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啟超一生對中國通史撰述抱有執念。他雖然沒有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國通史，但是部分内容付梓于講稿中，在諸多文章和講學過程中也反複陳述了對編纂新型中國通史的各種設想。他先後嘗試使用章節體、“新綜合體”、類典志體等多種體例；在通史架構上，從依據不同分期觀點縱向分階段叙述轉變為“多線并行”的專史組成通史撰述格局；内容上從主張以政治史為主轉為以文化史為主，并且對“文化史”概念的認知也有變化；在曆史觀上，由早年接受并宣揚進化史觀發展到晚年對其産生懷疑，并繼續探索更适合“社會變遷”的曆史理論。
引言梁啟超一生對中國通史撰述抱有執念。1902年7月他在《東籍月旦》中評介外國學者所著的中國史著作時說：“中國史至今訖無佳本”，而“此事終非可以望諸他山”，就暗示了他這一志向；同年12月所著《三十自述》雲“一年以來，頗竭棉薄，欲草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然荏苒日月，至今猶未能成十之二”，說明這期間他已經着手于中國通史的撰寫，而1901年9月發表的《中國史叙論》中所讨論的中國史的範圍、命名、人種、紀年、史前史以及時段劃分等，均屬他在撰寫通史時遇到和需要解決的問題。1904年，在緻蔣觀雲的信中詳述了《國史稿》編著和準備付印的情形：“日間亦将印第一編，待叢稿就理，更當親赍記室，乞先生一叙，乃付梓人也。”1907年在給康有為的信中提及《中國史》之作時說“弟子誓必成此作，欲必來年成之，一以償夙願，一以為國民精神教育”，同時也為償廣智書局之債。然而這段時間他政務、報刊業務等極為繁忙，無法專心著述。直到1918年春夏間“屏棄百事，專緻力于通史之作”，5月在緻陳叔通信中稱所著“已成十二萬言”，信中還提及出版事宜。該年夏秋間在給其弟梁仲策書中告知《春秋載記》脫稿，“都百有四葉，其得意可想，夕當倍飲以自勞，弟亦宜遙浮大白以慶我也”，興奮之情溢于言表。然而随後的八九月間，他因著述過勤出現嘔血症狀，9月16日友人緻信相勸稱“《通史》切宜停編半年或一年以後再繼成之”，大概此時他不得不再次停止了通史撰作。晚年在清華園他仍在繼續撰寫，但最終沒有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國通史，他自己也将此視為一大憾事：“思永說我的《中國史》誠然是我對于國人該下的一筆大賬，我若不把他做成，真是對國民不住，對自己不住了。”縱觀梁啟超的治史生涯，雖然他完成出版的史學著述甚多，其中不乏經典的傳世之作，但是撰著一部新型中國通史應該是他最大的心願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陸續有學者關注梁啟超的通史編纂和撰述情況，相關研究涉及梁啟超通史編纂的背景、過程與蘊涵于通史寫作中的曆史編纂學思想，以及對梁啟超與章太炎的通史體裁的比較研究、對梁啟超通史中闡發的進化史觀和中國史分期等問題的論述和評析。總體上看，研究或主要局限于一般性的介紹，或是與其他相關問題結合起來論述，對梁啟超編纂中國通史的前後過程缺乏更詳細的梳理，也少有對他已經寫就的通史著述的部份作更深入的分析，可能是與梁啟超未能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國通史有關。但撰述中國通史是梁啟超的夙願，正因他對撰寫新型中國通史的要求甚高，使他多次實踐而最終未能完成，而他正是以撰著新型中國通史為直接起因而号召建立中國的“新史學”、提出“史界革命”，使中國史學真正具有了近代轉型特征，是以對其中國通史的撰著實有必要作更深入的研究。筆者在爬梳史料的基礎上，對于他的通史體例和通史觀念再作考察，希望能夠更全面地了解梁啟超撰述中國通史的學術實踐過程、發掘其不同時期的通史觀念，闡明他對編纂新型中國通史的諸多思考，借以反映他的學術思想的流變以及對近現代中國史學的影響。一、通史體例的探索梁啟超的通史構想宏大，在書信中提及其已完之規模，有《國史稿》“二十餘萬言《先秦》之部都十一卷，冠以總叙一卷，約二十萬言也”“《春秋載記》已脫稿，都百有四葉”。