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體例是紀傳體嗎？
一提起《史記》，曆來的權威說法往往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後面曆朝各代正史基本都沿襲了紀傳體這個形式，累加起來就成了二十四（甚至五、六）史。我們的學校教材上就這麼寫，現在的教授課堂上也還這麼講，電視上的講壇也這麼講。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一個天大的誤解。因為這個說法過于低估并最終忽略了“表”的價值和地位。
作為紀傳的部分，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和七十列傳的篇幅固然占了全書的大部分，表隻有十個，書隻有八個。但作者付出的工作量和讀者獲得的資訊量，絕對不能隻和篇幅簡單地對應。
因為表是高度濃縮的資訊精華，這個靈感源于以往的編年史如《春秋經傳》，但形式上又遠遠高于以往的文字編年，采用表格的形式，更為科學，多麼紛亂的頭緒人們都能一目了然。其中的“十二諸侯年表”和“六國年表”尤其如此，将一個多極世界紛繁蕪雜的各種沖突關系梳理得井井有條，一覽無遺，任憑多少字多少頁的紀傳都難以實作。
這不是量的不同，而是質的差别。雖然六國年表因為當時材料所限，舛誤較多，曆來為人诟病，但這些不足與表這種形式無關，主要是戰國時期史料缺乏所緻。
紀傳體固然是司馬遷《史記》開創的體例，但僅限于史記130篇中的112篇人物傳記，即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而不包括十表八書。
從篇幅（準确地說是頁數）多少而言，紀傳占了整個全書的七成多，十表隻占總篇幅約二成，八書占了不到一成。
以中華書局1997年《前四史》縮印版為例，含集解、索隐、正義和分段、标點在内，整部《史記》共3322頁。其中“十二本紀”486頁，占14.6%，“三十世家”676頁，占20.3%，“七十列傳”1201頁，占36.2%，本紀、世家、列傳三類人物傳記合計2363頁，占約71%；“八書”288頁，占8.7%，“十表”671頁，占20.2%.
為什麼不用字數，因為表之為表——其内容不止是文字，也不止是表格，而是二者的有機結合；表裡面空白的表格并不代表作者沒有付出勞動量，也不代表讀者讀不到資訊，恰恰說明作者經過大量統計對比和篩選後，認為沒有大事值得說，這樣讀者就不用再去考慮；況且即便用字數來統計，估計也差不了多少。
雖然書中自稱全書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他自己将紀傳和表中的文字一起進行了總計，但我們不能就說這些文字就構成了《史記》的全部，因為有一部分文字是以表的形式，作為表的内容出現的。
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裡評價《史記》道：“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正因為各種體例互相取長補短，才使得“顯隐必該，洪纖靡失”。而非一句簡單粗疏的紀傳體通史所能完全概括。
是以“表”的開創應當受到和傳同樣的尊敬和重視，表的篇幅相對不大，但工作量和資訊量并不比傳少多少。
傳固然為人而立，但《史記》中一個人物的傳還是不能完全地将一個人物描寫出來，必須參照其他人物傳記中的相關部分。
紀傳體的貢獻就是強調了對個人的尊重和對人生的總體描述和評價。紀傳體的特點就是長于寫人，便于人物評論，但短于叙事，讓讀者難以全面徹底把握曆史大勢；而編年體的特點恰恰相反，就是長于叙事，短于寫人。
《史記》在這二者之間取長補短，達到最優組合，那就是——傳表結合。表，用表格的形式，以二維的角度，将主要人物和事件放置在縱向的曆史紀時（紀世、年、月）和橫向的社會環境之中，使得千頭萬緒的曆史事件和錯綜複雜人物關系一目了然，這種彙總表格絕對是一大曆史創造，其重要性決不亞于那112篇人物傳記。當然我們還不能忘了八書，這個八書是附錄當時的“多科全書”，為什麼不是百科全書，因為還有很多領域沒有包括進去。以上三種體例最終形成了綜合體史書巨著，是以“大陸第一部綜合體通史”才是對《史記》一書的正确描述。
