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砚石,这对组合听起来颇为奇特。一个大文豪,与一块砚石,能有什么故事呢?原来,苏轼和砚石之间,确实有着说不完的缘分。
苏轼告诫苏迨，好的砚石匿于深溪沟壑之中，得之不易，应倍加珍重。
苏轼引用贾逵典故，意在描述砚石得之不易，一定要用它来表彰刻苦好学之人，以此激勉苏迨勤学。
其实，苏轼不仅以端砚题铭劝学，其歙砚、洮砚、澄泥砚均有用来赠人劝学的。
而这种用赠砚撰铭的方式来鼓励学子，这似乎已经成为了苏家的传统文化。
端砚唐末五代以来，将诗、铭刻于砚上，以增加砚的玩赏性，已经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了；入宋以来，以诗为铭，诗、砚一体，渐成常态。
在苏轼被贬岭南儋州，途经端州时，目睹砚匠艰难的采石过程，撰有《端砚铭》。
通过描述好的砚石来之不易，所以视端砚为珍品，进而感叹品质如端石一样的人，何时可以遇到？
《题砚铭》：其色湿润，其制古朴，何以致之，石渠秘阁，永宜保之，书香足托。”其实，苏轼多数砚铭是在日常休闲生活中与友人之间的题诗唱和砚铭，内容风趣雅致，体现了北宋时期文人世俗生活交友中的雅趣。
如苏轼为表兄文同题《玉堂砚铭（并叙）》，铭文活泼自然，铭曰：“坡陀弥漫，天阔海浅，巨源之砚。淋漓荡潏，神没鬼出，与可之笔。烬南山之松，为煤无馀。涸陵阳之水，维以濡之。
该铭系文同将赴陵州任知县时，有同年进士孙洙（后成为北宋著名词人）以玉堂大砚赠之，文同嘱托苏轼写铭，时孙洙与苏轼亦好友。
由于玉堂砚大如四砖许，所以苏轼在铭中戏谑文同之笔神没鬼出，用墨将烬南山之松，用水将涸陵阳之水，其用意形象夸张，趣味生动，反映了三人之间的真挚情谊。
苏轼为友人题砚铭也体现出他从品砚到品人的创作方式的转变。
《故人王颐之端砚》中记载，王颐曾任建州钱监，用自然端石稍稍加磨治成端砚，苏轼为其题砚铭曰：其色马肝，其声磬，其文水中月，真宝石也。
色马肝指紫端砚颜色，砚铭先描述王颐的砚石品质纯正，再咏“其于人也略是”，规诫做人要正直有德。
《王平甫砚铭》：玉德金声，而寓于斯。中和所薰，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澌。
王平甫为王安石同母弟，苏轼虽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关系时睦时离，但与其弟王平甫却是惺惺相惜的好友。
砚铭虽寥寥数语，其予安国也至矣，体物入微，由品砚到品人，不露痕迹。
又《题王定国砚铭》二首：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发剑，予以试墨。剑止一夫敌，墨以万世则。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纳诸圣贤之域。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
王定国即王巩，北宋诗人、画家，苏轼年长王巩十余岁，二人关系亦师亦友，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王定国亦受牵连，被贬广西宾州。
苏轼砚铭往往因人而异，如前文所述苏轼传子之砚，多含训诫之意，而对有德有贤之尊者、长者之砚，则多颂扬其功业、美德，表现出明显的尊长倾向。
其《邓公砚铭（并叙）》即为好友王巩外祖父张士逊所撰砚铭。张士逊官至宰相，封邓国公。
王巩得其外祖邓公之砚，还向苏轼求铭。
魏公即魏国文正公王旦，有文采，北宋初年名臣，累官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系王巩祖父。砚铭实为颂王巩长辈们之功德。
元祐中，苏轼又应王巩之请，为其先父王素作《王仲仪砚铭》：汲、郑蚤闻，颇、牧晚用。
谏草风生，羽檄雷动。人亡器有，质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王素，字仲仪，是王旦的第三个儿子，凭借进士的身份入朝为官，颇有声望。
铭文用汲黯、郑当时、廉颇和李牧名臣名将类比，颂赞王素之文治武功。
可见，以颂为铭，苏轼砚铭有很多这样的，苏轼晚年也曾写过应酬砚铭。
元符三年，苏轼受到恩赦从儋州渡海北归，抵达韶州时，曲江县令陈密非常殷勤的款待他。
陈密，即陈缜。苏轼为其作《陈公密子石砚铭（并引）：公密躬自采石岩下，获黄卵，剖之，得紫砚。
铭曰：孰形无情，石亦卵生。黄胞白络，孕此黝頳。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大意是说，陈密紫石端砚很好，是上天送给他的，会给他家庭带来祥瑞。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的杰出代表，在诗文书画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
其虽宦途坎坷，但性情豁达，不拘于自怨自堕，这使得他在两宋乃至今天一直是众多文人雅士心向往之的人物。
所以面对苏轼遗砚，士人们自然是睹砚思人，文思泉涌，纷纷表达内心的情感。
