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發生于唐玄宗統治末年的馬嵬驿兵變，是唐代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關于兵變的真相至今仍衆說紛纭。
兵變的幕後主謀究竟是誰？陳玄禮是否參與兵變？李輔國在兵變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誰是幕後主謀
關于馬嵬驿兵變的幕後主謀，主要有高力士說和太子李亨說兩種觀點，持高力士說的學者指出，馬嵬驿兵變的幕後主謀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一是要與宰相楊國忠有不可調和的沖突，二是要有能力控制和調動扈從禁軍，這在當時隻可能是宦官高力士。
但是斷言當時具備這兩個條件者隻可能是高力士的結論卻值得商榷，因為高力士具備這兩個條件的可能性尚值得懷疑，相反太子李亨倒是完全具備這兩個條件。
首先從與楊國忠的沖突方面來看，高力士與楊國忠的沖突在玄宗朝後期并不十分突出，尚未達到所謂“内相”與“外相”争權以緻不可調和的程度。
玄宗統治時期，宦官勢力漸有擡頭之勢，其代表人物就是高力士，但盡管如此，力士行使的權力仍多屬于上傳下達，以及協助玄宗處理細小政務之類的秘書性工作而已。
尚看不出他已掌握中樞決策之權，更不具備操縱政局而與宰相抗衡争權的實力，故若确定他是所謂的“内相”，似有不妥之處。
至于高力士與楊國忠的沖突，也确實存在，力士對玄宗後期宰相專權的局面表示了不滿，這在一定程度上确實反映了他與當時專權的宰相楊國忠之間的沖突。
但是力士伏奏的目的主要在于勸玄宗“軍國政柄未可假人”以維護皇權，而并不隻是為了攻擊楊國忠以擴張自己的權勢。
而且從話中也可以感受到力士有“勸玄宗把楊國忠翦除”之意，也看不出高、楊之間的沖突已達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是以我們不能把高力士與楊國忠的沖突無限地予以誇大，相對于高力士與楊國忠的沖突而言，太子李亨與楊國忠的沖突則顯得突出而尖銳得多。
玄宗統治後期，皇位繼承權的争奪成為統治集團内部沖突的一大焦點專權當政的宰相李林甫與宮中最為得寵的武惠妃内外勾結，将太子李瑛陰謀廢死，企圖擁立惠妃之子壽王李瑁為太子。
在李林甫三番五次攻擊太子的過程中，楊國忠也積極參與其事，成為林甫的得力幫兇，楊國忠如此賣力地幫助李林甫攻擊太子，必然招緻李亨的仇恨，雙方的沖突也就由此産生。
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繼之專權當政，進而使他與李亨的沖突進一步加深，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叛後，玄宗打算親征而讓太子監國，并有傳位于李亨之意。
楊國忠聞此消息後甚感恐慌，于是他趕緊通過三夫人唆使楊貴妃“銜土請命于上”，終于使玄宗打消親征念頭，進而成功地阻止了李亨監國。
經此一事，無疑又增加了李亨對楊國忠以及貴妃姊妹的刻骨仇恨，雙方的沖突已無法調和。
安祿山起兵後，若李亨随之入蜀，則勢必将受制于國忠，不僅繼位無望，甚至連性命也難保。
是以李亨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就必須設法除掉國忠，以擺脫入蜀受制的危險處境，由此可見，在馬嵬驿兵變發生之前，李亨與楊國忠的沖突一直是十分突出而尖銳的。
