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谈判与交涉过程鲜少报道部分档案文献资料与中央指示未解密我们从公开资讯文章中选取供读者参阅
从北京到绥远
肖如之
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绥远解放，推动绥远919起义，我同共产党代表一起，从北京到绥远的一段艰险历程，仿佛就在昨天，历历在目。
从北京到丰镇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以傅作义随员身份留任工作。我们每人佩戴一个傅作义随员证，包括傅作义本人，身着白灰色布派力司制服。从此，便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便服。办事处设在北京西四北石碑胡同2号。
此时，中共华北局和傅作义方面各派3名代表，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协商，在北京西交民巷东口银行俱乐部签署《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个体问题的协议》（简称《绥远协议》）。共产党代表、中共绥蒙区委城工部部长，驻归绥联络处主任潘纪文就住在这里。
潘纪文
《绥远和平协议》决定先进行四通——通车、通信、通邮、通商，彼此都为绥远解放做准备。
6月10日左右，傅作义在他住处的会议厅——西四小酱房胡同座西向东的二层楼下，召见了我们留办结束人员。除我而外，还有新闻处长王克俊、课长李竭忠、办公厅副主任刘庸笙、电务主任余畅辰、军械主任张启瑞，经理主任潘瑞徵、参谋高授予等十余人，都是傅作义身边上校以上得力人员，也是傅最后剩下的一部分班底。
傅从楼上下来便说：“这里现在没有什么工作了，绥远工作要做，大家到绥远去。过去大家跟我多年，靠我来负责，今后我再不能为大家尽责了。今后我们重新做起，跟共产党走。你们到绥远听董其武的安排……”
傅的一席临别赠言，分明是和大家表明旧的隶属关系从此结束。众人不由眼含热泪，相顾离去。
傅事前曾和共产党代表议好，为联络方便，要派人去绥远。一天，傅作义找我，郑重指派我和潘纪文一同前往绥远工作，带吉普车。后来，王克俊不放心，又找我把派车及跟潘走的事重交待一遍，特别强调路上要少说话。抗战时期傅作义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潘纪文担任政治部社会科长。国共合作破裂后回到延安。我对他有些印象。他赤红脸，性情刚直，平常肃穆沉静。
我蓦地想到，这是傅作义又一次让我为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派车。第一次是北京解放前夕，解放军围城期间，傅让我秘密派一部好车，要安排可靠司机，只管开车，不要问谁坐。于是，我派一位姓甄的司机送邓宝珊、周北峰出城，接回共产党谈判代表——作战处长苏静同志，最后产生了和平方案，解放了北平。这次，傅让我随共产党代表一同赴绥做工作，解放绥远。这两件事使我毕生难忘。
第二天，我就到西交民巷银行俱乐部，找潘纪文接头，商议走的事情。在这所旧建筑门前的一米多高的台阶上，站着解放军门岗。我一下车，门岗即打敬礼，问我找谁，我拿出身份证件说找潘纪文部长。进去后，我先到了南屋客厅。这座旧式宏伟建筑，室内宽大，摆有沙发地毯，设置华丽。服务人员便把潘找来。
潘一见我就说：“听说你和我一块儿走，很好！”寒暄了几句，便向我介绍他的秘书于峰同志。于和我握了手，相互坐下。潘说：“你们俩商量走的日期，带汽车。我还有事，我们恐怕不能一趟车走。”
于峰同志成为我的朋友。他高度近视，离不开眼镜，中等瘦弱身材，满口雁北应县、山阴一带口音。走以前，我不断与他联系。在这个时候，我一方面交待经手的事务，一方面联系铁路车皮装载汽车，准备走的工作。我挑选了一辆好吉普、两名好司机——温兰荣和一位姓段的司机。
一切准备就绪后，6月19日，我同于峰和两名司机及我的勤务人员5人，把吉普车装上火车，搭混合列车，从北京前门站发车西行。于说：“我已发电报，告绥远我们已经出发”。
路上，他与我无话不谈。我有些拘束，多半听他讲。我们有时站在车箱门口，有时坐在吉普车上。望着八达岭和长城，他说：“这里也打过仗”。车到新保安，我看到城堡上的弹痕、残垣，以及郊野上的单人掩体。于说：“这里就是傅作义王牌队伍35军被消灭的地方。毛主席真是英明伟大，同蒋介石斗，步步都是按毛主席战略部署计划行事，一步一个胜利。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解放全中国。胜利已在招手，曙光即在前头。”他说着，我连连点头。沿途车站、村庄，一个个从眼前闪过。
