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和硯石,這對組合聽起來頗為奇特。一個大文豪,與一塊硯石,能有什麼故事呢?原來,蘇轼和硯石之間,确實有着說不完的緣分。
蘇轼告誡蘇迨，好的硯石匿于深溪溝壑之中，得之不易，應倍加珍重。
蘇轼引用賈逵典故，意在描述硯石得之不易，一定要用它來表彰刻苦好學之人，以此激勉蘇迨勤學。
其實，蘇轼不僅以端硯題銘勸學，其歙硯、洮硯、澄泥硯均有用來贈人勸學的。
而這種用贈硯撰銘的方式來鼓勵學子，這似乎已經成為了蘇家的傳統文化。
端硯唐末五代以來，将詩、銘刻于硯上，以增加硯的玩賞性，已經是十分常見的事情了；入宋以來，以詩為銘，詩、硯一體，漸成常态。
在蘇轼被貶嶺南儋州，途經端州時，目睹硯匠艱難的采石過程，撰有《端硯銘》。
通過描述好的硯石來之不易，是以視端硯為珍品，進而感歎品質如端石一樣的人，何時可以遇到？
《題硯銘》：其色濕潤，其制古樸，何以緻之，石渠秘閣，永宜保之，書香足托。”其實，蘇轼多數硯銘是在日常休閑生活中與友人之間的題詩唱和硯銘，内容風趣雅緻，展現了北宋時期文人世俗生活交友中的雅趣。
如蘇轼為表兄文同題《玉堂硯銘（并叙）》，銘文活潑自然，銘曰：“坡陀彌漫，天闊海淺，巨源之硯。淋漓蕩潏，神沒鬼出，與可之筆。燼南山之松，為煤無馀。涸陵陽之水，維以濡之。
該銘系文同将赴陵州任知縣時，有同年進士孫洙（後成為北宋著名詞人）以玉堂大硯贈之，文同囑托蘇轼寫銘，時孫洙與蘇轼亦好友。
由于玉堂硯大如四磚許，是以蘇轼在銘中戲谑文同之筆神沒鬼出，用墨将燼南山之松，用水将涸陵陽之水，其用意形象誇張，趣味生動，反映了三人之間的真摯情誼。
蘇轼為友人題硯銘也展現出他從品硯到品人的創作方式的轉變。
《故人王頤之端硯》中記載，王頤曾任建州錢監，用自然端石稍稍加磨治成端硯，蘇轼為其題硯銘曰：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真寶石也。
色馬肝指紫端硯顔色，硯銘先描述王頤的硯石品質純正，再詠“其于人也略是”，規誡做人要正直有德。
《王平甫硯銘》：玉德金聲，而寓于斯。中和所薰，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澌。
王平甫為王安石同母弟，蘇轼雖與王安石政見不合，關系時睦時離，但與其弟王平甫卻是惺惺相惜的好友。
硯銘雖寥寥數語，其予安國也至矣，體物入微，由品硯到品人，不露痕迹。
又《題王定國硯銘》二首：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一夫敵，墨以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諸聖賢之域。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雲浮空，漫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王定國即王鞏，北宋詩人、畫家，蘇轼年長王鞏十餘歲，二人關系亦師亦友，蘇轼因烏台詩案被捕，王定國亦受牽連，被貶廣西賓州。
蘇轼硯銘往往因人而異，如前文所述蘇轼傳子之硯，多含訓誡之意，而對有德有賢之尊者、長者之硯，則多頌揚其功業、美德，表現出明顯的尊長傾向。