其不可調和性顯然更甚于高力士與楊國忠的沖突，故與高力士相比，李亨更想置楊國忠于死地，因而他成為兵變幕後主謀的可能性則大大超過高力士。
而且從具備控制扈從禁軍的能力方面來看，持高力士說的學者通過對開元十九年玄宗削奪王毛仲禁軍統領權事件的分析，指出這一事件是由高力士與王毛仲争寵不和所緻。
從此高力士就代替王毛仲成為禁軍的“太上長官”，一直享有對禁軍的控制權，故至馬嵬驿兵變時，力士便能夠指使陳玄禮調動扈從禁軍而對楊國忠下毒手。
那麼李亨是否具備控制扈從禁軍的能力呢？李亨于靈武即位後便順理成章地正式下诏，進而進一步确認了李亻炎掌典禁軍的權力。
由此可見在馬嵬驿兵變發生前，李亨的兩個兒子建甯王亻炎和廣平王亻叔确實擁有對扈從禁軍的控制指揮權，故李亨完全有條件通過其二子調動部分扈從禁軍來發動兵變。
而且這比起所謂高力士通過陳玄禮調動扈從禁軍而發動兵變之說來顯然更為充分可靠，因而李亨成為兵變幕後主謀的可能性則大大超過高力士。
而李亨他自兵變後分兵北上，便完全改變了以往屢遭政敵攻擊的艱難處境，也徹底擺脫了其父皇的控制，并不久就于靈武自立稱帝。
顯然李亨無疑是馬嵬驿兵變後的最大利益獲得者，因而兵變的幕後主謀自然也就非他莫屬。
陳玄禮是否參與兵變
關于陳玄禮是否參與馬嵬驿兵變的問題，當今多數學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而隻有少數學者持否定意見，但惜未加深論。
那麼這兩種看法究竟孰是孰非呢？經仔細分析推敲，陳玄禮沒有參與馬嵬驿兵變的密謀。首先馬嵬驿兵變是以鏟除楊國忠及楊貴妃為主要目标。
故陳玄禮若是兵變的組織發動者，則他應與楊國忠有不可調和的沖突，在兵變之前，玄禮身為龍武大将軍，職在“宿衛宮禁”，而國忠身為宰相，職在統籌國家大政，雙方可說是河水不犯井水，并無職權上的利害沖突。
而且玄禮又一向“以淳樸自檢”，絕非飛揚跋扈的政治野心家，故他也不可能與國忠争權奪利。
事實上史籍中也确實難以找到有關他們雙方發生權利争奪的具體記載，既如此玄禮有什麼充足理由非要除掉楊氏兄妹不可呢？
有一種觀點認為，天寶後期社會上已逐漸形成一股反對奸相專權的政治潮流，特别是安祿山反叛後，人們更切齒于楊國忠的“驕縱召亂”。
于是陳玄禮便順應這種政治潮流，毅然出面組織發動了馬嵬驿兵變，目的是要為民除害和挽救社稷危亡，因而兵變實質上是各種勢力反對奸相專權誤國的群衆性救亡運動。
因為盡管陳玄禮在反對奸相專權的政治潮流影響下有可能對楊國忠産生不滿情緒，但問題是這種不滿是否就能夠促使他甘冒極大的政治風險而出面組織發動兵變呢？
玄禮當時隻是一區區禁軍将領，在政治上并無多大的權力和多高的地位，那他怎麼可能突然從衆多反楊勢力中脫穎而出成為上司政治潮流的代表呢？
他有那麼大的政治魄力和能耐嗎？更值得注意的是，以武力擅殺大臣，威逼皇帝，這在封建專制時代無疑是叛逆之舉。
故若玄禮真是兵變的組織發動者，則無論其主觀意願如何，客觀上都是對玄宗的不忠和大不敬，因而勢必要遭到玄宗的忌恨和懲罰。
但事實上玄禮在兵變後并沒有受到玄宗的任何責難，而且還跟随玄宗入蜀，始終為玄宗所信任。
這不是很令人費解嗎？顯然，玄禮實際上并沒有做過對不起玄宗的事，是以他才敢于一直跟随在玄宗左右并受到信任。
至于說玄禮發動兵變是要為民除害和挽救社稷危亡，這也經不起推敲，因為如果玄禮真有如此雄心壯志，則他在兵變後理應力勸玄宗放棄逃亡避難之念，而要求回師組織力量積極平叛。