20号下午，车到中共绥远省政府临时所在地——丰镇。没想到，潘纪文已回到丰镇。接到于峰电报，他马上派曹文玉等人到车站接我们。吉普车一到站，马上围满了人群，都来看稀罕（指吉普车）。这时，丰镇连大汽车也少见，哪有吉普车？人们纷纷议论说，一定是什么大人物来了。其实，我不过是陪同开展工作之一员罢了。
鲁志浩 ，我们坐上吉普车进城，半路碰上鲁志浩同志（中共绥蒙区委城工部处长，后任驻绥联络处主任），他脖子上裹着白纱布，说是患炎症。
经曹文玉介绍，我和鲁志浩同志相互握了手。我们继续前行。当天的丰镇街上，像是逢期赶集的样子，人山人海，走不过去。小摊贩、做买卖的人相当热闹。这情景使我感到，国民党宣传的“共产党占领区私产没收，人人不自由”不可信。
我们的车一直开到丰镇辘辘把巷敌工部大院内。早已给我们备好了一家民房。曹文玉科长先陪我单独吃饭，要把我当贵宾招待。我表示谢绝。曹是一位性情刚直而厚道，说话办事很慷慨的同志。他告诉我“不要客气。”当时是困难时期，解放军上级下级都吃小米，但却让我们吃白面、炒菜，且每天都换样。
见到了潘纪文部长，他首先就问：“临走再见傅先生没有？”我说：“就见了一面。”他接着又问：“傅给你讲什么了？”我答：“傅告诉我路上听你的，车到绥远归你用。”潘说：“咱们大家用嘛。你怎么不把家眷也带上，到那儿要工作了。”我说：“有老人、小孩，以后再说吧”。
随后，潘纪文又讲到与董其武的联系的问题。他说：“先打算让你送联络信，后考虑旗下营是解放军驻防，就让鲁志浩同志去送了。你们先住下，等几天董来了回信，咱们再走。”
那些天，我们每天没事便上街转游。有时，我们上到城北高墚上俯瞰全城，远远看到红旗飘扬，听到解放军嘹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有时，曹文玉把我们领到球场上看打球，他们让我也玩，我谢绝。这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何树声同志，二十几岁小伙子，论外表、论身体都很标致。打起球来，投篮很准，无人能敌。他后来成为一位冶金战线上的生产专家（曾任包钢总工程师及冶金部副部长）。同时，我看到许多职位很高的领导同志和大家一块儿玩球，不分职务高低，相当随便。
从丰镇到绥远
我们等了一个多礼拜，不见董来信。后来，决定先由鲁志浩带我们及“四通”人员先走。预料到旗下营董会派人来接。万没想到，联络信被反动军长刘万春扣留，未交董其武。
7月1日从丰镇出发，到一家货栈住下，大家开了个碰头会，决定由我同何树声先过去，与董取得联系。此时我心想：我穿一身白灰色便服。头戴一顶小沿细草帽。何穿一身半旧灰制服，头戴解放军帽，会不会出危险？我决定，先找绥远部队的团或师部，最理想的是如能和董其武通上电话就好了。于是，他们把我俩送出解放军岗哨线外，我便同何继续前进。走到西边高墚交界处，老远即听绥远方面的哨兵喊：“站住！”
我告诉何不要讲话，我过去。走近离手持步枪的哨兵几步远的地方，我说：“我姓肖，有任务。你把我们送到你们团部或师部，这里不能讲。”接着，一个哨兵看着我们，一个哨兵回哨所去向排长报告，用电话请示师部。不一会儿，那位排长出来说：“你们过去吧，师部在毫沁营子。”
我们在前进中看到不少全副武装的军队，在田野里操练、演习。车一直开到毫沁营子村。258师师部住在一个大门院内。车在门前不远处停下。除有几个小孩和妇女走近我们外，很少见男人出来。
我向卫兵说：“我要见你们师长。”
卫兵进去报告。不一会出来一位参谋长，说：“师长不在，有什么事对我讲吧。”相互一见，他对我的名字较熟悉，让我们进屋坐下。
我说：“傅作义派我和董其武联系，我要与他通电话。”他马上要通电话，告诉董说：“北京来的姓肖的，要和你讲话。”
我接过电话问：“你是董主席吗？” “是的。你和谁一起来的？” “我和一位姓何的，其余几十个人都在旗下营等候。” “为什么不先来信？” “信发出去已一个多礼拜了，未见回信。我们一行几十人，认为在旗下营会有人接，结果出乎我们意料。所以我先来一步取得联系。”
停了片刻，我在耳机里听到旁边有人插话。接着董回话：“好吧，我派人到东门外接你们。”（当时，刘万春也在场，但我不知道。）
不一会儿，我们到东门外飞机场，看见王克俊、刘万春都来接了。王把我叫到一边，带有生气的样子说：“为什么不先来信，就把他们引过来呢？”我说：“早来信了，你们没收到？”
