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也許是由于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可回避的重要性，在沈從文的著作中，魯迅是一個非常醒目的存在。隻要我們對沈從文的著作稍加檢視，就會發現，在中國現代作家中，魯迅在沈從文著作中出現的次數最多，所占的篇幅也最大，沈從文對之表現出來的态度也最為複雜難解。如果把這些有關魯迅的文字綜合起來看，就會發現沈從文對魯迅的認識和評價多有獨到之處。這對于正确地認識長期以來衆說紛纭的兩位文學大師之間的關系問題，也許是一把有效的鑰匙，同時可以借助這種認識去透視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與此類現象相關的深層問題。比較而言，沈從文論及魯迅的文字主要發表于建國前，其中尤以《魯迅的戰鬥》和《學魯迅》兩篇專論最具代表性，最鮮明地表現出沈從文在不同時期對魯迅不同的兩種評價。在發表于1934年的《魯迅的戰鬥》一文中，沈從文一反其慣常平和的文風，以激烈的态度徹底否定魯迅雜文的藝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對魯迅的人格氣度也不無尖刻的嘲諷。盡管沈從文對魯迅的小說創作一向表示充分的肯定，但對魯迅雜文的否定也是他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的基本态度。發表于1947年的《學魯迅》一文則标志着沈從文對魯迅評價的重大轉變。在這篇紀念文章裡，他對魯迅在學術研究、小說與雜文創作上的貢獻都有高度的評價，對魯迅的人格氣度也表示推許，這表明他開始以一種綜合性的眼光來看待魯迅，進而顯示出他在認識上的深化。以後他對魯迅的更深層次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這種思想基礎。
沈從文在1947年11月發表紀念文章《學魯迅》和小說《傳奇不奇》後，基本上告别了 文學創作，建國後則出于衆所周知的原因，便轉而從事物質文化史的研究。盡管此後仍 有文章問世，但大都是他在物質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間以零星的幾篇創作。沈從文 是從深心裡熱愛文學創作的，他也曾有數次重返文壇的機會，但又出于各種考慮而放棄 。建國後，沈從文對是否繼續從事文學創作懷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複雜心态，從他當時留 下的大量書信來看，他仍在常常思考有關文學的問題，而在事實上，他也沒有完全停止 創作，他身後留下的那些當時未公開發表的文字，未嘗不是他對自己在創作上的一種心 理補償。值得注意的是，他對魯迅的認識和評價也并沒有停止，檢視他當時的私人通信 和其它文字，以及他複出後的演講和對他人的談話，我們都可以發現，他在不少地方論 及到魯迅。
有意思的是，建國後沈從文對魯迅的認識和評價又出現了第二次重大轉變。在1951年9月2日給一位青年記者的信中很明顯地表現出這一點[1]。他在信中談到應細讀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說，“馬克思或列甯，高爾基或魯迅，作品中都賦予一種深刻的詩意。這是文化史中極重要的一件事。”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則不但“詩意充盈”，而且“真正有思想”，是以，“這個檔案經典性，實遠比 魯迅高爾基作品重要”。沈從文在這裡破天荒地把魯迅與革命領袖及世界無産階級文學 的代表人物并列在一起，如果聯系他一貫的文學思想，确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但這種 變化本身卻是一個重要的資訊，沈從文已把對魯迅的認識和評價自覺地納入到時代的主 流話語體系中，從中可以看出，沈從文文學思想中極具個性色彩的“異端性”在一定程 度上已消隐。