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九綏遠和平起義談判與交涉過程鮮少報道部分檔案文獻資料與中央訓示未解密我們從公開資訊文章中選取供讀者參閱
從北京到綏遠
肖如之
回憶新中國成立前夕，為了綏遠解放，推動綏遠919起義，我同共産黨代表一起，從北京到綏遠的一段艱險曆程，仿佛就在昨天，曆曆在目。
從北京到豐鎮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後，我以傅作義随員身份留任工作。我們每人佩戴一個傅作義随員證，包括傅作義本人，身着白灰色布派力司制服。從此，便脫下了軍裝，換上了便服。辦事處設在北京西四北石碑胡同2号。
此時，中共華北局和傅作義方面各派3名代表，組成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經過兩個多月的談判協商，在北京西交民巷東口銀行俱樂部簽署《關于綏遠劃界、交通、金融、貿易、派遣駐歸綏聯絡機構等個體問題的協定》（簡稱《綏遠協定》）。共産黨代表、中共綏蒙區委城工部部長，駐歸綏聯絡處主任潘紀文就住在這裡。
潘紀文
《綏遠和平協定》決定先進行四通——通車、通信、通郵、通商，彼此都為綏遠解放做準備。
6月10日左右，傅作義在他住處的會議廳——西四小醬房胡同座西向東的二層樓下，召見了我們留辦結束人員。除我而外，還有新聞處長王克俊、課長李竭忠、辦公廳副主任劉庸笙、電務主任餘暢辰、軍械主任張啟瑞，經理主任潘瑞徵、參謀高授予等十餘人，都是傅作義身邊上校以上得力人員，也是傅最後剩下的一部分班底。
傅從樓上下來便說：“這裡現在沒有什麼工作了，綏遠工作要做，大家到綏遠去。過去大家跟我多年，靠我來負責，今後我再不能為大家盡責了。今後我們重新做起，跟共産黨走。你們到綏遠聽董其武的安排……”
傅的一席臨别贈言，分明是和大家表明舊的隸屬關系從此結束。衆人不由眼含熱淚，相顧離去。
傅事前曾和共産黨代表議好，為聯絡友善，要派人去綏遠。一天，傅作義找我，鄭重指派我和潘紀文一同前往綏遠工作，帶吉普車。後來，王克俊不放心，又找我把派車及跟潘走的事重交待一遍，特别強調路上要少說話。抗戰時期傅作義任國民黨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時，潘紀文擔任政治部社會科長。國共合作破裂後回到延安。我對他有些印象。他赤紅臉，性情剛直，平常肅穆沉靜。
我蓦地想到，這是傅作義又一次讓我為有重要曆史意義的事情派車。第一次是北京解放前夕，解放軍圍城期間，傅讓我秘密派一部好車，要安排可靠司機，隻管開車，不要問誰坐。于是，我派一位姓甄的司機送鄧寶珊、周北峰出城，接回共産黨談判代表——作戰處長蘇靜同志，最後産生了和平方案，解放了北平。這次，傅讓我随共産黨代表一同赴綏做工作，解放綏遠。這兩件事使我畢生難忘。
第二天，我就到西交民巷銀行俱樂部，找潘紀文接頭，商議走的事情。在這所舊建築門前的一米多高的台階上，站着解放軍門崗。我一下車，門崗即打敬禮，問我找誰，我拿出身份證件說找潘紀文部長。進去後，我先到了南屋客廳。這座舊式宏偉建築，室内寬大，擺有沙發地毯，設定華麗。服務人員便把潘找來。
潘一見我就說：“聽說你和我一塊兒走，很好！”寒暄了幾句，便向我介紹他的秘書于峰同志。于和我握了手，互相坐下。潘說：“你們倆商量走的日期，帶汽車。我還有事，我們恐怕不能一趟車走。”
于峰同志成為我的朋友。他高度近視，離不開眼鏡，中等瘦弱身材，滿口雁北應縣、山陰一帶口音。走以前，我不斷與他聯系。在這個時候，我一方面交待經手的事務，一方面聯系鐵路車皮裝載汽車，準備走的工作。我挑選了一輛好吉普、兩名好司機——溫蘭榮和一位姓段的司機。
一切準備就緒後，6月19日，我同于峰和兩名司機及我的勤務人員5人，把吉普車裝上火車，搭混合列車，從北京前門站發車西行。于說：“我已發電報，告綏遠我們已經出發”。
