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启超一生对中国通史撰述抱有执念。他虽然没有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但是部分内容付梓于讲稿中，在诸多文章和讲学过程中也反复陈述了对编纂新型中国通史的各种设想。他先后尝试使用章节体、“新综合体”、类典志体等多种体例；在通史架构上，从依据不同分期观点纵向分阶段叙述转变为“多线并行”的专史组成通史撰述格局；内容上从主张以政治史为主转为以文化史为主，并且对“文化史”概念的认知也有变化；在历史观上，由早年接受并宣扬进化史观发展到晚年对其产生怀疑，并继续探索更适合“社会变迁”的历史理论。
引言梁启超一生对中国通史撰述抱有执念。1902年7月他在《东籍月旦》中评介外国学者所著的中国史著作时说：“中国史至今讫无佳本”，而“此事终非可以望诸他山”，就暗示了他这一志向；同年12月所著《三十自述》云“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说明这期间他已经着手于中国通史的撰写，而1901年9月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所讨论的中国史的范围、命名、人种、纪年、史前史以及时段划分等，均属他在撰写通史时遇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1904年，在致蒋观云的信中详述了《国史稿》编著和准备付印的情形：“日间亦将印第一编，待丛稿就理，更当亲赍记室，乞先生一叙，乃付梓人也。”1907年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提及《中国史》之作时说“弟子誓必成此作，欲必来年成之，一以偿夙愿，一以为国民精神教育”，同时也为偿广智书局之债。然而这段时间他政务、报刊业务等极为繁忙，无法专心著述。直到1918年春夏间“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5月在致陈叔通信中称所著“已成十二万言”，信中还提及出版事宜。该年夏秋间在给其弟梁仲策书中告知《春秋载记》脱稿，“都百有四叶，其得意可想，夕当倍饮以自劳，弟亦宜遥浮大白以庆我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然而随后的八九月间，他因著述过勤出现呕血症状，9月16日友人致信相劝称“《通史》切宜停编半年或一年以后再继成之”，大概此时他不得不再次停止了通史撰作。晚年在清华园他仍在继续撰写，但最终没有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他自己也将此视为一大憾事：“思永说我的《中国史》诚然是我对于国人该下的一笔大账，我若不把他做成，真是对国民不住，对自己不住了。”纵观梁启超的治史生涯，虽然他完成出版的史学著述甚多，其中不乏经典的传世之作，但是撰著一部新型中国通史应该是他最大的心愿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关注梁启超的通史编纂和撰述情况，相关研究涉及梁启超通史编纂的背景、过程与蕴涵于通史写作中的历史编纂学思想，以及对梁启超与章太炎的通史体裁的比较研究、对梁启超通史中阐发的进化史观和中国史分期等问题的论述和评析。总体上看，研究或主要局限于一般性的介绍，或是与其他相关问题结合起来论述，对梁启超编纂中国通史的前后过程缺乏更详细的梳理，也少有对他已经写就的通史著述的部份作更深入的分析，可能是与梁启超未能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有关。但撰述中国通史是梁启超的夙愿，正因他对撰写新型中国通史的要求甚高，使他多次实践而最终未能完成，而他正是以撰著新型中国通史为直接起因而号召建立中国的“新史学”、提出“史界革命”，使中国史学真正具有了近代转型特征，因此对其中国通史的撰著实有必要作更深入的研究。笔者在爬梳史料的基础上，对于他的通史体例和通史观念再作考察，希望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梁启超撰述中国通史的学术实践过程、发掘其不同时期的通史观念，阐明他对编纂新型中国通史的诸多思考，借以反映他的学术思想的流变以及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一、通史体例的探索梁启超的通史构想宏大，在书信中提及其已完之规模，有《国史稿》“二十余万言《先秦》之部都十一卷，冠以总叙一卷，约二十万言也”“《春秋载记》已脱稿，都百有四叶”。汤仁泽等人在编纂《梁启超全集》时追踪残稿，所见“《国史稿》，是‘残稿’中的‘长篇’，用‘饮冰室著述稿本’稿纸书写，共四十四叶，每叶正反面，每面十三行”，其规模可窥一斑。梁启超的通史体例构想十分复杂。在今存文献中，其所著通史目录尤多，且内容变化较大，因此相关的研究对于他所著通史之体例各执一词，而多将其所指“通史”当作一以贯之的一部。但若将所见的通史目次作对比，再参以辨析相关书信等材料，可知梁启超撰写中国通史其实经历了多次另起炉灶的过程。