湯仁澤等人在編纂《梁啟超全集》時追蹤殘稿，所見“《國史稿》，是‘殘稿’中的‘長篇’，用‘飲冰室著述稿本’稿紙書寫，共四十四葉，每葉正反面，每面十三行”，其規模可窺一斑。梁啟超的通史體例構想十分複雜。在今存文獻中，其所著通史目錄尤多，且内容變化較大，是以相關的研究對于他所著通史之體例各執一詞，而多将其所指“通史”當作一以貫之的一部。但若将所見的通史目次作對比，再參以辨析相關書信等材料，可知梁啟超撰寫中國通史其實經曆了多次另起爐竈的過程。（一）今見梁啟超所拟通史體例今見梁啟超所拟的第一種通史體例，是他在書信中提及的包含了《年表》《載記》《志略》《傳》《志》五個部分的自創體例。當時他對自創的這種體例十分滿意，在緻陳叔通信中說：“體例實無餘暇作詳書告公，弟自信前無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讀四萬言之稿兩遍，謂不忍釋，吾計凡讀者或皆如是也。”這種體例被研究者稱為“新綜合體”。如表１所見，各部分有對應卷帙。《飲冰室合集》所錄“殘存稿目”中的《中國通史稿》目錄與之類同。第二種體例為“殘存稿目”中的《國史稿》目錄，以時代為序，使用章節體。與上文所提到的《中國通史稿》體例完全不同。從湯仁澤所見《國史稿》殘稿手迹看，其成稿的體例與目錄相比基本不變，隻在一些标題上有些許改動。
除殘稿存目外，梁氏現存通史目錄還有1918年春夏間所作《志三代宗教禮學》附錄的《原拟中國通史目錄》，分政治、文化、社會及生計三部。這份通史目錄的寫作時間雖與緻陳叔通書信中提到作通史為同一年，但以專史組成通史，類典志體，“新綜合體”、《國史稿》《中國通史稿》都與此不同。此外，《志三代宗教禮學》還附有《原拟中國文化史目錄》，該目錄不分部，但與《原拟中國通史目錄》的篇目幾乎一一對應。1922年梁啟超為中學國史教本所拟目錄也與《原拟中國通史目錄》相似，兩者的範圍和主要内容能互相對應。與“原拟”兩目錄相比，《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并目錄》可視為其具體化，此外，後者還明顯展現了專史中的時間軸，更加接近于“以類相從，舉其始終”的理想。至此所知梁氏所拟通史體例有三：（1）《載記》《志略》《年表》《傳》《志》的自創“新綜合體”，見于梁氏書信及“殘稿存目”的《中國通史稿》；（2）以時間為軸的章節體，見于“殘稿存目”《國史稿》及湯仁澤所見其殘稿手迹；（3）以類相從、叙其始終的類典志體專史，見于《原拟中國通史目錄》《原拟中國文化史目錄》《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并目錄》。（二）各時期書信指稱辨析及各體例間的關系1904年梁氏緻信蔣觀雲述及《國史稿》一卷付梓之事，《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編者言“《國史稿》就是先生壬寅以來計劃編著的《中國通史》，以後改名《中國民族外競史》，現在又改名《國史稿》”。對于已成《國史稿》的内容，丁波據1909年4月5日何天柱《緻夫子大人函丈書》中“《國史》先撰本朝，恐披羅太費力，柱謂不如從上古撰起，既成一冊，即可出售，不必俟全書告成也”一句，推測為清朝通史。其實該卷《國史稿》應當就是《飲冰室合集》所錄“殘存稿目”中的《國史稿》，内容為上古史（目錄見表２），原因如下：首先，梁啟超在此信中提及“拙作頗欲附圖畫，近所搜羅得者亦不鮮，今思得一會稽禹陵之影畫”，既需“禹陵影畫”，應屬于上古史的内容。第二，信中又有言“鄙人《外競史》之作，見此書（即蔣觀雲《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筆者）後将擱筆矣。拙作原稿本名外競，近乃并内部之文明亦述之，自見此書後，益不敢專述外競，蓋萬不能有加也。”說明梁啟超此稿應有“外競”内容。且“殘存稿目”上将此段圈删，取而代之的是“（一）華族之名稱”，這一更改也與梁啟超說“鄙人《外競史》之作，見此書後将擱筆矣。”相符合。第三，據湯仁澤所見手迹，《國史稿》第一節原為“全書旨趣與本章之關系”，論曰：“史家最大之責任，在叙述一民族生長發達之迹，及其與他民族交涉競争優勝劣敗之結果，及其次第。本書編纂之旨趣，即在于是，而導其源當傳疑時代，此本書是以不應傳疑也。”可見手迹内容與該書信所提及重合度極高。