刘万春当时在一旁歪着脖子挎着手枪，走近几步，对着何树声同志问我：“这位是谁？”我看到他那副狰狞面目，并带怀疑的神气，只回答说是“姓何的”。说话间，王景泰、张国林也都来到了。他们受董的指示，没让何树声进城，返回到旗下营。并接回鲁志浩、曹文玉等几人，其余回了丰镇。
我进城门时看见，沙袋堵塞，里外双岗，仍是临战状态。到了旧绥远省政府，见到董其武，董首先就说：“信为什么未收到？” 显出非常奇怪的样子，也认为其中必有文章。董吩咐我们先住下再说。
不一会儿，曹文玉他们都被接来了。在新城建设街德王府见到董其武。经我们一一介绍和董握手坐下。董告王景泰：“让他们先洗脸。”此时，天已昏黑。随后，席设三桌，张国林、康保安、王克俊、王景泰、曹文蔚（善初）、李竭忠、张啓瑞等一些军政人员作陪。此间大部分官员都在，唯独没见到刘万春等，我遂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从此，提高了警觉，说话、行动都比较谨慎。
共产党代表们住在新城西落凤街原来的后和旅社。我们住在德王府里院。相距虽不远，见面也得小心。
这时，外面传言说我是共产党。李上九跟别人说：“万没想到，肖子香（我字子香）也是共产党。”一些老朋友们问我时，我回答：“我是傅先生的学生，他向左转，我跟着走，我哪是共产党？”
不久，我们就接到反动分子从墙外掷来恫吓信，说：“你们这些人，在北京把傅作义出卖了，又来绥远出卖董其武来了，小心你们的脑袋……”在这种环境气氛中，不要说开展工作，连行动都感到不便了。大家认为，集中在一块儿危险性大，决定分散居住为好。于是，我搬到旧城兴隆巷1号乡亲那里。便半明半暗地开展工作。后来，发现我们和共产党代表有联系，有人便开始跟踪。外出到大南街时，看到反动分子的标语：“杀猪拔毛，共产党滚出绥远去！”这些情况，我告诉代表们多加小心。他们都说：“革命就是要不怕死，怕死就不会来。”他们照常出去开展活动。
但没想到，7月中旬的一天，共产党铁路代表王士鑫同志被反动分子赵元德等人指使，打倒在新旧城之间马路上。等同志们把他抬到医院，流血过多而牺牲。
董其武知道此事后，非常气愤，为王士鑫同志开了追悼会。为了保证安全，董让共产党代表搬进建设街德王府，加双岗，里外守卫。此时，共产党代表们考虑，绥远是否能再住下去还是个问题。
于是，共产党代表们特意把我接去，在后和旅社前院西房客厅沙发上，大家围坐一圈。鲁志浩问我：“老肖，我们不把你当外人，你说董其武究竟是什么态度？”
我回答：“董其武，你们不必怀疑。董一向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赞扬八路军作风。他是傅作义多年培养提拔起来的心腹，也是傅的膀臂，傅让他怎么走，他一定会照办，绝对不会含糊。像刘万春这些人，就不敢说了。”
接着，我又继续讲：“绥远形势已看得很清。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以董其武为首的大多数，都是傅作义培植起来的，坚决听傅、董的；其次就是一些持怀疑态度，担心上当受骗的；第三种就是顽固反动分子，受特务唆使持反对态度的。”
我返回后，即把这些情况报告董其武。一听说代表们想撤，董很着急。马上派康保安秘书长给代表们解释，并道歉说：千万不能撤。董后来亲自见大家说：“傅先生来电，坚决不让大家走。”
同时，共产党代表也接到指示：“要坚决顶住，不能离开。”这样，他们才安下心来，继续与反动分子作坚决的斗争。不久，丰镇又来了大批人马，四处宣传党的政策。
这时我才得知，我同何树声到毫沁营子258师师部打电话时，政工处长赵元德本来认识我，他认为我是共产党，根本不露面和我谈话。并扬言要收拾我们。后来的恫吓信，就是他掷的。
这时，又听说于鸿儒上校在北平解放后回到安北，因说话不慎，被当地国民党驻军以“煽动军心罪”为名活埋了。这些事，不由使我感到有些后怕，便特意到大南街豫芳照相馆照了一张相，以防不测，留作纪念，至今仍保存。
这时，董其武也采取了有力措施。他派我到原绥远军官总队，以教官名义做思想工作。我给大家上课，主要讲傅作义1949年4月1日通电声明政治立场。大意是：过去走的路，实际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看家，为名门富豪保镖。国民党已为人民所抛弃，失败已成定局，共产党胜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大家都是傅先生的老部下，跟着他走是不会错的。
同时，董还分别派人沿街洗刷反动标语，张贴革命标语：“坚决跟共产党走！”“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这时，傅作义要来绥远的消息，也传遍了全城。