他開始用當時普遍提倡的“文學性”與“政治性”相結合的方法來重新評 價魯迅。可貴的是，就總體而言，他并沒有完全用政治性來消解文學性，是以，呈現在 他視域中的魯迅仍有其真實的一面，但相對于沈從文過去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也不無倒 退。沈從文思想上的沖突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在此信中論及文學問題時，把文學性與 政治性糾結在一起，呈現出一種讓人難于了解的複雜心态。他天真地尋找出馬克思、列 甯和毛澤東著作中的“深刻的詩意”，并把魯迅與之類比，總不免給人不倫不類之感。 也許他在試圖迎合時代前進的要求，但是他對這種當時開始流行的用文學比附政治的技 法顯然全不在行，是以，這種類比隻能使魯迅被一種要求服務于現實的政治所淹沒，不 能顯示出其文學家的本色。至于說毛澤東關于文藝問題的講話遠比魯迅高爾基作品重要 ，則顯然是一種政治上的定位，事實上，兩者之間并不存在什麼可比性。這表明來自現 實政治的強力沖擊，使沈從文已無法堅持其一貫倡導的文學獨立原則。“政治高于一切 ”的時代主旋律，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沈從文關于文學問題的見解上來。
沈從文寫此信時，全國正在轟轟烈烈地開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是建國後第一次針對文藝作品的全國性政治批判運動。沈從文在此信中透露出自己對這場大規模批判運動的感受，因有感于“武訓這個人其實許多人就不知道”，甚至少數人還以為這個人是魯迅小說中的人物，他由此提倡要認真讀魯迅的文章，認為這種“魯迅文章好處何在，有些什麼文章，也從不仔細認真看過”的現象，是“世人多附和而少認真”的表現，而認真讀魯迅的文章“是一種測驗，一種學習”，是以要加以提倡。在這種意義上提倡讀魯迅的文章，顯然并不是從文學本身出發，而是出于以文學服務于政治的需要。這些都表明，沈從文此時對魯迅的認識和評價，與當時普遍的政治氣氛是并無二緻的。究其原因，則顯然與他在1950年參加10個月的革命大學學習直接相關。盡管沈從文與這種以聽政治報告、學習政治檔案及寫心得報告等方式，來達到改造思想目的的政治運動格格不入，盡管他對新的社會現實也并不完全了解，甚至在内心裡還存在着抵觸情緒，但并不能是以否定這種思想改造對沈從文産生的明顯影響。他在這期間所寫的一份學習小結中，曾表示對“政治高于一切”、“文學藝術必須從屬于政治”這些觀念的擁護，對此也不能認為是完全違心的政治性表态，應該注意到沈從文真誠地希望試圖與新的時代現實保持同步的一面。他的這份小結後來以《我的學習》為名，作為檢讨性文章，發表在1951年11月11日的《光明日報》上。需要說明的是，沈從文的這個小結與此信寫于同 一時期，注意到這一點，也許有助于我們了解沈從文在高度評價魯迅時的現實政治因素 所起的作用。
問題的複雜性在于，盡管我們不能忽視現實政治因素對沈從文在評價魯迅時的影響， 但也不能過分誇大這種影響，他并沒有忘記從文學角度來審視魯迅。在1951年11月19日 從四川内江緻夫人張兆和的長信中，沈從文在談及自己的創作計劃和對文學的一些看法 時說：“特别是一種哀憫感，從文學史上看過去的人成就，總是和它形成一種動人的結 合。由屈原司馬遷到杜甫曹雪芹，到魯迅，情形相異而又同，同是對人生有了理會，對 生存有了理會。”[2]在沈從文看來，哀憫感是構成文學經典的一種重要因素，這也是 他用來評價作家的一個重要尺度。他在建國前論及魯迅時，曾多次指出魯迅作品中的人 生悲憫感及其所蘊涵的深刻的詩意，認為這是魯迅作品得到盛譽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以 ，他在此信中再一次談及文學的哀憫感，或說悲憫感，并把魯迅與之聯系起來，并不是 他現在才有的觀點。