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发生于唐玄宗统治末年的马嵬驿兵变，是唐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关于兵变的真相至今仍众说纷纭。
兵变的幕后主谋究竟是谁？陈玄礼是否参与兵变？李辅国在兵变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谁是幕后主谋
关于马嵬驿兵变的幕后主谋，主要有高力士说和太子李亨说两种观点，持高力士说的学者指出，马嵬驿兵变的幕后主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要与宰相杨国忠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二是要有能力控制和调动扈从禁军，这在当时只可能是宦官高力士。
但是断言当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者只可能是高力士的结论却值得商榷，因为高力士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可能性尚值得怀疑，相反太子李亨倒是完全具备这两个条件。
首先从与杨国忠的矛盾方面来看，高力士与杨国忠的矛盾在玄宗朝后期并不十分突出，尚未达到所谓“内相”与“外相”争权以致不可调和的程度。
玄宗统治时期，宦官势力渐有抬头之势，其代表人物就是高力士，但尽管如此，力士行使的权力仍多属于上传下达，以及协助玄宗处理细小政务之类的秘书性工作而已。
尚看不出他已掌握中枢决策之权，更不具备操纵政局而与宰相抗衡争权的实力，故若确定他是所谓的“内相”，似有不妥之处。
至于高力士与杨国忠的矛盾，也确实存在，力士对玄宗后期宰相专权的局面表示了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他与当时专权的宰相杨国忠之间的矛盾。
但是力士伏奏的目的主要在于劝玄宗“军国政柄未可假人”以维护皇权，而并不只是为了攻击杨国忠以扩张自己的权势。
而且从话中也可以感受到力士有“劝玄宗把杨国忠翦除”之意，也看不出高、杨之间的矛盾已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因此我们不能把高力士与杨国忠的矛盾无限地予以夸大，相对于高力士与杨国忠的矛盾而言，太子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则显得突出而尖锐得多。
玄宗统治后期，皇位继承权的争夺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一大焦点专权当政的宰相李林甫与宫中最为得宠的武惠妃内外勾结，将太子李瑛阴谋废死，企图拥立惠妃之子寿王李瑁为太子。
在李林甫三番五次攻击太子的过程中，杨国忠也积极参与其事，成为林甫的得力帮凶，杨国忠如此卖力地帮助李林甫攻击太子，必然招致李亨的仇恨，双方的矛盾也就由此产生。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继之专权当政，从而使他与李亨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叛后，玄宗打算亲征而让太子监国，并有传位于李亨之意。
杨国忠闻此消息后甚感恐慌，于是他赶紧通过三夫人唆使杨贵妃“衔土请命于上”，终于使玄宗打消亲征念头，从而成功地阻止了李亨监国。
经此一事，无疑又增加了李亨对杨国忠以及贵妃姊妹的刻骨仇恨，双方的矛盾已无法调和。
安禄山起兵后，若李亨随之入蜀，则势必将受制于国忠，不仅继位无望，甚至连性命也难保。
因此李亨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就必须设法除掉国忠，以摆脱入蜀受制的危险处境，由此可见，在马嵬驿兵变发生之前，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一直是十分突出而尖锐的。
其不可调和性显然更甚于高力士与杨国忠的矛盾，故与高力士相比，李亨更想置杨国忠于死地，因而他成为兵变幕后主谋的可能性则大大超过高力士。
而且从具备控制扈从禁军的能力方面来看，持高力士说的学者通过对开元十九年玄宗削夺王毛仲禁军统领权事件的分析，指出这一事件是由高力士与王毛仲争宠不和所致。
从此高力士就代替王毛仲成为禁军的“太上长官”，一直享有对禁军的控制权，故至马嵬驿兵变时，力士便能够指使陈玄礼调动扈从禁军而对杨国忠下毒手。
那么李亨是否具备控制扈从禁军的能力呢？李亨于灵武即位后便顺理成章地正式下诏，从而进一步确认了李亻炎掌典禁军的权力。
由此可见在马嵬驿兵变发生前，李亨的两个儿子建宁王亻炎和广平王亻叔确实拥有对扈从禁军的控制指挥权，故李亨完全有条件通过其二子调动部分扈从禁军来发动兵变。
而且这比起所谓高力士通过陈玄礼调动扈从禁军而发动兵变之说来显然更为充分可靠，因而李亨成为兵变幕后主谋的可能性则大大超过高力士。
而李亨他自兵变后分兵北上，便完全改变了以往屡遭政敌攻击的艰难处境，也彻底摆脱了其父皇的控制，并不久就于灵武自立称帝。
显然李亨无疑是马嵬驿兵变后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因而兵变的幕后主谋自然也就非他莫属。
陈玄礼是否参与兵变
关于陈玄礼是否参与马嵬驿兵变的问题，当今多数学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而只有少数学者持否定意见，但惜未加深论。
那么这两种看法究竟孰是孰非呢？经仔细分析推敲，陈玄礼没有参与马嵬驿兵变的密谋。首先马嵬驿兵变是以铲除杨国忠及杨贵妃为主要目标。
故陈玄礼若是兵变的组织发动者，则他应与杨国忠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兵变之前，玄礼身为龙武大将军，职在“宿卫宫禁”，而国忠身为宰相，职在统筹国家大政，双方可说是河水不犯井水，并无职权上的利害冲突。
而且玄礼又一向“以淳朴自检”，绝非飞扬跋扈的政治野心家，故他也不可能与国忠争权夺利。
