的偏見，“不管他做的事情是好是壞，文官集團都不會接納他”。
盡管書名是“漢唐明的時代”，但整本書的重心都放在了明朝（這也是不少讀者诟病之處）。
其實，這正是作者觀點的凸顯，因為整本書裡一個至為重要的觀點就是——那些掌握着曆史書寫權力的儒家士大夫，筆下的文字往往并不那麼客觀，“他們有時會濫用這種權力”，《資治通鑒》如是，《明史》更如是。
但時間越是久遠的朝代，這種被扭曲或被篡改的痕迹，能進行充分考證的可能性就越小。
相反，明朝的史料被保留下來的就比較充分，除了最重要的《明實錄》，還有大量朝臣的個人回憶錄、宮廷檔案等等。
“那些在《明史》中被大力稱頌的人物，他們似乎并沒有幹出多少對國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情”“而那些敢于對天下、國家負責任的官員，敢于得罪人的官員，敢于整肅官僚集團、整肅權貴集團的官員，不少都被醜化成奸臣”。
這樣的結論有些觸目驚心——若大明如此，那往前的朝代呢？
當然，必須要說，就按照作者的觀點推論，既然《明史》的記錄不一定符合事實，那麼作者所采用的其他材料，未必就沒有書寫者的主觀成分在裡面。
那，問題就來了——什麼才是我們的“曆史”呢？
作者的核心結論在全書最後一章。
通過對比中國曆史抵制時期的三段“盛世”：昭宣中興、開元盛世、永樂盛世，作者發現其中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在這些偉大的盛世開啟之前10年左右，都出現過最高上司人對官僚體系進行極為嚴厲的整肅”。
那些締造了“盛世”或者說為盛世打下重要基礎的人，恰恰因為對官僚集團尤其是書寫曆史者的無情，呈現給後人的形象往往不及那些給他們高工資讓他們過舒坦日子的“仁君”。
“盛世之前，必有雄主”，作者關于盛世的闡述已然精彩如斯，那他又是如何看待帝制時期的另一面——衰落——的呢？
聽聞本書姊妹篇《巨變與突圍》已經上市，迫不及待想一睹為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