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有一個公共電視台叫C-Span，經常直播美國的國會辯論。多年前在美國生活的時候，作為一個政治學專業的學生，我時不時覺得自己有必要轉到那個台，去“深入了解美國政治”。可是，我的天哪，那叫一個乏味，一個頭發花白的老頭對着一群頭發花白的老頭，以唵嘛呢叭咪吽的語速進行催眠。我通常堅持不到十分鐘就忍無可忍地換台。
難道政治不應當是光怪陸離五顔六色像迪斯尼的過山車一樣“好玩”的嗎？何況是美國政治！
現在好了。大衛·芬奇們滿足了我們對美國政治的獵奇欲。在美劇《紙牌屋》中，華盛頓充滿了謀殺、色情、謊言、收買、角鬥、欺騙、陰謀……還能更勁爆一些嗎？來自中國的大款馮先生通過美國的賭場操控着美國的選舉，副總統的夫人曾經被某将軍強奸，他的辦公室主任被一個妓女砸死在樹林裡，而副總統夫婦和他們的保安幹脆玩起了3P。
“有人認為《紙牌屋》揭開了華盛頓政治的黑幕，你怎麼看？”有記者問。
好吧，如果你相信中國政治存在這樣一個“真相”——有個大款操一口流利的英語，可以輕松左右中國的政治局決策，他曾經兩次被公訴，又兩次被釋放，之後被任命為中國政府的貿易代表團團長與美國總統級别的官員談判，并順便操控美國的選舉和兩黨選舉結果，然後終于在第3次落網時被中國政府判了死刑——那麼你就相信《紙牌屋》揭露了華盛頓真相吧。根據這個真相，未來的人們書寫今天這個時代，這一章的标題将是“一個姓馮的男人及其他”。
《紙牌屋》當然比C-Span要好看得多，但如果把它當《新聞調查》來看的話，不免就“跳躍性思維”了。事實是，電視很麻辣燙，現實很白開水。
你好，誘人的陰謀論
将《紙牌屋》當作現實主義作品的沖動卻不難了解。某種意義上，《紙牌屋》是陰謀論作品的集大成者——男女主角幾乎每一句話、每一個眼神都包藏着一個新的陰謀，而最大的陰謀就是民主政治本身——貪婪狡詐的政治家在“民主”外衣下爾虞我詐、欺騙群眾，為自己謀取利益和權力。
陰謀論總是誘人的，甚至是谄媚的，因為它輕易滿足了我們智力上和道德上的雙重優越感。一件事絕不是它看上去的那麼簡單，我——穿過頭腦簡單的你們——沿着蛛絲馬迹，以福爾摩斯式的頭腦精密地連接配接了忽隐忽現的片段，發現了一個新大陸般的圖景。此外，可憐的Freddy，可憐的Megan，可憐的Russo，你們身上有這個世界上僅剩的正直與溫柔，但在這個“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小蝦”的世界裡，你們被欺騙，被愚弄，我的義憤——穿過他們的醜惡——是你們最後的諾亞方舟。
被問到對《紙牌屋》的看法時，連奧巴馬總統也表達了對男主角Frank Underwood的豔羨：“這個家夥做成了好多事呀，我真希望事情可以運轉得那麼風馳電掣地高效。”奧巴馬的評論很大程度上道出華盛頓政治的真相：由于各種分權、制衡，那是一個低效的制度。低效，往往意味着政治家們不能風馳電掣地做成好事，但也不大可能風馳電掣地做成壞事。
從這個角度來說，《紙牌屋》又有相當的現實主義成分。如果撇掉那些過于活色生香的戲劇化浮沫，《紙牌屋》裡也可以說隐藏着美國政治的基本架構。
一方面，我們看到兩黨競争、分權掣肘、遊說集團、議員利益交換、個人恩怨以及社會撕裂如何使得“好事”難以做成或者被做成“四不像”。在《紙牌屋》裡，Clarie發起的“反軍隊性騷擾議案”本來是衆望所歸，最後在各種勢力的角鬥下被攪黃了。“利國利民”的教育法案和Port Jefferson大橋項目最後雖然通過了，但是其中經曆的“腥風血雨”，可真讓政治家對民主望而卻步。這些情節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現實中奧巴馬的各種改革——尤其是醫療改革法案——在美國一波三折的命運。從國會辯論到政府關門，從最高法院裁決到民調起落，為了通過醫療改革法案，他可謂上刀山下火海，屍橫遍野之後，将美國的醫療制度拉動了3厘米。
難怪政治學家福山評論美國當下的政治時，悲憤地指出美國民主已經從democracy（民主制）蛻變為vetocracy（否決制）了——太多的制衡與否決機會常常使改革的意圖化為泡影。當然，政治的這種“僵局化”局面，與其說是源自“政客對人民”的背叛，不如說是“一部分人民與另一部分人民”的撕裂——看看美國贊成和反對醫療改革的民調結果，對壘雙方總是比例相當半斤八兩。盡管美國的多數左翼媒體習慣于将“進步改革”的緩慢視為政客的搗亂乃至陰謀，而中國媒體更是常年擴散“美國政府太壞了，但美國人民是好的”之類的觀點，反對醫療國有化、反對禁槍、反對堕胎、反對加稅等“進步事業”的，可不僅僅是華盛頓那幾百個反動政客——就這些問題，民意常年處于撕裂狀态。如果非要說“左翼”是“好的”，那麼有一半左右美國人就是“壞蛋”了。
