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儒家經典，人們馬上想到“四書五經”這個說法。其實曆史上真正的産生順序是“五經四書”。“五經”的概念西漢初年就形成，而且是從中央政府發出的，絕對權威。“四書”這個概念來自南宋朱熹編注的《“四子”章句集注》，其中《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據說分别代表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這四位儒學大師的思想言論，後來被人稱為“四書”，并且作為學校初級階段教育的法定教材，讀完了“四書”才可以更新讀“五經”。其實“四書”這個叫法很沒有文化，根本不像個讀書人起的名字。
真正的讀書人應該知道“書”特指《尚書》，後來才成了“書籍”的統稱，再人為制造一個“四書”的概念，不是添亂嗎？他不會取别的名稱。讀完了“五經”就可以去參加高等考試，可以做官了。“四書五經”這個概念裡，《四書》從其作者來看，都是儒家學者，是以《四書》是儒家經典無需讨論。“五經”裡面，隻有《春秋》可能是孔子根據魯國史官記錄的“史記”編訂的。《易經》，《詩經》，《儀禮》，《尚書》都不是什麼儒家經典，為什麼呢？這四經的成書時間都都早于孔子出生，早于儒家學派的出現。雖然甲骨文裡有“儒”這個字，并不等同于後來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而且這四經的形成，與“儒”的關系還沒有當時的祝、宗、蔔、史這四種官職的關系大。
由此可見，“五經”裡有四部根本不是什麼儒家經典，隻有《春秋》可能勉強算得上。“五經”隻是在漢代才開始被冠以“經”名，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壟斷了“五經”的解釋權，就是政府把五經的最終解釋權交給儒家一門，其他學派無權發表相關言論，無權傳播相關思想，進而給後世造成了“五經”是儒家經典的錯覺。但是儒家以外的其他學派也未見得不重視推崇“五經”，古聖先賢留給後人的文化遺産，是全民的精神财富。隻是後來被儒家獨家侵奪霸占了，被不動腦筋的人誤會成了儒家經典而已。
而且本來這些著作名稱都沒有“經”這個字尾，到了漢代，儒生将這些曆經劫難的文獻典籍奉為經典，才有了“五經”的概念，尤其是漢武帝時中央政府設立“五經博士”，給這些研習五經的儒生開辟了一條仕宦利祿的康莊大道。這五部文獻被戴上了“經”的儒冠，就是被“儒化”的最好證明。因為儒生還圍繞這些經，橫生是非編出了好多“緯書”，今天看來，這些緯書絕大部分都是胡說八道烏七八糟的“僞書”。
試想，如果《易》是儒家經典，秦火是肯定躲不過的。然而最終躲過了，說明當時被定性為蔔筮的書。蔔筮之法，古已有之，夏商周三代各不相同，是否存在所謂的《連山》、《歸藏》都不重要，總之《易》不是儒家的出品，不能貼儒家的商标。而且在《左傳》和《國語》等典籍裡，用《周易》占蔔的例子在孔子之前即不時有之，當然又有人說這可能是劉歆們後來竄入的。然而《周易》之古經部分幾乎在西周初年已經寫定畢竟是事實，就是“十翼”也極有可能在春秋前期即完成了大半，尤其是篇幅較大的“象”、“彖”，甚至有傳說這是周文王和周公父子的作品。與其說是儒家寫了“易傳”，倒不如說“易傳”催生了儒家。
《春秋》被燒是因為它是魯國的曆史，孔子編訂的《春秋》是在《魯春秋》史料原文基礎上删節改易來的，《春秋》的部分内容的确被孔子以其特有的虛美隐惡、為尊者誨的孔氏筆法所歪曲，因而帶有一定的儒家色彩。顯然孔子隻是為了自己教學的友善，編寫了“魯國視角下的近現當代史”——《春秋》而已，這倒是可以肯定的。
《詩》、《書》的内容最晚都是到秦穆公時候，《詩經 秦風 黃鳥》是說秦穆公死後三良殉葬的事情，《尚書 秦誓》是秦穆公在“崤之戰”後複仇雪恥的軍中講話。而秦穆公死年比孔子生年要早70年，比孔子“而立”恰好早一百年，是以《詩》、《書》非儒家經典也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詩》被燒是因為大部分是西周時期和春秋時期其他諸侯國的詩歌，《秦風》甚至加上《豳風》，就是秦國秦地之前流傳下來的詩歌，估計沒有像其他部分那樣被燒。