第四，再有乞寄《史學雜志》，因其中有關“中國民族與世界交通”的論文多，希望能将其作為“将來第二編及以下之資料”“第二編”的體例名稱僅與殘稿《國史稿》相同；此外殘稿有“十二頁題曰《霸國政治》《春秋時代我族與戎狄交涉表》”，《飲冰室合集》稱之為“亦《國史稿》之又一稿”，這正與“中國民族與世界交通”相關聯。是以，筆者推測該卷欲付梓之《國史稿》不僅确如《長編》編者所言為《中國民族外競史》，并且即為殘存稿目中的《國史稿》。梁啟超寫于1918年的《中國通史》則與上述《國史稿》不是同一部，該《中國通史》并非《國史稿》之續作。首先，二者體例相異，《國史稿》是以時間先後為序的章節體，而1918年提及的“通史”為“《傳》《志》《年表》《載記》《志略》”的“新綜合體”。第二，兩者對史前史是否為信史的處理不同，1918年提及的“通史”的史前史有《太古及三代載記》，此篇中的“古代傳疑章第一”包含三皇五帝；但《國史稿》的“傳疑時代”後注“神農以前”，“黃帝訖堯舜”設于“初有史時代”中。基于此兩點，筆者認為兩者應為互相獨立的通史體系。至于1907年至1909年書信中提及的為救廣智書局所著《國史》（《中國史》）是否指的是《國史稿》，尚未見有材料進一步證明。1921年梁啟超在南開大學授課，“乃裒理舊業，益以新知，以與同學商榷。一學期終，得《中國曆史研究法》一卷”。該書論及應如何作一部通史時指出：如今若想寫一部适于當代中國人所需要的《中國史》，其中需要包括的重要項目有中外民族問題、階級制度、社會團體、政治、法律、經濟、農工商、人口、文化各問題。這些“重要項目”在《原拟中國通史目錄》《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并目錄》中均有明确展現。1925年秋起梁啟超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講課，由弟子周傳儒、姚名達筆記，成《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其講授專史的做法，分為人、事、文物、地方、斷代五種，合為通史。此時所言“通史”接近兩“原拟”目錄及《中學國史教本目錄》的類典志體專史。不過，《中國曆史研究法》在總結傳統史體時說：“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結果以為鑒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可。”這表明他認為紀事本末體不僅是和當今學人理想的新史書最為相近的體裁，同時也是傳統史學發展的最高程度。“紀傳體中有書志一門，蓋導源于《尚書》，而旨趣在專紀文物制度，此又與吾擠所要求之新史較為接近者也。”此評價正與《載記》《志略》《年表》《傳》《志》的“新綜合體”探索相合。據上所析，筆者認為梁啟超所設想和實踐的通史體例間的順序和關系為：1901年至1904年所著通史為章節體的《國史稿》，其于1918年前被棄置，此前所拟好稿件也未面世，概因不滿意其體例和史學觀點，意欲更新。1918年以後以“新綜合體”作新通史，為《中國通史稿》；而1918“原拟”兩目錄及1922年《中學國史教本目錄》的類典志體與《中國通史稿》的“新綜合體”為梁啟超纂本國通史構想中的“一體兩翼”。1925年梁啟超在《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中對此前的思考作了總結，最終傾向于“橫集專史，縱集時代”的“新綜合體”。二、通史架構的思考與實踐梁啟超的三種通史體例可以劃分為兩種架構：一是按時序來進行通叙；二是以專史組成通史。前者包含如何劃分曆史階段及以何為叙述主線；後者則涉及對“專”與“通”之關系的處理。（一）通史撰述中的曆史階段劃分據前文所述，梁啟超的中國通史撰述首先是按時序來進行通叙的《國史稿》，該殘稿雖隻見第一編及第三編的目次，但是在其撰稿的前一年（1901年）所發表的三篇文章中，都提及了中國史的時代劃分問題。在發表于1901年9月的《中國史叙論》中，他将中國史劃分為上世史（秦統一之前）、中世史（秦統一之後至清乾隆末年）、近世史（清乾隆末年以後）三個階段，分别稱之為“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和“世界之中國”，劃分的依據主要為“民族”的競合範圍。