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体例是纪传体吗？
一提起《史记》，历来的权威说法往往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面历朝各代正史基本都沿袭了纪传体这个形式，累加起来就成了二十四（甚至五、六）史。我们的学校教材上就这么写，现在的教授课堂上也还这么讲，电视上的讲坛也这么讲。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一个天大的误解。因为这个说法过于低估并最终忽略了“表”的价值和地位。
作为纪传的部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的篇幅固然占了全书的大部分，表只有十个，书只有八个。但作者付出的工作量和读者获得的信息量，绝对不能只和篇幅简单地对应。
因为表是高度浓缩的信息精华，这个灵感源于以往的编年史如《春秋经传》，但形式上又远远高于以往的文字编年，采用表格的形式，更为科学，多么纷乱的头绪人们都能一目了然。其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尤其如此，将一个多极世界纷繁芜杂的各种矛盾关系梳理得井井有条，一览无遗，任凭多少字多少页的纪传都难以实现。
这不是量的不同，而是质的差别。虽然六国年表因为当时材料所限，舛误较多，历来为人诟病，但这些不足与表这种形式无关，主要是战国时期史料缺乏所致。
纪传体固然是司马迁《史记》开创的体例，但仅限于史记130篇中的112篇人物传记，即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而不包括十表八书。
从篇幅（准确地说是页数）多少而言，纪传占了整个全书的七成多，十表只占总篇幅约二成，八书占了不到一成。
以中华书局1997年《前四史》缩印版为例，含集解、索隐、正义和分段、标点在内，整部《史记》共3322页。其中“十二本纪”486页，占14.6%，“三十世家”676页，占20.3%，“七十列传”1201页，占36.2%，本纪、世家、列传三类人物传记合计2363页，占约71%；“八书”288页，占8.7%，“十表”671页，占20.2%.
为什么不用字数，因为表之为表——其内容不止是文字，也不止是表格，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表里面空白的表格并不代表作者没有付出劳动量，也不代表读者读不到信息，恰恰说明作者经过大量统计对比和筛选后，认为没有大事值得说，这样读者就不用再去考虑；况且即便用字数来统计，估计也差不了多少。
虽然书中自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自己将纪传和表中的文字一起进行了总计，但我们不能就说这些文字就构成了《史记》的全部，因为有一部分文字是以表的形式，作为表的内容出现的。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里评价《史记》道：“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正因为各种体例互相取长补短，才使得“显隐必该，洪纤靡失”。而非一句简单粗疏的纪传体通史所能完全概括。
所以“表”的开创应当受到和传同样的尊敬和重视，表的篇幅相对不大，但工作量和信息量并不比传少多少。
传固然为人而立，但《史记》中一个人物的传还是不能完全地将一个人物描写出来，必须参照其他人物传记中的相关部分。
纪传体的贡献就是强调了对个人的尊重和对人生的总体描述和评价。纪传体的特点就是长于写人，便于人物评论，但短于叙事，让读者难以全面彻底把握历史大势；而编年体的特点恰恰相反，就是长于叙事，短于写人。
《史记》在这二者之间取长补短，达到最优组合，那就是——传表结合。表，用表格的形式，以二维的角度，将主要人物和事件放置在纵向的历史纪时（纪世、年、月）和横向的社会环境之中，使得千头万绪的历史事件和错综复杂人物关系一目了然，这种汇总表格绝对是一大历史创造，其重要性决不亚于那112篇人物传记。当然我们还不能忘了八书，这个八书是附录当时的“多科全书”，为什么不是百科全书，因为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包括进去。以上三种体例最终形成了综合体史书巨著，所以“大陆第一部综合体通史”才是对《史记》一书的正确描述。
如此说来司马迁的《史记》有四个开创，
第一是开创纪传体来写历史人物传记，写人的历史；
第二是开创表的体例对比罗列历史主要人物和事件；
第三是开创全书采用传表结合的体例，做到点面结合，既顾及了历史全貌，又突出了重要人物，比以前史书采用的流水账式的编年体，有了本质的历史性进步；
第四是开创了史书附录多科全书的“书”。
因而觉得以“传表结合”来给《史记》和《汉书》定位似乎更合适，而不应以偏概全地称为“纪传体”。因为后代的正史中有专门真正的纪传体，当然，传表结合体显然要比单纯纪传体或单纯编年体好很多。
后来无论是单纯纪传体的《三国志》和《后汉书》，还是续《左传》将战国到五代的历史重新编年写成的《资治通鉴》，都没有表看起来清楚、透彻、准确和全面。
《二十四史》中，“史、汉”超拔，跟它们都有很好的“表”不无关系。如果纪传是一堆铜钱，表就是钱串子。如果纪传是目，表就是纲。后来《汉书》继承了《史记》这个传表结合的综合体的优良传统。到了再后来的《三国志》和《后汉书》，就又没有表了。这是一种退步的历史，当然也是历史的退步。
这样《三国志》就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显然这个第一是中国历史作品水平的倒退。没有了表作参照，光看人物纪传，很多复杂的事件，矛盾的诸多方面和影响、决定矛盾发展过程的诸多要素，都不甚了了。
对于后汉、三国的历史，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像《史记》和《汉书》里面那样的清楚详尽的表来看。
由此就会引发对《竹书纪年》、《世本》、《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资治通鉴》以及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甚至《二十五史》等历史典籍的新的评价：
《竹书纪年》是大陆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从夏（有些本子甚至是“黄帝”）一直到“今王”就是战国魏王之终的前299年；