路上，他與我無話不談。我有些拘束，多半聽他講。我們有時站在車箱門口，有時坐在吉普車上。望着八達嶺和長城，他說：“這裡也打過仗”。車到新保安，我看到城堡上的彈痕、殘垣，以及郊野上的單人掩體。于說：“這裡就是傅作義王牌隊伍35軍被消滅的地方。毛主席真是英明偉大，同蔣介石鬥，步步都是按毛主席戰略部署計劃行事，一步一個勝利。恐怕用不了多久，就會解放全中國。勝利已在招手，曙光即在前頭。”他說着，我連連點頭。沿途車站、村莊，一個個從眼前閃過。
20号下午，車到中共綏遠省政府臨時所在地——豐鎮。沒想到，潘紀文已回到豐鎮。接到于峰電報，他馬上派曹文玉等人到車站接我們。吉普車一到站，馬上圍滿了人群，都來看稀罕（指吉普車）。這時，豐鎮連大汽車也少見，哪有吉普車？人們紛紛議論說，一定是什麼大人物來了。其實，我不過是陪同開展工作之一員罷了。
魯志浩 ，我們坐上吉普車進城，半路碰上魯志浩同志（中共綏蒙區委城工部處長，後任駐綏聯絡處主任），他脖子上裹着白紗布，說是患發炎。
經曹文玉介紹，我和魯志浩同志互相握了手。我們繼續前行。當天的豐鎮街上，像是逢期趕集的樣子，人山人海，走不過去。小攤販、做買賣的人相當熱鬧。這情景使我感到，國民黨宣傳的“共産黨占領區私産沒收，人人不自由”不可信。
我們的車一直開到豐鎮辘辘把巷敵工部大院内。早已給我們備好了一家民房。曹文玉科長先陪我單獨吃飯，要把我當貴賓招待。我表示謝絕。曹是一位性情剛直而厚道，說話辦事很慷慨的同志。他告訴我“不要客氣。”當時是困難時期，解放軍上級下級都吃小米，但卻讓我們吃白面、炒菜，且每天都換樣。
見到了潘紀文部長，他首先就問：“臨走再見傅先生沒有？”我說：“就見了一面。”他接着又問：“傅給你講什麼了？”我答：“傅告訴我路上聽你的，車到綏遠歸你用。”潘說：“咱們大家用嘛。你怎麼不把家眷也帶上，到那兒要工作了。”我說：“有老人、小孩，以後再說吧”。
随後，潘紀文又講到與董其武的聯系的問題。他說：“先打算讓你送聯絡信，後考慮旗下營是解放軍駐防，就讓魯志浩同志去送了。你們先住下，等幾天董來了回信，咱們再走。”
那些天，我們每天沒事便上街轉遊。有時，我們上到城北高墚上俯瞰全城，遠遠看到紅旗飄揚，聽到解放軍嘹亮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聲。有時，曹文玉把我們領到球場上看打球，他們讓我也玩，我謝絕。這時，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何樹聲同志，二十幾歲小夥子，論外表、論身體都很标緻。打起球來，投籃很準，無人能敵。他後來成為一位冶金戰線上的生産專家（曾任包鋼總工程師及冶金部副部長）。同時，我看到許多職位很高的上司同志和大家一塊兒玩球，不分職務高低，相當随便。
從豐鎮到綏遠
我們等了一個多禮拜，不見董來信。後來，決定先由魯志浩帶我們及“四通”人員先走。預料到旗下營董會派人來接。萬沒想到，聯絡信被反動軍長劉萬春扣留，未交董其武。
7月1日從豐鎮出發，到一家貨棧住下，大家開了個碰頭會，決定由我同何樹聲先過去，與董取得聯系。此時我心想：我穿一身白灰色便服。頭戴一頂小沿細草帽。何穿一身半舊灰制服，頭戴解放軍帽，會不會出危險？我決定，先找綏遠部隊的團或師部，最理想的是如能和董其武通上電話就好了。于是，他們把我倆送出解放軍崗哨線外，我便同何繼續前進。走到西邊高墚交界處，老遠即聽綏遠方面的哨兵喊：“站住！”
我告訴何不要講話，我過去。走近離手持步槍的哨兵幾步遠的地方，我說：“我姓肖，有任務。你把我們送到你們團部或師部，這裡不能講。”接着，一個哨兵看着我們，一個哨兵回哨所去向排長報告，用電話請示師部。不一會兒，那位排長出來說：“你們過去吧，師部在毫沁營子。”
我們在前進中看到不少全副武裝的軍隊，在田野裡操練、演習。車一直開到毫沁營子村。258師師部住在一個大門院内。車在門前不遠處停下。除有幾個小孩和婦女走近我們外，很少見男人出來。
我向衛兵說：“我要見你們師長。”
衛兵進去報告。不一會出來一位參謀長，說：“師長不在，有什麼事對我講吧。”互相一見，他對我的名字較熟悉，讓我們進屋坐下。
