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衣食住行概括了人類生活的基本方面，當今人們身上穿的各種衣服面料種類繁多，有棉、毛、絲、麻、呢絨、皮革、化纖等等。
紙衣，就是用紙制成的衣服，是紙制品而非紡織品，與現代人用于時裝走秀的用途迥然不同，古人身著紙衣是為了遮身擋體、抵禦風寒，有時也作紙絹、紙袍、褚衣等名。
當然，古時為祭祀死者焚化用紙衣的舊俗在現代社會的某些地方還被沿襲下來。
紙衣用作驗服
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生前驕奢淫逸，死後也要大興土木建造陵墓，而用紙衣作驗服的帝王可謂鳳毛麟角。五代十國時期的郭威(後周太祖)生前崇尚節儉，仁愛百姓。
他在臨終前還囑其養子柴榮(後周世宗)為他“紙衣瓦棺”薄葬，《舊五代史·周書·太祖記》載:“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陵寝無須用石柱，費人工，隻以磚代之。
用瓦棺紙衣。不要守陵宮人，也不得用石人石獸，隻立一石記之。
镌字雲:“大周天子臨晏駕與嗣帝約，緣平生好儉素，隻令著瓦棺紙衣葬。若違此言，陰靈不相助。”
嵩陵内是否真的用瓦棺紙衣，不得而知，但陵前确無石人石獸等物。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新鄭縣志》記載:嵩陵前舊有石碑一通，上刻“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
在郭威的家鄉郭園村一帶，至今還流傳着“葬之失禮，入土為安，後周遺風，紙衣瓦棺”的薄葬美談。
宋史記載了方士(後稱道士)甄栖真去世時，穿紙衣的情形，《宋史·方技傳下·甄栖真》載:“室成(注:即甄栖真，方士)，不食一月，與平民所知紙叙别，以十二月二日衣衣卧磚塌卒。”
元朝少數民族中也有“紙衣瓦棺”的葬禮。《元史·列傳第十·塔本》載:“塔本，伊吾廬人。
人以其好揚人善，稱之曰揚公，類卯立春日，宴群僚，歸而疾作，遂卒，是夕星隕，隐隐有聲。遺命葬以紙衣瓦棺，贈推誠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營國公，溢忠武。”
除了古代文獻記載，紙衣也有考古實物證據在山西稷山縣“五女墳”發現的元墓中出土了殉葬的紙衣、紙履。
紙衣用于日常服裝
服裝最基本的功能是遮羞，此外還有防風寒保溫等作用，這些都是紙衣的實用性所在。紙衣作為紙制品，相對紡織品服裝而言具有價格低廉的經濟性特點。
再考察中國古代的曆史背景，就不難了解當時的人們為何會“以紙為衣”
顯然棉花成為大衆衣服的基本原料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棉花的種植普及。
那麼在大陸古代棉花大面積種植以前人們可曾想過，那時的人們拿什麼做衣服呢?
農史學家遊修齡教授認為，:唐以前，全國人口不是很多，最高時的漢代曾達六千萬，三國南北朝都減少到四千萬以下，至唐初才恢複到六千萬。
曆代王朝都大力種植桑麻，是以人口對衣着的壓力不是很大;元以後至明清，雖然人口大為增加，因為有了棉花，衣着的壓力也就為之緩和。
唯有唐宋兩朝的六百年間，長江流域的人口明顯大增，農田墾辟努力發展，主要用來解決糧食問題，衣着的問題就顯得較為緊張。
恰好在這個時期正是中國造紙技術大發展的時期，造紙原料的來源豐富，加工的技術、紙張的種類等，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創新。
在紙張生産大有發展的情況下，紙張除了用于印刷書冊、佛經，繪畫、文書、糊窗、糊壁等用途之外，一些缺衣少被的人，自然想到利用紙張來做紙衣、紙襖、紙被，以資禦寒。
梳理古籍史料，現代人不免會驚訝地發現，穿紙衣在曆史上的一個時期内乃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這段曆史時期主要是唐代末期和宋代。
穿紙衣的各類人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二十二。唐紀三十八》記載:“回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
