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漢代乃至魏晉，辭賦家的地位堪憂，被視為“俳優”，作用甚至就像皇帝身邊的一隻鹦鹉，扮演着粉飾太平不當重任的角色，“流俗之所輕也”。
辭賦是漢王朝的興盛文體，在漢朝成熟達到鼎盛。而作為辭賦的創造者，辭賦家的身份一直是沖突遊離的。
一方面是失志的賢人，另一方面又被當做俳優之徒。而其被對待的方式在漢王朝也是如此沖突，皇帝一方面聽取其治國之建議，另一方面視其為調笑滑稽之雄。
漢代乃至魏晉的文人們一邊寫賦一邊認為“辭賦小道”，一邊踐行着辭賦家的事業一邊對辭賦家的身份認同很低。
如此沖突的現象并非個例，在漢代是普遍存在的。
“倡優”一詞為史家所使用，這種身份為史家所輕視，如司馬遷雲“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固然這是一番帶有牢騷意味的評價，也可反映社會評價體系的運作縮影，司馬遷認為如此像倡優般畜養之人是被流俗所輕視的。
且倡優賣弄一技之長來讨得其主人歡欣，調笑搞怪之間，與莊重典雅差之千裡，是以這是一種不被儒家認可和重視的身份，也是一種相當嚴重的貶低。
唐代紀唐夫《送溫庭筠尉方城》詩中的鹦鹉恰好可以看做漢代辭賦家地位的真實寫照。
鹦鹉巧舌如簧善于模仿與對答，但卻隻能被關在金絲籠中任人把玩，其被當成金絲雀豢養，被當作娛樂聲色的裝飾品。
鹦鹉的作用很大程度取決于主人的心情，且很少有鹦鹉被主人委以養家糊口的重任，這也恰好相當于漢代君臣眼中的辭賦家是一隻巧舌如簧能言善辯的鹦鹉。
“言語侍從之臣”，可以做錦上添花的歌頌，卻不被漢代經學家所重視，更不會成為建言獻策的肱股之臣、與經學家同樣處于重要地位。
一、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辭賦家以辭賦為安身立命的基礎，賦的來源一直是辭賦家和學者們曆來讨論的課題。
班固認為賦是古詩之風的傳承。賦不僅僅是一種文學形式，更是繼承且承擔起《詩經》諷谏的政治意義。
“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不論是作為文體的賦還是作為表演形式的賦，掌握擁有這項技能的人可以被稱作“大夫”。這是漢代文獻中少有的對辭賦家的高度正面評價。
對賦的高度評價客觀促使獻賦的數量上千篇，漢賦作為漢代的文章代表，與三代之風一同彰炳。
然而源流雖在此，但漢代的辭賦家與先秦時編纂詩三百的前人大抵是不同的，班固對漢代辭賦家的批評是痛了辭賦最重要的諷谕意義，而變成了隻是具有“侈麗闳衍之詞”的文體。
而揚雄把辭賦已經分為詩人之賦和辭人之賦，詩人之賦秉承着詩的諷谏語義，而辭人之賦分化出來從辭藻上趨向華美。
揚雄稱，如果孔門弟子可以使用賦，賦的地位又會上升一大級。且揚雄對辭賦家的身份批評最甚，他認為辭賦家的所作的賦差別于詩人的所作的賦——已經到了辭藻華麗泛濫的地步。
段淩辰卻反對賦是詩的分流這一觀點。他認為賦不源于古詩，相反，它是南方文學的分流
二、負面批評
雖說班固是少見的正面評價辭賦和辭賦家的代表，但或許班固的正面評價的言論裡已經包含着些許對漢代辭賦的負面之辭。
而揚雄是秉持反面意見的典型代表，他堅定地認為賦為“童子雕蟲篆刻”，是“壯夫不為”。與班固“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不同，揚雄認為賦并非壯夫所為，而是童子的雕蟲篆刻小技。
當賦作為一種口頭文學，天子聽政時的賦的進獻者是瞍，由瞍的身份和身體特征可以進一步說明，賦此時是作為口頭文學而非案頭文學而呈現給天子的。
揚雄的心理非常複雜，一方面他認為辭賦家也可以承擔起諷谏的重要作用，讓在位者警覺，實作大志，然而華靡之辭遮蔽了這一功能，這使觀覽賦的人覺得言猶過矣。
