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縣城西的大渡河面上，有一座名為泸定橋的鐵索橋。它的橋身由13根碗口粗的鐵鍊組成，其中底鍊9根，扶手4根，每根鐵鍊由862至997個由熟鐵手工打造的鐵環相扣，底鍊上滿鋪木闆，扶手與底鍊之間用小鐵鍊相連接配接，成為一個整體，曾是四川内地通往康藏高原的重要通道。
距離這座鐵索橋不遠，有一座紅軍飛奪泸定橋紀念碑公園。公園的門口，矗立着 22 根花崗岩石柱。這22根花崗岩石柱，分别代表着八十多年前紅軍長征時飛奪泸定橋的22 位奪橋勇士。令人奇怪的是，隻有 5 根石柱上刻有奪橋勇士的姓名，剩餘17位勇士是誰？他們後來怎樣了呢？
一、
1935年5月初，紅軍強渡金沙江後，來到了大渡河邊的安順場。
七十二年前，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就是在這裡準備強渡大渡河時，因河水暴漲強渡失敗，導緻全軍覆沒。蔣介石是以得意地說：“一定要讓共産黨做石達開第二！”
大渡河水流湍急，幾萬紅軍如果隻靠幾條找到的小船渡河，顯然是不可能的。要想迅速渡過大渡河，必須拿下泸定橋。
5月28日，中央軍委電令紅四團，要求紅四團三天内從安順場趕到泸定橋邊，“用最高速度的行軍力和堅決機動的手段，去完成這一光榮偉大的任務。”
安順場至泸定橋全程160公裡，要想在三天内趕到并奪下泸定橋，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接到指令後，紅四團在王開湘團長與楊成武政委的率領下，立即冒着大雨，高呼着“急奔泸定橋，拿下160公裡”的口号，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橋一路狂奔。
28日深夜，正當紅四團在黑夜中急行軍時，突然發現河對岸出現了一條火龍。原來這是敵人增援泸定橋部隊。敵我雙方向着同一個目标隔河并行，這就要看誰的動作快，誰的意志力頑強了。
對面的敵人也發現了紅四團，不斷地朝紅四團喊道：“你們是啥子部隊？”楊成武靈機一動，讓司号員吹起敵人的軍号，敵人以為紅四團也是去增援泸定橋的“自己人”，便沒有繼續盤問。他們哪裡會想到，他們大隔河并行的，就是他們日夜夢想着要消滅的紅軍？
29日淩晨，紅軍創造了一天一夜内急行軍240華裡到達泸定橋的奇迹，猶如天降奇兵一般出現在泸定橋西頭，并迅速在橋西頭建構了陣地。
天漸漸亮了，紅軍這才看清楚了眼前的泸定橋，心中不禁暗暗吃驚。原來這座橋是鐵索做成的，每條鐵索都有碗口般粗，兩邊有鐵索的扶手欄杆，平時行人便從鋪了闆子的鐵索上過河。但現在橋闆被敵人抽走了，隻剩下幾根光秃秃的鐵索。敵人在橋對面建構了陣地，将所有機關槍都集中在橋頭，發現紅軍後，一些敵軍還耀武揚威地叫道：“共軍你們有本事就過來呀，有本事飛過來呀！”
二、
為了趕在敵人增援部隊到達前拿下泸定橋，紅四團立即召開幹部會，确定了奪橋方案：由兩個營組成嚴密的火網掩護，防止兩側增援之敵，以突擊隊為先鋒，其餘的部隊分成3個梯隊，正面突擊！
聽說要組織奪橋突擊隊，參會的各位營長和連長想把這項艱巨的任務搶到自己手上。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從二連抽調21名共産黨員和積極分子，加上從三連的支部書記劉金山共22人組成突擊隊，由二連長廖大珠擔任突擊隊隊長。
被指定為突擊隊長後，二連長廖大珠沖着劉團長和楊政委莊重地敬了一個軍禮：“我們一定不辜負首長的期望，保證拿下泸定橋！”