《書》和《詩》一樣，雖然大部分是其他朝代其他國家的内容，最後一篇《秦誓》，估計和《秦風》一樣也沒有被燒，始皇帝再怎麼暴虐，總不至于毀滅自己祖宗的曆史和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這個應當是焚書運動中比較特别的問題。
《儀禮》雖然為儒家極力推崇，但其原書記載内容早于儒家的宗師孔子。“禮”字在殷商甲骨文裡就已經出現，當時已經形成程式相當繁複的禮儀。魯國在西周初期分封之時，就是有周王室天子禮樂的。《左傳 昭公二年》即前540年發生了著名的“周禮盡在魯矣”之歎，其時孔子還是少年兒童呢。孔子三十來歲時曾經适周問禮，後來孔子經常提到夏禮如何，殷禮如何，周禮如何，隻能說明“禮”由來已久，孔子隻是古禮的愛好者和極力維護者，是以其書本質也不是儒家經典。
其他學派的人都會讀這些經典。比如号稱戰國學問集大成者的荀子及其學生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就是将上述學問融會貫通的最好的例子。再比如後來道士還把八卦圖畫在自己的制服上，儒家倒沒有這麼幹，也沒有去和道士理論，說怎麼把我們儒家的東西穿在身上了，搞盜版侵犯我們的知識産權？——可見，大家都心照不宣，這是天下公共的精神财富，哪一家都不能壟斷獨占的。
那為什麼現在一般的解釋都是說“五經”都是儒家經典呢？主要的曆史原因是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進而使得儒學成為惟一的官方學說，後代的統治者不斷運用國家權力繼續推行這一基本國策，用儒家的觀念來解釋這些古代經典，我們今天能看到的，都是這些經典的漢化版，就是漢儒的觀念，當然也是儒化版。這些漢化儒化之後的經典，雖然後來唐宋元明清各代小有不同，但沒有徹底颠覆漢儒的架構。隻是做了些須改良而已。
直到西學東漸，科舉廢除，新文化運動，疑古思潮湧起，才對這些經典開始有了新的認識。是以這裡有一個公共文化資源的私有化現象，就是儒家利用政治地位權力手段，利用其強勢的話語權，侵占了屬于公共文化資源的五經，用他們的那一套理論體系來解釋甚至奪易、扭曲古代經典。其實是将這些經典庸俗化、教條化、神學化，從長遠來看，是對我們傳統思想文化注入了毒素，是以後來中國人（主要是漢族人）長期不長進，固步自封，拒絕西方學習先進的思想文化，跟這些思想毒素分不開。
晚清都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了，還提什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且這在當時還算是開明的主張。都敗于日本，割地賠款了，還不肯戊戌變法，還信守什麼天不變，道亦不變，祖宗之法不可變，國可亡法亦不可變，這真是迂腐得可怕。真不知道這些人的“五經”是怎麼學的，号稱“群經之首”的《易經》主要講的就是變化，千變萬化，而這幫飽讀詩書的中國人竟然信奉董仲舒的不變謬論。可見是何等的食古不化，數典忘祖。
現在流傳的“五經”的注、疏，基本上都是漢唐以來儒家的說教。但“五經”從根本上說不是儒家的，也不是孔子的，否則後來的人們總以為儒家的貢獻很大，這是需要澄清的。漢朝獨尊儒術以後，大學問家都被稱作大儒、鴻儒、宿儒，總之都被儒家相容并包，一網打盡，納入己門了，包括亦法亦兵亦道的諸葛亮都被目為“大儒”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大學問家肯定是要通讀經史子集的，經的大部分都不是儒家經典；史就更不用說了，史比儒出現得更早，比儒地位更重要；諸子百家，除了《荀子》和漢以後的子書，春秋戰國時代的其他諸子，比如管子、老子、孫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等那是連儒家都羞于納入自己陣營的。
當然史家左丘明是個例外，雖然《左傳》也很講“禮”，但是很不“儒”。《左傳 哀公二十一年》裡的“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就是明确地批判了儒家教條。這裡的“二國”指的是今天山東境内的魯國和齊國，結合前文可知主要指魯國，作為先天資質和地理環境都很良好的東方大國，就是因為抱殘守缺地囿于“儒書”而不得發展壯大。後來的曆史事實無情地證明了《左傳》作者的遠見卓識，這兩個大國無可救藥地日漸衰敗下去，姜齊被田齊取代，魯國被三桓把持，都沒有什麼太大的發展，後來都免不了滅亡的命運。