8月28日，傅作义受中共中央的指示乘专车来到绥远，分别召见了绥远军政各界首脑做工作，使他们安下心。我去新城南街路西公益局巷傅先生的住处（里院北房）见傅。通过卫士队长张景涛，我进去一见，傅问我：“你在哪里？”我说“军官总队”。他又问到军官队的情况，我告他“有四个队，三百多人。大家都盼你来，都说你已不自由。”傅笑了笑说：“告诉大家放心，重新做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傅先生对绥远情况完全摸清。9月中的一天，傅作义乘吉普去包头，中途突然在美岱召下车，召集军政上层见面。我亲自听傅的随从副官郝德振对我说，就在这时候，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张庆恩也跟到美岱召，想找傅作义作最后的进言，劝傅南飞。车一到站，卫队长张景涛正忙着从车上收拾行李。傅进到院里回头一看，张庆恩在后头。傅说了一声：他怎么也进来了？这一暗示后，副处长阎又文当即一把将张拦住，叫到西屋训斥一番，叫他离开。
经过三个月的艰苦斗争，在各方面努力下，我们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9月19日，绥远方面终于举起了起义的旗帜。绥远起义成功，为解放全中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度险恶的绥远形势发生转变，解放势力占据绝对优势。那些猖獗一时的反动分子，遭到人民的唾弃，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919绥远起义是值得纪念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划时代的一次革命。今天，我有幸拿起笔来回忆往昔岁月，追述当时历史情景，再现919起义艰难曲折的历程，以同经历过或未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新、老同志们一起，不忘过去的艰难，珍惜得来不易的今天。如今我虽年事已高，也要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努力奋斗，贡献自己的一份余力。
“老牛明知夕阳短，勿须扬鞭自奋蹄”。
吾以此而自勉。
（1983年4月15日于呼和浩特）
《内蒙古文史资料》编辑部：
家父肖如之（1911.1—1993.1），原国民党傅作义部上校。1949年1月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后，以傅作义随员身份，奉命送中共代表团赴绥工作，为绥远“9?19起义”做出贡献。解放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参事（副厅级），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五、六届委员。2009年9月，是绥远和平解放60周年。2011年1月4日，是家父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特整理了老人生前于1983年4月撰写的回忆919绥远起义的文章《从北京到绥远》。现将此文送上，请指正。
肖黎声 2011年2月22日
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网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
1949年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39名绥远军政各界代表通电全国，宣布起义，绥远和平解放。
1949年的3月25日，傅作义的代表和我方代表在北平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后，经过反复研究商定，拟出《绥远和平协议》草案。
草案的内容大意是：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双方商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以及双方货币兑换办法等。由华北中央局指派联络办事处驻归绥，协同执行协议上的各项条款和过渡的有关事项。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在北平正式签字。