下午4時，随着10名司号員組成的司号隊吹響沖鋒号，總攻開始了。霎時間，我軍所有的武器一齊向對岸開火，喊殺之聲充斥雲霄。22名經過精選的突擊隊員，手持沖鋒槍，背插馬刀，腰纏手榴彈，冒着對岸射來的槍彈，踩着搖晃的鐵索，向敵人沖了過去。
眼見紅軍的突擊隊越來越近，敵人連忙将堆在橋西頭的那些橋闆上澆上煤油，放上了一把火，想用這熊熊烈焰，阻擋住突擊隊前進的腳步。
正在這時，突擊隊長廖大珠突然一躍而起，口中大喊“同志們沖啊！”，躍身沖進了火海。其他突擊隊員見狀，也紛紛沖了過去，很快便沖到了對面敵人的橋頭陣地。大家掄起大刀，沖着敵人一頓猛砍，敵人一個接一個的倒下去，剩餘的紛紛扔下槍掉頭就跑。
見突擊隊成功沖到了對岸，三連長王友才也率領三連趁機挾着木闆鋪在鐵索上，之後加入了沖鋒的隊伍。
當明月升上天空時，紅四團終于占領了泸定城。經過清點，突擊隊的22名英雄中，有4名勇士不幸犧牲，其餘18人都安然無恙。隻不過遺憾的是，由于當時特殊的戰争環境，飛奪泸定橋的22位勇士中，除了劉金山、李友林等少數勇士之外，很多人的名字沒有儲存下來。
三、
劉金山小名劉伢子，1908年出生于江西省贛州市贛縣區田村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30年1月參加紅軍，1931年入黨，1934年10月随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是紅四團三連的黨支部書記。
飛奪泸定橋時，紅四團選中的突擊隊，基本都是二連的幹部戰士。但身在三連的劉金山找到楊成武政委，強烈要求參加戰鬥。楊政委考慮到他是三連黨支部書記，又有豐富戰鬥經驗，最終同意了他的請求，任命他為突擊隊指導員，成了突擊隊中唯一一個不是來自二連的勇士。
奪橋的戰鬥打響後，劉金山和其他勇士一樣，全身挂滿手榴彈，腰間别上大刀，冒着敵人的槍林彈雨，抓住搖搖晃晃的鐵索匍匐前進。敵人的子彈不斷打在他身邊的鐵索上，火光四濺，但勇士們毫不畏懼，仍奮力向前爬去。
當勇士們快爬到橋頭時，敵人将煤油澆到堆在橋頭的橋闆上，瞬間火光沖天，濃煙滾滾，鐵索也被大火燒得通紅滾燙。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身為突擊隊指導員的劉金山第一個站起身來，率領突擊隊的勇士們揮舞着大刀沖向火海，朝着橋頭的敵人沖去。
戰鬥結束後，劉金山這才感到身上傳來的陣陣鑽心疼痛。衛生員檢查後發現，他身上很多皮膚都被燙焦了，全身上下幾乎血肉模糊。戰後，劉金山等18位幸存的勇士都得到了中革軍委表彰，每人還得到一套寫着“中革軍委獎”的列甯服、一支鋼筆、一本日記本、一個搪瓷碗和一雙筷子的獎勵。
随主力紅軍到達陝北後，劉金山一直呆在部隊，參加了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在抗日戰争中，已升任營長的他率領部隊多次與日軍血戰，立下了赫赫功勳。
在一次與日軍戰鬥中，劉金山率領全營，與日軍展開了白刃戰。戰鬥中，他被三個敵人團團圍住，但他絲毫不懼，用刺刀接連刺死了兩個日軍，但手中的槍卻被最後一個日軍挑落在地，肚皮也被敵人的刺刀劃開，腸子随着噴湧的鮮血一齊流出。劉金山一聲大吼，側身撿起一塊石頭，便朝日軍砸去，正中日軍的腦門，當場将這名日軍砸死，他自己也因流血過多而昏倒在地。
