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位的複仇》，劉勃著，讀庫·新星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180頁，28.00元
《逆行的霸主》，劉勃著，讀庫·新星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184頁，28.00元
曆經兩千五百年的傳播和流變，春秋末年楚、吳、越三國的恩怨情仇，早已從簡單的曆史叙事，逐漸成為一個個标準的寓言故事：楚平王道德敗壞，在佞臣費無極撺掇下娶了為兒子太子建聘來的秦國公主，還迫害太子建及其幕僚；太子建老師伍奢的兒子伍子胥逃到吳國，立志複仇，并最終對楚平王掘墓鞭屍；吳王阖闾為伍子胥複仇擊敗楚國，随後因為驕傲自滿敗于越國并死于傷口；吳王夫差早年勵精圖治，擊敗越國并成為霸主，但後期寵信佞臣、沉迷酒色，尤其是對越國派來腐蝕他的美女西施極為癡迷，最終身死國滅；越王勾踐在失敗後卧薪嘗膽，終成霸業。這些寓言故事是如此的脍炙人口，以至于留下了許多相關主題的成語。
劉勃的新作《錯位的複仇》和《逆行的霸主》，便是讨論史料傳播過程中如何逐漸變形，以及這些道德寓言故事背後可能的曆史真相。某種程度上，這兩本書可以視為同一本新書。它們講述的都是春秋末年吳、越、楚三國之間的恩怨情仇，隻是在視角選取上有所不同：第一本可以視為上半部，以伍子胥為主角；第二本可以視為下半部，以吳王夫差為主角，兩本書的内容緊密銜接。以近二十萬字的總篇幅和單本書的低定價而言，這也更像一本書的上下部分，而不是兩本小書。
缺乏原始史料的拼圖遊戲：吳越曆史的書寫難在哪裡
李開元老師曾經提出過一個曆史學的“3+N”理論：曆史上實際發生的、已經過去的往事，是第一次元的“史真”；通過口述傳承、文字記錄和遺物留存的形式殘存下來的，同時代人留下的與“史真”相關的資訊，是第二次元的“史料”；後世曆史學家基于他掌握的“史料”，通過事實陳述和邏輯推理，對“史真”進行推想的著作，屬于第三次元的“史著”。在這三個次元之外，還有依據曆史著作再編撰的曆史書、曆史書再度改編成的曆史劇等，這些衍生作品便是所謂的“N”。在這個結構裡，延伸層次越多，細節就越豐富，但可信性也越低。對研究和還原春秋末年吳、越、楚三國恩怨情仇的史家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理論。
在古代，《左傳》《國語》曾被廣泛認可為左丘明所著，他幾乎是夫差、勾踐同時代人，相關記載大緻可以算原始史料。但近現代越來越多學者普遍認可的主流觀點是，這兩本書都是戰國中期（大約公元前四世紀中葉）的作品，這就意味着他們成書距離阖闾入郢、吳越争霸的年代已經過去了一百五十年，這兩本書的史學價值自然大大下降了。與這兩本書基本同一年代的新出土文物《清華簡》中也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記載。《左傳》《國語》和《清華簡》大約介于“史料”與“史著”之間。遺憾的是，雖然《左傳》《國語》成書年代被推後了一個多世紀，這仍然是現在我們能掌握的材料中最接近于原始史料的記載。到太史公《史記》成書的年代，距離伍子胥和夫差的故事已經過去了四百年，太史公書中的相關記載已經是純粹的“史著”了。