做好事難，做壞事也不易
如果說美國政治——甚至進一步說，民主政治——存在内在危機的話，這個危機的核心并不是什麼貪婪政客綁架公衆利益，不是Underwood們或者Raymond們馬基雅維利式的陰謀詭計，而是代議制雖可以表達民意（民主的基本含義），但是當民意本身極度撕裂時，它很難彌合這種撕裂，甚至可能因其内置的動員機制而惡化這種撕裂。
另一方面，在這個體系裡，一個政治家想要做成禍國殃民的壞事可也沒那麼容易。盡管為了收視率需要，《紙牌屋》将邪惡的Underwood塑造得無往不利（為此不得不将他身邊的幾乎所有人——上至總統、國務卿，下至保安、記者——塑造成智商50的玩偶），但它還是間接展示了美國政治的複雜圖景。那不是一個垂直的金字塔體系，而更像是一個縱橫交錯的平行蜘蛛網。
即使在《紙牌屋》裡，這個蜘蛛網的遊戲規則也是如此：總統不但不可能制止媒體報道捕風捉影的政府醜聞，就是醫生給他開過什麼藥都必須作為“政務資訊”全盤公開；面對洶湧民意，總統不得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指定獨立檢察官調查自己，而這個氣勢洶洶的檢察官可以對總統、副總統、華爾街大亨、外國大亨咄咄逼人地窮追不舍；來自國内外的“黑金勢力”也許可以階段性影響美國選舉，但一旦遭遇媒體這個無冕之王，往往就潰不成軍；黨員個個都“無組織無紀律”，“黨鞭”試圖在議案通過之前“統一思想”時，必須各種威逼利誘下跪磕頭；不管政客如何玩弄權術于股掌之間，選舉（在《紙牌屋》這兩季展現為國會的中期選舉）永遠是遊蕩在其頭頂的幽靈……
從這個角度說，乍一看《紙牌屋》是美國政治的“進階黑”作品，但再一看它似乎也可以被視為一個“進階白”作品。
好萊塢的科學與膚淺
當然，大多數人沒有耐心觀察《紙牌屋》裡的深層遊戲規則，更多人看到的是遊戲本身：色情、謀殺、謊言、複仇……所有這些刺激元素共同投入《紙牌屋》的火鍋，觀衆吃得酣暢淋漓。豆瓣上有篇标題叫作“弗蘭克教你成大事必先成為僞君子”的《紙牌屋》評論。從莎士比亞到美劇，從羅馬興衰到大國崛起，将一切故事和曆史诠釋成“厚黑學”注腳，還真是完成了外來知識的“地方性轉換”。
不過這不能怪觀衆了解力不足。事實上好萊塢工業機器在長期制造這種膚淺。一個接一個陰謀論電影電視劇魚貫而出，完成對觀衆智力和道德的雙重按摩。走出電影院或者關掉電視、電腦螢幕的觀衆——那些處于社會撕裂的這個或那個陣營的普通人，并沒有是以而增加就公共政策理性協商、辯論和妥協的意識——雖然這些才是現實政治所迫切需要的，而是懷着更深的幽怨将所有政治責任一股腦兒推向他人。在下一次政治對抗中，他們将更加理直氣壯，更加悲情，進而進一步惡化政治僵局。哦，那些壞人！
但這似乎也不能完全怪好萊塢。據說好萊塢劇本寫作大多非常“科學”。從導演演員的選擇，到劇情的設計，都有大量票房曆史資料的依據。也就是說，是市場而不是好萊塢編劇的主觀意願決定了這種膚淺。市場表達了人們對智力和道德催眠的偏好，好萊塢則進一步惡化它。
當然，要求娛樂作品承擔化解社會沖突的功能也許是苛求。據說一個好的影視作品應該朝不同的诠釋開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愛吃火鍋者見火鍋。從這個角度說，《紙牌屋》的确是優秀作品。有人從中看到了厚黑學，有人從中看到美國政治入門教材，有人看到了莎士比亞，有人看到了《紅樓夢》——如果你想看到《蠟筆小新》，估計也能看到它。
不過，在诠釋的羅生門裡，“好看”才展現導演對觀衆的最基本尊重——中國話叫作“尊重市場規律”。在這一點上，《紙牌屋》值得觀衆緻敬，它的大熱也合情合理。沒有一句台詞是廢話，增之一分則太多，減之一分則太少；演員們的表演——尤其是Kevin Spacey——簡直是爐火純青的華爾茲；劇情自然是跌宕起伏，領着觀衆在緊張、歎息、憤怒、希望、憐憫之間穿行起伏。和很多人一樣，我反正是現在開始就搬着闆凳伸長脖子坐等第3季。着急啊，Underwood怎麼還不死，他什麼時候死？
文/劉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