司馬相如進獻《大人賦》欲諷谏漢武帝好神仙之事，以賦勸之，然語言又頗似淳于髠、優孟之徒，诙諧嬉笑，揚雄認為這類人和賦非法度所存。
從楊子雲直接将辭賦家與俳優身份相提并論可以看出，揚雄内心對于辭賦家的評價地位是極其低下的。
辭賦家的身份是言語侍從者。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王褒等人皆為此類大臣，他們朝夕進谏，獻漢賦以呈上；而公卿大臣禦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等也有時也會作賦獻賦。
“言語侍從之臣”勢必與“公卿大臣”不能同日而語，然此番言論雖客氣但根本上還是對東方朔、枚臯等辭賦家做出了一個定性評判：言語侍從。
侍從并不能為主人做出本質的建議性改變，就如鹦鹉為主人發揮的逗趣侍從之樂的作用類似。
除此之外，賦并非是辭賦家的專長，公卿大臣談論政治也可作賦，這就進一步削弱了辭賦家的核心功能，獻賦進谏并非辭賦家專利，辭賦家的可替代地位進一步加強，也就給加深辭賦家身份認同的負面認知提供了可能。
枚乘擅長寫賦，做到了弘農都尉的官職，其精通經術，為吳王出謀劃策，擁有治國理政之才，對目前局勢做出精準判斷。吳王未才難其計謀，終被滅國。
漢武帝從當太子時就聽聞其大名，上位後征召枚乘。漢武帝這一征召舉動，與其開疆拓土需要傑出的戰略家的大願密不可分。
這一點是其他辭賦家鮮有能及的，同樣也是其子枚臯承蔭之後也未做到其父的地位的重要原因。
遺憾的是，枚乘年事已高，在前往中央皇城的途中去世。武帝的遺憾在找到了枚乘的兒子枚臯之後得到了彌補，也對其禮遇有加，武帝期望枚乘之子能擁有和枚乘一般的經世緻略，然後事實并非如此。
與其父枚乘相比，枚臯不通經術，行為舉止像俳倡，喜好獻賦歌頌，用小技巧以博得達官貴人的關注，這些小技巧被時人所不屑，是以其地位定不及嚴助等人尊貴，其地位不及其父，受到的待遇也不及。
由此觀之，武帝尊敬枚乘并非完全因為他是辭賦家，而是因為枚乘是軍事家和戰略家，辭賦隻是在枚乘軍事才幹之上錦上添花的技能罷了。
與父親相比，枚臯卻并未完全繼承其優秀的軍事謀略才能，不通經術，地位漸漸下移，變成了俳優一輩，久之自己也後悔不已。
漢武帝的俳優不止一位。
枚臯與東方朔同為辭賦者，免不了會進行一番對比，在勸誡方面，枚臯也奏賦勸誡立衛皇後之事。
從作賦上說，枚臯比東方朔更勝一籌，但自認為不比司馬相如，自我悔恨與倡優相提并論，又诋毀身份相似的東方朔，風格當然是诙笑骫骳。
而司馬相如為文而遲，是以數量不及枚臯。抛開數量和品質不談，枚臯自我評價為俳倡，後悔與這個身份有聯系，是以他面對俳倡一樣的辭賦家時，不論是自己還是他人都不放過，他诋毀東方朔，調笑诙諧，不以為意，頗有認同之意。
從枚臯的自我評價不難看出，連辭賦家本身的自我定位都為“倡”，诙笑而已，從自我身份認同方面坐實了此類看法，這也進一步加劇了辭賦家的負面評價。
三、皇帝的看法
如前所述漢代臣民對辭賦家的看法是“俳優”“倡優”多于“大夫”，總體來說負面評價占據優勢。
皇帝的态度也撲朔迷離，縱然是漢武帝雄才大略、任人唯賢的君主，對于東方朔這一常侍郎，武帝雖然看重，但卻不委以重任，終不比嚴助等人。
漢武帝任人唯賢，器重賢人，外事胡越正值用人之際，漢武帝任命了一批包括公孫弘司馬遷在内的大夫，東方朔也做過太中大夫，但後其職能身份發生了變化，與枚臯等伴随君王，逐漸變成了俳優的角色。
但東方朔心懷大志，欲求成為與嚴助等人平起平坐的建言獻策之朝臣，是以上書進谏農戰強國的政策，請求授予自己官職并實施。
其表征言語洋洋灑灑，透露着法家商鞅等思想，恰好符合漢武帝外儒内法的主張，但武帝并未采納東方朔的意見，因其“指意放蕩，頗複诙諧”。
盡管其言語包含儒家、法家思想，其心可鑒，然漢武帝還是将東方朔歸到了枚臯、郭舍人一類，調笑而已。
難道是因為東方朔長于诙啁的特點讓漢武帝将其錯誤歸置，又或是東方朔本人“頗複诙諧”的表達方式不甚莊重進而使東方朔失去了進谏的話語權？