我說：“傅作義派我和董其武聯系，我要與他通電話。”他馬上要通電話，告訴董說：“北京來的姓肖的，要和你講話。”
我接過電話問：“你是董主席嗎？” “是的。你和誰一起來的？” “我和一位姓何的，其餘幾十個人都在旗下營等候。” “為什麼不先來信？” “信發出去已一個多禮拜了，未見回信。我們一行幾十人，認為在旗下營會有人接，結果出乎我們意料。是以我先來一步取得聯系。”
停了片刻，我在耳機裡聽到旁邊有人插話。接着董回話：“好吧，我派人到東門外接你們。”（當時，劉萬春也在場，但我不知道。）
不一會兒，我們到東門外飛機場，看見王克俊、劉萬春都來接了。王把我叫到一邊，帶有生氣的樣子說：“為什麼不先來信，就把他們引過來呢？”我說：“早來信了，你們沒收到？”
劉萬春當時在一旁歪着脖子挎着手槍，走近幾步，對着何樹聲同志問我：“這位是誰？”我看到他那副猙獰面目，并帶懷疑的神氣，隻回答說是“姓何的”。說話間，王景泰、張國林也都來到了。他們受董的訓示，沒讓何樹聲進城，傳回到旗下營。并接回魯志浩、曹文玉等幾人，其餘回了豐鎮。
我進城門時看見，沙袋堵塞，裡外雙崗，仍是臨戰狀态。到了舊綏遠省政府，見到董其武，董首先就說：“信為什麼未收到？” 顯出非常奇怪的樣子，也認為其中必有文章。董吩咐我們先住下再說。
不一會兒，曹文玉他們都被接來了。在新城建設街德王府見到董其武。經我們一一介紹和董握手坐下。董告王景泰：“讓他們先洗臉。”此時，天已昏黑。随後，席設三桌，張國林、康保安、王克俊、王景泰、曹文蔚（善初）、李竭忠、張啓瑞等一些軍政人員作陪。此間大部分官員都在，唯獨沒見到劉萬春等，我遂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從此，提高了警覺，說話、行動都比較謹慎。
共産黨代表們住在新城西落鳳街原來的後和旅社。我們住在德王府裡院。相距雖不遠，見面也得小心。
這時，外面傳言說我是共産黨。李上九跟别人說：“萬沒想到，肖子香（我字子香）也是共産黨。”一些老朋友們問我時，我回答：“我是傅先生的學生，他向左轉，我跟着走，我哪是共産黨？”
不久，我們就接到反動分子從牆外擲來恫吓信，說：“你們這些人，在北京把傅作義出賣了，又來綏遠出賣董其武來了，小心你們的腦袋……”在這種環境氣氛中，不要說開展工作，連行動都感到不便了。大家認為，集中在一塊兒危險性大，決定分散居住為好。于是，我搬到舊城興隆巷1号鄉親那裡。便半明半暗地開展工作。後來，發現我們和共産黨代表有聯系，有人便開始跟蹤。外出到大南街時，看到反動分子的智語：“殺豬拔毛，共産黨滾出綏遠去！”這些情況，我告訴代表們多加小心。他們都說：“革命就是要不怕死，怕死就不會來。”他們照常出去開展活動。
但沒想到，7月中旬的一天，共産黨鐵路代表王士鑫同志被反動分子趙元德等人指使，打倒在新舊城之間馬路上。等同志們把他擡到醫院，流血過多而犧牲。
董其武知道此事後，非常氣憤，為王士鑫同志開了追悼會。為了保證安全，董讓共産黨代表搬進建設街德王府，加雙崗，裡外守衛。此時，共産黨代表們考慮，綏遠是否能再住下去還是個問題。
于是，共産黨代表們特意把我接去，在後和旅社前院西房客廳沙發上，大家圍坐一圈。魯志浩問我：“老肖，我們不把你當外人，你說董其武究竟是什麼态度？”
我回答：“董其武，你們不必懷疑。董一向艱苦樸素，平易近人，贊揚八路軍作風。他是傅作義多年培養提拔起來的心腹，也是傅的膀臂，傅讓他怎麼走，他一定會照辦，絕對不會含糊。像劉萬春這些人，就不敢說了。”
接着，我又繼續講：“綏遠形勢已看得很清。大緻可分三種：一種是以董其武為首的大多數，都是傅作義培植起來的，堅決聽傅、董的；其次就是一些持懷疑态度，擔心上當受騙的；第三種就是頑固反動分子，受特務唆使持反對态度的。”
我傳回後，即把這些情況報告董其武。一聽說代表們想撤，董很着急。馬上派康保安秘書長給代表們解釋，并道歉說：千萬不能撤。董後來親自見大家說：“傅先生來電，堅決不讓大家走。”
同時，共産黨代表也接到訓示：“要堅決頂住，不能離開。”這樣，他們才安下心來，繼續與反動分子作堅決的鬥争。不久，豐鎮又來了大批人馬，四處宣傳黨的政策。