事实上史籍中也确实难以找到有关他们双方发生权利争夺的具体记载，既如此玄礼有什么充足理由非要除掉杨氏兄妹不可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天宝后期社会上已逐渐形成一股反对奸相专权的政治潮流，特别是安禄山反叛后，人们更切齿于杨国忠的“骄纵召乱”。
于是陈玄礼便顺应这种政治潮流，毅然出面组织发动了马嵬驿兵变，目的是要为民除害和挽救社稷危亡，因而兵变实质上是各种势力反对奸相专权误国的群众性救亡运动。
因为尽管陈玄礼在反对奸相专权的政治潮流影响下有可能对杨国忠产生不满情绪，但问题是这种不满是否就能够促使他甘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而出面组织发动兵变呢？
玄礼当时只是一区区禁军将领，在政治上并无多大的权力和多高的地位，那他怎么可能突然从众多反杨势力中脱颖而出成为领导政治潮流的代表呢？
他有那么大的政治魄力和能耐吗？更值得注意的是，以武力擅杀大臣，威逼皇帝，这在封建专制时代无疑是叛逆之举。
故若玄礼真是兵变的组织发动者，则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都是对玄宗的不忠和大不敬，因而势必要遭到玄宗的忌恨和惩罚。
但事实上玄礼在兵变后并没有受到玄宗的任何责难，而且还跟随玄宗入蜀，始终为玄宗所信任。
这不是很令人费解吗？显然，玄礼实际上并没有做过对不起玄宗的事，所以他才敢于一直跟随在玄宗左右并受到信任。
至于说玄礼发动兵变是要为民除害和挽救社稷危亡，这也经不起推敲，因为如果玄礼真有如此雄心壮志，则他在兵变后理应力劝玄宗放弃逃亡避难之念，而要求回师组织力量积极平叛。
但事实上玄礼在兵变后对玄宗幸蜀并无任何异议，反而还尽职尽责地护驾随行。这哪谈得上是为社稷大计着想呢？其“救亡”的意义又何在呢？
由此可见陈玄礼既无除掉杨氏兄妹的充分理由，对玄宗也无不忠不敬之心，所以说他是马嵬驿兵变的组织发动者似乎难以成立。
而且有些观点认为，陈玄礼是受人指使而参与马嵬驿兵变的，至于指使人则或说是高力士，或说是李亨。
但事实上玄礼在兵变后并没有随李亨北上而是随玄宗去了蜀中，自蜀中返回长安后，他也并没有受到李亨的任何奖赏，反而不久就被勒令致仕，这不是很令人费解吗？
因此说陈玄礼是受李亨的指使而参与兵变，这也经不起仔细推敲，既然陈玄礼参与马嵬驿兵变的观点存在着上述许多难以解释的疑问，那为什么多数学者仍不敢作出否定的回答呢？
这恐怕主要是因为在玄宗出幸时，陈玄礼身为龙武大将军，是扈从禁军的最高军事统领，而发动马嵬驿兵变的关键又恰恰在于对扈从禁军的控制和调动问题上，所以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认为玄礼与兵变难脱干系。
但是人们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即上引“亻炎兄弟典亲兵扈从”的记载，记载表明当时对扈从禁军的控制指挥权并不仅仅掌握在陈玄礼一人之手，李亨的两个儿子建宁王亻炎和广平王亻叔也拥有相同的权力。
既如此李亨完全可以不通过陈玄礼而通过其二子，就能调动部分扈从禁军来发动兵变，因而玄礼对兵变密谋可能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所行动。
由此可见，“亻炎兄弟典亲兵扈从”的记载，可以说是能有力地证明陈玄礼与马嵬驿兵变无关的重要史实依据之一。
如何看待李辅国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马嵬驿兵变是由李亨、李辅国等人策动的，而其中起最主要作用的是李辅国，那么，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呢？
李辅国无疑是参与了兵变密谋，但问题是他当时只不过是一区区东宫宦官，在政治上既无大的权力，更无多高的地位，他怎能在兵变中起到超越李亨之上的最主要作用呢？
根据现存史料分析，李辅国在马嵬驿兵变前后的主要表现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兵变发动前夕，他利用其与飞龙禁军的特殊关系，深入到部分扈从禁军将士中积极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使他们完全听从于太子集团的调遣指挥，从而确保了兵变的成功。
二是在兵变得手后，他又“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趣朔方，以图兴复”。
因此李辅国完全可以凭藉他与飞龙禁军的特殊关系，深入到下层禁军将士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而首先拉拢的必是飞龙禁军将士，然后再由飞龙禁军扩展到其他部分禁军将士。
而且当时出幸队伍经过一整天的仓皇西逃，大多数扈从禁军将士已因饥疲不堪而产生不满情绪，这显然又为李辅国的宣传鼓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因而辅国应是出色地完成了他所肩负的任务。
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以东宫宦官的卑微身份参与兵变密谋，并从此成为太子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因此对于李辅国在马嵬驿兵变过程中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更不能说他起了最主要的作用。
结论
通过以上各节的论证说明，马嵬驿兵变是以李亨为首的太子集团组织发动的，参与兵变密谋的重要人物除李亨外，尚有建宁王亻炎、广平王亻叔、李辅国和张良娣等。
此次兵变从总体上来说，其实就是古代封建社会黄泉纷争的产物，同时也加快了皇位更替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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