在太史公死後一兩百年的東漢年間，出現了兩本對這段曆史演繹頗為詳細的《吳越春秋》和《越絕書》。書中有很多不知來源的記錄，我們無法得知是作者找到了獨門的原始史料，還是收錄了民間傳說和傳奇故事，或是自行演繹、補充了許多曆史細節。總的來說，這兩本書許多内容的可靠性已經難以判斷，整體定位介于“史著”和“N”的衍生作品之間。但恰恰是這兩本真假參半、文學色彩大于史學色彩的書，由于細節足夠豐富，往往在後世吳越史書寫中占據主流，超越更為可靠的《左傳》和《國語》。畢竟比起《左傳》略顯簡略枯燥的文風，故事性更強、細節更詳實的版本，在傳播流變的過程中自然會占據優勢。兩千多年間，吳越争霸這段故事在傳播中不斷産生疊加與層累，到明末馮夢龍《東周列國志》的年代，開篇所言的标準寓言故事已占據絕對主流。
還原一段曆史非常像完成一幅拼圖，原始史料和考古資料都是可以完成拼圖的碎片。了解、還原近現代許多曆史事件時，我們常常面臨拼圖碎片太多的問題。一幅兩千五百個碎片就能完成的拼圖，我們往往能得到一萬甚至十萬個碎片，并是以還原出完全不同的圖畫來。年代越久遠，我們能得到的拼圖碎片就會越少，而且其中許多碎片并非原始的史料記載。按照前面的理論，這些拼圖碎片隻能算得上“史著”乃至歸入“N”的衍生作品，用這些可靠性存疑的拼圖碎片來完成整幅拼圖，其還原度也是值得懷疑的。
還原伍子胥和夫差那個年代的故事，就需要用可靠性不一、數量有限的碎片來完成一整幅拼圖，其難度可想而知。近年來，随着以張學鋒、錢公麟為代表的學者在這一領域的考古新發現和新解讀，吳越史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吳、越兩國的迅速興起和衰落，已經越來越多被放進天下大勢中考察，楚國和晉國在吳越霸權興衰過程中的巨大作用得到充分重視。張學鋒的吳國首都持續遷徙說、錢公麟的吳大城在今日蘇州城西說，都得到了考古成果或多或少的證明。夫差寵幸西施、信任佞臣導緻亡國的說法，現在更多隻會出現在兒童讀物和入門普及著作中。
對作者而言，完成這段曆史的“拼圖”，本質上是把古代史家留下的“史料”“史著”和現代新出土的文物，用現代化的史學方法串聯起來，建構一個完整而自洽的叙事。劉勃這兩本新作可謂一次非常成功的嘗試：我們能在其中看到一段不一樣的吳越春秋。
《錯位的複仇》：快意恩仇“爽文”背後的曆史與地緣
今日我們印象中伍子胥的事迹，大概是古代曆史上最有爽感的複仇故事，沒有之一。在這個故事中，無辜受難的忠良伍奢之子伍員曆盡千辛萬苦，才成功投奔了楚國的主要敵人吳國，随後幫助公子光奪取了吳王之位。吳國最終攻入楚都郢，伍子胥到處尋訪後找到了仇人楚平王墳墓并掘墓鞭屍。這種不畏強暴、快意恩仇的作風，以及曆盡千辛萬苦、最終大仇得報的傳奇故事，實在太符合人類的審美天性了，尤其會讓現實中經常忍氣吞聲的讀者群體充滿閱讀快感，是以成為流傳最為廣泛的古代故事之一。
伍子胥
劉勃在他的新書中并不打算複讀一遍這樣的經典故事。在書的一開始，他開門見山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伍子胥的複仇故事是後人不斷添油加醋才形成的。從同時代人所著的《左傳》，到稍晚的戰國初期作家托名左丘明的《國語》，再到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再到東漢時代《吳越春秋》和《越絕書》這兩本書中加入大量文學性描述，伍子胥的故事初步成型。在随後的傳播中，這一故事繼續流變，加入了很多新元素，到明末集大成的馮夢龍《東周列國志》問世，距離春秋末年已經過了兩千多年，伍子胥的複仇故事才算是完全成形了。
