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宕渠”縣名涵義與文化記憶
劉 渠
巴郡宕渠縣,戰國時秦并巴蜀後與郡同置(公元前314年),距今已曆2300餘年。“宕渠”作為一個曆史地名詞條,百度、搜狗百科或詞典網上,始置時間各執一詞,而縣名釋義則語焉不詳。在地域文化闡述中,有必要重新予以考證界定,給讀者傳達準确明白的曆史文化資訊。
地名是特殊的文化資源
地名表現為一種文化記憶。作為特殊的文化資源,地名概念的文字簡短概括,文化含量卻相當豐富。地名具有傳承性、疊代性和記載上的差異性。它在一定程度上蘊含地方文化之根,附載了一定的曆史資訊,印證了時代變遷,凝聚了風土人情,銘刻了濃濃鄉愁。從地方曆史文化宣傳、文化品牌建設、推進文旅融合發展等客觀需要看,地名具有獨特的文化地位。地名文化資源不僅要深入挖掘,地名的文化涵義還需準确解讀和闡述,才能更好地開發利用。
渠縣城壩遺址遠眺(萬紹榮 攝)
追溯渠江流域文明史,考察流域的先民及其文明程序、發展成就,往往會涉及古代地名、物産名和其他一些稱謂;還要根據政區設定,考察初始命名的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辨識名稱異同與變化因由。
拿“宕渠縣”縣名來說,1992版《渠縣志》述政區建置沿革,限于卷帙篇幅,縣名釋義一項付阙。《達州市志(1911—2003)》對“宕渠”縣名給出了一個解釋:“秦……在故賨國地置宕渠縣,以臨宕渠水得名。”可渠縣文史圈的朋友們并不認同,因為涉及政區名與山水名孰先孰後的問題未能明确。從渠縣文化宣傳使用頻率看,“水過石為宕,水所蓄為渠”引述較多,但也經不起诘問。
現如今,“宕渠”縣名釋義衆說紛纭,或偏向文人雅緻,或詞義過度牽強,或以山川地名互證而陷于邏輯困窘,似乎都不大靠譜。設若我們始終對故土的名稱來曆說不清道不明,殷殷之口而莫衷一是,治學者将情何以堪?是以得重新理一理,以期得到較為廣泛的認同度。
縣名釋義是一種文化表達
郡縣釋名事關地方曆史文化淵源,當然是被看重的。中國人素有名實之慮,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不可不察。當下,文史工作者或地方宣傳上較多引用“宕渠”涵義為“水過石為宕,水所蓄為渠”,據說是《詞源》的解釋。看上去意思似乎跟“宕渠水”有聯系。此說可能依據清代《同治渠縣志》,志書假托應劭名義作“石過水為宕,水所蓄為渠”。此一說按字面意義直解,雖然簡明直覺,但宕是宕、渠是渠,“宕渠”詞彙的内涵還是不明晰,實乃不得要領,有望文生義之嫌。筆者以為這等于沒有說。查應劭《風俗通》,渠:“水所居也”,跟當時主流說法一緻。原意在縣志中竟然有所改動,引喻失義則弄巧成拙。
古地名的考證如同一次尋根之旅,準确解讀方可成為旨要經典的文化表達。
關于“宕渠”的幾種解讀