（一）今见梁启超所拟通史体例今见梁启超所拟的第一种通史体例，是他在书信中提及的包含了《年表》《载记》《志略》《传》《志》五个部分的自创体例。当时他对自创的这种体例十分满意，在致陈叔通信中说：“体例实无余暇作详书告公，弟自信前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之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这种体例被研究者称为“新综合体”。如表１所见，各部分有对应卷帙。《饮冰室合集》所录“残存稿目”中的《中国通史稿》目录与之类同。第二种体例为“残存稿目”中的《国史稿》目录，以时代为序，使用章节体。与上文所提到的《中国通史稿》体例完全不同。从汤仁泽所见《国史稿》残稿手迹看，其成稿的体例与目录相比基本不变，只在一些标题上有些许改动。
除残稿存目外，梁氏现存通史目录还有1918年春夏间所作《志三代宗教礼学》附录的《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分政治、文化、社会及生计三部。这份通史目录的写作时间虽与致陈叔通书信中提到作通史为同一年，但以专史组成通史，类典志体，“新综合体”、《国史稿》《中国通史稿》都与此不同。此外，《志三代宗教礼学》还附有《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该目录不分部，但与《原拟中国通史目录》的篇目几乎一一对应。1922年梁启超为中学国史教本所拟目录也与《原拟中国通史目录》相似，两者的范围和主要内容能相互对应。与“原拟”两目录相比，《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可视为其具体化，此外，后者还明显体现了专史中的时间轴，更加接近于“以类相从，举其始终”的理想。至此所知梁氏所拟通史体例有三：（1）《载记》《志略》《年表》《传》《志》的自创“新综合体”，见于梁氏书信及“残稿存目”的《中国通史稿》；（2）以时间为轴的章节体，见于“残稿存目”《国史稿》及汤仁泽所见其残稿手迹；（3）以类相从、叙其始终的类典志体专史，见于《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二）各时期书信指称辨析及各体例间的关系1904年梁氏致信蒋观云述及《国史稿》一卷付梓之事，《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编者言“《国史稿》就是先生壬寅以来计划编著的《中国通史》，以后改名《中国民族外竞史》，现在又改名《国史稿》”。对于已成《国史稿》的内容，丁波据1909年4月5日何天柱《致夫子大人函丈书》中“《国史》先撰本朝，恐披罗太费力，柱谓不如从上古撰起，既成一册，即可出售，不必俟全书告成也”一句，推测为清朝通史。其实该卷《国史稿》应当就是《饮冰室合集》所录“残存稿目”中的《国史稿》，内容为上古史（目录见表２），原因如下：首先，梁启超在此信中提及“拙作颇欲附图画，近所搜罗得者亦不鲜，今思得一会稽禹陵之影画”，既需“禹陵影画”，应属于上古史的内容。第二，信中又有言“鄙人《外竞史》之作，见此书（即蒋观云《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笔者）后将搁笔矣。拙作原稿本名外竞，近乃并内部之文明亦述之，自见此书后，益不敢专述外竞，盖万不能有加也。”说明梁启超此稿应有“外竞”内容。且“残存稿目”上将此段圈删，取而代之的是“（一）华族之名称”，这一更改也与梁启超说“鄙人《外竞史》之作，见此书后将搁笔矣。”相符合。第三，据汤仁泽所见手迹，《国史稿》第一节原为“全书旨趣与本章之关系”，论曰：“史家最大之责任，在叙述一民族生长发达之迹，及其与他民族交涉竞争优胜劣败之结果，及其次第。本书编纂之旨趣，即在于是，而导其源当传疑时代，此本书所以不应传疑也。”可见手迹内容与该书信所提及重合度极高。第四，再有乞寄《史学杂志》，因其中有关“中国民族与世界交通”的论文多，希望能将其作为“将来第二编及以下之资料”“第二编”的体例名称仅与残稿《国史稿》相同；此外残稿有“十二页题曰《霸国政治》《春秋时代我族与戎狄交涉表》”，《饮冰室合集》称之为“亦《国史稿》之又一稿”，这正与“中国民族与世界交通”相关联。因此，笔者推测该卷欲付梓之《国史稿》不仅确如《长编》编者所言为《中国民族外竞史》，并且即为残存稿目中的《国史稿》。梁启超写于1918年的《中国通史》则与上述《国史稿》不是同一部，该《中国通史》并非《国史稿》之续作。首先，二者体例相异，《国史稿》是以时间先后为序的章节体，而1918年提及的“通史”为“《传》《志》《年表》《载记》《志略》”的“新综合体”。第二，两者对史前史是否为信史的处理不同，1918年提及的“通史”的史前史有《太古及三代载记》，此篇中的“古代传疑章第一”包含三皇五帝；但《国史稿》的“传疑时代”后注“神农以前”，“黄帝讫尧舜”设于“初有史时代”中。基于此两点，笔者认为两者应为相互独立的通史体系。至于1907年至1909年书信中提及的为救广智书局所著《国史》（《中国史》）是否指的是《国史稿》，尚未见有材料进一步证实。