如此說來司馬遷的《史記》有四個開創，
第一是開創紀傳體來寫曆史人物傳記，寫人的曆史；
第二是開創表的體例對比羅列曆史主要人物和事件；
第三是開創全書采用傳表結合的體例，做到點面結合，既顧及了曆史全貌，又突出了重要人物，比以前史書采用的流水賬式的編年體，有了本質的曆史性進步；
第四是開創了史書附錄多科全書的“書”。
因而覺得以“傳表結合”來給《史記》和《漢書》定位似乎更合适，而不應以偏概全地稱為“紀傳體”。因為後代的正史中有專門真正的紀傳體，當然，傳表結合體顯然要比單純紀傳體或單純編年體好很多。
後來無論是單純紀傳體的《三國志》和《後漢書》，還是續《左傳》将戰國到五代的曆史重新編年寫成的《資治通鑒》，都沒有表看起來清楚、透徹、準确和全面。
《二十四史》中，“史、漢”超拔，跟它們都有很好的“表”不無關系。如果紀傳是一堆銅錢，表就是錢串子。如果紀傳是目，表就是綱。後來《漢書》繼承了《史記》這個傳表結合的綜合體的優良傳統。到了再後來的《三國志》和《後漢書》，就又沒有表了。這是一種退步的曆史，當然也是曆史的退步。
這樣《三國志》就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顯然這個第一是中國曆史作品水準的倒退。沒有了表作參照，光看人物紀傳，很多複雜的事件，沖突的諸多方面和影響、決定沖突發展過程的諸多要素，都不甚了了。
對于後漢、三國的曆史，我們現在還沒有一個像《史記》和《漢書》裡面那樣的清楚詳盡的表來看。
由此就會引發對《竹書紀年》、《世本》、《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資治通鑒》以及所謂正史的《二十四史》甚至《二十五史》等曆史典籍的新的評價：
《竹書紀年》是大陸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從夏（有些本子甚至是“黃帝”）一直到“今王”就是戰國魏王之終的前299年；
《世本》是大陸第一部綜合體史料彙編；
《尚書》是大陸第一部記言體史料彙編；
《左傳》——是大陸第一部編年體斷代史，而《春秋》作為第一部斷代大事年表，是其原始綱要；
《資治通鑒》——續《左傳》而成為大陸第一部編年體跨代史（說通史也勉強講得通）；
《史記》——是大陸第一部綜合體（表傳結合，附“書”）通史；
《漢書》——是大陸第一部綜合體（基本同于《史記》）斷代史；
《三國志》——是大陸第一部單純紀傳體斷代史；
《後漢書》——雖然内容理應在《三國志》前，但其成書晚于《三國志》，是以隻能成為第二部單純紀傳體斷代史。
在後代的“二十史”後再加上《清史稿》這二十一部正史之中，
單純紀傳體有————
《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
傳表結合體有————
《新唐書》《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以及《清史稿》。
其中唐書、五代史，新比舊的一大好處就是并非《三國志》式的單純紀傳體，而是像《史記》《漢書》一樣有“表”的綜合體。
總之，二十五史中，傳表結合的綜合體僅有10部，
包括開頭的史漢和從新唐書開始的最後八部，
單純紀傳體的有15部，
從後漢開始到三國、兩晉、南北朝和隋，中間600年的曆史沒有表，
有待于後人來補充完善。
為什麼沒有？——很顯然這600年處于亂世，頭緒繁多，要整理成表，
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由此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也愈大。
再說開去，大陸古代曆史典籍還有語錄體的《尚書》《國語》和《戰國策》。但筆者反對使用所謂“國别體”這個概念。
因為這是一個不合邏輯的概念。分裂時期國固然不止一個，不是史家要别，而是諸國自别；統一時期國隻有一個，不是史家不别，而是本身無别。
是以說所謂“國别”的說法，應當廢止。