值得注意的變化是，沈從文以往隻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特定範圍 内來審視魯迅的文學貢獻及其地位，現在則放眼整個中國文學史，把魯迅和中國文學史 上最偉大的作家相并列，這是此前未曾有過的重大變化。盡管沈從文對魯迅的這種文學 定位，并沒有超出當時流行的觀點，其中也許不無政治性因素的影響，但沈從文是從人 生悲憫感這種文學的内在素質切入的，在當時仍不失為一種獨到的文學眼光。從此信中 還可以隐約看出另一種變化，沈從文建國前一直是以并世同行的身份，以平視的姿态來 認識和評價魯迅的，現在他已似乎放棄這種身份和姿态，像一般讀者那樣以崇敬的态度 來仰視魯迅。他在這一時期的書信中不時流露出這一點，這種耐人尋味的變化顯然與當 時的時代氛圍密切相關。
建國後沈從文極少在公開發表的文字中提及魯迅，1957年為《沈從文小說選集》所寫的題記是為數不多的例外。這個選集是沈從文自建國後至複出前唯一得以出版的文學集子，這個集子在當時得以出版，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沈從文在題記中談及中外作家對他走上創作道路的影響時，特别指出魯迅作品對他的重要啟示：“由《楚辭》、《史記》、曹植詩到‘挂枝兒’小曲，什麼我都歡喜看看。從小又讀過《聊齋志異》和《今古傳奇》，新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紹進來，加之由魯迅先生起始以鄉村回憶做題材的小說正受廣大讀者歡迎，我的學習用筆，因之獲得不少勇氣和信心。”[3]在沈從文論及魯迅的文字中，這是他第一次公開承認受到過魯迅的影響，似有值得特别注意之處。盡管沈從文過去曾多次論及到魯迅鄉土題材的小說對其他作家産生過重要影響，但他顯然沒有想到要把自己與魯迅聯系起來，恰恰在這一點上表現出他對自身的盲視或回避。魯迅的鄉土題材小說，是中國現代文學一種蘊藏深厚的再生性資源，影響及于衆多作家。中國現代鄉土小說就是在魯迅的這種主導性影響下形成的。檢視沈從文同類題材的創作，不難發現魯迅對他的影響。但也許是魯迅小說的思想主題和風格形态與自己的作品迥然有别，使沈從文不能明确地意識到自己的創作受到過魯迅的影響；也許是因為與魯迅在文學觀念上的沖突及政治立場上的歧異，使沈從文不能坦然地正視這種影響；也許兩者兼而有之，使沈從文總是不自覺地把自己和魯迅嚴格地區分開來。顯然，不管是出于上述哪一種情況，沈從文都不可能道出魯迅對他的影響。建國後，魯迅享有中 國現代文學史上其他任何作家無可比拟的崇高地位，顯然有文學上和政治上兩方面的原 因。一方面，魯迅在文學上的巨大成就是無可置疑的，長期以來就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同 和推崇；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主要從政治角度對魯迅所作的經典性定論和對魯 迅方向的提倡，在建國後作為文藝政策被進一步貫徹到更廣泛的文藝實踐中。應該看到 ，沈從文對魯迅的認識和評價，自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發表《學魯迅》以來，就有受現 實政治潛在影響的一面。建國後，這種影響則日趨外在化，政治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極 其重要的内容，每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響。盡管沈從文在現實面前不無迷惘，但他還是力圖與現實統一步調。1957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選編[4]的《沈從文小說 選集》打有鮮明的時代印記，有研究者通過新舊版本對照閱讀後發現，選集中的大多數 篇章存在着政治性删改[5]。沈從文為選集所寫的題記，明顯有迎合當時特有的政治氛 圍而檢讨自己創作道路的意味，是以，他在題記中道及魯迅對自己創作的影響，是符合 當時的政治生活邏輯的。從題記結尾部分充斥着的當時特有的政治性語言來看，題記顯 然帶有政治表态的性質，從中也可以看出沈從文的隐衷，承認魯迅對自己的影響，其實 也就是承認魯迅所代表的方向，是表示對文藝政策的衷心擁護。