如北宋文学家赵鼎臣《东坡兄弟应制举日各携砚一入对廷中而黄门之砚为其甥文骥所宝好事者往往有诗文以请余故亦同赋》中写道:不见东坡老弟昆，文章浩荡失渊源。眉山当日人何在，曲阜他年履尚存。试想研磨虽有处，欲寻斧凿见无痕。计功何必惭周鼎，会使词林百怪奔。
赵鼎臣，字承之，号苇溪翁，元祐六年进士，曾与苏轼、王安石等人相酬和，有《竹隐畸士集》。
此诗为苏轼亡故后，赵鼎臣题咏苏轼端砚诗。
诗中作者将苏轼与曲阜孔子相提并论，不仅赞叹其文章功业的才华，也抒发了对友人的怀念与惋惜之情，并劝慰士人要有一番作为。
苏轼三子苏过因怀念先父，也曾题咏父亲端砚，作《先君与叔父试制策各携一端砚外孙文骥藏其一过藏其一名贤良砚》:其一两翁出蜀时，不携一束书。朅来奉大对，昧死排奸谀。谏官与御史，钳口惭青蒲。其二翁登鸳台上玉堂，论思献纳在帝旁。居夷渡海不汝置，险阻艰难曾备尝。
诗题中先君即苏轼，叔父即苏辙。
苏氏兄弟文学成就斐然，但二人在政治仕途上皆因直言敢谏、不屑于攀附权贵，多次被贬，尤以苏轼为甚。
苏轼被贬途中，苏过一直陪伴左右，直到父亲一直以来的不容易。
第一首讲述先父与叔父冒死谏言；第二首讲述苏轼乌台诗案后被贬海南时，备尝跋涉渡海、万里投荒的艰辛，诗人表达了对先辈高尚人格的钦佩赞美之情。
到了南宋，有文学家周紫芝作《题雪堂大研一首》怀咏苏轼雪堂大研：河间多书人共知，未见紫岩方玉池。东坡老人上天去，流落人间君得之。宝匣初开眼光眩，相约君家与同看。麝煤霮䨴云满天，尺璧坚温玉微汗。峨眉山高两苏出，自是斯文有秦汉。先生著书书满家，晚得穷愁坐城旦。只今虿尾人争传，异时龟趺不须断。百年荣辱一梦余，空与高人作奇玩。安得大手揭阳君，为我铭此元宾研。
周紫芝，字小隐，号竹坡居士，安徽宣城人，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因谀颂秦桧父子，为人诟病，但其诗词俱佳，尤推崇梅尧臣和苏轼。
此诗讲述了诗人的好友收藏苏轼雪堂砚，面对良砚，诗人联想到了苏轼的文采横溢、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对其才华和人品的倾慕。
苏轼散文《雪堂记》记载，雪堂砚为苏轼谪居黄州时所用，雪堂是其会客室名，因在下雪天落成，故名雪堂。
雪堂砚为抄手式端砚，质地细腻。
砚堂久用成凹，砚底篆刻雪堂二字，砚左右两侧刻有纪事铭文，铭曰：元佑六年十月二十日，余自金陵归蜀道中，见渔者携一砚售人，余异而询之，得于海滨，余以五百缗置之，石质温润可爱，付迈以为书室之助。”铭文记述了购买此砚的经过。
到了清代，出现了大量的题苏轼砚铭，仅乾隆皇帝就有6首关于苏轼使用过的端砚的题铭，分别为《题宋苏轼龙珠砚》《题宋苏轼东井砚》《题宋苏轼结绳砚》《题宋苏轼从星砚》《题宋苏轼石渠砚铭》。
这些砚铭与乾隆藏砚并编纂《钦定西清砚谱》有关。
乾隆时期，乾清宫内府藏砚颇多，他曾担心：久陈之东西暖阁，因思物每系地博散置多年，不有以荟萃记，或致遗佚失传为可惜也。
于是，命廷臣于敏中等人收集内府所藏古砚精品240方，于乾隆四十三年（1877）编纂成《钦定西清砚谱》。
《钦定西清砚谱》详细绘载了苏轼曾使用过龙珠砚、东井砚、结绳砚、从星砚、石渠砚。谱既成，欲命于敏中拟四六引言，以行之，既思题句铭辞皆自作，且六日而成四十首。
由此可知，《钦定西清砚谱》中记载的砚均镌刻有乾隆皇帝御题砚铭，其中有多首关于苏轼的砚铭这些砚铭或以砚纪事或品评鉴赏，昭示后人。
如乾隆在苏轼东井砚下方侧壁刻楷书题铭一首：井者，清也。可用汲，慎王明也。
井者，养也，老安少怀，圣言仰也，如子瞻者，虽不能行其志于时，东井铭砚，足睾思也，吾恐明于古而昧于今，将为人所嗤也。
铭文怜惜苏轼虽然有才有德,但是没有贤明的君主赏识，所以乾隆才会用砚铭自鉴，要登用贤才。
苏轼以其天纵之才，成为华夏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图腾式人物，也是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砚史名家。
中国古代历史上爱砚名士数不胜数，惟有苏轼享有东坡玩砚之盛名，可见其在砚史上的特殊地位。
苏轼一生与端砚有着较多的联系，《苏东坡全集》中所收录的多达四十余首砚铭显示，苏轼不仅嗜爱端砚，还热衷于收藏古人端砚。
苏轼使用和收藏端砚偏重其实用价值，石质优良温润，形制古雅大方，这对当今制砚和藏砚流于形式艺术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其撰写的大量涉砚诗文、铭文，是苏轼在日常生活中与亲朋好友之间的题诗唱和与规诫颂雅，对好友题赠砚铭多为记事咏志，对子辈后学题赠砚铭则规诫勉励，而对于德高望重之长辈则多颂扬溢美。
且由于苏轼坎坷的仕途、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以及旷达的性格，后人对苏轼所藏、所铭之砚，皆百般求取，珍若拱璧。
这些题咏，皆是后世收藏者、观赏者借以寄托怀苏、慕苏、祭苏情怀的媒介，其借物寄情的性质，并无二致。
但在扩大端砚的文化影响力，加深我们对苏轼与端溪砚事之间密切联系的理解等方面，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