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境，所過房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回悉置所掠寶貨于河陽，留其将安恪守之。”
北宋王辟之在《混水燕談錄·卷九·雜錄》中記載:“熙甯八年，淮西大饑，人相食，朝廷遣近臣安撫，同監司赈濟。
而措置乖戾不能副朝廷愛養元元之意，安撫先檄郡縣，以厚樸燒豆腐，開饑民胃口，提刑司督諸郡多造紙襖為衣，而又得稻田居之，安撫可無慮矣，聞者大慚，朝廷知之，重行降黜。”
上文述及的紙襖是紙制的有襯裡的上衣，此外下文提到的“紙裘”與紙襖相仿都是為了加強禦寒效果而特意加厚的紙衣。
唐代殷堯藩《贈惟俨師》詩雲:“雲鎖木矗聊息影，雪香紙襖不生塵。宋代曾髓《集仙傳》:“，王先生隐王屋山，，常衣紙襖，人呼王紙襖，。”
元代張可久《醉太平·山中小隐》曲:“裹白雲紙襖，挂翠竹麻僚，一壺村酒話漁樵，望蓬萊嫖缈。”
南宋詩人、詩論家劉克莊在《後村詩，話續集卷一》中引徐斯遠絕句:紙衣竹兒一蒲團，閉戶燃其自屈盤，誦徹《離騷》二十五，不知月落夜深寒。
詞人将自己身穿紙衣，閉戶燃其取暖的情景描繪得栩栩如生，難怪南宋理學家葉适(葉水心)稱徐斯遠“有凍餓自守之樂”
南宋陸遊在《劍南集·卷四八。雨寒戲作》一詩裡也說：掃園收椰葉，接地骁博爐，幸有蔡烹粥，何慚紙作糯。
糯就是短衣，陸遊的“何慚紙為糯”也許并非不在乎，而是自嘲而已吧，紙衣畢竟廉價之物與文人學士身份不符，恐被以貌取人之人恥笑。
與其他文人學士不同，元代的王卻一掃草紙衣的寒酸之氣，對紙衣大加贊賞，《阮郎歸，詠紙衣》：蔡倫助造阮郎歸，於身顯紙衣。
新鮮潔淨世間稀。隔塵勞是非，瓊表瑩，玉光輝，霜風力轉微，寒威戰退達天機，白雲自在飛。
饑寒交迫的貧民百姓穿紙衣實屬無奈，而令人所思匪夷的是士兵當中竟也有穿紙衣的。
《宋史卷。卷一九四·兵八》記載，當士兵中“有衣紙而甲者”時，王安石慨歎為“極窘”之象，還指出“此最為大憂”。
所雲“大憂”想必是士兵的軍服尚且如此“寒酸”，軍隊的戰鬥力就更令人堪憂了。
南宋洪邁《容齋三筆·卷六》載:“周日章，信州永豐人。操行介潔，為邑人所敬，開門授徒，僅有以自給，非其義一毫不取。
家至貧，常終日絕食，鄰裡或以薄少緻饋。時時不繼，甯與妻子忍餓，卒不以求人，隆寒披紙裘，客有就訪，亦欣然延納，望其容貌，聽其論議，莫不聳然。
縣尉謝生遺以襲衣，曰:先生未嘗有求，吾自欲緻其勤勤耳，受之無傷也，日章笑答曰:“一衣與萬鐘等耳，倘無名受之，是不辨禮義也，卒辭之，汪聖錫亦知其賢，以為近于古之所謂獨行者。”
再如《宋史-卷四八三·李觀象傳》記載周行逢為人冷酷殘忍，而李觀象擔任其書記時，“懼及禍，清苦自勵，以求知遇，帳韓、寝衣悉以紙為之。”
可見李觀象是想通過“以紙為之”來表現，自己的清廉形象。
生産紙衣的原料及制作技術
宋代蘇易簡《文房四譜·卷四·紙譜》提出的紙衣制造方法是:“亦嘗聞造紙衣法，每一百幅用胡桃、乳香各一兩煮之。
不爾，蒸之亦妙，如蒸之，即恒酒乳香水，令熱熟陰乾，用箭幹橫卷而順蹙之，近士大夫征行亦有衣之，蓋利其拒風于凝之際焉。”
所謂“用箭幹橫卷而順暨之”，意即用擠壓的辦法使紙起皺，皺褶多，便可以分散應力，避免撕裂。
《佛祖統紀·卷四十四》記載:“以弱等地下球莖類洗淨煮熟，冷至适度，去皮，搗之成糊，粘纏厚紙成衣，并塗柿澀，曬幹後以手揉之使軟。
着之露宿一夜，則柿澀之臭氣可盡除，質地強韌，足以擋雨露風寒，輕而便利，所費亦少，古時着用者多。
大陸古代紙衣的精良品質可見一斑，紙衣的原料一般由較厚而堅的堵皮紙縫制而成，或染色或本色。
将其揉皺，相當耐穿，穿紙衣還可防風寒，而且透氣性好。宋以後更為普及。
南韓首爾啟星博物館藏的20世紀中期紙衣以紙繩編成的夏服，寬93cm，高53cm，這算是制作紙衣的“編織法”吧。
結語
可見，紙衣因其遮體、避寒保暖的實用性能和精良的品質而得以廣泛應用是唐宋曆史條件下的一種社會現象。
在當時解決了相當多的尤其是生活尚不富庶的人們的穿衣問題，是大陸造紙業對人類的又一重大貢獻，必将繼續彪炳史冊，也充分反映出當時大陸古代手工造紙業的發展水準。
恰如一位知名文化人士所指出的那樣:“顯然，在曆史上.紙張并不僅僅扮演了“書寫的載體”這個單一角色。
是以有必要如西方的玻璃史研究那樣，對于中國曆史上紙業制造的規模、性質、地位進行更加全面的追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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