然而問題似乎并不如此簡單。如果把沈從文承認魯迅對自己創作的影響，看作是一種純粹的政治性表态，顯然也有違沈從文的本意。在沈從文這種政治性表态的後面，仍有其真實心态的流露。我們應該看到，在經曆自四十年代以來較長時間痛苦的思想曆程後，尤其是建國後思想改造的磨砺，沈從文在某些方面對魯迅有比他人更深一層的了解，盡管他對魯迅的認識和評價未能超越時代的主調，但他從來沒有教條化地了解魯迅。他對魯迅的思想和藝術仍然有自己獨到的了解，他論及魯迅時的中心視點始終沒有離開過他一貫強調的文學本體，呈現在他視域中的魯迅，主要是其作為文學家的一面。如果聯系到沈從文在建國後的處境，似乎更容易了解這一點。盡管沈從文一再在當時的書信中，表示自己是以“人棄我取”的态度從文學創作轉向物質文化史研究的，但他顯然不能忘情于文學，他時常把深心裡難以驅遣的寂寞通過極具個人化的文字和書信表達出來。他為小說選集所寫的題記，正好給了他一次在建國後極難得的回顧自己創作道路的機會。盡管題記流露出沈從文難以言喻的複雜心态，但在政治性表态的主調下，仍有他發自内心的忠誠表白，是以其中既有感傷的回顧，也有嚴肅的自剖，同時還有他在回顧自己創作道路時的客觀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沈從文在題記中談及魯迅對自己創作的影響，固然是對一種客觀事實的陳述，其實除在内心深處曲折地表達一種自我肯定外，難得的 是仍然從文學本體論的角度來審視魯迅，是以能更深刻地洞察到更具有本質意義的魯迅 作為文學家的一面，這樣也就更能把握到魯迅在文學史上的重大作用。這在當時的政治 氛圍下，無疑顯示出沈從文對魯迅認識的特别之處。
二
建國後，沈從文幾次有過恢複創作這個老本行的想法，盡管最終未能如願，但他在創作沖動下而留下的一些文字，則可以從中窺見他當時的一些真實想法。寫于1959年12月的長文《我怎麼就寫起小說來》，雖也點綴了一些具有時代特色的政治性語言，但沈從文在揭示自己走上創作道路的時代因素和心理動因上，卻仍然是真實可信的。文中涉及到魯迅在外國文學翻譯上的貢獻及其對自己的影響。他談到自己剛開始學習寫作時，對“當時正流行的《小說作法》、《新詩作法》等書提出的舉例材料和寫作規矩方法”，感到莫名其妙，但“以魯迅先生為首和文學研究會同人為首，對于外國文學的介紹”，卻“增加了我對于小說含義範圍廣闊的了解和終生從事這個工作的向往”[6]。沈從文 早年在湘西地方部隊裡當差時就接觸到為數不少的翻譯作品，這對他後來走上創作道路 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也許正是因為自己從翻譯作品中得到過對于創作的重要啟發，他 有感于此，曾多次在文章中談到過翻譯作品對促進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功不可沒的作用。 沈從文還從自己的切身體會出發，在此文中特别提及“魯迅和其他人對于日本文學的介 紹”所作出的成績和自己從中受到的啟發。應該說，他是對此出以一種客觀的态度的， 在這種态度的背後，可以看出他對魯迅在創作之餘緻力于外國文學譯介是發自内心的推 許。此文是沈從文建國後回顧自己創作道路最詳盡，剖析自己思想最深入，表達感情最 深沉曲折，文字風格也最具個性化的文章。透過文中點綴的政治性語言，我們不難發現 在很多方面與他建國前的文章是一脈相承的，這就使此文顯出那麼一點“異類”的性質 ，在當時未免有點犯忌。盡管沈從文希望此文能得以發表，但因它在當時的這種不合時 宜而未能如願。