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授课，“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该书论及应如何作一部通史时指出：如今若想写一部适于当代中国人所需要的《中国史》，其中需要包括的重要项目有中外民族问题、阶级制度、社会团体、政治、法律、经济、农工商、人口、文化各问题。这些“重要项目”在《原拟中国通史目录》《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中均有明确体现。1925年秋起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课，由弟子周传儒、姚名达笔记，成《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讲授专史的做法，分为人、事、文物、地方、断代五种，合为通史。此时所言“通史”接近两“原拟”目录及《中学国史教本目录》的类典志体专史。不过，《中国历史研究法》在总结传统史体时说：“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这表明他认为纪事本末体不仅是和当今学人理想的新史书最为相近的体裁，同时也是传统史学发展的最高程度。“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挤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此评价正与《载记》《志略》《年表》《传》《志》的“新综合体”探索相合。据上所析，笔者认为梁启超所设想和实践的通史体例间的顺序和关系为：1901年至1904年所著通史为章节体的《国史稿》，其于1918年前被弃置，此前所拟好稿件也未面世，概因不满意其体例和史学观点，意欲更新。1918年以后以“新综合体”作新通史，为《中国通史稿》；而1918“原拟”两目录及1922年《中学国史教本目录》的类典志体与《中国通史稿》的“新综合体”为梁启超纂本国通史构想中的“一体两翼”。1925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对此前的思考作了总结，最终倾向于“横集专史，纵集时代”的“新综合体”。二、通史架构的思考与实践梁启超的三种通史体例可以划分为两种架构：一是按时序来进行通叙；二是以专史组成通史。前者包含如何划分历史阶段及以何为叙述主线；后者则涉及对“专”与“通”之关系的处理。（一）通史撰述中的历史阶段划分据前文所述，梁启超的中国通史撰述首先是按时序来进行通叙的《国史稿》，该残稿虽只见第一编及第三编的目次，但是在其撰稿的前一年（1901年）所发表的三篇文章中，都提及了中国史的时代划分问题。在发表于1901年9月的《中国史叙论》中，他将中国史划分为上世史（秦统一之前）、中世史（秦统一之后至清乾隆末年）、近世史（清乾隆末年以后）三个阶段，分别称之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划分的依据主要为“民族”的竞合范围。从《国史稿》的残稿存目来看，其时段的划分和叙史的重点都与此类同。1901年10月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据欧洲国家思想的变迁提出家族主义时代、酋长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主义时代、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未来）六个时代的划分观点。他认为当时的欧美国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亚洲属于帝国主义过渡到民族主义阶段。发表于1901年12月的《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一文中又提出了野蛮自由时代、贵族帝政时代、君权极盛时代、文明自由时代的划分方案，以黄帝、秦始皇、清乾隆时期为断限，此划分主要以不同政治体制形态为依据。这三种的划分依据不相同，但对时间断限的划分异曲同工，且无论哪一种断限都大开大合，均不以朝代更替为时代断限，这不仅是受启发于日本学者，也是因他领悟到“史之为状如流水然，抽刀断之，不可得断”。对于断代，梁启超的看法是：“旧时的断代，以一姓兴亡作标准，殊不合宜。历史含继续性，本不可分。为研究便利起见，挑出几样重大的变迁，作为根据勉强分期，尚还可以。若不根据重大变迁，而根据一姓兴亡，那便毫无意义了。皇帝尽管常换，而社会变迁甚微，虽属几代，仍当合为一个时期。”以社会“重大变迁”为分期依据，表明梁启超始终未忘践行其提出“新史学”时要求改变旧史书“以一姓兴亡作标准”的初衷。梁启超先后尝试了几种以“重大变迁”的主的分期模式，但是直到他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期，仍然处于“勉强分期”的状态中，说明他在作为历史分期的理论依据——历史观方面仍然处于探索中，但是摒弃“根据一姓兴亡”作通史断代的标准是没有异议的，此种认知也是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换主要标志之一。