劉勃本書的标題便是他對這個故事的評價：“複仇”這件事本身，對伍子胥而言也不能成立。伍子胥的仇人主要是兩個人：扮演傳統審美中“昏君”或“暴君”身份的楚平王，以及扮演相同審美下“奸臣”或“佞臣”身份的費無極。但是在吳軍攻入郢都時，楚平王已經病死很多年，導緻伍子胥父兄被殺的費無極，也是其他楚國人痛恨的佞臣，在多年前就被楚國人殺掉了，等于楚國自行清理了門戶。冤有頭債有主，昏君佞臣都已死的情況下，所謂的“伍子胥千辛萬苦終報大仇”或“吳國伐楚為伍子胥複仇”之說，從邏輯上看完全不成立，或者用本書标題所言，是标準的“錯位”。在這個基礎上，劉勃以《左傳》為主要藍本，講述了他心目中的伍子胥複仇故事始末：本書從楚平王推翻兄長楚靈王登基講起，到吳國軍隊占領楚國郢都後大肆燒殺搶掠、最終被秦楚聯軍驅逐出境收尾。
作者基本完全忽略了“明君”“昏君”“忠臣”“奸臣”這些傳統的臉譜化概念，提出了不同的了解：楚靈王、楚平王都不是自然繼位，而是用非正常手段暴力自行奪取了王位。他們鞏固權位的過程中，往往會不擇手段，是以需要黑手套來為自己幹髒活、排除異己。能擔任黑手套的人，通常來說要麼來自外國，要麼是出身低微的本國人，這也是貴族當道的時代君王要想大權獨攬的必經之路。楚靈王殺侄自立時，伍子胥的爺爺、伍奢之父伍舉就曾扮演過這個角色。到楚平王登位，費無極成為新君更高效的黑手套。
在劉勃的解讀中，楚平王早年從未想到自己能登上王位，是以留下了許多在書中被劉勃稱為“潦草”的生活痕迹，包括與蔡國小官員之女的婚姻，以及這次婚姻中得到的兒子建。成為楚國國王後，這些“潦草”的早年生活軌迹也成了他想抹去的污點。最終，在心腹和黑手套費無極一手操辦下，太子建被排擠後逃亡，伍子胥的父親伍奢及兄長伍尚作為太子嫡系被殺。一部分伍氏族人逃亡到楚國在東方的宿敵吳國，包括本書主角伍員（伍子胥）和一位叫伍之雞的将領。
作者基于《左傳》的了解中，伍子胥在幫助公子光刺殺吳王僚、成為新一代吳王阖闾的過程中貢獻巨大，但并非前線領兵的将才。伍子胥的戰略水準不錯，但更像一位參謀人才，具體的帶兵作戰能力尚不如族人伍之雞。在破楚入郢的戰争中，伍子胥幾乎沒有存在感，既沒有像阖闾之弟夫概那樣戰場決勝，也沒有掘墓鞭（楚平王）屍的事迹。太史公在《史記》中對《伍子胥列傳》傾注了大量個人感情，基于民間傳說故事和文學剪裁加入這段掘墓鞭屍故事，很可能是與他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境遇有關。在近現代民族主義叙事興起之前，漢武帝在王朝時代的史家看來幾乎是暴君的代名詞，《史記》也被許多古代政治家和史學家稱為“謗書”，是以，劉勃也不由感慨道，“司馬遷泉下有知，或許也會有一種類似鞭屍的快感”。
司馬遷這段掘墓鞭屍的複仇“爽文”，在從《吳越春秋》到《東周列國志》的一系列後世史學和文學作品甚至戲劇中被加入了更多的元素，伍子胥從此也被定格為快意恩仇的“複仇之神”形象。這種形象越清晰，距離曆史的真實就越遠，但也越符合人類天然的藝術審美。