根据协议，我方联络处（全称为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人员于6月25日进驻归绥，但通知送出去后竟不见董其武方面的行动。我方又派人送信，也无消息。我方又请傅作义派出的联络人肖如芝与董其武联系。董其武问联络处准备来多少人？肖说：50来人。董其武说：没有接到他们的信呀。肖如芝说：信早已发出，怎么还没收到？事后才知道来信被董部的原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扣压，没有呈送董其武。鉴于其队伍内部情况复杂，反动分子活动猖獗，董其武不敢让和谈代表联络处人员进驻，说准备工作没有做好，请延缓几天。
几经周折，一直到7月中旬，联络处的人员才于7月11日、7月17日分两批进驻归绥，计100余人。联络处处长是潘纪文（兼中共归绥工委书记），鲁志浩任主任。下设秘书组（包括一个排的警卫人员）、铁路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
势力交锋
绥远和谈与反和谈的斗争是相当尖锐和复杂的。 当时广大人民群众都拥护和谈，希望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快点进来。绥远军政内部大多数中、下层官兵也拥护和谈。但一些反共顽固派（所谓的死硬派）和军统特务坚决反对和平谈判，千方百计地破坏和平谈判。再加上当时从北平、天津、察哈尔省和山西等解放区逃走的一些反共顽固派与特务分子都来到绥远，国民党中统华北局大特务头子张庆恩两次乘飞机来绥远布置破坏和平协议的特务活动；绥远内部的一些反共顽固分子，如军长刘万春（兼归绥、包头两市警备司令）、师长鄂友三、骑兵新编十七师师长乔汉魁等坚决反对和平协议。由张家口逃到包头的国民党十一军团司令官兼察哈尔省代主席孙兰峰驻扎在包头，是左右包头局面的权势人物和主战派领头人，一时间成为反对和平协议的中心。
反共顽固派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了，蒋介石有美国人支持，绝不会完蛋”；“绥远要坚持到底，等待时局转变”。联络处进驻归绥后，反共顽固派更加紧了破坏活动。他们指挥军警特务，经常向联络处工作人员挑衅，这种挑衅在7月下旬当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来绥远活动时达到了高潮。绥远的顽固分子和特务分子们与徐永昌、王叔铭互相呼应，加紧了对联络处的挑衅活动，在大街上谩骂和刁难联络处的工作人员。蒋介石于7月初派徐永昌、王叔铭对和平起又进行破坏活动。他们这次坐飞机到绥西的陕坝（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陕坝镇），派飞机到包头把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接去，进一步劝诱董其武往西撤，并以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方式进一步拉拢董、孙、刘等，以达到破坏绥远和谈目的。他们回去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就宣布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指挥所主任，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统辖一一一军、骑五旅、骑十二旅、骑十三旅。
破坏起义
自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绥远以来，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就加强了互相配合，以阻挠我人民解放军攻打绥远，并破坏绥远的和平起义工作。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潜伏在骑十二旅）、保密局绥远站特务头子赵思武在包头坐镇指挥特务活动，致使和谈与反和谈的斗争更加尖锐和复杂。当时绥远的国民党军队组织庞杂，番号众多，根据1949年年底统计，共16个旅，几十个保安团，8.6万余人。这其中地方杂牌部队六七个旅两万多人，包括阎锡山的旧部、地主武装乔汉魁的部队等，是破坏起义的一大阻力；国民党十一兵团残部、刘万春的一一一军的一部及鄂友三的骑兵整编十二旅等1万余人，坚决反对起义，是阻碍绥远和平解放，制造混乱的最大障碍。各种反动势力纠合在一起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活动——