（二）通史叙事的主体内容中国通史叙事的主体内容，梁启超的看法经历了从以政治史为主到以文化史为主的变化，同时，他对于“政治史”与“文化史”概念的解释也有改变。梁启超在1901年提出的三种时段划分，主要以民族竞争、中央集权、帝制发达、君权极盛等政治史内容为主；1904年所作之国史，原名为《中国民族外竞史》，其历史叙事主体内容也与前者差别不大；1918年后所作的中国通史，他开始主张“《传》《志》别行，此惟有《年表》《载记》《志略》三种”的体例，四部载记中的政治史内容不再是通史叙事的主线，而是处于与其它专史大致相同的地位。1922年的《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则明确指出：“现行教科书全属政治史性质，其实政治史不能赅历史之全部”，他提出的矫正办法为“以文化史代政治史”，说明此时他已经将通史叙事的主体内容从政治史转向了文化史。《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名称不同，内容却极为相近，几乎可以一一对应。这涉及一问题：文化史是什么？是与中国通史的全史相同还是与“政治史”相对应？梁启超在《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提出的“文化史代政治史”中，“文化史”为相对于“政治史”的狭义概念。而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史之改造”中说：“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则为广义的概念。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讲演“什么是文化”时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而“文化史是叙述文化的”，此时也应是广义的概念；1925年在清华主讲“中国通史”课程，讲义为《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编》，此时也应该是包含“政治史”、涵盖其他的全史的广义概念。对于“文化”这个名词的界定，直至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说明：“文化这个名词有广义、狭义二种，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狭义的仅指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文化史”的含义得到廓清，他的通史主体内容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即从“注重朝代兴亡及战争”转向重视社会整体文化。在这一时期，国内整体有着“文化史”的学术风潮，20世纪20年代德国和美国的“新史学”运动因重视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分析的特点契合中国史学的需要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何炳松翻译的鲁滨逊《新史学》以及其他相关译著的影响颇为广泛；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进行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对“文化”“文明”概念等问题也作了深入探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同样触及到了“文化”和“文化史”问题。梁启超在中国通史撰述中的“文化史”转向，与当时的“文化”和“文化史”热潮不无关系，也可以视为这一风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专史与通史梁启超在1921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感叹道：“今之治史者，强分为古代、中世、近世，犹苦不能得正当标准”，这似乎暗示着他在撰史实践中对按时序进行的方案不甚满意；实际上，在1918年后他写就的一部分中国通史中，就显示其开始了“多线并行”的由专史组成通史的实践。三《载记》及《纪夏殷王业》为政治史，与《志语言文字》《志三代宗教礼学》相并行，其体例自传统的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改造而来，可以视作“多线并行”的专史组成通史的叙史方式。1918年的《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在政治、文化、社会及经济三部下分目极细致，是该种叙史方式的典型。在1922年，这种叙史方式被梁启超作为医治当时中学国史教本弊病之药方，他认为现行之教科书缺点最著者为“旧式的政治史专注重朝代兴亡及战争，并政治趋势之变迁亦不能说明。