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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名战士飞夺泸定桥,4人牺牲18人失踪,他们都去了什么地方?

作者:别惹我我不好惹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城西的大渡河面上,有一座名为泸定桥的铁索桥。它的桥身由13根碗口粗的铁链组成,其中底链9根,扶手4根,每根铁链由862至997个由熟铁手工打造的铁环相扣,底链上满铺木板,扶手与底链之间用小铁链相连接,成为一个整体,曾是四川内地通往康藏高原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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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这座铁索桥不远,有一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公园。公园的门口,矗立着 22 根花岗岩石柱。这22根花岗岩石柱,分别代表着八十多年前红军长征时飞夺泸定桥的22 位夺桥勇士。令人奇怪的是,只有 5 根石柱上刻有夺桥勇士的姓名,剩余17位勇士是谁?他们后来怎样了呢?

一、

1935年5月初,红军强渡金沙江后,来到了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七十二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就是在这里准备强渡大渡河时,因河水暴涨强渡失败,导致全军覆没。蒋介石因此得意地说:“一定要让共产党做石达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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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河水流湍急,几万红军如果只靠几条找到的小船渡河,显然是不可能的。要想迅速渡过大渡河,必须拿下泸定桥。

5月28日,中央军委电令红四团,要求红四团三天内从安顺场赶到泸定桥边,“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

安顺场至泸定桥全程160公里,要想在三天内赶到并夺下泸定桥,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接到命令后,红四团在王开湘团长与杨成武政委的率领下,立即冒着大雨,高呼着“急奔泸定桥,拿下160公里”的口号,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一路狂奔。

28日深夜,正当红四团在黑夜中急行军时,突然发现河对岸出现了一条火龙。原来这是敌人增援泸定桥部队。敌我双方向着同一个目标隔河并行,这就要看谁的动作快,谁的意志力顽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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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的敌人也发现了红四团,不断地朝红四团喊道:“你们是啥子部队?”杨成武灵机一动,让司号员吹起敌人的军号,敌人以为红四团也是去增援泸定桥的“自己人”,便没有继续盘问。他们哪里会想到,他们大隔河并行的,就是他们日夜梦想着要消灭的红军?

29日凌晨,红军创造了一天一夜内急行军240华里到达泸定桥的奇迹,犹如天降奇兵一般出现在泸定桥西头,并迅速在桥西头构建了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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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渐渐亮了,红军这才看清楚了眼前的泸定桥,心中不禁暗暗吃惊。原来这座桥是铁索做成的,每条铁索都有碗口般粗,两边有铁索的扶手栏杆,平时行人便从铺了板子的铁索上过河。但现在桥板被敌人抽走了,只剩下几根光秃秃的铁索。敌人在桥对面构建了阵地,将所有机关枪都集中在桥头,发现红军后,一些敌军还耀武扬威地叫道:“共军你们有本事就过来呀,有本事飞过来呀!”

二、

为了赶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前拿下泸定桥,红四团立即召开干部会,确定了夺桥方案:由两个营组成严密的火网掩护,防止两侧增援之敌,以突击队为先锋,其余的部队分成3个梯队,正面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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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要组织夺桥突击队,参会的各位营长和连长想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抢到自己手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从二连抽调21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加上从三连的支部书记刘金山共22人组成突击队,由二连长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队长。

被指定为突击队长后,二连长廖大珠冲着刘团长和杨政委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我们一定不辜负首长的期望,保证拿下泸定桥!”

下午4时,随着10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吹响冲锋号,总攻开始了。霎时间,我军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喊杀之声充斥云霄。22名经过精选的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踩着摇晃的铁索,向敌人冲了过去。

眼见红军的突击队越来越近,敌人连忙将堆在桥西头的那些桥板上浇上煤油,放上了一把火,想用这熊熊烈焰,阻挡住突击队前进的脚步。

正在这时,突击队长廖大珠突然一跃而起,口中大喊“同志们冲啊!”,跃身冲进了火海。其他突击队员见状,也纷纷冲了过去,很快便冲到了对面敌人的桥头阵地。大家抡起大刀,冲着敌人一顿猛砍,敌人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去,剩余的纷纷扔下枪掉头就跑。