從《國史稿》的殘稿存目來看，其時段的劃分和叙史的重點都與此類同。1901年10月發表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據歐洲國家思想的變遷提出家族主義時代、酋長主義時代、帝國主義時代、民族主義時代、民族帝國主義時代、萬國大同主義時代（未來）六個時代的劃分觀點。他認為當時的歐美國家已進入民族帝國主義時代，亞洲屬于帝國主義過渡到民族主義階段。發表于1901年12月的《堯舜為中國中央君權濫觞考》一文中又提出了野蠻自由時代、貴族帝政時代、君權極盛時代、文明自由時代的劃分方案，以黃帝、秦始皇、清乾隆時期為斷限，此劃分主要以不同政治體制形态為依據。這三種的劃分依據不相同，但對時間斷限的劃分異曲同工，且無論哪一種斷限都大開大合，均不以朝代更替為時代斷限，這不僅是受啟發于日本學者，也是因他領悟到“史之為狀如流水然，抽刀斷之，不可得斷”。對于斷代，梁啟超的看法是：“舊時的斷代，以一姓興亡作标準，殊不合宜。曆史含繼續性，本不可分。為研究便利起見，挑出幾樣重大的變遷，作為根據勉強分期，尚還可以。若不根據重大變遷，而根據一姓興亡，那便毫無意義了。皇帝盡管常換，而社會變遷甚微，雖屬幾代，仍當合為一個時期。”以社會“重大變遷”為分期依據，表明梁啟超始終未忘踐行其提出“新史學”時要求改變舊史書“以一姓興亡作标準”的初衷。梁啟超先後嘗試了幾種以“重大變遷”的主的分期模式，但是直到他出版《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時期，仍然處于“勉強分期”的狀态中，說明他在作為曆史分期的理論依據——曆史觀方面仍然處于探索中，但是摒棄“根據一姓興亡”作通史斷代的标準是沒有異議的，此種認知也是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轉換主要标志之一。（二）通史叙事的主體内容中國通史叙事的主體内容，梁啟超的看法經曆了從以政治史為主到以文化史為主的變化，同時，他對于“政治史”與“文化史”概念的解釋也有改變。梁啟超在1901年提出的三種時段劃分，主要以民族競争、中央集權、帝制發達、君權極盛等政治史内容為主；1904年所作之國史，原名為《中國民族外競史》，其曆史叙事主體内容也與前者差别不大；1918年後所作的中國通史，他開始主張“《傳》《志》别行，此惟有《年表》《載記》《志略》三種”的體例，四部載記中的政治史内容不再是通史叙事的主線，而是處于與其它專史大緻相同的地位。1922年的《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并目錄》則明确指出：“現行教科書全屬政治史性質，其實政治史不能赅曆史之全部”，他提出的矯正辦法為“以文化史代政治史”，說明此時他已經将通史叙事的主體内容從政治史轉向了文化史。《原拟中國通史目錄》《原拟中國文化史目錄》名稱不同，内容卻極為相近，幾乎可以一一對應。這涉及一問題：文化史是什麼？是與中國通史的全史相同還是與“政治史”相對應？梁啟超在《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并目錄》提出的“文化史代政治史”中，“文化史”為相對于“政治史”的狹義概念。而在《中國曆史研究法》“史之改造”中說：“今日所需之史，當分為專門史與普遍史之兩途。專門史如法制史、文學史、哲學史、美術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則為廣義的概念。為南京金陵大學第一中學講演“什麼是文化”時說：“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積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而“文化史是叙述文化的”，此時也應是廣義的概念；1925年在清華主講“中國通史”課程，講義為《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編》，此時也應該是包含“政治史”、涵蓋其他的全史的廣義概念。