這時我才得知，我同何樹聲到毫沁營子258師師部打電話時，政工處長趙元德本來認識我，他認為我是共産黨，根本不露面和我談話。并揚言要收拾我們。後來的恫吓信，就是他擲的。
這時，又聽說于鴻儒上校在北平解放後回到安北，因說話不慎，被當地國民黨駐軍以“煽動軍心罪”為名活埋了。這些事，不由使我感到有些後怕，便特意到大南街豫芳照相館照了一張相，以防不測，留作紀念，至今仍儲存。
這時，董其武也采取了有力措施。他派我到原綏遠軍官總隊，以教官名義做說服。我給大家上課，主要講傅作義1949年4月1日通電聲明政治立場。大意是：過去走的路，實際是為地主資産階級看家，為名門富豪保镖。國民黨已為人民所抛棄，失敗已成定局，共産黨勝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我們大家都是傅先生的老部下，跟着他走是不會錯的。
同時，董還分别派人沿街洗刷反動智語，張貼革命智語：“堅決跟共産黨走！”“中國共産黨萬歲！”等口号。這時，傅作義要來綏遠的消息，也傳遍了全城。
8月28日，傅作義受中共中央的訓示乘專車來到綏遠，分别召見了綏遠軍政各界首腦做工作，使他們安下心。我去新城南街路西公益局巷傅先生的住處（裡院北房）見傅。通過衛士隊長張景濤，我進去一見，傅問我：“你在哪裡？”我說“軍官總隊”。他又問到軍官隊的情況，我告他“有四個隊，三百多人。大家都盼你來，都說你已不自由。”傅笑了笑說：“告訴大家放心，重新做起來。” 過了一段時間，傅先生對綏遠情況完全摸清。9月中的一天，傅作義乘吉普去標頭，中途突然在美岱召下車，召集軍政上層見面。我親自聽傅的随從副官郝德振對我說，就在這時候，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張慶恩也跟到美岱召，想找傅作義作最後的進言，勸傅南飛。車一到站，衛隊長張景濤正忙着從車上收拾行李。傅進到院裡回頭一看，張慶恩在後頭。傅說了一聲：他怎麼也進來了？這一暗示後，副處長閻又文當即一把将張攔住，叫到西屋訓斥一番，叫他離開。
經過三個月的艱苦鬥争，在各方面努力下，我們終于取得了最後勝利！9月19日，綏遠方面終于舉起了起義的旗幟。綏遠起義成功，為解放全中國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一度險惡的綏遠形勢發生轉變，解放勢力占據絕對優勢。那些猖獗一時的反動分子，遭到人民的唾棄，都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919綏遠起義是值得紀念的，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劃時代的一次革命。今天，我有幸拿起筆來回憶往昔歲月，追述當時曆史情景，再現919起義艱難曲折的曆程，以同經曆過或未經曆過這段曆史的新、老同志們一起，不忘過去的艱難，珍惜得來不易的今天。如今我雖年事已高，也要為祖國的繁榮昌盛，為早日實作祖國統一，努力奮鬥，貢獻自己的一份餘力。
“老牛明知夕陽短，勿須揚鞭自奮蹄”。
吾以此而自勉。
（1983年4月15日于呼和浩特）
《内蒙古文史資料》編輯部：
家父肖如之（1911.1—1993.1），原國民黨傅作義部上校。1949年1月參加北平和平解放後，以傅作義随員身份，奉命送中共代表團赴綏工作，為綏遠“9?19起義”做出貢獻。解放後曾任内蒙古自治區政府參事（副廳級），政協内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第五、六屆委員。2009年9月，是綏遠和平解放60周年。2011年1月4日，是家父誕辰100周年紀念日。特整理了老人生前于1983年4月撰寫的回憶919綏遠起義的文章《從北京到綏遠》。現将此文送上，請指正。
肖黎聲 2011年2月22日