左丘明并不是孔門學生，因為當時孔子都引以自重，就像《論語 公冶長》裡說的什麼“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作者推測很可能是孔子仕魯時期，左丘明作史官，二人都是魯國政府的官員，真正是同僚關系，其人才德見識很令孔二先生折服，故而言語間常常引以自重，後被弟子錄于《論語》中傳世。孔聖人卒于前479年，《左傳》絕筆于前468年，之後前463年、前453年的斷續曆史明顯是左丘明辭世後他人的續筆，極其簡單粗疏，體例文法皆明顯與《左傳》全書前文不同，就是為了交待智伯之亡，中間再無他人他事，不像《左傳》全書那樣幾乎每年都記有大事。
之是以孔子後來成為聖人，左丘明其人其事逐漸湮滅不聞，我想主要原因不外是，孔子門徒遍天下，左丘明應當是沒有大量招收弟子的，是以後來少人稱道；更重要的原因是，孔儒獨尊以後，有關左丘明的曆史文獻檔案之類，大都過不了後儒的毒手，再加上秦火項燹，由是偉大的曆史學家、文學家、政治學家甚至軍事學家百科全書式的左丘明大師，硬是被後儒安排在孔廟廊下的門生堆裡伺候着孔子，連孔子的幾大弟子都不如，名次僅僅排在三五十位，還美其名曰“先賢”，真是太糟蹋人家左丘明了。
司馬遷寫《史記》時，正是儒術獨尊風頭正盛之際，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給偉大的左丘明連個傳都沒有立。這是同為史家的司馬遷留給後世的一大遺憾。雖然隻在他《報任安書》裡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但始終不提這位偉大史家的生平。其實都不僅左丘明，整個史家連個合傳都沒有，甚至不如刺客、遊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這些貨色，而那些儒家的小字輩們在“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傳”之後，也被集中收錄在“仲尼弟子列傳”、“儒林列傳”裡。不是因為史家沒有達人大家，或許是太史公故意給千古曆史留下的缺憾美吧。
左丘明如果确有其人，那其思想認識水準看來并不在孔子之下，一部《左傳》足以說明問題，更遑論還有一部“春秋外傳”——《國語》。固然“《詩》美輪美奂，足以達意；《書》固然記先王言行，足以明事；《禮》固然經紀人倫，足以節人；《易》固然備言天地陰陽變化，足以道化”，但那些都是古代流傳下來的文獻，真正孔子所作或所編，《春秋》勉強算一個，但這個簡單粗疏的曆史大事紀，本來就是《魯春秋》的删節改易版，思想性、藝術性等等無論從哪個方面都無法和“豔而富”的《左傳》相提并論，真正開後代寫史之先河，足為百代史家師法的，隻是《左傳》一書而已。左丘明其人年齒當稍少于孔子，然而孔子敬重他，引以為重，足見其人當時已經相當有影響。
另有研究者稱現在傳世的《左傳》與吳起及其先生後學有莫大關系，這個說法從姚鼐《左氏補注序》開始，到童書業《春秋左傳劄記 <春秋左傳>作者推測》，都持這個觀點。愚見以為，孫武子與伍子胥一同領兵擊楚，五戰五捷攻陷郢都，助吳稱霸，驚天動地功勳卓著足以彪炳史冊，而《左傳》隻記伍子胥、吳王阖闾及其弟弟夫槩王，對孫武子這位偉大的兵家竟然失錄，則更加讓人懷疑是吳起乃至其後學出于同美相妒（後世稱兵家必道孫吳二子）的原因故意删去其中關于孫武子的記載。
“五經”既然不是出自儒家的。後來代代增益的“九經”、“十二經”直到南宋朱熹确定了“十三經”，後來增添的這些，有《公羊》、《谷梁》二傳、《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孝經》、《爾雅》，大都作于戰國甚至漢初的書籍，基本代表了儒家觀點，出自儒家之手，倒是可以肯定的。
歡迎關注“字耕農”，打開曆史考古新思路！
（作者聲明原創，所有權利保留。本号繪制的地圖、拍攝的照片同樣屬于作品範疇。來自網絡的配圖，僅為優化自媒體讀者視覺體驗，不屬于本作品範疇，特此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