“宕渠”首見于《漢書·地理志》,巴郡屬縣之一。秦漢宕渠縣,基本覆寫了整個渠江流域,總面積約4萬平方公裡。到了唐代,許多讀書人恐怕已搞不清這個宕渠哪跟哪了。李賢等注《後漢書》,至少三處注解。《吳漢傳》“宕渠”下注:“山名,因以名縣”。這是最早的一種說法。還有以水命名說、古文注疏說等等。
第一,山水命名說。宕渠縣治城所在,有山川各一,即華蓥山和渠江,縱貫縣域中心地帶。
華蓥山南北走向,其南端至今有“銅梁縣”(戰國時,楚威王滅巴,封庶子于濮江之南,号為“銅梁侯”)。其實宕渠山在宕渠建縣之前名不見經傳。揚雄《蜀都賦》:“銅梁金堂,火井龍湫。”宋代章樵注:“銅梁山在宕渠縣。”左思《蜀都賦》:“外負銅梁于宕渠”。就是說,史前的宕渠山或因産銅之故,遂有“銅梁”之俗稱。宕渠建縣後,漸以宕渠山為名。唐宋地志對渠州宕渠山有具體描述。著名曆史地理學家譚其骧編著的《中國曆史地圖集》戰國地圖中标有“宕渠縣”和“宕渠山”,而春秋時既無宕渠縣,也沒有宕渠山标注。不難看出,先有宕渠縣之名,然後才對縱貫縣境的大山稱作宕渠山的。
發源于米倉山的渠江,古稱潛水。《水經注》潛水:“出巴郡宕渠縣,潛水蓋漢水(筆者按:指西漢水,今嘉陵江)棱分潛出,故受其稱耳。”可見,如同宕渠山是因設宕渠縣以後才有其名一樣,宕渠水也是潛水流經宕渠縣之後直接賦其名。隋唐時,因設有“渠州”,至北宋時宕渠水遂有“渠江”之名,沿用至今。
曾經有過以山水名跟政區名稱循環互證的情形,這在邏輯上講不通。實際上,宕渠建縣後,古人從位置表述考慮才有了地理參照之因由,始對貫穿縣境的山水而賦予名謂。也就是說,先有宕渠縣名,然後稱銅梁(華蓥山)為宕渠山,潛水(渠江)改稱為宕渠水。
第二,按文字直解。《同治渠縣志》說“水所蓄為渠”,當水積成澤講,有一點古意。但曆來辭書沒有蓄水為渠的義項。“宕渠”為曆史地名,若單個字地直解,即或沒有錯,兩個字疊加起來也未必能說明什麼。人工建造的水渠是運輸通道的意思,如鄭國渠、靈渠等。《尚書》記大禹治水,既然“沱潛既道(導)”,沒有了堰塞湖,古人湖、澤、池、堰不表,卻以“宕渠”命作縣名。可見這裡的“渠”也沒有“水積成澤”的意味,水所蓄則不為渠。
第三,古文注疏說。韋昭注《國語·吳語》“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句:文犀之渠,謂楯也。這句話意為“建樹起旌幡,端着紋刻兇獸圖案的楯牌”,與上下文皆屬叙事語句。有人單獨拎出注釋并逐漸引申:渠即楯,楯即闆楯,闆楯即指闆楯蠻。那麼宕渠得名與闆楯蠻有關。其實原文講吳王伐晉列陣,各色旗幟風影獵獵貌。後來遂有“如火如荼”這個成語。再說,吳語之盾怎麼是中原“闆楯”之所謂?勉強地往預設的概念上套置,作了過度的解讀,詞義很牽強。雖然,宕渠縣确與闆楯蠻有關,但跟韋昭注疏的那段文字沒有什麼關聯。史實因果倒置,也說不通。
那麼,作為曆史地理名稱,“宕渠”的涵義究竟是什麼?又是怎麼得名的?