來源：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内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網
“九一九”綏遠和平起義
1949年9月19日，以董其武為首的39名綏遠軍政各界代表通電全國，宣布起義，綏遠和平解放。
1949年的3月25日，傅作義的代表和我方代表在北平組成“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後，經過反複研究商定，拟出《綏遠和平協定》草案。
草案的内容大意是：劃定人民解放軍和綏遠部隊駐地的臨時分界線、恢複平綏鐵路交通、通郵通電、恢複雙方商業貿易往來、文化交流以及雙方貨币兌換辦法等。由華北中央局指派聯絡辦事處駐歸綏，協同執行協定上的各項條款和過渡的有關事項。6月8日，《綏遠和平協定》在北平正式簽字。
根據協定，我方聯絡處（全稱為華北人民政府駐歸綏聯絡處）人員于6月25日進駐歸綏，但通知送出去後竟不見董其武方面的行動。我方又派人送信，也無消息。我方又請傅作義派出的聯絡人肖如芝與董其武聯系。董其武問聯絡處準備來多少人？肖說：50來人。董其武說：沒有接到他們的信呀。肖如芝說：信早已發出，怎麼還沒收到？事後才知道來信被董部的原一一一軍軍長劉萬春扣壓，沒有呈送董其武。鑒于其隊伍内部情況複雜，反動分子活動猖獗，董其武不敢讓和談代表聯絡處人員進駐，說準備工作沒有做好，請延緩幾天。
幾經周折，一直到7月中旬，聯絡處的人員才于7月11日、7月17日分兩批進駐歸綏，計100餘人。聯絡處處長是潘紀文（兼中共歸綏工委書記），魯志浩任主任。下設秘書組（包括一個排的警衛人員）、鐵路工作組和金融工作組。
勢力交鋒
綏遠和談與反和談的鬥争是相當尖銳和複雜的。 當時廣大人民群衆都擁護和談，希望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快點進來。綏遠軍政内部大多數中、下層官兵也擁護和談。但一些反共頑固派（所謂的死硬派）和軍統特務堅決反對和平談判，千方百計地破壞和平談判。再加上當時從北平、天津、察哈爾省和山西等解放區逃走的一些反共頑固派與特務分子都來到綏遠，國民黨中統華北局大特務頭子張慶恩兩次乘飛機來綏遠布置破壞和平協定的特務活動；綏遠内部的一些反共頑固分子，如軍長劉萬春（兼歸綏、標頭兩市警備司令）、師長鄂友三、騎兵新編十七師師長喬漢魁等堅決反對和平協定。由張家口逃到標頭的國民黨十一軍團司令官兼察哈爾省代主席孫蘭峰駐紮在標頭，是左右標頭局面的權勢人物和主戰派領頭人，一時間成為反對和平協定的中心。
反共頑固派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開始了，蔣介石有美國人支援，絕不會完蛋”；“綏遠要堅持到底，等待時局轉變”。聯絡處進駐歸綏後，反共頑固派更加緊了破壞活動。他們指揮軍警特務，經常向聯絡處從業人員挑釁，這種挑釁在7月下旬當國民黨軍令部長徐永昌、空軍副司令王叔銘飛來綏遠活動時達到了高潮。綏遠的頑固分子和特務分子們與徐永昌、王叔銘互相呼應，加緊了對聯絡處的挑釁活動，在大街上謾罵和刁難聯絡處的從業人員。蔣介石于7月初派徐永昌、王叔銘對和平起又進行破壞活動。他們這次坐飛機到綏西的陝壩（現内蒙古巴彥淖爾市陝壩鎮），派飛機到標頭把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接去，進一步勸誘董其武往西撤，并以封官許願、金錢收買等方式進一步拉攏董、孫、劉等，以達到破壞綏遠和談目的。他們回去後不久，國民黨政府就宣布任命董其武為西北軍政副長官兼綏遠指揮所主任，任命孫蘭峰為第九兵團司令官，劉萬春為第九兵團副司令官，統轄一一一軍、騎五旅、騎十二旅、騎十三旅。
破壞起義