但事實上玄禮在兵變後對玄宗幸蜀并無任何異議，反而還盡職盡責地護駕随行。這哪談得上是為社稷大計着想呢？其“救亡”的意義又何在呢？
由此可見陳玄禮既無除掉楊氏兄妹的充分理由，對玄宗也無不忠不敬之心，是以說他是馬嵬驿兵變的組織發動者似乎難以成立。
而且有些觀點認為，陳玄禮是受人指使而參與馬嵬驿兵變的，至于指使人則或說是高力士，或說是李亨。
但事實上玄禮在兵變後并沒有随李亨北上而是随玄宗去了蜀中，自蜀中傳回長安後，他也并沒有受到李亨的任何獎賞，反而不久就被勒令緻仕，這不是很令人費解嗎？
是以說陳玄禮是受李亨的指使而參與兵變，這也經不起仔細推敲，既然陳玄禮參與馬嵬驿兵變的觀點存在着上述許多難以解釋的疑問，那為什麼多數學者仍不敢作出否定的回答呢？
這恐怕主要是因為在玄宗出幸時，陳玄禮身為龍武大将軍，是扈從禁軍的最高軍事統領，而發動馬嵬驿兵變的關鍵又恰恰在于對扈從禁軍的控制和調動問題上，是以人們便自然而然地認為玄禮與兵變難脫幹系。
但是人們似乎忽略了一個重要環節，即上引“亻炎兄弟典親兵扈從”的記載，記載表明當時對扈從禁軍的控制指揮權并不僅僅掌握在陳玄禮一人之手，李亨的兩個兒子建甯王亻炎和廣平王亻叔也擁有相同的權力。
既如此李亨完全可以不通過陳玄禮而通過其二子，就能調動部分扈從禁軍來發動兵變，因而玄禮對兵變密謀可能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當然也就不可能有所行動。
由此可見，“亻炎兄弟典親兵扈從”的記載，可以說是能有力地證明陳玄禮與馬嵬驿兵變無關的重要史實依據之一。
如何看待李輔國的作用
有學者認為，馬嵬驿兵變是由李亨、李輔國等人策動的，而其中起最主要作用的是李輔國，那麼，這種觀點是否妥當呢？
李輔國無疑是參與了兵變密謀，但問題是他當時隻不過是一區區東宮宦官，在政治上既無大的權力，更無多高的地位，他怎能在兵變中起到超越李亨之上的最主要作用呢？
根據現存史料分析，李輔國在馬嵬驿兵變前後的主要表現大緻有兩個方面：一是在兵變發動前夕，他利用其與飛龍禁軍的特殊關系，深入到部分扈從禁軍将士中積極進行宣傳鼓動工作，使他們完全聽從于太子集團的調遣指揮，進而確定了兵變的成功。
二是在兵變得手後，他又“獻計太子，請分玄宗麾下兵，北趣朔方，以圖興複”。
是以李輔國完全可以憑藉他與飛龍禁軍的特殊關系，深入到下層禁軍将士中進行宣傳鼓動工作，而首先拉攏的必是飛龍禁軍将士，然後再由飛龍禁軍擴充到其他部分禁軍将士。
而且當時出幸隊伍經過一整天的倉皇西逃，大多數扈從禁軍将士已因饑疲不堪而産生不滿情緒，這顯然又為李輔國的宣傳鼓動提供了可乘之機，因而輔國應是出色地完成了他所肩負的任務。
正因為如此，他才能以東宮宦官的卑微身份參與兵變密謀，并從此成為太子集團的重要成員之一。
是以對于李輔國在馬嵬驿兵變過程中的作用不能估計過高，更不能說他起了最主要的作用。
結論
通過以上各節的論證說明，馬嵬驿兵變是以李亨為首的太子集團組織發動的，參與兵變密謀的重要人物除李亨外，尚有建甯王亻炎、廣平王亻叔、李輔國和張良娣等。
此次兵變從總體上來說，其實就是古代封建社會黃泉紛争的産物，同時也加快了皇位更替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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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