其《鄧公硯銘（并叙）》即為好友王鞏外祖父張士遜所撰硯銘。張士遜官至宰相，封鄧國公。
王鞏得其外祖鄧公之硯，還向蘇轼求銘。
魏公即魏國文正公王旦，有文采，北宋初年名臣，累官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系王鞏祖父。硯銘實為頌王鞏長輩們之功德。
元祐中，蘇轼又應王鞏之請，為其先父王素作《王仲儀硯銘》：汲、鄭蚤聞，頗、牧晚用。
谏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有，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王素，字仲儀，是王旦的第三個兒子，憑借進士的身份入朝為官，頗有聲望。
銘文用汲黯、鄭當時、廉頗和李牧名臣名将類比，頌贊王素之文治武功。
可見，以頌為銘，蘇轼硯銘有很多這樣的，蘇轼晚年也曾寫過應酬硯銘。
元符三年，蘇轼受到恩赦從儋州渡海北歸，抵達韶州時，曲江縣令陳密非常殷勤的款待他。
陳密，即陳缜。蘇轼為其作《陳公密子石硯銘（并引）：公密躬自采石岩下，獲黃卵，剖之，得紫硯。
銘曰：孰形無情，石亦卵生。黃胞白絡，孕此黝頳。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大意是說，陳密紫石端硯很好，是上天送給他的，會給他家庭帶來祥瑞。
蘇轼是北宋中期文壇的傑出代表，在詩文書畫方面均取得了顯著成就。
其雖宦途坎坷，但性情豁達，不拘于自怨自堕，這使得他在兩宋乃至今天一直是衆多文人雅士心向往之的人物。
是以面對蘇轼遺硯，士人們自然是睹硯思人，文思泉湧，紛紛表達内心的情感。
如北宋文學家趙鼎臣《東坡兄弟應制舉日各攜硯一入對廷中而黃門之硯為其甥文骥所寶好事者往往有詩文以請餘故亦同賦》中寫道:不見東坡老弟昆，文章浩蕩失淵源。眉山當日人何在，曲阜他年履尚存。試想研磨雖有處，欲尋斧鑿見無痕。計功何必慚周鼎，會使詞林百怪奔。
趙鼎臣，字承之，号葦溪翁，元祐六年進士，曾與蘇轼、王安石等人相酬和，有《竹隐畸士集》。
此詩為蘇轼亡故後，趙鼎臣題詠蘇轼端硯詩。
詩中作者将蘇轼與曲阜孔子相提并論，不僅贊歎其文章功業的才華，也抒發了對友人的懷念與惋惜之情，并勸慰士人要有一番作為。
蘇轼三子蘇過因懷念先父，也曾題詠父親端硯，作《先君與叔父試制策各攜一端硯外孫文骥藏其一過藏其一名賢良硯》:其一兩翁出蜀時，不攜一束書。朅來奉大對，昧死排奸谀。谏官與禦史，鉗口慚青蒲。其二翁登鴛台上玉堂，論思獻納在帝旁。居夷渡海不汝置，險阻艱難曾備嘗。
詩題中先君即蘇轼，叔父即蘇轍。
蘇氏兄弟文學成就斐然，但二人在政治仕途上皆因直言敢谏、不屑于攀附權貴，多次被貶，尤以蘇轼為甚。
蘇轼被貶途中，蘇過一直陪伴左右，直到父親一直以來的不容易。
第一首講述先父與叔父冒死谏言；第二首講述蘇轼烏台詩案後被貶海南時，備嘗跋涉渡海、萬裡投荒的艱辛，詩人表達了對先輩高尚人格的欽佩贊美之情。
到了南宋，有文學家周紫芝作《題雪堂大研一首》懷詠蘇轼雪堂大研：河間多書人共知，未見紫岩方玉池。東坡老人上天去，流落人間君得之。寶匣初開眼光眩，相約君家與同看。麝煤霮䨴雲滿天，尺璧堅溫玉微汗。峨眉山高兩蘇出，自是斯文有秦漢。先生著書書滿家，晚得窮愁坐城旦。隻今虿尾人争傳，異時龜趺不須斷。百年榮辱一夢餘，空與高人作奇玩。安得大手揭陽君，為我銘此元賓研。