需要注意的是，沈從文思想上的不合時宜在建國後始終未能克服，他仍然在思想上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特性，這與他力圖與現實保持同步的願望顯然有沖突的一面。這種沖突同樣表現在他對魯迅的認識和評價上，他在論及魯迅時仍如建國前一樣，有一種複雜的況味。他在1960年秋天給一位安徽讀者的信中，表示自己的作品“因為當時既缺少明确階級立場，思想性即不高，内容且多不大健康”，是以到現在“早已成過時之物，實在 不值得再提”，“不宜把那些早已過時作品誤人害人”。從中人們不難看出沈從文在當 時特定政治氛圍下的言不由衷。他接着表示自己“在新社會裡隻算得一個挂名作家”， 而“作家中真正有大才大識，而又對新社會作出巨大貢獻的，是魯迅、郭沫若、茅盾、 老舍、巴金……”[7]，沈從文在這裡對作家的排名，與建國後确立的以魯迅為首的作 家“排行榜”是完全一緻的。不管沈從文是否真從心裡認同這個帶有濃厚意識形态性的 ，經過淨化處理後的作家“排行榜”，根據他對魯迅向來的認識和評價，可以肯定他對 魯迅居于榜首的位置是并不置疑的，應該說，這反映出他的真實态度。
但這似乎僅僅隻是問題的一面。沈從文在深心裡是一個極為自信的人，盡管他在建國後一再表示自己的作品已經“過時”“落伍”，顯然并不代表他的真實态度，倒是從話的反面去了解似乎更為合适。沈從文在建國後的書信和其它文字中，常常曲折地表達出對自己作品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定位。他有時談及魯迅的創作，卻有澆自己心中塊壘之意，在當時特定的政治氛圍下，這正是他的苦衷所在。在1959年3月給大哥的信中，他對當時“已沒有多少人知道我寫過什麼作品”感到極為痛心，認為“真可說是一件相當奇怪的事情”。他在信中談到自己剛到北京時，“國内還無‘職業作家’，魯迅也絕不可能靠寫作生活，更想不到将來會有個‘魯迅博物館’在白塔寺附近”。但自己憑着“認真努力毫不懈怠”的工作，“卻變成了第一批職業作家”[8]。按照他晚年複出後更明确的說法，應該是“第一個職業作家，最先的職業作家”[9]。沈從文曾多次談及自 己的職業作家身份，對此他是不無自得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談到這一話題時，同時提及魯迅，似乎不無比較的意思，這就在言外現出深意。在1972年6月緻達英的信中，沈從文談到自己開始從事寫作時，盡管标點符号還使用不靈，卻“用當時人所習知的魯迅成就，和舊俄契诃夫、屠格涅夫，法國的莫泊桑，以及唐人傳奇、宋人白話小說成就看齊，而且‘一定要超過他們’作為目标，别的全不過問”[10]。魯迅在當時不僅已經成為最高的和唯一的文學偶像，而且他的作品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被作為政治性文本來閱讀的，具有無可争議的權威性。但在沈從文看來，魯迅的文學成就卻并非不可超越，這在當時無異于是一種挑戰，這就顯出他極其難得的膽識和不合時宜的思想。不可否認，他在内心裡有敬仰魯迅的一面。但正是出于這種不合時宜的思想，呈現在他視域中的魯迅，是脫去神聖光環的作為文學家的魯迅，這使他有意識地沒有迎合時風去神化魯迅。同時，這種不合時宜的思想顯示出沈從文對自己的作品充滿自信的一面。他通過回顧自己塵封已久的文學道路，把内心郁積的寂寞以一種含蓄的方式宣洩出來。尤其要注意的是，沈從文這種不合時宜的思想，由于來自現實政治的強力同化作用，又顯示出他思 想上蕪雜的一面。不難發現，沈從文建國後在思想方式與觀念形态上存在着諸多難以調 和的沖突，檢視建國後他對魯迅的認識和評價，也是如此。沈從文在1961年7～8月所寫 的《抽象的抒情》一文中，道出一個出人意料的警句：“照我思索，能了解‘我’。照 我思索，可認識‘人’。”[11]沈從文自己就是一個從未停止過思想的人，但在魯迅這 個特别巨大的存在面前，他也許感到有一種力不從心的痛苦和迷惘。