“宕渠”是先民的居式
我們對大巴山原住民蛇種巴人或賨人族群源流、種族性質的考察,得知“宕渠”與渠江流域先民的曆史淵源有很久遠的關聯。
《說文解字》書寫的渠(圖源:詞典網)
“宕渠”一詞在戰國中期及以前的文獻中未見記錄。作為先秦建縣的政區命名,對此作注已在唐代去了。說明這一用語既“冷”又“少”,唐代以前引用頻次極低,且未見有人考究。查工具書,一般首引《說文解字》:
“宕,過也;一曰洞屋。從宀”(取義不屬石之類);
“渠,水所居”(應劭《風俗通》也是這麼講的)。
兩個字均有居處的含義。而“宕渠”二字連用,應當按居處的思路去了解,就如傳說中的“有巢氏”。人類步入文明社會之前,穴居洞屋、巢居樹上、傍水搭棚的記憶是深刻的。筆者曾苦思不解縣名涵義何以如此深奧?适逢電視播放“河姆渡文化”情景模拟中,其人在湖邊結茅棚,臨水搭建一塊紮木平台作為進出、栓解船筏及活動地兒之用,正是“水所居”的一種樣式。
當作政區命名的宕渠,一定有其寓意、有所指代。古往今來,不同的民族幾乎均有其特定的居住形式,或形成了各自建築藝術的民族風格,例如傳承至今的苗寨、土家吊腳樓等等。一個民族的居住樣式,是曆史考據的重要環節。“宕渠”應是先民最早的居住形式,即以天然洞穴及河畔結廬而居,這種“宕渠居式”與先民采集、漁獵生産生活方式相适應;随着族類進化,有了農業而使定居成為可能,然後才逐漸而廣泛地向适宜農耕的地帶展布形成自然村落。從大巴山、華蓥山的地貌看,熔岩洞穴分布廣泛,加之水系發達,先民最便捷的可能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那麼采集漁獵生活與“宕渠居式”有着實際的能夠允許的客觀物質條件。蛇巴人(賨人)稱這種洞屋、水廬(茅棚)叫做“宕渠”。絕不短暫的這種“宕渠”居式與蛇巴人的文明進步相伴,族人口口相傳而深入人腦再自然不過了。這與《華陽國志·巴志》“長老言,宕渠蓋為故賨國”的傳述有共通之義。
這個“渠”字構型,會意、象形、拟聲的手法齊備,篆書形象上看,左邊取水的字旁,右邊像棚蓋,下面以木樁支撐。河姆渡遺址封土下面發現密集的木樁,那種水邊棚屋結構的考古實證不外如此。這與地理環境相比對,與先民采集、漁獵生産生活方式相适應,進而反映了與流域先民的久遠聯系。應該就是“宕渠”命名的寓意和由來。這就把先民史迹引申到了石器時代,宕渠文化由此發端。
“及七國稱王,巴亦稱王”。戰國風雲激蕩,中華曆史不斷地被重新整理和改寫。秦并巴蜀,故國覆亡隻在旬月之間。開設郡縣,是秦國推行新政的首要之舉。宕渠縣基本覆寫整個渠江流域,正是蛇種巴人的故有領地和族群分布區域。“長老言,宕渠蓋為故賨國。”“宕渠”用以名縣,已是他們對于巴人先民時代的追思和懷念了,這正在情理之中,取義實有所本。
2017年渠縣城壩遺址出土的“宕渠”陶制瓦當(劉渠 供圖)
2022年12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城壩考古隊領隊、研究館員陳衛東在渠縣“名人大講堂”作學術演講,基于城壩遺址考古發現的石器工具,經過測年距今在1萬年左右,據以作出一個重要表述:
渠江流域具有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如果“宕渠”釋義不誤,那就與此相關相切。傍水而居的“渠”,正是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産物,深刻于族群的集體記憶之中。大約也是巴地後來大量出現的幹欄式建築的雛形,是其鼻祖。
渠江流域的先民族群就是巴人,自古生息繁衍于茲,是以大蛇圖騰崇拜的巴人種族(所謂“蛇種巴人”),是在大巴山和渠江流域獨立發展的族群。“巴”是個象形字,是圖騰形聲之謂,也是他們自稱的語音。上古有“後羿屠修蛇,其骨若陵”“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的傳說。而大巴山,在《山海經·中山經》裡叫“蛇山”,蓋因其山多蛇之故。先民經曆了所謂“認知革命”和“農業革命”兩個階段,是他們開發了這片土地,創造和發展了渠江流域的農耕文明。秦并巴蜀,開設郡縣,又有了向朝廷繳納賦稅的新政。其人因稱賦稅為“賨”而被叫作賨人:“巴人呼賦為賨,因謂之賨人焉。”
圍繞渠江流域及其附近,“宕渠”用于政區命名有千餘年曆史,實為地名史之奇觀,無不與賨人曆史相關。賨人消亡,宕渠不再為郡國之名。渠江源遠流長,蘊含古義。渠江流域政區之建置,先後有宕渠、渠州、渠縣的政區劃置,“渠”字乃州、郡、縣名所系,文脈相生相承。可見,這個“渠”字的寓意很深刻。“宕渠”不僅是一個曆史地名,也是一個文化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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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劉 渠(渠縣黨史研究和地方志編纂中心從業人員,曾為達州市巴文化研究院特聘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