《世本》是大陆第一部综合体史料汇编；
《尚书》是大陆第一部记言体史料汇编；
《左传》——是大陆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而《春秋》作为第一部断代大事年表，是其原始纲要；
《资治通鉴》——续《左传》而成为大陆第一部编年体跨代史（说通史也勉强讲得通）；
《史记》——是大陆第一部综合体（表传结合，附“书”）通史；
《汉书》——是大陆第一部综合体（基本同于《史记》）断代史；
《三国志》——是大陆第一部单纯纪传体断代史；
《后汉书》——虽然内容理应在《三国志》前，但其成书晚于《三国志》，所以只能成为第二部单纯纪传体断代史。
在后代的“二十史”后再加上《清史稿》这二十一部正史之中，
单纯纪传体有————
《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
传表结合体有————
《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以及《清史稿》。
其中唐书、五代史，新比旧的一大好处就是并非《三国志》式的单纯纪传体，而是像《史记》《汉书》一样有“表”的综合体。
总之，二十五史中，传表结合的综合体仅有10部，
包括开头的史汉和从新唐书开始的最后八部，
单纯纪传体的有15部，
从后汉开始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中间600年的历史没有表，
有待于后人来补充完善。
为什么没有？——很显然这600年处于乱世，头绪繁多，要整理成表，
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由此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也愈大。
再说开去，大陆古代历史典籍还有语录体的《尚书》《国语》和《战国策》。但笔者反对使用所谓“国别体”这个概念。
因为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概念。分裂时期国固然不止一个，不是史家要别，而是诸国自别；统一时期国只有一个，不是史家不别，而是本身无别。
所以说所谓“国别”的说法，应当废止。
还有一个叫“纪事本末体”，基于传世一手史书，选择其中的重大事件形成史料精编，这样就成了二手史料，与传世史书明显不同，因为没有采用这种体例直接编写史书的，不好与史书相提并论。
如果将“语录体”这个称谓和前面的几种类型加起来，就构成了大陆历史典籍的基本类型——
——即依据时代长短，有通史和断代史，还有介乎二者之间的跨代史；
——依据创作体例，有编年体、单纯纪传体、传表结合的综合体、语录体和纪事本末体五种。
现在看来，肯定是传记和时间表结合的综合体是最好的形式。为什么说最好，传记使得重要人物故事完整，不像单纯编年体那样人物时隐时现，很难有个一以贯之的线索，不容易认识一个人物的完整历史形象。
单纯纪传体的缺憾就是人物形象虽然完整，但是对于一个时代错综复杂的历史全貌就会十分模糊，所以将二者最好结合起来，相互参展，相得益彰，既有表的线索脉络，又有传的重点总结，既对时代全貌有一个大轮廓大框架的了解，又对重要人物有一个更具体更集中的认识。
《汉书》并不是中国的第一部断代史
第一部断代史应当是《春秋》及其“三传”，尤其是《左传》，因为《谷梁传》和《公羊传》更像历史的解释、说明和点评，而不是《左传》那样主要是叙述历史事件本身。
春秋时代242年，作为东周的前半段，似乎还不够完整的一代，是断代中的断代，而《左传》虽然以鲁国十二公作为时间基本框架，以年系公，以月系年，以日系月，但视角绝不限于鲁国，包括周王朝、十二诸侯等数十个诸侯政权，对于天下大事基本上是面面俱到地如实反映。
所以该书不仅仅是当时的鲁国历史，而是完全可以当作那个时代的中国历史，天下历史。
比《左传》更早的有《尚书》，这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史书。
虽然有“六经皆史”的说法，但真正称得上“史书”的，“五经”中只有《春秋》一个，其他经典固然有历史价值，但并非出自史官，也不是真正的史书。《国语》和《战国策》同样如此，更近乎《尚书》的记言，所以《尚书》《国语》《战国策》是一脉相承，可以归于记言一类的史书。
对比其词汇和语言风格不难发现，《尚书》古奥艰深，诘曲聱牙，主要内容是距今约两千多年甚至超过三千年的古代的文告、致辞、训诫和讲话；
《国语》风格与《左传》接近，简洁生动，《战国策》则汪洋恣肆，时有太过，疑似空穴来风，令其可信度大打折扣。
《汉书》继承了《史记》的综合体例，专写前汉一朝历史，成了这种体例（本人反对称为纪传体）下的第一部断代史倒是事实。
加入“跨代史”的概念
比如《资治通鉴》，从公元前403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就是跨代编年史。
它当然不是通史，因为它明显是上承《左传》的。虽然中间还有五六十年的断档，《左传》严格来讲终于前468年，后来有人续笔添上了前463和前453年的与三家分智相关的一些事件，下文详述。
所以《资治通鉴》和《左传》是归于一类的。合起来是中国1600多年的编年历史。自然不能叫通史，因为《左传》明显是从周王室东迁之后的前722年开始的。
取消“国别体”的说法
至于将《国语》、《战国策》定为“国别体”的说法，实际上是荒唐可笑的，那个时候天下分封为诸侯国，各行其是，各行其政，当然要分别来写自家的历史，而且各家的名称不一，因为资料上的交流和朝代更迭时资料的汇集，后人就将原本各国的史书汇编抄录为新的史书。
《三国志》分“魏书”、“蜀书”和“吴书”，难道也要叫国别体吗，按照现有的逻辑，难道不叫国别体吗？《左传》反映的时代更是国家林立，没有采用所谓“国别”的写法是很高明的。因为时间线索显然更清晰、更精确、更纯粹。说是编年体或者纪传体，比如写唐朝的历史，《资治通鉴唐纪》里就是编年的，《旧唐书》、《新唐书》就是纪传体或综合体的，但用国别体写不了，因为唐一直是统一的，怎么个别法呢？可见这个“国别体”并不是一个能通行的写史的体例。所以说这个“国别体”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荒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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