盡管沈從文建國後至複出前也公開發表過屈指可數的幾篇作品，但幾乎都屬于應景式文章，已完全失去他慣有的獨特風格，倒是他當時的書信和其它未公開發表的文字還有些個人特色和真情實感。他對魯迅的認識和評價也極少有公開發表的機會，但即使在書信和當時未公開發表的文字中，也隻是偶有涉及，且多為寥寥數語，而這寥寥數語又往往出以極其晦澀的文字，往往給人帶來了解上的困難，是以，要探究沈從文對魯迅的真 實态度是不容易的，這就需要注意到他當時的現實處境和特殊心态。總的來看，沈從文 這一時期對魯迅的認識和評價，盡管較之建國前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在某些方面更接近 魯迅的真實面貌，但仍然呈現出複雜難解的沖突心态。
三
沈從文在晚年複出後，似乎有意識地與文學保持距離，不僅少有公開發表的文字，而且涉及文學問題的演講與談話也不常有。他的所謂“複出文壇”，無非是他作為傑出文學家的身份重新得到讀者的普遍認同及其舊作的大量出版。他也許在深心裡認為，沒有必要用勉強寫就的東西和過多的抛頭露面來裝飾自己，這既反映出他深心裡寂寞的一面，也反映出他對自己過去的創作充滿自信的一面，同時，也說明他能以一種超然的态度來面對晚年的盛譽。不過，我們從他為數不多的演講、談話及少而又少的文字中，仍然可以發現他對文學發自内心的熱忱和關于文學問題的真知灼見。他在這一時期對魯迅的認識和評價，也給人以新的啟發。
沈從文晚年盡管極少談及其他作家，涉及到魯迅的地方也隻有片言隻語，但從中仍可發現他對魯迅的認識和評價有一種微妙的變化。如果說在建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沈從文是以仰視的态度來評價魯迅的，那麼現在他又像建國前那樣，以并世同行的身份，以平視的姿态來認識和評價魯迅。這種身份的轉換是不無意味的，這不僅表明政治氣候的轉變，也表明沈從文心态的轉變。這使沈從文再沒有必要通過政治性的表态來掩飾自己的真實态度，也使他無須再借評價魯迅來曲折地表達自我，肯定自我。是以，他在談及魯迅時就不再有所顧慮，而是出之以真實而坦率的态度。他在1980年6月與美國學者金介甫的談話中，既承認魯迅作品對自己的影響，又承認他不太喜歡魯迅[12]。究及沈從文不太喜歡魯迅的由來，文學觀念上的沖突和政治立場上的歧異無疑是主要原因，但也不能忽視其中人事糾結的影響。沈從文在接受淩宇的訪談時，曾談及他和魯迅始終沒有見面的原因：“丁玲寫信給他，卻以為是我的化名。何況不是我寫的，即使真是我的化名，也不過是請他代為找份工作，哪值得到處寫信罵人。”[13]看來直到晚年，他對此事都不能釋然于懷。金介甫則認為，除政治上的分歧外，沈從文“跟魯迅那位疏遠的弟弟周作人過于接近，可能這就足以使兩人之間不能進一步了解”[14]。這種人事上 的糾結使兩人終生都未能和解，這是令人深思的。應該指出的是，這種人事上的糾結潛 在地影響到沈從文對魯迅人格氣度的評價，在建國前論及魯迅的文章中表現得相當明顯 ，在對淩宇的談話中似也不無流露。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能超越這種偏狹的人事糾結， 極其厭惡他人對魯迅進行無端的人身攻擊。他在晚年曾對淩宇談及蘇雪林漫罵魯迅一事 ，認為蘇雪林“一時恭維魯迅到了極點，次年又用快郵代電方式，羅列十大罪狀申讨魯 迅先生”，“罵魯迅為什麼‘賊’”，是“一切随個人感情用事”，他對這種态度深表 不滿，認為“批評應當是‘真實’的”[15]。這種為魯迅抱不平的态度，固然表現出沈 從文誠樸堅實的鄉下人性格和人生信仰，更重要的是在這種态度的背後，表現出沈從文 在深心裡認同魯迅作為文學家的一面，這與他一貫的看法是相一緻的。
沈從文在複出後少有談及魯迅作品的文字，現在能夠見到的，似乎隻有在1979年10月為《一個傳奇的本事》重新發表所寫的附記中順帶提及到的一筆。沈從文在附記中談到自己的作品建國後在大陸因“過時”而遭焚毀，而在台灣則更進一步，“法令中指明一切已印未印作品，除全部焚毀外，還永遠禁止再發表任何作品”。他感歎“這倒是曆史上少有的奇聞”，并對這種奇聞出以溫和的諷刺：“中國現在有不少研究魯迅先生的團體，談起小說成就時，多不忘記把《阿Q正傳》舉例。若說真正懂得阿Q精神，照我看來，其實還應數台灣方面掌握文化大權的文化官有深刻領會。