對于“文化”這個名詞的界定，直至授《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時說明：“文化這個名詞有廣義、狹義二種，廣義的包括政治、經濟，狹義的僅指語言、文字、宗教、文學、美術、科學、史學、哲學而言。”“文化史”的含義得到廓清，他的通史主體内容也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明顯的轉向，即從“注重朝代興亡及戰争”轉向重視社會整體文化。在這一時期，國内整體有着“文化史”的學術風潮，20世紀20年代德國和美國的“新史學”運動因重視社會文化心理因素的分析的特點契合中國史學的需要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何炳松翻譯的魯濱遜《新史學》以及其他相關譯著的影響頗為廣泛；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進行的東西文化問題論戰，對“文化”“文明”概念等問題也作了深入探讨；胡适提倡的“整理國故”運動同樣觸及到了“文化”和“文化史”問題。梁啟超在中國通史撰述中的“文化史”轉向，與當時的“文化”和“文化史”熱潮不無關系，也可以視為這一風潮的重要組成部分。（三）專史與通史梁啟超在1921的《中國曆史研究法》中感歎道：“今之治史者，強分為古代、中世、近世，猶苦不能得正當标準”，這似乎暗示着他在撰史實踐中對按時序進行的方案不甚滿意；實際上，在1918年後他寫就的一部分中國通史中，就顯示其開始了“多線并行”的由專史組成通史的實踐。三《載記》及《紀夏殷王業》為政治史，與《志語言文字》《志三代宗教禮學》相并行，其體例自傳統的紀事本末體與紀傳體改造而來，可以視作“多線并行”的專史組成通史的叙史方式。1918年的《原拟中國通史目錄》在政治、文化、社會及經濟三部下分目極細緻，是該種叙史方式的典型。在1922年，這種叙史方式被梁啟超作為醫治當時中學國史教本弊病之藥方，他認為現行之教科書缺點最著者為“舊式的政治史專注重朝代興亡及戰争，并政治趨勢之變遷亦不能說明。關于社會及文化事項，雖于每朝代之後間有叙述，然太簡略，且不聯貫”，是以需以“縱斷史代橫斷史”，即全史縱斷為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會及經濟、文化六部。在《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中梁啟超講授縱斷的專史的研究方法，分為人、事、文物、地方、斷代五種專史。其中“人的專史”大概等同于傳記；“文物的專史”相當于舊史的書志體；“事的專史”是研究更加透徹的紀事本末體；“地方的專史”是方志的變相；“時代的專史”則是從前的斷代為史。梁啟超認為“今日所需之史，當分專門史與普遍史”，這實際上提出了“專史”和“通史”的界限：“專門史如法制史、文學史、哲學史、美術史等”，治專門史者“責望諸該專門學者”；“普遍史”則為“一般之文化史”，作普遍史者“須别具種通識，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而貫穴乎其間”，“由史學專門家任之”。史家要做好通史，則必須在做好專史的基礎上，“專門史多數成立，則普遍史較易緻力”，“各人各做專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來，便是一部頂好的通史了”。雖然自古大史家都極言衆手修史之弊，以“成一家之言”為鹄的，但“生今日極複雜之社會，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給國人以曆史的全部知識，雖才什左、馬，識伯鄭、章，而其事終不可以緻。”梁啟超感慨：“惟有聯合國中有史學興味之學者，各因其性之所嗜與力之所及，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懸一公趨之目的與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則數年之後，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現。”