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的《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公元1500年之前》是一部争议很大的作品。
喜欢的特别喜欢，不喜欢的特别不喜欢，都因为一个共同的原因——作者的很多观点都极具颠覆性。
比如，那让后世文人仰慕无比的“魏晋风度”，不过是权贵阶层生活糜烂的产物？
比如，《资治通鉴》里汉文帝“轮台罪己”的故事里有司马光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虚构成分？
又如，朱元璋才是历史上最彻底的反腐斗士？
再如，大明设立“东厂”“西厂”有很重要的意义，权宦汪直其实是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人才？
还有，“昏君”朱见深和“明君”朱佑樘父子，谁才是真正的贤君？
……
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会让你原本熟知的历史记忆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面目全非。
而且你还会发现，不管作者抛出的结论有多雷人，但不得不承认人家分析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
作者的汪洋恣肆，以专业的学术研究看来，或许有失严谨，甚至部分细节有待商榷。（如第52页说元朝“只持续了98年”53页又说“只有100多年的国运”，又如朱元璋废除丞相职位，第61页说是“案发之后第二天”，第82页则说“杀掉胡惟庸的第二天”——胡惟庸这样的重臣，不至于案发就杀掉吧？）。
但作为普通读者，阅读这样的作品，比“真相”更重要的，是作者启示了我们：无论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面目，古人故事如此，今人时事亦如此。
作者创见太多，难以备述，仅以汪直和他的“西厂”略作分享。
对于从小看港台武侠影视剧作品的我们这代人而言，“东厂”“西厂”几乎就是恶势力的代表，为首的“督公”更是穷凶极恶，每次都是英雄侠客打怪升级路上的终极BOSS。
但李晓鹏在一通详尽的分析之后，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开国之后，朱元璋当了10多年皇帝，慢慢发现文官集团太腐败，靠不住，于是建立了锦衣卫；等朱棣上台，发现锦衣卫也容易跟文官集团走得比较近，也不是很靠得住，又另外建立了东厂；到了朱见深时代，太监们也跟贪腐集团同流合污了，于是又不得不挑选最亲信的太监来另外成立西厂。这已经是皇帝与官僚集团较量的第三个回合了。
仔细想来，似乎真是这么回事儿。
而朱见深最亲信的这个太监，便是汪直。
汪直进宫时最多只有4岁，被分配去伺候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的万贵妃，这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很快就得到了宠爱，某种程度上甚至被皇帝和万贵妃当亲儿子来养。
不满14岁的汪直被皇帝委以重任，也完全不负厚望，他谁的面子都不给，“收拾的都是一般人得罪不起的皇亲国戚、权势太监、高官子弟”。
所谓“宦官专权”的真相其实是：汪直和他的西厂只有侦查、逮捕、审讯的权力，审判和定罪要经过三法司，最终处理决定是皇帝拍板，“宦官只是皇帝监察百官的工具，而不能架空皇帝的权力。”
对于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即便对汪直不怎么友好，甚至恶言辱骂，他依然能在皇帝面前极力推荐，最明显如秦纮和杨继宗。
他甚至还有统帅三军出征辽东并打了胜仗的功劳，但他的晚景，却甚是凄凉。
并且，在《明史》里，他和朱见深都被写得一塌糊涂。
作者一语道破其中玄机：传统文人具有“一种反宦官的非理性狂热”，只因对他们身体残缺的偏见，“不管他做的事情是好是坏，文官集团都不会接纳他”。
尽管书名是“汉唐明的时代”，但整本书的重心都放在了明朝（这也是不少读者诟病之处）。
其实，这正是作者观点的凸显，因为整本书里一个至为重要的观点就是——那些掌握着历史书写权力的儒家士大夫，笔下的文字往往并不那么客观，“他们有时会滥用这种权力”，《资治通鉴》如是，《明史》更如是。
但时间越是久远的朝代，这种被扭曲或被篡改的痕迹，能进行充分考证的可能性就越小。
相反，明朝的史料被保留下来的就比较充分，除了最重要的《明实录》，还有大量朝臣的个人回忆录、宫廷档案等等。
“那些在《明史》中被大力称颂的人物，他们似乎并没有干出多少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情”“而那些敢于对天下、国家负责任的官员，敢于得罪人的官员，敢于整肃官僚集团、整肃权贵集团的官员，不少都被丑化成奸臣”。
这样的结论有些触目惊心——若大明如此，那往前的朝代呢？
当然，必须要说，就按照作者的观点推论，既然《明史》的记录不一定符合事实，那么作者所采用的其他材料，未必就没有书写者的主观成分在里面。
那，问题就来了——什么才是我们的“历史”呢？
作者的核心结论在全书最后一章。
通过对比中国历史抵制时期的三段“盛世”：昭宣中兴、开元盛世、永乐盛世，作者发现其中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在这些伟大的盛世开启之前10年左右，都出现过最高领导人对官僚体系进行极为严厉的整肃”。
那些缔造了“盛世”或者说为盛世打下重要基础的人，恰恰因为对官僚集团尤其是书写历史者的无情，呈现给后人的形象往往不及那些给他们高工资让他们过舒坦日子的“仁君”。
“盛世之前，必有雄主”，作者关于盛世的阐述已然精彩如斯，那他又是如何看待帝制时期的另一面——衰落——的呢？
听闻本书姊妹篇《巨变与突围》已经上市，迫不及待想一睹为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