這種法令的執行，就是最好的證明。”[16]沈從文在1931年發表的《論中國創作小說》一文中，認為《阿Q正傳》是以“诙諧的趣味寫成的”[17]。而在他看來，“在創作一方面，由于诙諧趣味的培養，所受的不良影響，是非常不好的”[18]，很容易轉入低級的諧噱，是以，他對魯迅的這篇傑作并不表示特别贊賞，他對“阿Q精神”也就不會有什麼特别深的了解。不過，他在附記中用阿Q精神去比附台灣的文化官員，倒是具有一針見血的諷刺效果，似乎表明他在認識上不無變化。魯迅在建國後成為文學研究領域中最重要的研究對象之一，有為此而成立的專門性研究機構，參與研究的人員不計其數，取得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這些都表明魯迅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無可争議的經典性作家。應該說，在建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沈從文在這種“魯迅現象”面前并在一定程度上是迷失過自己的，可貴的是他并沒有完全歸附到服務于現實政治的大一統思想模式上來，是以，他在對魯迅的認識和評價上也并沒有完全失去自己獨到的思想。沈從文補寫這個附記時，由于政治環境的相對寬松，思想上的顧慮比以往要少得多，是以這個附記不無直抒胸臆的快意，也就更容易見出沈從文思想的真實狀況。他在附記中提及魯迅的文學成就及其研究情況，盡管隻是一筆帶過，但那種對此淡然處之的心态是不難發現的，似乎可以這樣說，他已經獲得了一種真實的自信，意識到自己即将成為另一個巨大的存在，如果深入探究沈從文晚年的真實心态，這也許并不是無根據的推測。
綜觀沈從文對魯迅的認識和評價，不僅建國後較之建國前有重大的變化，而且複出後較之複出前也有重大的變化，前一種變化是顯而易見的，而後一種變化則是隐含的，不那麼容易為人所察覺，似乎可以這麼說，是通過沈從文對魯迅的“無言”表現出來的。 盡管沈從文在複出後也有片言隻語涉及到魯迅，但相對于此前他對魯迅的多次高度評價 ，則近于“無言”，他确乎在複出後再沒有對魯迅作過那麼高的評價。這種“無言”具 有深長的意味，從中折射出沈從文複雜難言的心态。朱光潛在沈從文複出時期所寫的《 關于沈從文同志的文學成就曆史将會重新評價》一文中說：“據我所接觸到的世界文學 情報，目前全世界得到公認的中國新文學家也隻有從文和老舍。”[19]此文在當時之所 以引起風波，原因似乎不外有二：一是不該把沈從文的地位擡得那麼高；二是不該對魯 迅的文學成就視而不見。現在看來，朱光潛的看法雖不無片面性，但他對沈從文的評價 卻是極有見地的。應該說，這與沈從文深心裡的自我定位是相一緻的，他在複出後對魯 迅基本上處于“無言”狀态，也許與此不無關系。注意到這一點，對于在目前情況下深 化沈從文研究和正确地認識長期以來衆說紛纭的兩位文學大師之間的關系問題，似也不 無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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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劉洪濤.沈從文批評文集[C].廣東：珠海出版社，1998.337～339.
[16]一個傳奇的本事•附記[A].沈從文文集(第10卷)[C].廣州：花城出版社，1992.164.
[17]沈從文.論中國創作小說[A].沈從文文集(第11卷)[C].廣州：花城出版社，1992.166.
[18]沈從文.論中國創作小說[A].沈從文文集(第11卷)[C].廣州：花城出版社，1992.1 82.
[19]淩宇.風雨十載忘年遊[A].長河不盡流[C].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341.
文/吳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