作者最後感慨道：“這裡沒有快意恩仇、改變國家命運、決定時代走向的孤膽英雄，但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奮鬥與掙紮，卻仍成就了一段流星缤紛如雨的曆史。自然，星光下面，還有無數楚人白骨皚皚，雪落無聲。”但從更寬廣的時間線來看，吳師入郢給楚國帶來的災難，也隻是往複循環中的一輪。按照現在的考古成果，春秋中期楚國擊敗宋國後，沿着淮河和長江而下，把勢力範圍逐漸向東推進。吳國經營的重心原本在馬鞍山（“姑孰”和“姑蘇”在古吳語中可能是同一個詞）-南京江甯到揚州-鎮江這一線，在楚國的壓力下不得不逐漸向東和向南轉移，大略沿着今日的滬甯線不停遷都，直到進入太湖流域。
正如劉勃所言，伍子胥的複仇故事是被後世不斷加工充實出來的，相較其原始事迹可謂是“錯位”的。吳軍在楚國境内大行暴虐時，昏君楚平王和佞臣費無極都已死去多時，承受報複災難的是伍子胥根本不認識的楚昭王和廣大的楚國平民。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在被楚國在地緣上持續壓制半個多世紀後，吳國利用楚國内部的沖突和虛弱一舉攻破其首都，倒算得上一次名正言順堂而皇之的複仇。
吳國在楚國重壓下向東和向南轉移統治重心的過程，也是逐漸擠占當地越人部落生存空間的過程。這便是第二本小書《逆行的霸主》所說的故事。
《逆行的霸主》：吳越争霸曆史的重構嘗試
《錯位的複仇》一書中對主角伍子胥更多是一種祛魅，原本充滿了妖異美感的“複仇之神”形象反而變得模糊起來。相比之下，《逆行的霸主》對主角夫差的處理則是另一種效果：從《吳越春秋》到《東周列國志》的各種文學作品為我們刻畫出的夫差，早年是勵精圖治的賢明君主，後期卻沉迷酒色又信任奸佞，是标準的亡國之君。在劉勃筆下，夫差始終是那個夫差，精力充沛、野心勃勃，希望按照春秋時代的主流博弈規則融入華夏世界。夫差在連續勝利中走向失敗，不是因為他變了，而是因為博弈規則和地緣形勢發生了巨變。這種描繪方式使得夫差有了與傳統審美迥異的另類魅力，也讓這本書的可讀性和整體性比《錯位的複仇》更勝一籌。
把吳國滅亡歸結于曆史上未必存在的美女西施，可謂是混雜着“紅顔禍水”式腐朽思想的陳舊觀念。劉勃在書中兩處地方對這種觀念連同西施事迹本身都予以了徹底否定。講到吳越議和時，劉勃引用了《國語》中的原話，“請勾踐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就算到了被迫求和之時，進獻子女的越國君臣仍然牢牢遵守等級觀念。劉勃評論道：“假如獻上一個民間美女給吳王夫差，恐怕不單不能得歡心，還會觸怒對方：送一個出身這麼低賤的女子給我，你是在侮辱我嗎？”在書的最後，劉勃又說道：“簡單說就是，曆史上并沒有一個滅亡吳國的西施，但傳說中的西施，卻足以讓人忘掉真正的吳國曆史。”
與《錯位的複仇》一樣，劉勃在《逆行的霸主》一書中用标題高度凝練地概括出了對吳王夫差一生事業的評價：春秋後期，“大國上司小國集體行動”的傳統霸主模式已經過時，因為維持霸主地位需要的經濟代價太高了。絕大部分小國在春秋前中期基本都被吞并完了，剩餘諸侯國要麼規模較大，要麼處在各主要勢力中間。同樣由于成本問題，以滅國拓土為目的的大規模戰争，此時在中大型諸侯國之間還難成主流。是以，以晉國為代表的中原強國早已對稱霸喪失了興趣。但來自“蠻夷”之地的吳王夫差，卻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在中原已經略顯過時的霸主之位，也就是作者所說的“逆行”。在中原那些破落的傳統華夏國家看來，夫差作為一個蠻夷，卻努力按照華夏霸主的行事規範和标準來要求自己。是以，他時而是表演略顯浮誇的禮法衛士，時而是狂暴的野蠻人，兩種模式之間随時會切換。