自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傳到綏遠以來，軍統和中統兩大特務組織就加強了互相配合，以阻撓我人民解放軍攻打綏遠，并破壞綏遠的和平起義工作。中統特務頭子張慶恩（潛伏在騎十二旅）、保密局綏遠站特務頭子趙思武在標頭坐鎮指揮特務活動，緻使和談與反和談的鬥争更加尖銳和複雜。當時綏遠的國民黨軍隊組織龐雜，番号衆多，根據1949年年底統計，共16個旅，幾十個保安團，8.6萬餘人。這其中地方雜牌部隊六七個旅兩萬多人，包括閻錫山的舊部、地主武裝喬漢魁的部隊等，是破壞起義的一大阻力；國民黨十一兵團殘部、劉萬春的一一一軍的一部及鄂友三的騎兵整編十二旅等1萬餘人，堅決反對起義，是阻礙綏遠和平解放，制造混亂的最大障礙。各種反動勢力糾合在一起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活動——
一是制造謠言。說什麼第三次世界大戰今明兩年就要爆發；美國援助有望了，美國海軍司令白吉爾就要再來中國了；日本志願軍已經組織起來了，國際志願軍要來中國參戰了；國民黨在緬甸訓練的很多軍隊還沒有拿出來，絕對會有前途的；傅作義在北平起義後已被共産黨關起來了，現在傅作義又跑到廣州國民黨那裡了；你們和共産黨打交道靠不住，你們改造得再好也不會信任你們……
二是組織少數暴徒在標頭、歸綏市的大街上遊行示威 。他們張貼智語，散發傳單，喊出了“打倒傅作義、打倒董其武”等口号；說傅作義出賣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賣綏遠；還說什麼“蔣介石有美國人支援，絕不會完蛋，綏遠要堅持到底，等待時局轉變。”
三是對傅作義派到綏遠協助董其武開展工作的人員施加壓力，投寄匿名信威脅說：“你們在北平把傅作義出賣了，現在又來出賣董其武，小心你們的狗命。” 傅作義方面派出的代表人員中有一個團級幹部，叫于洪雯，因宣傳北平和平解放好，被他們給活埋了。傅作義派曾随其在北平和平起義的原一○四軍軍長安春山帶着和平協定草稿來做協商工作，劉萬春當場拿出手槍要槍斃安春山，董其武連忙勸阻道：“協商嘛，同意不同意不要動武。”劉萬春惡狠狠地對安春山說：“限你在今晚12點以前必須離開綏遠，否則小心你的狗命。”當晚10點左右，就有特務向安春山的住處門口投了兩顆手榴彈。
四是我方和談代表聯絡處要進駐歸綏時，他們就給董其武施加壓力，叫嚷“絕不能讓共産黨代表來綏遠，如果他們來，我們就動武，當着你的面把他們打死”。我聯絡處進駐歸綏後，他們更是加緊了破壞活動。他們指揮軍、警、特，經常向聯絡處從業人員挑釁。
7月24日下午1時許，一夥便衣特務拿着沖鋒槍、手榴彈，在歸綏警備司令部門前，将聯絡處鐵路工作組人員王士鑫等4人圍堵，并對其進行推、拉、打等挑釁活動。當王士鑫等人據理力争後急速離開，在新舊城之間，特務朝他們背後扔了兩顆手榴彈并開槍射擊，王士鑫被打死，另二人被打傷，隻有王保堂安全跑回聯絡處報告遭遇到的情況。
事後查明，此事系劉萬春部下二五八師段錦堂團的連長李錫慶（曾任劉萬春的馬弁）等人所為。在董其武的指令下，劉萬春無奈之下派段錦堂将李錫慶捉拿歸案，被當場槍決。
五是砸毀報館。因綏遠《奮鬥日報》（綏遠省政府機關報）不斷刊登一些解放區的消息，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宣傳和平進步思想，被特務們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他們不僅砸毀了報館，而且打傷從業人員。後查明，此事系劉萬春指使其部下二五八師政工處長趙元德（軍統特務）所為。
六是保密局綏遠站特務頭子趙思武，訓示其鐵路段長（軍統特務）康玉玺破壞機車、橋梁，但未能得逞。 七是派掌握爆破、暗殺技術的少校組長武玉美到涼城縣玫瑰營子鎮暗殺呂正操将軍。後又改派其他人執行暗殺任務，但隻是試探了幾次都沒得逞。
八是趙思武派武裝别動隊的郭培元帶十幾個人的小隊潛伏在我解放區卓資山縣，以開磨房為名，收集我方情報，進行破壞活動。這個别動隊的隊員每天除了留幾個人應付磨面外，大部分人都到處亂竄打探情況。他們把我涼城合作社由集甯往涼城托運的貨物一搶而空；把集甯運往陶林縣的貨物搶掠掉，還搶了玫瑰營子合作社，并打傷人員。該隊原有11個成員，中間有不想幹的跑掉一人，因發現兩人思想有點動搖，被暗殺。剩餘的8個人繼續活動。當他們最後在豐鎮縣二道灣村殺掉一個叫張林的同夥後（張林是他們内部思想開始動搖的一個人），綏遠省公安廳根據這個殺人線索，将這個潛伏在我解放區卓資山縣的特務組織一網打盡。