见突击队成功冲到了对岸,三连长王友才也率领三连趁机挟着木板铺在铁索上,之后加入了冲锋的队伍。

当明月升上天空时,红四团终于占领了泸定城。经过清点,突击队的22名英雄中,有4名勇士不幸牺牲,其余18人都安然无恙。只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士中,除了刘金山、李友林等少数勇士之外,很多人的名字没有保存下来。

三、

刘金山小名刘伢子,1908年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田村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1月参加红军,1931年入党,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是红四团三连的党支部书记。

飞夺泸定桥时,红四团选中的突击队,基本都是二连的干部战士。但身在三连的刘金山找到杨成武政委,强烈要求参加战斗。杨政委考虑到他是三连党支部书记,又有丰富战斗经验,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突击队指导员,成了突击队中唯一一个不是来自二连的勇士。

夺桥的战斗打响后,刘金山和其他勇士一样,全身挂满手榴弹,腰间别上大刀,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抓住摇摇晃晃的铁索匍匐前进。敌人的子弹不断打在他身边的铁索上,火光四溅,但勇士们毫不畏惧,仍奋力向前爬去。

当勇士们快爬到桥头时,敌人将煤油浇到堆在桥头的桥板上,瞬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铁索也被大火烧得通红滚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为突击队指导员的刘金山第一个站起身来,率领突击队的勇士们挥舞着大刀冲向火海,朝着桥头的敌人冲去。

战斗结束后,刘金山这才感到身上传来的阵阵钻心疼痛。卫生员检查后发现,他身上很多皮肤都被烫焦了,全身上下几乎血肉模糊。战后,刘金山等18位幸存的勇士都得到了中革军委表彰,每人还得到一套写着“中革军委奖”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本日记本、一个搪瓷碗和一双筷子的奖励。

随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后,刘金山一直呆在部队,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已升任营长的他率领部队多次与日军血战,立下了赫赫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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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与日军战斗中,刘金山率领全营,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战斗中,他被三个敌人团团围住,但他丝毫不惧,用刺刀接连刺死了两个日军,但手中的枪却被最后一个日军挑落在地,肚皮也被敌人的刺刀划开,肠子随着喷涌的鲜血一齐流出。刘金山一声大吼,侧身捡起一块石头,便朝日军砸去,正中日军的脑门,当场将这名日军砸死,他自己也因流血过多而昏倒在地。

战斗后结,刘金山被战友救起,送到战地医院抢救。由于条件有限,他的伤口化脓,高烧不退,医生都认为他没救了。恰好白求恩带着医疗队来到战地医院,在白求恩的亲自治疗下,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两个月后,刘金山康复出院,又回到部队继续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刘金山于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之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在地方上,他从不提起自己过去的功劳,也没向人提起过自己就是飞夺泸定桥勇士之一,更没有向组织开口要过待遇。八十年代他以军级干部的待遇离休后,仍然都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个像农民一样的老头,居然是一名军级干部。

1999年9月,刘金山在苏州因病去世,享年91岁。

四、

除了刘金山之外,李友林也是最先确定的夺桥22名勇士中的一员。

李友林出生于1914年,是江西瑞金人,1931年5月参加红军,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在红四团二连担任副连长。

据李友林回忆,当时想参加突击队的战友很多,因此挑选突击队员的标准也很严格,必须是干部或者党员,或者是立过功的战斗英雄。作为一名党员,又是副连长,李友林幸运地被挑选上,成为22名勇士之一。

1939年2月,中央社会部在延安成立后,李友林被调入中央社会部,担负起延安的锄奸肃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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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东北局借用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的《关于大连之协定》有关内容,以大连港的行政权属于中国为理由,向苏联提出设立专门港务公安机关全面接管大连港行政治安权的港口方案,目的是从苏联人手中全面接管大连这一战略要地。

1946年1月初,大连市公安总局港务分局正式成立,接管大连港的一切行政治安警备事宜。李友林也就在此时从东北民主联军调任大连公安总局港务分局任局长。

解放战争爆发后,大连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李友林领导的大连公安总局港务分局在党的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反封锁、反派遣、反破坏、反情报斗争,牢牢地控制了港口交通要道,有效遏制了水上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为支援全国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58年10月,李友林服从组织安排,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担任原子能系总支书记,直至1982年离休。

在中科大,许多与他共事多年的同志都不知道身边的这位书记,就是当年飞夺泸定桥的勇士之一。直到他去世后,组织部门在追悼会上介绍他的生平时,大家才知道他的这些英雄事迹。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年飞夺泸定桥的 22 名勇士中,只有少数勇士留下了姓名,留下照片的更是屈指可数。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五、

1986年,泸定县举办了一场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的活动。作为当年红四团的政委,年过八旬的杨成武将军,也接受了当地政府的邀请,再次踏上这座洒下将军和二十二位战友鲜血的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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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泸定桥边,杨成武将军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充满硝烟和火焰的战场。他的眼眶湿润了,嘴里喃喃地说道:“二十二个战友,你们都在何方,过得都好吗?”