关于社会及文化事项，虽于每朝代之后间有叙述，然太简略，且不联贯”，因此需以“纵断史代横断史”，即全史纵断为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会及经济、文化六部。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讲授纵断的专史的研究方法，分为人、事、文物、地方、断代五种专史。其中“人的专史”大概等同于传记；“文物的专史”相当于旧史的书志体；“事的专史”是研究更加透彻的纪事本末体；“地方的专史”是方志的变相；“时代的专史”则是从前的断代为史。梁启超认为“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专门史与普遍史”，这实际上提出了“专史”和“通史”的界限：“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治专门史者“责望诸该专门学者”；“普遍史”则为“一般之文化史”，作普遍史者“须别具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由史学专门家任之”。史家要做好通史，则必须在做好专史的基础上，“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是一部顶好的通史了”。虽然自古大史家都极言众手修史之弊，以“成一家之言”为鹄的，但“生今日极复杂之社会，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给国人以历史的全部知识，虽才什左、马，识伯郑、章，而其事终不可以致。”梁启超感慨：“惟有联合国中有史学兴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则数年之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现。”这应该是他经历了二十年左右反复思考如何撰写新型中国通史的心路历程。1927年梁启超偕清华研究院学生游北海时说：“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想要发愤从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是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的切实的努力一下。”梁启超一开始即以“理想之新史”要求自己的中国通史著述，欲构一体大思精之通史，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一再更改，最终发现力有不逮，因而需求各专史之家联合，成部分精密之研究。三、通史史观的变动通史的史观为撰述的内核，表现史家对中国历史规律的看法和总结、对历史发展逻辑的整理。梁启超在通史中的史观选择与运用是其所处时代的典型，并且有着在历史研究中贯彻新史观的引领作用。由于社会环境的剧变和个人旨趣的转移，他对史观的选择与看法变动不居，形成与社会现实环境及思潮的互动。19世纪晚期，梁启超的文章仍表现为“尚古史观”，如他写于1896年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中列举诸条中国之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由于“防弊”而衰落的事实，对此无不以“古者”如何完善作解释。大约从1897年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开始，梁启超逐渐表现出了进化的历史观意识，他在“三世说”的基础上进行阐发，但是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他认为这些阶段不仅是人类按照时代顺序所必须先后经历的过程，并且是一个变好的趋势：“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有一定之等，有一定之时，如地质学各层之石，其位次不能凌乱也。”20世纪初期梁启超的一系列文章如《中国史叙论》《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等都着力传达着进化史观，乃至他的著名散文《少年中国说》都有以进化史观将人生比民族之喻：“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而《新史学》则以更多的篇幅批驳“循环史观”，并且系统论证和展示进化历史观念，提出了著名的“史学之界说”，即“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他认为世界历史不仅在同一条线上只进不退地演化，并且存在普遍之规律。在1918年以后的通史实践中，梁启超贯彻了进化史观，他以“进化轨阶”来反思儒家所描述的古代君相的神圣人格和绚华文明，如：“古代文化浚发至若何程度，载籍所纪，颇相悬殊。或谓炎黄时代，文物既已烂然，夫以经传所纪，夏殷犹多僳野之风，谓远古反极绚华，殊与进化原则相戾。”如果说此时梁启超仍然是以进化史观比附中国史，那么在随后发表的《纪夏殷王业》中则已尝试从中国史中归纳出进化史观：“若按诸社会进化之实情，则君位传贤，实初民自然之势，变而传子，反乃国家体制始具之征。”