垂死掙紮
綏遠起義即将大功告成之際，“開府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得知傅作義8月23日離開北平來到綏遠，便大耍兩面派手法，一面由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密電保密局綏遠站特務頭子趙思武，電報說：“傅作義認賊作父，拱手出讓華北。近聞該逆潛赴綏遠，企圖鼓動部隊降匪，速就地暗殺，本局當有重賞。”另一面已經“引退”了的蔣介石跑到重慶，打電報給傅作義說：“此次回綏，正如我當年從西安回南京。由于一念之差，以鑄成今日危亡之大錯，要接受教訓，不要自誤、誤國、誤部下……望兄見字速回重慶，共商國是。” 同時派軍令部長徐永昌（既是傅作義的同鄉，又是傅作義的老朋友）攜帶他和李宗仁、閻錫山的親筆信于9月15日再次飛抵標頭，邀請傅作義到廣州為反動派繼續效力。傅作義說：國民黨失去了民心，失敗已成定局，任何力量都無法挽救，就是我去廣州也無能為力。這時徐永昌明白完不成任務不好向蔣介石交差，當得知傅作義要參加9月21日在北平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時，心想：“反正我不走你就不便起義”，就采取耍賴的辦法，裝病要住醫院，以便繼續做傅作義的工作。傅作義有點發愁，徐永昌不走，無疑會給起義帶來麻煩，這不誤了大事嗎？于是便與鄧寶珊及原傅部參謀長李世傑等幾人計議，讓鄧寶珊去見徐永昌。鄧寶珊于9月18日去見徐永昌說：“怎麼你病了？董主席安排讓你住院療養，并請你領銜綏遠起義，不要回去了。起義後，咱們一同到北平去見毛主席。”徐永昌聽後一愣，馬上意識到董其武是想把他軟禁起來，就連聲說：“我的病不要緊，不要緊。我現在對共産黨還沒有認識，我明早就起身，不妨礙你們的事情。”但徐永昌在上飛機時仍不甘心地對送行的人說：“三年後再見吧！” 傅作義來綏遠以前，綏遠方面的反共頑固分子和特務分子欺騙群衆，造謠言，說什麼“和共産黨講和平靠不住，傅作義起義後已被共産黨監禁起來了，傅作義又從北平跑到廣州國民黨那裡了”等等。使一些不明底裡的軍政人員産生了顧慮。傅作義在綏遠一出現，使這些謠言不攻自破，許多人消除了顧慮，決心走起義的道路。一些頑固派看到大勢已去，人心所向，也接受傅作義的勸告，同意起義。
内線出擊
我黨的地下工作者在和平談判的整個過程中始終按照上級上司的訓示，及時了解和掌握了敵人的動态和行動計劃，每一情況都能及時報送給上級上司，使敵人的每一個計劃都落了空。我黨的地下工作基礎較好，在綏遠軍政和中統、軍統特務機構中都有我們内線共133人，其中的重要關系有正副團長4人，省府秘書5人，省統調科長2人，副縣長2人，保密站綏遠組組長1人，警憲部門秘書5人，包括在綏遠的軍、政上司人員的貼身秘書和警衛人員中也有許多地下工作者。由此對綏遠的黨、政、軍、特的情報大都能夠及時掌握。這些情報絕大多數也都及時上報，來不及上報的就通過内線及時轉告董其武将軍采取預防措施。
“九一九”綏遠和平起義
聯絡處王士鑫同志犧牲後，我地下情報站給綏遠的黨、政、軍、特主要負責人（包括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張欽等人）寫了警告信。警告信内容的大意是：警告他們老老實實進行和平談判，不許耍兩面派，不要做所謂“裡白外紅的水蘿蔔”。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再發生王士鑫事件，一切後果由你們負責，由各内線用一個晚上時間将信全部送到他們本人的辦公桌上。兩天後在碰頭會上孫蘭峰說：“共産黨真厲害，把警告我孫蘭峰的信放在我的辦公桌上來了。”