当时有关部门只找寻到廖大珠、王海云、李友林、刘金山和刘梓华等五名勇士的姓名和生平史料,因此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公园门口矗立的 22 根花岗岩石柱上,只有 5 根石柱上刻着他们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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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武发出的感慨声,让陪同在他身边的泸定县时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永模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些勇士的姓名,一是告慰勇士的在天英灵,二是弘扬长征精神,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胜利得来有多么的不易!

想到这里,王永模便问杨成武将军,还记得哪些当年参加过飞夺泸定桥的勇士?杨成武回答说:“我记得有一个贵州的小战士,大约只有十六七岁,眼睛特别大,从小跟着父亲在深山密林中采药,攀岩涉水起来特别快。在泸定桥的战斗中,他一直冲锋在前,立了大功。因为他入伍时没有名字,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云贵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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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武走后,王永模便开始了他的寻找勇士的行动。很快,他便在上海和南昌两地,找到了当年的两名勇士——机枪手赵长发、战士杨田铭。

说起找到杨田铭的经过,还颇有一些意外。1990年,杨田铭的女儿杨党燕和杨继红来到泸定旅游,得知当地正在寻找当年的22位勇士后,给王永模打来电话说:“我父亲杨田铭是飞夺泸定桥 22 勇士中活下来的 18 勇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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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这个消息后,王永模喜出望外,立即找到杨党燕姐妹,并同两人来到杨田铭生前居住的南昌市,终于在江西省图书馆找到了有关杨田铭的资料,包括杨田铭在 1961 年 5 月 21 日发表在江西日报上的回忆文章《飞夺泸定桥》等史料。

杨田铭是江西铅山人,1933年入党,长征时是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的战士,1963年在上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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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田铭在回忆录中还提到,当年和他一起参加夺桥战斗的,还有一位名叫赵长发的战友。

根据这条线索,王永模又顺藤摸瓜,查找到了赵长发的生平资料。赵长发是江西南康人,时任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机枪手,在过草地时不幸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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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找到了两位勇士,但杨成武提到的那位“云贵川”,又在哪里呢?

六、

之后的数年中,王永模多次来到贵州、陕西和甘肃等地,寻找那位“云贵川”的下落。功夫不负苦心人,在陕西一家疗养院里,他找到了一位离休的老红军,并从这位老红军的口中,知道了一些有关“云贵川”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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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位老红军回忆,在夺取泸定桥后,“云贵川”又随红四团参加了1935年9月16日攻打腊子口的战斗。

由于腊子口地势陡峭,红4团准备派人迂回到峭壁背后,对敌人来个前后夹击。可腊子口的峭壁几近垂直,很难攀爬,谁能爬得上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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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里,“云贵川”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说自己在家乡上山采药时,这样的绝壁也不知攀爬过多少,根本没有问题。

“云贵川”先是让战友们取下绑腿,将它们连结成一条长绳绑在腰上,再自制了一根一头带铁钩的竹竿,用竹竿勾住峭壁的缝隙,朝绝壁上爬去。只见他上蹿下跳,灵活得像只猴子,很快便爬上了山顶,将长绳放了下来。战友们抓着长绳,也顺利地攀了上去。在红军的前后夹击下,很快便攻占了腊子口,为北上打开了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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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位老红军回忆,虽然红军取得了腊子口之战的胜利,但这一仗之后,战友们再也没见过“云贵川”,这位小英雄极有可能是在战斗中牺牲了。遗憾的是,由于事隔多年,这位老红军根本就想不起“云贵川”的真名,甚至连他是哪个民族都记不起来了。

经过多年的努力,王永模又查到了部分勇士的姓名,他们是:魏小三、刘大贵、王洪山和李富仁。其他的勇士,目前仍然没能找到他们的姓名。但王永模相信,不管最终能不能找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精神都将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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