其實不然。不論方式與否，皇帝對辭賦家的态度是暧昧不清的。
王褒、張子僑等跟随漢宣帝打獵，作賦歌頌，宣帝滿意賞賜。
面對進谏者的谏言，漢宣帝辯解道：
“‘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谕，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于倡優博弈遠矣。”
宣帝的說法無疑給辭賦授予一個空間很大的可上可下的地位：上可達到與古詩同等的地位，下有辭藻美麗的愉耳目的作用，再退一步，辭賦一類遠遠勝過倡優博弈。
這樣空間很大的評價表明皇帝本身含糊的态度，在位者的态度頗值得玩味。
進谏的臣民認為辭賦“淫靡不急”，欲勸漢宣帝及時止損，有所節制，減少聽賦的活動頻率。漢宣帝的回答是為自己聽賦的行為進行辯解：
一方面把賦上升到與具有諷谏精神的古詩同一高度，與班固的觀點保持一緻，往小了說也達到“麗”的地步，多有鳥獸草木的描寫，肯定其文辭。
退一步講，辭賦好過與“倡優博弈”。漢宣帝這種模棱兩可的态度表面上是在誇贊辭賦家，然而細細讀來這種态度包含了一些暗暗的否定的現狀。
對比是建立在有可比性且有相似性的基礎之上的，如若不是漢代君臣日常認為辭賦小道，漢宣帝怎會在退而求其次的地步把辭賦與倡優博弈相提并論？
表面是為辭賦說好話辯解，實則包含了一種無奈且退一步的口吻。
而漢代臣民也讀懂了皇帝的這一層深意，他們的态度就主要來源于這兩個方面，正面則認為辭賦具有仁義風喻的美刺作用，負面則認為“辭賦小道”，“倡優”“俳優”類矣，甚至與“博弈”相比較。
如此一來，皇帝的暧昧态度又增添了一分由諷谏作用下暗藏無奈的味道。
漢代之後，世人對漢賦的評價多為負面。
曹植在《與楊德祖書》雲：“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
魯迅認為曹植此種做法原因有二：一是擅長領域範圍内，人總是對自己苛刻而對他人寬容的，曹植文章有才高八鬥之稱，在文章領域有一定建樹，是以子建本身敢于這麼說。
二是曹植本人的主要進軍目标為政治領域，文章不是其主要在意領域，政治方面失意，文章也就無用不重要了。
鐘優民認為，不能将“辭賦”和“文章”兩個概念等同視之。他認為，世人可能誤解曹植。如“辭賦小道”或多或少反映了子建對失意政治的不滿，但這四字的原始意義應當是針對漢賦脫離實際而感慨的。
盡管漢賦中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部分可被視為“小道”，但從彰顯教化、諷谏大義的角度來看，漢賦遠不及史傳類材料。
揚雄對漢賦的負面評價也是基于此，二者都認為漢賦的文采過于斐然而未能達到諷谏的效果，以至于喧賓奪主的現象比較突出。
誠然，與史傳相比，漢賦的确算不上諷谕大義、針砭時弊的文章，但如若用漢賦的标準來評判漢賦，漢賦與史傳所發揮的作用相似，那麼漢賦便失去了它作為不同文體所存在的意義。
“才高累身”的鹦鹉空有一身志氣卻隻淪為诙諧調笑、給主人錦上添花的工具，宛如漢代的辭賦家，自認為身負諷谏重任卻不得重用。
然而即使是這樣的“鹦鹉”，今人卻又不同的認識：關于辭賦家所作之賦描摹的事物為何，是否真正發揮了“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的高屋建瓴的作用。
李澤厚在《美的曆程》對于賦給予了正面宏觀的肯定，他認為揚雄等人輕視的辭藻華麗的漢賦，恰恰展現了一個繁榮昌盛、對世界充滿樂觀、洋溢積極情感的盛大願景。
盡管辭藻過于華麗，但它的言語豐富程度很難被後世超越。一個國家、民族如果産生了文藝層面的繁榮盛景，那至少說明這個國家、民族在經濟上是發達的，民族情感上是樂觀的，民族認同感是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