在這一基調之上，劉勃對比參考《左傳》《國語》《清華簡》和《史記》等著作，接續《錯位的複仇》一書，從地緣政治角度對越國早期曆史做出了猜測性還原：既然晉國能在楚國側後方扶植起一個吳國，楚國同樣可以在吳國側後方扶植起一個盟友，來對抗氣候已成的吳國。越國便是在這種背景之上登上了曆史舞台，成為吳國的肘腋之患。
除了連存在本身都被基本否定的西施外，劉勃還對更多傳奇故事進行了考證與猜測：吳越議和時勾踐隻是有條件投降，這也是當時對戰敗諸侯國的常見慣例，滅國反而不是主流。關鍵是，和議前後的勾踐仍然有着不小的實力。早期記載中根本沒有什麼他入吳為奴的記載，這些都是《吳越春秋》等五百年後作品的文學再創作。後世文學再創作的最大受益者範蠡，在《左傳》《國語·越語上》根本沒出現，在《國語·吳語》中僅在滅吳最後階段作為一位普通将領出現過，還沒能完成軍事任務，被夫差突破了防線。《越公其事》中，範蠡也隻以文臣身份被提及過一次。但在《國語·越語下》中，範蠡成了越滅吳的核心人物，從戰略謀劃到具體執行中的絕對主角。但在對比了其他口徑的記載後，劉勃認為這不過是一個充滿了縱橫家風格的“好故事”：以範蠡為絕對中心，并首次加入了勾踐入吳為奴等要素，但其中的叙事卻完全遊離于互相印證的史料之外。
解讀古代文明世界與“蠻族”交界區域的半野蠻、半文明政權，是一件非常高難度的事情。有限的記載往往來源于它們周邊文明程度較高的政權，這種記載一方面帶着文明世界的自我中心優越感，另一方面也無法對許多事情做出正确解讀：無論是對這些半文明政權統治者的行事邏輯，還是他們周邊更野蠻對手的明細，都充滿了文明世界史官了解之外的迷霧。以弗蘭克·李·霍爾特（Frank Lee Holt）為代表的當代歐美古典學者，在實際操作中傾向于通過地緣政治形勢來确定主線、進行解析。劉勃作為一位文學出身的作者，面對類似的解讀時顯示出了自己在史學上的天賦，可謂與大家暗合。
在劉勃的解讀之下，吳越争霸作為晉楚中原争霸在一個次要舞台的延伸，其地緣博弈的性質大大增強，而傳奇故事的性質則被降到了最低。除了東邊的大海外，吳國到夫差中後期已經三面受敵：北邊是夫差争霸路上被吳國擊敗并交惡的齊國，西邊是不共戴天的宿敵楚國，南邊則是表面臣服的越國。曾經一路扶植起吳國的晉國，現在名義上仍然是吳國盟友，但夫差熱衷于稱霸中原，雙方本質上也是競争者，在黃池盟會中更是走到了兵戎相見的邊緣。甚至連夾在各大國之間的宋國、魯國及泗上小國，對吳國這個新霸主恐怕也沒好感。《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勾踐滅吳時“歸吳所侵宋地于宋，與魯泗東方百裡”。可見比起齊桓公、晉文公這樣的霸主來，夫差的吳國要得很多，稱霸之後是需要割占大片土地作為小國保護費的。
吳國作為一個新崛起的暴發戶國家，面對上遊楚國持續威逼、後方越國難以徹底消滅的惡劣地緣形勢，本來就幾乎是無解的。夫差作為一個心向華夏的蠻族國家君主，逆時代而動的試圖稱霸，加劇了内外沖突的爆發，在整個華夏世界落到隻有敵人、沒有盟友的可悲狀态，最終身死國亡。這樣一個沖突的夫差形象，比起“早年勵精圖治，後期沉迷酒色，最終走向失敗”寓言故事式主角來，不但有了更多的魅力，還有了更多符合邏輯的曆史真實性。
從這個角度看，劉勃拼出來的吳越争霸史，算得上一幅優秀的曆史拼圖。