一是制造谣言。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今明两年就要爆发；美国援助有望了，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就要再来中国了；日本志愿军已经组织起来了，国际志愿军要来中国参战了；国民党在缅甸训练的很多军队还没有拿出来，绝对会有前途的；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已被共产党关起来了，现在傅作义又跑到广州国民党那里了；你们和共产党打交道靠不住，你们改造得再好也不会信任你们……
二是组织少数暴徒在包头、归绥市的大街上游行示威 。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喊出了“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等口号；说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还说什么“蒋介石有美国人支持，绝不会完蛋，绥远要坚持到底，等待时局转变。”
三是对傅作义派到绥远协助董其武开展工作的人员施加压力，投寄匿名信威胁说：“你们在北平把傅作义出卖了，现在又来出卖董其武，小心你们的狗命。” 傅作义方面派出的代表人员中有一个团级干部，叫于洪雯，因宣传北平和平解放好，被他们给活埋了。傅作义派曾随其在北平和平起义的原一○四军军长安春山带着和平协议草稿来做协商工作，刘万春当场拿出手枪要枪毙安春山，董其武连忙劝阻道：“协商嘛，同意不同意不要动武。”刘万春恶狠狠地对安春山说：“限你在今晚12点以前必须离开绥远，否则小心你的狗命。”当晚10点左右，就有特务向安春山的住处门口投了两颗手榴弹。
四是我方和谈代表联络处要进驻归绥时，他们就给董其武施加压力，叫嚷“绝不能让共产党代表来绥远，如果他们来，我们就动武，当着你的面把他们打死”。我联络处进驻归绥后，他们更是加紧了破坏活动。他们指挥军、警、特，经常向联络处工作人员挑衅。
7月24日下午1时许，一伙便衣特务拿着冲锋枪、手榴弹，在归绥警备司令部门前，将联络处铁路工作组人员王士鑫等4人围堵，并对其进行推、拉、打等挑衅活动。当王士鑫等人据理力争后急速离开，在新旧城之间，特务朝他们背后扔了两颗手榴弹并开枪射击，王士鑫被打死，另二人被打伤，只有王保堂安全跑回联络处报告遭遇到的情况。
事后查明，此事系刘万春部下二五八师段锦堂团的连长李锡庆（曾任刘万春的马弁）等人所为。在董其武的命令下，刘万春无奈之下派段锦堂将李锡庆捉拿归案，被当场枪决。
五是砸毁报馆。因绥远《奋斗日报》（绥远省政府机关报）不断刊登一些解放区的消息，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宣传和平进步思想，被特务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不仅砸毁了报馆，而且打伤工作人员。后查明，此事系刘万春指使其部下二五八师政工处长赵元德（军统特务）所为。
六是保密局绥远站特务头子赵思武，指示其铁路段长（军统特务）康玉玺破坏机车、桥梁，但未能得逞。 七是派掌握爆破、暗杀技术的少校组长武玉美到凉城县玫瑰营子镇暗杀吕正操将军。后又改派其他人执行暗杀任务，但只是试探了几次都没得逞。
八是赵思武派武装别动队的郭培元带十几个人的小队潜伏在我解放区卓资山县，以开磨房为名，收集我方情报，进行破坏活动。这个别动队的队员每天除了留几个人应付磨面外，大部分人都到处乱窜打探情况。他们把我凉城合作社由集宁往凉城托运的货物一抢而空；把集宁运往陶林县的货物抢掠掉，还抢了玫瑰营子合作社，并打伤人员。该队原有11个成员，中间有不想干的跑掉一人，因发现两人思想有点动摇，被暗杀。剩余的8个人继续活动。当他们最后在丰镇县二道湾村杀掉一个叫张林的同伙后（张林是他们内部思想开始动摇的一个人），绥远省公安厅根据这个杀人线索，将这个潜伏在我解放区卓资山县的特务组织一网打尽。
垂死挣扎