這應該是他經曆了二十年左右反複思考如何撰寫新型中國通史的心路曆程。1927年梁啟超偕清華研究院學生遊北海時說：“昔時曾經發過一個野心，想要發憤從新改造一部中國史。現在知道這是絕對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可辦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斷不能做成的，是以我在清華也是這個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興味的幾位朋友，合起來工作，忠實的切實的努力一下。”梁啟超一開始即以“理想之新史”要求自己的中國通史著述，欲構一體大思精之通史，是以在實踐過程中一再更改，最終發現力有不逮，因而需求各專史之家聯合，成部分精密之研究。三、通史史觀的變動通史的史觀為撰述的核心，表現史家對中國曆史規律的看法和總結、對曆史發展邏輯的整理。梁啟超在通史中的史觀選擇與運用是其所處時代的典型，并且有着在曆史研究中貫徹新史觀的引領作用。由于社會環境的劇變和個人旨趣的轉移，他對史觀的選擇與看法變動不居，形成與社會現實環境及思潮的互動。19世紀晚期，梁啟超的文章仍表現為“尚古史觀”，如他寫于1896年的《論中國積弱由于防弊》一文中列舉諸條中國之政治制度、學術思想由于“防弊”而衰落的事實，對此無不以“古者”如何完善作解釋。大約從1897年的《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開始，梁啟超逐漸表現出了進化的曆史觀意識，他在“三世說”的基礎上進行闡發，但是此三世六别者“與地球始有人類以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他認為這些階段不僅是人類按照時代順序所必須先後經曆的過程，并且是一個變好的趨勢：“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簡而進于繁，由質而進于文，由惡而進于善，有一定之等，有一定之時，如地質學各層之石，其位次不能淩亂也。”20世紀初期梁啟超的一系列文章如《中國史叙論》《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堯舜為中國中央君權濫觞考》等都着力傳達着進化史觀，乃至他的著名散文《少年中國說》都有以進化史觀将人生比民族之喻：“故唐虞以前為胚胎時代，殷周之際為乳哺時代，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為童子時代。逐漸發達，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而《新史學》則以更多的篇幅批駁“循環史觀”，并且系統論證和展示進化曆史觀念，提出了著名的“史學之界說”，即“叙述進化之現象也”“叙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叙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他認為世界曆史不僅在同一條線上隻進不退地演化，并且存在普遍之規律。在1918年以後的通史實踐中，梁啟超貫徹了進化史觀，他以“進化軌階”來反思儒家所描述的古代君相的神聖人格和絢華文明，如：“古代文化浚發至若何程度，載籍所紀，頗相懸殊。或謂炎黃時代，文物既已爛然，夫以經傳所紀，夏殷猶多僳野之風，謂遠古反極絢華，殊與進化原則相戾。”如果說此時梁啟超仍然是以進化史觀比附中國史，那麼在随後發表的《紀夏殷王業》中則已嘗試從中國史中歸納出進化史觀：“若按諸社會進化之實情，則君位傳賢，實初民自然之勢，變而傳子，反乃國家體制始具之征。”他進一步強調“此種階級無論如何族何國之古代史同所經曆……大陸雖神明之胄，豈能獨外此軌？則明乎此，則知殼舜倦勤禅讓，在當時亦本為庸德，非甚琦異，而禹之傳子，則我華夏民族締造國家之成功也”。在這裡他依據進化史觀明顯改變了傳統儒學對三代的曆史評價。在這種線性史觀下，未來由不可知變為可知且已知。