戰鬥後結，劉金山被戰友救起，送到戰地醫院搶救。由于條件有限，他的傷口化膿，高燒不退，醫生都認為他沒救了。恰好白求恩帶着醫療隊來到戰地醫院，在白求恩的親自治療下，終于把他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兩個月後，劉金山康複出院，又回到部隊繼續戰鬥。
新中國成立後，劉金山于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之後轉業到地方工作。在地方上，他從不提起自己過去的功勞，也沒向人提起過自己就是飛奪泸定橋勇士之一，更沒有向組織開口要過待遇。八十年代他以軍級幹部的待遇離休後，仍然都保持勤儉節約、艱苦奮鬥的作風，很多人都不敢相信，這個像農民一樣的老頭，居然是一名軍級幹部。
1999年9月，劉金山在蘇州因病去世，享年91歲。
四、
除了劉金山之外，李友林也是最先确定的奪橋22名勇士中的一員。
李友林出生于1914年，是江西瑞金人，1931年5月參加紅軍，1932年5月加入中國共産黨，長征時在紅四團二連擔任副連長。
據李友林回憶，當時想參加突擊隊的戰友很多，是以挑選突擊隊員的标準也很嚴格，必須是幹部或者黨員，或者是立過功的戰鬥英雄。作為一名黨員，又是副連長，李友林幸運地被挑選上，成為22名勇士之一。
1939年2月，中央社會部在延安成立後，李友林被調入中央社會部，擔負起延安的鋤奸肅特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後，中共東北局借用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簽訂的《關于大連之協定》有關内容，以大連港的行政權屬于中國為理由，向蘇聯提出設立專門港務公安機關全面接管大連港行政治安權的港口方案，目的是從蘇聯人手中全面接管大連這一戰略要地。
1946年1月初，大連市公安總局港務分局正式成立，接管大連港的一切行政治安警備事宜。李友林也就在此時從東北民主聯軍調任大連公安總局港務分局任局長。
解放戰争爆發後，大連成為國共兩黨争奪的焦點。李友林上司的大連公安總局港務分局在黨的上司下，與敵人展開了反封鎖、反派遣、反破壞、反情報鬥争，牢牢地控制了港口交通要道，有效遏制了水上敵對勢力的破壞活動，鞏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權，為支援全國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1958年10月，李友林服從組織安排，來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擔任原子能系總支書記，直至1982年離休。
在中科大，許多與他共事多年的同志都不知道身邊的這位書記，就是當年飛奪泸定橋的勇士之一。直到他去世後，組織部門在追悼會上介紹他的生平時，大家才知道他的這些英雄事迹。
由于特殊的曆史原因，當年飛奪泸定橋的 22 名勇士中，隻有少數勇士留下了姓名，留下照片的更是屈指可數。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巨大的遺憾。
五、
1986年，泸定縣舉辦了一場紀念長征勝利50周年的活動。作為當年紅四團的政委，年過八旬的楊成武将軍，也接受了當地政府的邀請，再次踏上這座灑下将軍和二十二位戰友鮮血的故地。
站在泸定橋邊，楊成武将軍仿佛又回到了當年那個充滿硝煙和火焰的戰場。他的眼眶濕潤了，嘴裡喃喃地說道：“二十二個戰友，你們都在何方，過得都好嗎？”