绥远起义即将大功告成之际，“开府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得知傅作义8月23日离开北平来到绥远，便大耍两面派手法，一面由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密电保密局绥远站特务头子赵思武，电报说：“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出让华北。近闻该逆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速就地暗杀，本局当有重赏。”另一面已经“引退”了的蒋介石跑到重庆，打电报给傅作义说：“此次回绥，正如我当年从西安回南京。由于一念之差，以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要接受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望兄见字速回重庆，共商国是。” 同时派军令部长徐永昌（既是傅作义的同乡，又是傅作义的老朋友）携带他和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于9月15日再次飞抵包头，邀请傅作义到广州为反动派继续效力。傅作义说：国民党失去了民心，失败已成定局，任何力量都无法挽救，就是我去广州也无能为力。这时徐永昌明白完不成任务不好向蒋介石交差，当得知傅作义要参加9月21日在北平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时，心想：“反正我不走你就不便起义”，就采取耍赖的办法，装病要住医院，以便继续做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有点发愁，徐永昌不走，无疑会给起义带来麻烦，这不误了大事吗？于是便与邓宝珊及原傅部参谋长李世杰等几人计议，让邓宝珊去见徐永昌。邓宝珊于9月18日去见徐永昌说：“怎么你病了？董主席安排让你住院疗养，并请你领衔绥远起义，不要回去了。起义后，咱们一同到北平去见毛主席。”徐永昌听后一愣，马上意识到董其武是想把他软禁起来，就连声说：“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我现在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我明早就起身，不妨碍你们的事情。”但徐永昌在上飞机时仍不甘心地对送行的人说：“三年后再见吧！” 傅作义来绥远以前，绥远方面的反共顽固分子和特务分子欺骗群众，造谣言，说什么“和共产党讲和平靠不住，傅作义起义后已被共产党监禁起来了，傅作义又从北平跑到广州国民党那里了”等等。使一些不明底里的军政人员产生了顾虑。傅作义在绥远一出现，使这些谣言不攻自破，许多人消除了顾虑，决心走起义的道路。一些顽固派看到大势已去，人心所向，也接受傅作义的劝告，同意起义。
内线出击
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和平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及时了解和掌握了敌人的动态和行动计划，每一情况都能及时报送给上级领导，使敌人的每一个计划都落了空。我党的地下工作基础较好，在绥远军政和中统、军统特务机构中都有我们内线共133人，其中的重要关系有正副团长4人，省府秘书5人，省统调科长2人，副县长2人，保密站绥远组组长1人，警宪部门秘书5人，包括在绥远的军、政领导人员的贴身秘书和警卫人员中也有许多地下工作者。由此对绥远的党、政、军、特的情报大都能够及时掌握。这些情报绝大多数也都及时上报，来不及上报的就通过内线及时转告董其武将军采取预防措施。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
联络处王士鑫同志牺牲后，我地下情报站给绥远的党、政、军、特主要负责人（包括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张钦等人）写了警告信。警告信内容的大意是：警告他们老老实实进行和平谈判，不许耍两面派，不要做所谓“里白外红的水萝卜”。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再发生王士鑫事件，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由各内线用一个晚上时间将信全部送到他们本人的办公桌上。两天后在碰头会上孙兰峰说：“共产党真厉害，把警告我孙兰峰的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来了。”