既然如此，重新解釋中國曆史、闡明未來發展道路便成為史學的應有之義，于是他提出“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而史學與史家的任務一方面在于以進化的觀點重新撰寫曆史，另一方面則是發現公理公例之所在。但是梁啟超的史觀并非就此定型，即使他在通史撰寫中頻頻強調“社會進化自然之運”，也難掩不意浮現的“尚古史觀”：“禹之大業在征服自然，而是以能爾者，先在宰制自己之私欲。禹之神功在利用百物，而是以能爾者，在發揮人類之本能。以此立人格之模範，則使人自覺其是以貴于萬物者何在矣。夫堯舜之聖，萬世同仰，固已。”這不僅展現出梁啟超的傳統儒學基因，更展現出“國家發展”論述邏輯中的内在緊張。因為線上性史觀之下，如果國史非惡史，那麼何以釀成清末之惡果？如果國史為惡史，中國何以自強？沈松僑指出，在當時的知識分子看來，“中國曆史是以積弊深重，并不是‘曆史’本身的錯誤，而是傳統史家未能恪盡職守，有以緻之”，是以有“曆代之民賊有窒其生機者也”和《新史學》對傳統史學“四弊二病三惡果”“二十四家譜”“墓志銘”“相斫書”的批判。這種内在的緊張在1918年梁啟超遊戰後西歐後走向另一個方向：西方“現代性”的普遍适用性迷夢在他心中打破，他的《歐遊心影錄》甚至批判了由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延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史觀。回國後的1923年，在南京金陵大學第一中學演講《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時，對于自己在《新史學》中駁斥循環史觀的立場，他說“近來我也不敢十分堅持了”；他再度反思他曾刻意提倡的進化史觀，認為其未必進化，而物質文明更是“霎時間電光石火”。是以，他便隻能承認“人類平等及人類一體的觀念”及“文化共業”是在進化着的，而其餘隻好編在“一治亂”的循環圈内了。梁啟超的史觀自此陷人了自身的否定與徘徊。晚年他在清華園所授之通史課程，以專史形式授“社會組織篇”，考察母系與父系、婚姻、家族、形式、階級、鄉治、都市等具體問題，雖然這些問題仍然被放線上性進化的架構中進行诠釋，但他已對此有所猶疑，對“先有母系而後有父系”的論說，他認為“此階級是否為凡人群所必經，是否為我民族所曾經，今尚未得完證”。在變動的通史史觀下，梁啟超卻始終堅守自己對于撰史的動因與價值取向。對他而言，“中國史”不是一個客觀的研究對象，他十分明确自己對于通史撰述傾注的主觀意志。在《新史學》中，他就強調作史要“以偉大高尚之理想，褒貶一民族全體之性質，若者為優，若者為劣，某時代以何原因而獲強盛，某時代以何原因而緻衰亡。”他汲汲于中國通史的撰述，為的是“助愛國思想之發達”。他吹響“新史學”号角、極力吸取西學、打造新學，吸取最具“西方中心”意味的進化史觀，恰恰是渴求中國與西方國家并駕齊驅的表現。中國通史的撰述是梁啟超一生中治史的重要課題之一，他立足于對中國目前困境的分析和為未來指引方向的期望，在登高呼籲“新史學”的同時，精心構築他的中國通史理論，在實踐中曆經體例的多次調整、叙史主線的轉移、史觀的更疊和了解的變動，在固有的史實和全新的曆史诠釋之間不斷磨合。多變是梁啟超的學術思想的一貫特征，是以被評價為“流質善變”，對此他在與學生的交談中做出了這樣的解釋：“我自己常說：‘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對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學問上也是如此。……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争，或争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正由于其愛國熱忱，他的中國通史撰述觀念不僅影響了中國近代乃至當代的史學發展，也成為了激勵近代中國人團結一緻、奮發圖強的精神動力。作者簡介：黃雯鏸，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碩士研究所學生。來源：《曆史教學問題》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