他进一步强调“此种阶级无论如何族何国之古代史同所经历……大陆虽神明之胄，岂能独外此轨？则明乎此，则知壳舜倦勤禅让，在当时亦本为庸德，非甚琦异，而禹之传子，则我华夏民族缔造国家之成功也”。在这里他依据进化史观明显改变了传统儒学对三代的历史评价。在这种线性史观下，未来由不可知变为可知且已知。既然如此，重新解释中国历史、阐明未来发展道路便成为史学的应有之义，于是他提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而史学与史家的任务一方面在于以进化的观点重新撰写历史，另一方面则是发现公理公例之所在。但是梁启超的史观并非就此定型，即使他在通史撰写中频频强调“社会进化自然之运”，也难掩不意浮现的“尚古史观”：“禹之大业在征服自然，而所以能尔者，先在宰制自己之私欲。禹之神功在利用百物，而所以能尔者，在发挥人类之本能。以此立人格之模范，则使人自觉其所以贵于万物者何在矣。夫尧舜之圣，万世同仰，固已。”这不仅体现出梁启超的传统儒学基因，更体现出“国家发展”论述逻辑中的内在紧张。因为在线性史观之下，如果国史非恶史，那么何以酿成清末之恶果？如果国史为恶史，中国何以自强？沈松侨指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中国历史所以积弊深重，并不是‘历史’本身的错误，而是传统史家未能恪尽职守，有以致之”，所以有“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和《新史学》对传统史学“四弊二病三恶果”“二十四家谱”“墓志铭”“相斫书”的批判。这种内在的紧张在1918年梁启超游战后西欧后走向另一个方向：西方“现代性”的普遍适用性迷梦在他心中打破，他的《欧游心影录》甚至批判了由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延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史观。回国后的1923年，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演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对于自己在《新史学》中驳斥循环史观的立场，他说“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他再度反思他曾刻意提倡的进化史观，认为其未必进化，而物质文明更是“霎时间电光石火”。因此，他便只能承认“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及“文化共业”是在进化着的，而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乱”的循环圈内了。梁启超的史观自此陷人了自身的否定与徘徊。晚年他在清华园所授之通史课程，以专史形式授“社会组织篇”，考察母系与父系、婚姻、家族、形式、阶级、乡治、都市等具体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仍然被放在线性进化的架构中进行诠释，但他已对此有所犹疑，对“先有母系而后有父系”的论说，他认为“此阶级是否为凡人群所必经，是否为我民族所曾经，今尚未得完证”。在变动的通史史观下，梁启超却始终坚守自己对于撰史的动因与价值取向。对他而言，“中国史”不是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他十分明确自己对于通史撰述倾注的主观意志。在《新史学》中，他就强调作史要“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他汲汲于中国通史的撰述，为的是“助爱国思想之发达”。他吹响“新史学”号角、极力吸取西学、打造新学，吸取最具“西方中心”意味的进化史观，恰恰是渴求中国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表现。中国通史的撰述是梁启超一生中治史的重要课题之一，他立足于对中国当前困境的分析和为未来指引方向的期望，在登高呼吁“新史学”的同时，精心构筑他的中国通史理论，在实践中历经体例的多次调整、叙史主线的转移、史观的更迭和理解的变动，在固有的史实和全新的历史诠释之间不断磨合。多变是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的一贯特征，因此被评价为“流质善变”，对此他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正由于其爱国热忱，他的中国通史撰述观念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乃至当代的史学发展，也成为了激励近代中国人团结一致、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作者简介：黄雯鏸，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