還有一個叫“紀事本末體”，基于傳世一手史書，選擇其中的重大事件形成史料精編，這樣就成了二手史料，與傳世史書明顯不同，因為沒有采用這種體例直接編寫史書的，不好與史書相提并論。
如果将“語錄體”這個稱謂和前面的幾種類型加起來，就構成了大陸曆史典籍的基本類型——
——即依據時代長短，有通史和斷代史，還有介乎二者之間的跨代史；
——依據創作體例，有編年體、單純紀傳體、傳表結合的綜合體、語錄體和紀事本末體五種。
現在看來，肯定是傳記和時間表結合的綜合體是最好的形式。為什麼說最好，傳記使得重要人物故事完整，不像單純編年體那樣人物時隐時現，很難有個一以貫之的線索，不容易認識一個人物的完整曆史形象。
單純紀傳體的缺憾就是人物形象雖然完整，但是對于一個時代錯綜複雜的曆史全貌就會十分模糊，是以将二者最好結合起來，互相參展，相得益彰，既有表的線索脈絡，又有傳的重點總結，既對時代全貌有一個大輪廓大架構的了解，又對重要人物有一個更具體更集中的認識。
《漢書》并不是中國的第一部斷代史
第一部斷代史應當是《春秋》及其“三傳”，尤其是《左傳》，因為《谷梁傳》和《公羊傳》更像曆史的解釋、說明和點評，而不是《左傳》那樣主要是叙述曆史事件本身。
春秋時代242年，作為東周的前半段，似乎還不夠完整的一代，是斷代中的斷代，而《左傳》雖然以魯國十二公作為時間基本架構，以年系公，以月系年，以日系月，但視角絕不限于魯國，包括周王朝、十二諸侯等數十個諸侯政權，對于天下大事基本上是面面俱到地如實反映。
是以該書不僅僅是當時的魯國曆史，而是完全可以當作那個時代的中國曆史，天下曆史。
比《左傳》更早的有《尚書》，這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史書。
雖然有“六經皆史”的說法，但真正稱得上“史書”的，“五經”中隻有《春秋》一個，其他經典固然有曆史價值，但并非出自史官，也不是真正的史書。《國語》和《戰國策》同樣如此，更近乎《尚書》的記言，是以《尚書》《國語》《戰國策》是一脈相承，可以歸于記言一類的史書。
對比其詞彙和語言風格不難發現，《尚書》古奧艱深，诘曲聱牙，主要内容是距今約兩千多年甚至超過三千年的古代的文告、緻辭、訓誡和講話；
《國語》風格與《左傳》接近，簡潔生動，《戰國策》則汪洋恣肆，時有太過，疑似空穴來風，令其可信度大打折扣。
《漢書》繼承了《史記》的綜合體例，專寫前漢一朝曆史，成了這種體例（本人反對稱為紀傳體）下的第一部斷代史倒是事實。
加入“跨代史”的概念
比如《資治通鑒》，從公元前403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曆史，就是跨代編年史。
它當然不是通史，因為它明顯是上承《左傳》的。雖然中間還有五六十年的斷檔，《左傳》嚴格來講終于前468年，後來有人續筆添上了前463和前453年的與三家分智相關的一些事件，下文詳述。
是以《資治通鑒》和《左傳》是歸于一類的。合起來是中國1600多年的編年曆史。自然不能叫通史，因為《左傳》明顯是從周王室東遷之後的前722年開始的。
取消“國别體”的說法
至于将《國語》、《戰國策》定為“國别體”的說法，實際上是荒唐可笑的，那個時候天下分封為諸侯國，各行其是，各行其政，當然要分别來寫自家的曆史，而且各家的名稱不一，因為資料上的交流和朝代更疊時資料的彙集，後人就将原本各國的史書彙編抄錄為新的史書。
《三國志》分“魏書”、“蜀書”和“吳書”，難道也要叫國别體嗎，按照現有的邏輯，難道不叫國别體嗎？《左傳》反映的時代更是國家林立，沒有采用所謂“國别”的寫法是很高明的。因為時間線索顯然更清晰、更精确、更純粹。說是編年體或者紀傳體，比如寫唐朝的曆史，《資治通鑒唐紀》裡就是編年的，《舊唐書》、《新唐書》就是紀傳體或綜合體的，但用國别體寫不了，因為唐一直是統一的，怎麼個别法呢？可見這個“國别體”并不是一個能通行的寫史的體例。是以說這個“國别體”是一個不合邏輯的荒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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