参加会议的其他几个头头都说：我们也收到这么一封信。董其武说：“大家都谨慎一些吧，不要乱来，因为我们正在和谈，谈成与否不能做出格的事，这关系到傅作义先生和我的人格问题，这和战场上打仗是两码事。”从此以后刘万春等人就不敢再那么嚣张了。同时，我们地下工作人员也积极活动，分别给军统特务头子赵思武、中统特务头子潘秀仁等人写警告信，让他们老老实实协助董其武先生做一些对和平谈判有益的工作，争取人民政府的谅解和宽大，指出这也是他们将功补过的好机会和唯一的出路；如果继续煽阴风点鬼火，造谣生事搞破坏活动，将来是没有好下场的；你们现在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们都记着账呢，所以希望你们多做点好事，少做点坏事，将来的账就好算了。 总之，在整个和谈过程中，使敌人的破坏活动处处碰壁，处处落空，而我方的对策和措施得力，起到了促进和保卫和平谈判的作用。
起义成功
早在绥远开始和谈时，军统特务头子赵思武就按照蒋介石、毛人凤的指令，一直准备暗杀傅作义和董其武，只是始终没有机会下手。这次傅作义亲自来绥远作和平起义的工作，他们感到下手的机会到了，不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按照原来安排，将于9月19日在包头面粉厂召开会议，举行和平起义签字仪式。赵思武得知这个消息后就让特务们做暗杀傅作义、董其武的最后准备工作：由特务中的一个爆破专家负责，准备用冲锋枪、手枪、手榴弹以及炸弹进行暗杀，如若不行就让一个亡命徒携带炸药包混入会场，与参加会议的人同归于尽。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在18日晚间得到赵思武行刺傅作义、董其武及炸毁会场的情报后，由于时间急迫，来不及向上级报告，便马上通过我党安排在董其武身边内线（董其武的机要秘书贾荫生，化名袁秀芬），请董其武及时采取紧急措施。董其武得知情报后连夜做了布置，将会场秘密挪到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
19日一早，傅作义、董其武送徐永昌上飞机走后，就直接转道到了省银行包头分行了。在做好必要的预防措施后才通知参加会议的人员速到银行开会。这一突然转移，连刘万春等人也不知道傅作义和董其武什么时候、为什么转移，更给了特务们一个措手不及。当等候在面粉厂准备参加会议的人员分乘好几辆汽车从面粉厂开出时，特务们死盯着汽车还准备在汽车上行刺，结果他们根本就没见到傅作义、董其武的影子。这时，特务们还不死心，也随着开会的人前往银行礼堂，准备伺机行刺。结果由于会场内外布置森严，只允许通知参加和平起义签字的人进入，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入，所以整个会场内只有参加会议人员及其随身秘书、贴身警卫。董其武的警卫官还命令警卫部队：只要有人捣乱，经劝阻不服从者就地枪决。特务们落了一场空，都灰溜溜地走了。
会场内，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界代表38人（还有一人孙兰峰正在医院，是会后补签的），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后，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以及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发出通电，宣告脱离蒋介石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持走到人民方面来”。
“九一九”起义的成功，标志着绥远获得了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的“绥远方式”，对当时全国尚未解放的地区起到了独特的示范作用，这对加速全国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进程，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摘自：阎生海书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
潘纪文 中共绥蒙地下革命者......
转载自：文史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