當時有關部門隻找尋到廖大珠、王海雲、李友林、劉金山和劉梓華等五名勇士的姓名和生平史料，是以飛奪泸定橋紀念碑公園門口矗立的 22 根花崗岩石柱上，隻有 5 根石柱上刻着他們的姓名。
楊成武發出的感慨聲，讓陪同在他身邊的泸定縣時任人大常委會主任王永模的心裡，久久不能平靜。他決心一定要找到這些勇士的姓名，一是告慰勇士的在天英靈，二是弘揚長征精神，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的勝利得來有多麼的不易！
想到這裡，王永模便問楊成武将軍，還記得哪些當年參加過飛奪泸定橋的勇士？楊成武回答說：“我記得有一個貴州的小戰士，大約隻有十六七歲，眼睛特别大，從小跟着父親在深山密林中采藥，攀岩涉水起來特别快。在泸定橋的戰鬥中，他一直沖鋒在前，立了大功。因為他入伍時沒有名字，戰友們就給他起了個名字叫“雲貴川”。”
楊成武走後，王永模便開始了他的尋找勇士的行動。很快，他便在上海和南昌兩地，找到了當年的兩名勇士——機槍手趙長發、戰士楊田銘。
說起找到楊田銘的經過，還頗有一些意外。1990年，楊田銘的女兒楊黨燕和楊繼紅來到泸定旅遊，得知當地正在尋找當年的22位勇士後，給王永模打來電話說：“我父親楊田銘是飛奪泸定橋 22 勇士中活下來的 18 勇士之一！”
得知這個消息後，王永模喜出望外，立即找到楊黨燕姐妹，并同兩人來到楊田銘生前居住的南昌市，終于在江西省圖書館找到了有關楊田銘的資料，包括楊田銘在 1961 年 5 月 21 日發表在江西日報上的回憶文章《飛奪泸定橋》等史料。
楊田銘是江西鉛山人，1933年入黨，長征時是紅一軍團2師4團1營2連的戰士，1963年在上海去世。
楊田銘在回憶錄中還提到，當年和他一起參加奪橋戰鬥的，還有一位名叫趙長發的戰友。
根據這條線索，王永模又順藤摸瓜，查找到了趙長發的生平資料。趙長發是江西南康人，時任紅一軍團2師4團1營2連機槍手，在過草地時不幸犧牲。
雖然找到了兩位勇士，但楊成武提到的那位“雲貴川”，又在哪裡呢？
六、
之後的數年中，王永模多次來到貴州、陝西和甘肅等地，尋找那位“雲貴川”的下落。功夫不負苦心人，在陝西一家療養院裡，他找到了一位離休的老紅軍，并從這位老紅軍的口中，知道了一些有關“雲貴川”的資料。
據這位老紅軍回憶，在奪取泸定橋後，“雲貴川”又随紅四團參加了1935年9月16日攻打臘子口的戰鬥。
由于臘子口地勢陡峭，紅4團準備派人迂回到峭壁背後，對敵人來個前後夾擊。可臘子口的峭壁幾近垂直，很難攀爬，誰能爬得上去呢？
正在這裡，“雲貴川”自告奮勇地站了出來，說自己在家鄉上山采藥時，這樣的絕壁也不知攀爬過多少，根本沒有問題。
“雲貴川”先是讓戰友們取下綁腿，将它們連結成一條長繩綁在腰上，再自制了一根一頭帶鐵鈎的竹竿，用竹竿勾住峭壁的縫隙，朝絕壁上爬去。隻見他上蹿下跳，靈活得像隻猴子，很快便爬上了山頂，将長繩放了下來。戰友們抓着長繩，也順利地攀了上去。在紅軍的前後夾擊下，很快便攻占了臘子口，為北上打開了門戶。
據這位老紅軍回憶，雖然紅軍取得了臘子口之戰的勝利，但這一仗之後，戰友們再也沒見過“雲貴川”，這位小英雄極有可能是在戰鬥中犧牲了。遺憾的是，由于事隔多年，這位老紅軍根本就想不起“雲貴川”的真名，甚至連他是哪個民族都記不起來了。
經過多年的努力，王永模又查到了部分勇士的姓名，他們是：魏小三、劉大貴、王洪山和李富仁。其他的勇士，目前仍然沒能找到他們的姓名。但王永模相信，不管最終能不能找到他們的名字，他們的精神都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