參加會議的其他幾個頭頭都說：我們也收到這麼一封信。董其武說：“大家都謹慎一些吧，不要亂來，因為我們正在和談，談成與否不能做出格的事，這關系到傅作義先生和我的人格問題，這和戰場上打仗是兩碼事。”從此以後劉萬春等人就不敢再那麼嚣張了。同時，我們地下從業人員也積極活動，分别給軍統特務頭子趙思武、中統特務頭子潘秀仁等人寫警告信，讓他們老老實實協助董其武先生做一些對和平談判有益的工作，争取人民政府的諒解和寬大，指出這也是他們将功補過的好機會和唯一的出路；如果繼續煽陰風點鬼火，造謠生事搞破壞活動，将來是沒有好下場的；你們現在每個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我們都記着賬呢，是以希望你們多做點好事，少做點壞事，将來的賬就好算了。 總之，在整個和談過程中，使敵人的破壞活動處處碰壁，處處落空，而我方的對策和措施得力，起到了促進和保衛和平談判的作用。
起義成功
早在綏遠開始和談時，軍統特務頭子趙思武就按照蔣介石、毛人鳳的指令，一直準備暗殺傅作義和董其武，隻是始終沒有機會下手。這次傅作義親自來綏遠作和平起義的工作，他們感到下手的機會到了，不然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按照原來安排，将于9月19日在標頭面粉廠召開會議，舉行和平起義簽字儀式。趙思武得知這個消息後就讓特務們做暗殺傅作義、董其武的最後準備工作：由特務中的一個爆破專家負責，準備用沖鋒槍、手槍、手榴彈以及炸彈進行暗殺，如若不行就讓一個亡命徒攜帶炸藥包混入會場，與參加會議的人同歸于盡。我們的地下從業人員在18日晚間得到趙思武行刺傅作義、董其武及炸毀會場的情報後，由于時間急迫，來不及向上級報告，便馬上通過我黨安排在董其武身邊内線（董其武的機要秘書賈蔭生，化名袁秀芬），請董其武及時采取緊急措施。董其武得知情報後連夜做了布置，将會場秘密挪到綏遠省銀行標頭分行禮堂。
19日一早，傅作義、董其武送徐永昌上飛機走後，就直接轉道到了省銀行標頭分行了。在做好必要的預防措施後才通知參加會議的人員速到銀行開會。這一突然轉移，連劉萬春等人也不知道傅作義和董其武什麼時候、為什麼轉移，更給了特務們一個措手不及。當等候在面粉廠準備參加會議的人員分乘好幾輛汽車從面粉廠開出時，特務們死盯着汽車還準備在汽車上行刺，結果他們根本就沒見到傅作義、董其武的影子。這時，特務們還不死心，也随着開會的人前往銀行禮堂，準備伺機行刺。結果由于會場内外布置森嚴，隻允許通知參加和平起義簽字的人進入，其他任何人都不準進入，是以整個會場内隻有參加會議人員及其随身秘書、貼身警衛。董其武的警衛官還指令警衛部隊：隻要有人搗亂，經勸阻不服從者就地槍決。特務們落了一場空，都灰溜溜地走了。
會場内，以董其武為首的綏遠軍政幹部和地方各界代表38人（還有一人孫蘭峰正在醫院，是會後補簽的），在起義通電上簽名後，向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以及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政委薄一波發出通電，宣告脫離蔣介石等“反動派殘餘集團，堅持走到人民方面來”。
“九一九”起義的成功，标志着綏遠獲得了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毛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的“綏遠方式”，對當時全國尚未解放的地區起到了獨特的示範作用，這對加速全國解放和建設新中國的程序，都産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摘自：閻生海書 “九一九”綏遠和平起義
潘紀文 中共綏蒙地下革命者......
轉載自：文史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