周紫芝，字小隐，号竹坡居士，安徽宣城人，紹興十二年（1142）進士，因谀頌秦桧父子，為人诟病，但其詩詞俱佳，尤推崇梅堯臣和蘇轼。
此詩講述了詩人的好友收藏蘇轼雪堂硯，面對良硯，詩人聯想到了蘇轼的文采橫溢、仕途坎坷，反映了詩人對其才華和人品的傾慕。
蘇轼散文《雪堂記》記載，雪堂硯為蘇轼谪居黃州時所用，雪堂是其會客室名，因在下雪天落成，故名雪堂。
雪堂硯為抄手式端硯，質地細膩。
硯堂久用成凹，硯底篆刻雪堂二字，硯左右兩側刻有紀事銘文，銘曰：元佑六年十月二十日，餘自金陵歸蜀道中，見漁者攜一硯售人，餘異而詢之，得于海濱，餘以五百缗置之，石質溫潤可愛，付邁以為書室之助。”銘文記述了購買此硯的經過。
到了清代，出現了大量的題蘇轼硯銘，僅乾隆皇帝就有6首關于蘇轼使用過的端硯的題銘，分别為《題宋蘇轼龍珠硯》《題宋蘇轼東井硯》《題宋蘇轼結繩硯》《題宋蘇轼從星硯》《題宋蘇轼石渠硯銘》。
這些硯銘與乾隆藏硯并編纂《欽定西清硯譜》有關。
乾隆時期，乾清宮内府藏硯頗多，他曾擔心：久陳之東西暖閣，因思物每系地博散置多年，不有以荟萃記，或緻遺佚失傳為可惜也。
于是，命廷臣于敏中等人收集内府所藏古硯精品240方，于乾隆四十三年（1877）編纂成《欽定西清硯譜》。
《欽定西清硯譜》詳細繪載了蘇轼曾使用過龍珠硯、東井硯、結繩硯、從星硯、石渠硯。譜既成，欲命于敏中拟四六引言，以行之，既思題句銘辭皆自作，且六日而成四十首。
由此可知，《欽定西清硯譜》中記載的硯均镌刻有乾隆皇帝禦題硯銘，其中有多首關于蘇轼的硯銘這些硯銘或以硯紀事或品評鑒賞，昭示後人。
如乾隆在蘇轼東井硯下方側壁刻楷書題銘一首：井者，清也。可用汲，慎王明也。
井者，養也，老安少懷，聖言仰也，如子瞻者，雖不能行其志于時，東井銘硯，足睾思也，吾恐明于古而昧于今，将為人所嗤也。
銘文憐惜蘇轼雖然有才有德,但是沒有賢明的君主賞識，是以乾隆才會用硯銘自鑒，要登用賢才。
蘇轼以其天縱之才，成為華夏文化乃至東方文化的圖騰式人物，也是對後世具有深遠影響的硯史名家。
中國古代曆史上愛硯名士數不勝數，惟有蘇轼享有東坡玩硯之盛名，可見其在硯史上的特殊地位。
蘇轼一生與端硯有着較多的聯系，《蘇東坡全集》中所收錄的多達四十餘首硯銘顯示，蘇轼不僅嗜愛端硯，還熱衷于收藏古人端硯。
蘇轼使用和收藏端硯偏重其實用價值，石質優良溫潤，形制古雅大方，這對當今制硯和藏硯流于形式藝術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其撰寫的大量涉硯詩文、銘文，是蘇轼在日常生活中與親朋好友之間的題詩唱和與規誡頌雅，對好友題贈硯銘多為記事詠志，對子輩後學題贈硯銘則規誡勉勵，而對于德高望重之長輩則多頌揚溢美。
且由于蘇轼坎坷的仕途、輝煌的文學藝術成就以及曠達的性格，後人對蘇轼所藏、所銘之硯，皆百般求取，珍若拱璧。
這些題詠，皆是後世收藏者、觀賞者借以寄托懷蘇、慕蘇、祭蘇情懷的媒介，其借物寄情的性質，并無二緻。
但在擴大端硯的文化影響力，加深我們對蘇轼與端溪硯事之間密切聯系的了解等方面，無疑有着不可替代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